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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岁生日刚过，凯瑟琳就感觉到身体情况有变。1543年6月，她开始广而告之。“我的朋友，”她写信给阿内·德·蒙莫朗西，她漫长生育道路上的盟友，“您和我一样盼着我有孩子，告诉您，我觉得我怀上了。我知道没人会比您更高兴。”一条痛苦的道路展现在她面前。16世纪，每次怀孕都有可能导致母婴生病、流产或死亡，然而凯瑟琳再无所求。“这将是我所有好运和幸福的开始。所以我希望它能实现。我为此祈祷。”她对蒙莫朗西说。
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1544年1月19日的日落时分，凯瑟琳终于在枫丹白露宫生下了儿子。孩子被取名为弗朗索瓦，那是他祖父兼国王的名字。弗朗索瓦一世喜极而泣，这孩子的出生简直就是奇迹。“王太子已经离开圣维克多修道院了！”亨利的朋友用双关语调侃（“圣维克多”在法语里谐音“扭曲的阴茎”）。亨利松了口气，觉得自己保住了名誉。弗朗索瓦一世国王送给儿子许多礼物，包括议会席位、将军职位——1544年，王太子曾参与在法兰西北部布洛涅围攻亨利八世的战役。迪亚娜·德·普瓦捷也得到了回报。在凯瑟琳怀孕全程，这位情妇对她呵护备至。现在迪亚娜陶醉于亨利新获得的声望。这也是她的胜利。
勒穆拉特修道院的修女们送给这位新妈妈一份礼物。“我就知道，请你们为我向上帝和圣母祈祷受孕是对的。”凯瑟琳感激地回答。经过漫长而顺利的分娩，凯瑟琳逐渐恢复健康，得到了安慰。她是一个男婴的母亲，儿子就是她最珍贵的财产。生子使凯瑟琳改头换面。她不用担心再有人否定自己。她的新身份铭刻在宫廷所有人心中：她是法兰西未来国王的母亲。
曾经不孕的凯瑟琳为何能多产？在枫丹白露，弗朗索瓦一世国王仔细研究了她的未来，还咨询占星家，得到她将至少有六个孩子的预言。果然，不到两年后的1546年4月2日，凯瑟琳在午夜前诞下一名女婴。第二次分娩很艰难，凯瑟琳在产后几周一直卧床不起。但她康复得比较快，赶得及参加七月在枫丹白露举行的洗礼。
这场仪式不仅仅是洗礼，更是为了庆祝弗朗索瓦一世与两年前进攻布洛涅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和解。在枫丹白露，宫殿各处悬挂着绣有英格兰和法兰西盾形纹章的华丽旗帜，法兰西和英格兰传令官并排站着吹喇叭。在洗礼池旁，英格兰大使托马斯·切尼代表亨利八世把孩子抱在怀里，亨利八世同意担任这个孩子的教父，就像他曾担任她父亲的教父一样。亨利八世为小公主取了他喜爱的名字伊丽莎白（Elisabeth），那是他深爱的母亲和十二岁女儿伊丽莎白·都铎的名字。这位伊丽莎白是法兰西人而不是英格兰人，所以她名字里的“z”被写成“s”。
伊丽莎白毕生拥有很多名字。作为法兰西王室成员，她被称为“法兰西的伊丽莎白”或“伊丽莎白·德·瓦卢瓦”。她嫁到西班牙后，臣民们称她“伊莎贝尔”（Isabel，“伊丽莎白”的西班牙语变体）。她还是婴儿时，家人叫她的昵称“伊丽萨贝尔”（Elisabel）或“伊莎贝尔”（Ysabel）——这两个名字的法语发音比较容易，而且听起来像音乐一样和谐。人们通常简单地称她为“夫人”——这是对未来国王年纪最大的姐妹的称呼。“伊丽萨贝尔”则是给家人和朋友用的。对其他人来说，她是“伊丽莎白夫人”。洗礼把伊丽莎白夫人引入基督教世界，那是超脱凡俗的上帝的王国。然而当年在枫丹白露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小婴儿也会在俗世的国王之间促成和平。从传令官宣布她名字的那一刻起，伊丽莎白就成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友谊的象征。
