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小姑娘裹着本笃会修女的黑色长袍躺在床上，兜帽遮住了她被草草剪短的头发。远处喧闹声起，脚步声渐近。

这是位于佛罗伦萨城北、皇帝党路的勒穆拉特修道院，石砌高墙和巨大木门把隐居的修女和见习修女与喧嚣嘈杂的佛罗伦萨市民隔开。她在修道院中央自己的卧室里等待。人们说勒穆拉特修道院是虔诚女子奉献自我的天堂，在这里会获得心灵宁静。但1530年7月20日的凌晨，十一岁的卡泰丽娜·德·美第奇（Caterina de'Medici）只感到恐惧。

卡泰丽娜不是修女，也不是见习修女，而是统治佛罗伦萨的共和党议会的人质，暂居勒穆拉特修道院。那天晚上早些时候，议会派士兵和执法官举着火把来到修道院门口，群情激愤。三年前，也就是1527年，议会从美第奇家族手中夺取了对城市的控制权，然而现在他们已无法控制这座城市了。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雷芒七世在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帮助下包围了佛罗伦萨。食物和供给逐渐短缺，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议会已山穷水尽，只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于是在那个7月的夜晚，议员们突然来到皇帝党路，打算接出那个年幼人质，迫使教皇撤兵。

但议会没料到勒穆拉特修道院的修女会反抗。她们勇敢而固执，拒绝打开修道院的门。

夜幕降临，执法官们耐心耗尽。有人向士兵们下令。不久，木门就在枪声中崩裂，修道院门户洞开。

议会秘书西尔韦斯特罗·阿尔多布兰迪尼领人闯入，被一大群穿长袍、戴面纱的修女迎面挡住去路。为了阻止男人们进入修道院，修女们下跪俯伏，哀哭祈祷，恳求争辩。黎明时分，西尔韦斯特罗·阿尔多布兰迪尼终于从她们中间挤了过去，在大厅里搜索一通，最后在那个小房间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阿尔多布兰迪尼把卡泰丽娜从床上拖起来。小女孩裹着皱巴巴的修女长袍，疲惫而惊恐，看上去很可笑。阿尔多布兰迪尼以为她会很听话，但他想错了，卡泰丽娜寸步不让。即使在危急时刻，她仍坚毅顽强，一如她在未来岁月中的表现。有位修女曾说她“不屈不挠、宽宏大量”。在那些人冲进自己的房间之前，小卡泰丽娜已经决定要反抗了。

此后几十年间，那个可怕夜晚发生的故事仍在勒穆拉特修道院的修女们之间口口相传，成为修道院的传奇。直到16世纪末，准确说是1598年，朱斯蒂娜·尼科利尼修女才将其付诸笔端——当时她已经见到那个惊恐的小女孩最终成长为何等人物。卡泰丽娜出生于佛罗伦萨，辞世时已是法兰西王太后（Queen Mother）。她是法兰西王座之后不可忽视的人物，也是欧洲权力最大的女性之一。

卡泰丽娜是那个非凡时代的卓越女性。她的丈夫出乎意料地成了法兰西国王；她见证了新教改革在欧洲生根，也目睹了法兰西因宗教和政治冲突而四分五裂。她缔造和平，也发起战争。她生儿育女，其中有的长大成人，有的不幸夭折。她站在幼年登基的儿子们身边，帮他们顶起重逾千钧的王冠。在女儿们离开她出嫁时，她流下悲伤的眼泪；而当女儿们也做了母亲时，她又喜极而泣。

卡泰丽娜改变了法兰西的面貌，塑造了它的园林风格，还为它建造城堡和纪念碑。永远一身黑衣的她成了法兰西的象征，被全欧洲尊称为“王太后”。法兰西也改变了她。十几岁时，卡泰丽娜已经能说地道的法语，遵守法兰西习俗，还把自己的名字从意大利语的“卡泰丽娜”变成了法兰西式的“凯瑟琳”（Caterine）。尽管无法摆脱意大利平民血统，但她崇尚法兰西的贵族精神，珍视自己古老的法兰西贵族血脉。

这名后来成为法兰西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女孩，因偶然机遇一步登天，令人惊叹。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权力范围之广。凯瑟琳深思熟虑，选择牢牢掌控权力，树立威严，决心保护她的孩子和第二故乡——法兰西。她努力维持统治，带领法兰西走出战争泥潭。即使前路艰险，她也从不放弃。近三十年间，她一直是法兰西的实际统治者。

她以王太后身份干预政事时，敌人想把她送回后宫，让她做个终日照顾孩子的母亲。但凯瑟琳坚持与王儿并肩立于朝堂之上。

成为王太后之前，凯瑟琳·德·美第奇是法兰西王后，是国王亨利二世恭顺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二十五年有余，直到1559年夏天，亨利二世被一场可怕的事故夺去了生命。凯瑟琳穿起黑色丧服为他哀悼，身边是刚嫁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长女伊丽莎白·德·瓦卢瓦，还有儿媳、美丽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这是出自同一国宫廷、处于权力巅峰的三位女性：法兰西王太后凯瑟琳、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和法兰西新王后玛丽。旧王薨逝，前途迷茫，令人恐惧。这两名十几岁的少女和一位即将步入中年的女性在悲伤中站在一起。

对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来说，国王亨利二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十多年来，她们在法兰西一同生活，血缘、婚姻、联盟、友谊、爱和孝心把她们绑在一起。国王的死给她们分配了新角色，赋予了她们新的政治责任，推动她们走向新的联盟，并给自己重新定位。很快她们就分道扬镳：1559年底，伊丽莎白离开童年的家，以西班牙王后的身份勇敢地进入新生活；1561年，玛丽回到苏格兰治理国家；凯瑟琳留在法兰西照看儿子，即当时才十岁的国王夏尔九世。伊丽莎白和玛丽告别彼此、告别法兰西，也告别了她们舒适的童年；凯瑟琳告别了自己年轻母亲的身份。这一切都将深刻改变她们余生的友谊和亲属关系。

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是一家人，彼此之间曾建立起母女、姐妹的亲密关系。在某段时间里，她们彼此热爱、相互尊重——至少在政治压力破坏她们的关系之前。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从未忘记彼此的血缘关系和责任：玛丽总是称伊丽莎白为“妹妹” ，并温柔地承认对方是自己的童年密友之一，而伊丽莎白也没忘记那段时光。离开法兰西很久后，玛丽仍说自己是凯瑟琳的“女儿”，而凯瑟琳也会予以回应。

本书讲述了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纠葛二十年的命运轨迹。若我们把她们的故事看作一个整体，就可以从中发现女性权力的模式；而若孤立地评估其中任何一位，就可能会漏掉重要内容，或得出肤浅的结论。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统治着不同王国，被迫适应不同的习俗、文化、语言、宗教和期望。她们的性格截然不同，面对的压力也不一样。她们的经历与其说源自文化偶然性，不如说是由其女性身份塑造的。在她们眼中，对方就仿佛镜中的自己。

那些记录她们生活的信件、外交公文、大使报告、回忆录、诗歌、散文、笔记、编年史和肖像帮我们一窥她们王袍之下的女性本质。我们可以探索她们之间的友谊和嫉妒之情，观察她们的学业和最喜欢的消遣活动，研究她们童年的癖好和性格倾向，例如有人有些专横跋扈，还有人