凯瑟琳对女儿寄予厚望。“这个孩子将成为维系所有联盟的纽带……”她写信给堂兄弟、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这样一来，我们家（美第奇家族）的所有人都能高兴又放心了。”总有一天，伊丽莎白会嫁给王子，再次提高美第奇家族的地位，给美第奇家族和瓦卢瓦家族都带来好运。凯瑟琳的信也许是借口，也许是在试图为生下女孩而不是男孩——另一个继承人——找理由。不过她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女儿是维系各大家族的纽带。建立帝国也有她们的一份功劳。
凯瑟琳对这件事如此直率，并不意味着她对伊丽莎白的爱会减少。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凯瑟琳又生了八个孩子，包括四个男孩——路易、夏尔、亚历山大-爱德华和埃库莱斯，还有四个女孩——克洛德、玛格丽特（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玛戈特”），以及双胞胎让娜和维克图瓦。凯瑟琳的生活就是无休止的循环：怀孕、入产房、上产床、生下孩子、恢复、预产、阵痛、剧痛、分娩、欢喜。关好产房的门，拉好窗帘，铺好用来吸收生产出血的草垫、备好产凳。凯瑟琳进门，用力，分娩，孩子落地。她的生产状态一直不错，真正让助产士们担心的情况只出现了一次。
当然，新老更替不可避免。弗朗索瓦一世没能活着见到大部分孙辈出生。1547年3月，他死于某种折磨了他大半年的疾病，终年五十二岁。在16世纪上半叶主宰欧洲政治的三位国王中，弗朗索瓦一世是第二位谢世的。亨利八世在那年的早些时候去世，死前曾写信警告对手弗朗索瓦一世，说他也会死。读了这封信后，弗朗索瓦一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直至辞世。他的死敌、查理五世比他多活了十多年，但其间一直隐居避世：疲惫不堪的查理五世于1555年放弃荷兰土地，于1556年让出西班牙王位，隐居到修道院。保守势力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法兰西新君亨利二世履行了为人子的义务，委托人建造宏伟的纪念碑，并下令连续十一天在餐桌上摆放弗朗索瓦一世的雕像。桌子摆好，酒斟满，餐巾铺开——一如弗朗索瓦一世生前。按照惯例，新王不参加老王的葬礼，但亨利二世坚持在沿途的房子里观看送葬。亨利二世躲在窗帘后，从窗户往外看。据他的朋友维埃耶维尔说，这位年轻的国王“几欲流泪”。但这一刻转瞬即逝。尽管在弗朗索瓦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亨利是个孝顺儿子，但父子之间的裂痕依然存在。二十八岁的亨利二世决心大显身手。葬礼一结束，他就着手清理朝政。
亨利二世承诺，他的宫廷将奉行“严肃而高尚的思想”。作为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亨利国王没有受到父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解散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小可爱”团体，缩减奢靡的宴会，并在巴黎最高法院设立“火刑法庭”——一个新的特别法庭，专门处理异端。他还发布新政治任命。波旁家族这样的古老家族曾在宫廷中拥有重权，然而亨利的导师、现任法兰西统帅阿内·德·蒙莫朗西控制了亨利的御前议会，排挤波旁家族。吉斯家族这种法兰西的后起之秀作为迪亚娜·德·普瓦捷的盟友也渗透进了国王的决策核心。吉斯公爵克劳德最大的两个儿子，未满三十、英俊聪明的弗朗索瓦和夏尔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经迪亚娜许可，亨利二世任命弗朗索瓦为法兰西的侍卫长。夏尔先是做了吉斯枢机主教，后在1550年被擢升为洛林枢机主教。
其他人也察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安妮·德·皮瑟勒交出先王赠送的珠宝后离开宫廷。就连弗朗索瓦一世的福音派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拉也搬回她在南部的庄园。宫廷中的许多变化很可能出自迪亚娜的手笔，亨利二世登基后，对迪亚娜的宠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迪亚娜就所有国家事务、机密和任命向他提供建议，甚至在某些正式公文上签署“亨利和迪亚娜”（HenriDiane）。
亨利即位后，他名字的首字母被刻在岩石和大理石上，缝在丝绸和塔夫绸上，出现在王室城堡的各个角落。乍一看，这些首字母似乎是亨利的“H”和两个“C”（一朝前，一朝后）的组合，即“亨利和凯瑟琳”（HenriCaterine）。但在1555年的某天，威尼斯外交使节乔瓦尼·卡佩洛眯起眼睛盯着王室徽章。这些字母看起来难道不是更像两个“D”，而不是两个“C”吗？是“亨利和凯瑟琳”，还是“亨利和迪亚娜”？或者“亨利和凯瑟琳和迪亚娜”？卡佩洛并不确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表面上看是二人组，实际上是三人行——情妇于众目睽睽之下隐身。
与迪亚娜不同，凯瑟琳是亨利二世发起的宫廷革命的边缘人，是所有动荡的政治旁注。弗朗索瓦一世死后，她失去了保护者和朋友。有使节曾经观察到，在法兰西，弗朗索瓦一世比任何人都爱凯瑟琳。既然他走了，育儿室里的孩子就是她最好的保护伞。虽然理论上她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性，但很少有人买她的账。凯瑟琳是亨利二世的王后，但真正说了算的是迪亚娜。
毫无疑问，凯瑟琳爱她的孩子。很难知道她作为孤女的岁月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她对孩子们全情投入，又促使她花多少时间对养育细节吹毛求疵，力求完美。她如此忘我地尽母亲的职责，几乎像在弥补什么。凯瑟琳自己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全感和暴力，但她的孩子是国王的孩子，也是“法兰西的孩子”。她自己的母亲早逝，但凯瑟琳本人还活得好好的，照顾着她的孩子。她发誓要给孩子们最好的一切。
给孩子们最好的，就意味着要离开，至少是暂时离开。虽然西班牙思想家胡安·路易斯·比韦斯建议王室母亲用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儿，但凯瑟琳的所有孩子都由奶妈喂养。如果能吃到母亲的奶，女儿就能与母亲亲密无间。比韦斯说：“如果母亲以子宫孕育女儿，而且在她婴儿时期一直抱着她，用由自己的血变成的奶汁喂养她，她就会与母亲更贴心。”
理论很美好，但对凯瑟琳来说完全不切实际。每个女人都知道哺乳会阻碍怀孕，大家都希望凯瑟琳尽快回到产房。于是凯瑟琳把孩子交给奶妈，自己一次次回到产褥和产凳上。
婴儿一出生，为了抚养他们长大，人们就要面对瘟疫侵袭的难题。瘟疫让每个16世纪的父母都心惊胆战。童年充满危险，打喷嚏可能是凶兆，耳朵痛可能说明要发高烧。王室的孩子们是财富，就像凯瑟琳后冠上的珠宝一样珍贵。孩子们深受父母宠爱。凯瑟琳和亨利二世尽己所能地保护他们。
不久，这对新晋父母做出决定：法兰西的孩子们需要“小育儿院”，远离有成千上万人来来往往、传染病横行的大宫廷。圣日耳曼-昂莱的城堡是个不错的地方。它位于巴黎西北十二英里处，离首都只有一天路程，空间也足够。孩子们各自的小房间被装饰起来，墙壁上覆盖着数英里长的荷兰布，以保持清洁温暖。有三百多名仆役来满足孩子们的一切需要，伊丽莎白小公主甚至有自己的轿夫——一个名叫安德烈·福亚的男人。
凯瑟琳事无巨细地安排一切，为求完美，各种挑毛病。克洛德比伊丽莎白小一岁，凯瑟琳命令给两个女孩穿同样的衣服，让她们玩同样的玩具，把她们放在同一辆婴儿车里，让她们看起来像双胞胎一样。她对孩子的用心，只有亨利二世能媲美。焦虑的父亲亨利二世花几个小时仔细规划出瘟疫暴发时转移孩子们的最佳路线。他从不满足，不断地给圣日耳曼-昂莱写信询问细节。伊丽莎白宝贝已经断奶了？真高兴她能茁壮成长。克洛德宝宝不小心摔倒了？感谢上帝，“问题不大，很快就能好起来”。“这是你能给我的最好消息。”得知所有孩子都快乐健康时，他兴高采烈地写道。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念他们。他尤其深深依恋克洛德，原因至今未知。她出生后，国王拒绝立刻送她到圣日耳曼-昂莱，把她多留在身边一个月。
孩子们搬到小育儿院后，凯瑟琳只是偶尔去看他们，由负责照看孩子的德·于米埃尔夫妇定期向她报告重要事件。德·于米埃尔夫妇是迪亚娜·德·普瓦捷的远亲，由这位情妇亲手挑选。迪亚娜事事都要过问，更别说在抚育王室子女方面了。但在这件事上，迪亚娜的选择还不错：德·于米埃尔夫妇自己至少育有十八个孩子。这很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你的意见，”迪亚娜在某个孩子生病时写信给德·于米埃尔太太，“比医生的意见更可靠，尤其是考虑到你生了那么多孩子的情况下。”
迪亚娜总是插手育儿过程，可能惹恼了凯瑟琳。德·于米埃尔夫妇每给凯瑟琳和亨利二世发一份报告，就也给迪亚娜发一份同样的。作为报信的回馈，这位情妇在宫廷里会稍稍帮德·于米埃尔夫妇的忙，或者如果孩子父母过分不安，就提前警告他们。凯瑟琳很不高兴，因为她发现有时候德·于米埃尔夫妇不听她指挥。“我相信奶妈像你说的那样善良，但必须换掉她。”凯瑟琳就夏尔挑食的问题坚持这样说。德·于米埃尔夫妇和16世纪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诚实女人的母乳质量最好。但务实的凯瑟琳抗议：“虽说她很谨慎、聪明，但她的母乳不好。”“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我很吃惊，你没有照我说的办。”奶妈仍然没换，她为此发了脾气。几个星期后，小夏尔有了位新奶妈。迪亚娜·德·普瓦捷承认凯瑟琳是对的。“我很高兴夏尔好些了，”迪亚娜写信给德·于米埃尔太太，语气略带责备，“看来早该让那个奶妈走，她奶水不好。”
迪亚娜在亨利二世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凯瑟琳渐渐为此厌恶她。多年以后，凯瑟琳的秘书曾写信透露她有多嫉妒。某天，凯瑟琳被迪亚娜气得七窍生烟，想往对方脸上泼酸液，毁她的容，也毁掉她对亨利二世的控制力。事实证明凯瑟琳不过是想想而已，她很快就控制住脾气。但王后发现迪亚娜真的很难对付。
在公共场合，凯瑟琳装作若无其事。事实上，外人常对王后和情妇之间看似友好的关系感到困惑，他们说“王后……总是和她一起工作，反过来，迪亚娜也帮王后在国王面前讲话”。也许年轻的母亲凯瑟琳对迪亚娜的感情很复杂。亨利对孩子们的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迪亚娜。她关心孩子们的健康，送去奶妈和药品，提出不少建议，还在王后分娩和重病期间照顾凯瑟琳。亨利二世心怀感激，把庄园和种种头衔赐给情妇，并于1548年封她为瓦伦蒂诺女公爵，以感谢她为他的“王后爱侣”提供的“所有优秀而令人钦佩的服务”。
她们之间的奇怪关系随客观环境而变化。凯瑟琳最终会成为警觉且控制欲强的母亲，也许是因为她曾经被迫与亨利二世的情妇分享这个角色。此外，当孩子还小时，或当她反复怀孕、分娩、休养时，凯瑟琳可能会感激迪亚娜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感激迪亚娜提出的周到建议。迪亚娜很强大，一句话就能把事情搞定。
凯瑟琳的孩子是她的宝贝，她几乎每年都会诞下新生儿。亨利二世现在苦于子女过多，某位使节指出，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他的遗产会不够分”。这对国王来说是甜蜜的负担，但凯瑟琳却忙得不可开交。也许她需要迪亚娜的帮助。于是凯瑟琳找到了折中策略——余生中她将反复采取这种策略。
长久以来，凯瑟琳在宫中没有地位，也没有安全感，被视为边缘人，但现在她沉浸于为人母的乐趣中。1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关心孩子。孩子们回宫后，她每天都见他们，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孩子们小时候由保姆全权照顾，但凯瑟琳创造性地缩短了自己与小育儿院的距离。她尽力同孩子们保持联系。
去世之前，疲惫的弗朗索瓦一世把自己的某些职责授权给别人。他给凯瑟琳安排了一项特殊的职责，即委托艺术家创作王室成员的肖像画，描绘宫廷众生。作为艺术爱好者，凯瑟琳借此时机定制了数百幅画。她特别喜欢宫廷画师弗朗索瓦·克卢埃，他是那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者。克卢埃喜欢用简单但浓重的红、蓝色调绘制草图，颜色明亮而优雅。他用蜡笔和铅笔画出充满活力的线条，用水彩上色，他的画与那种沉闷的油画完全不一样。
凯瑟琳决定让克卢埃给孩子们画像。让他们静坐超过两秒钟可能是这项任务中最难的部分。两岁的弗朗索瓦宝贝来当模特，穿着学步儿童的长袍，头发乱蓬蓬，还戴着帽子。男孩眼睛明亮、脸颊丰满，不停扭动。从完成的画像来看，克卢埃并不介意他扭来扭去。弗朗索瓦的小手好像在互相玩耍，小手指在桌面上伸开，身体所有动作都凝聚在这个手势上。可能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人递给弗朗索瓦一朵花。粉红的花朵映着他玫瑰色的嘴唇，他咧着嘴笑——他还太小，不知道王子在肖像中不该笑。
孩子们长大了，克卢埃便继续画下去。他在弗朗索瓦四岁时又画了幅素描——小王子穿着紧身上衣和长筒袜，表情庄重，并宣布不想“穿得像个女人”。伊丽莎白公主四岁时胖嘟嘟的脸到十三岁时就瘦下来了，但眼皮仍像母亲一样耷拉着。不久，克卢埃开始画其他来到小育儿院的贵族幼童。路易·德·贡扎加和年轻的洛林公爵都留下了他们的肖像。1548年，五岁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到来后也入了画。
伊丽莎白很喜欢这些素描，也永远不会忘记给克卢埃当模特的那段时间。后来十几岁时，她会向母亲要“各种颜色的铅笔”，克卢埃“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凯瑟琳也很欣赏这些画，但她发现画作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它们经过润色和改进，非常适合悬挂在宫殿大厅里，或作为外交礼物送到国外。但凯瑟琳不是特别喜欢修饰。她喜欢真实，想看到孩子们的真实样子。在意大利，贵族父母会长期为孩子绘制速写，好了解他们的成长变化。凯瑟琳决定也要这样做，于是她请另一位画家热尔曼·勒曼尼尔进入小育儿院。
勒曼尼尔深受所有孩子，尤其是小弗朗索瓦的喜爱。除了素描，勒曼尼尔还为他们做戏服，教他们演些短剧。凯瑟琳很喜欢勒曼尼尔，因为他总能精准地满足她的要求。“别漏过他们脸上任何东西，”她敦促他，“用铅笔画他们，这样速度快。请尽快寄给我，我会非常高兴。”她如果不喜欢这些画，就会要求重新画。某次她收到刚病愈的儿子的素描。（“这太不像我儿子了。”她惊慌地说。）有时凯瑟琳凝视着画像，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她在1548年写道：“我能看出自上次见面以来，他们长大了多少。”
这些画能让她放心。有次勒曼尼尔寄来一张她儿子的速写，他当时正病着，但病情已有所好转。小男孩枕在漂亮的绣枕上，胖乎乎的脸没有因病瘦下去。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看起来很有生气。
但得了病的孩子们并不总能康复。
1550年10月，两岁的路易得了麻疹。病情恶化得极快，还没等德·于米埃尔夫妇通知他的父母，孩子就夭折了。“我形容不出国王和王后因儿子奥尔良公爵去世有多悲伤，”蒙莫朗西在给德·于米埃尔太太的信中说，“您自己想象吧。”路易的房间空置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迪亚娜做主，把他的东西搬走了。
1550年，路易死后一个月，凯瑟琳宣布再次怀孕。婴儿于1551年9月出生，取名为亚历山大-爱德华，后来循父名改名为“亨利”，最终成为亨利三世。这个小男孩成为凯瑟琳的最爱，也许是因为他出生在路易死后不久。她紧抱着亚历山大。她要他活下去。他出生后，凯瑟琳即便外出也很少远离圣日耳曼-昂莱。
死亡在16世纪很常见。人们无论老幼，都容易受到疾病和意外事故的伤害。兄弟互为玩伴，也互为绝嗣的保险。1556年夏，又有两名王室子女去世。6月24日，凯瑟琳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孩，分娩过程非常痛苦，几乎要了她的命。在早上八点，其中一个女婴出生了，但她的孪生妹妹在凯瑟琳肚子里死去六小时后，产婆才把死胎弄出来。她们只有先打断婴儿的腿，才能做到这一点。死去的婴儿被取名为让娜，活下来的取名为维克图瓦。仅仅六周后，维克图瓦也夭折了。
从那以后，凯瑟琳再未生育。
很久以后，在她幸存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凯瑟琳在苏瓦松城堡的大画廊里挂了一幅路易的肖像，还有另一幅以两个婴儿为主角的画。16世纪70年代，凯瑟琳委托画家把婴儿的肖像画在她的祈祷书中。小男孩和两个妹妹举眼向天，甚至连降临到人世还没能睁开眼睛就夭折的让娜也睁大双眼。路易双手合十祈祷。他们面无表情，平静安详，非生非死，是最无辜的鬼魂。画家不知用什么方式，在阴阳两界之间捕捉到了他们的形象。
1548年11月，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日子里，凯瑟琳骑马去圣日耳曼-昂莱迎接新加入王室育儿所的孩子。小育儿院里已经挤满了欧洲王族后裔，各大家族把孩子送到法兰西接受教育、培养终生友谊、建立联盟。这天，凯瑟琳准备去见一个小姑娘，一位小小的女王。苏格兰女王玛丽五岁，她于8月底从苏格兰来到法兰西。
玛丽可以说是来避难的。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爆发战争，由于担心英格兰人会绑架玛丽，她的母亲——苏格兰王太后玛丽·德·吉斯把她送到法兰西寻求庇护。
1548年，凯瑟琳年近而立，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很快还会生更多孩子。她的身体现在似乎是好运之井，井水源源不绝。这段时光短暂却幸福，然而当时的她还没意识到。1548年，凯瑟琳已经尝到做母亲的乐趣，但还没有经历孩子夭折之痛。
玛丽·德·吉斯就不一样了。早在玛丽离开法兰西嫁给苏格兰国王之前，凯瑟琳和玛丽就认识。凯瑟琳知道，婚育对玛丽·德·吉斯意味着痛苦。到1548年，玛丽已经埋葬了两个丈夫和三个孩子，现在又要送最小的孩子玛丽背井离乡。
总有一天，凯瑟琳也会经历玛丽那种痛苦。但在那年11月去见小玛丽的路上，她可能还无法完全想象那种情况。还没有。不过，她可能已经理解了玛丽牺牲的本质。凯瑟琳自己也是年轻的母亲：她理解那种爱，也理解那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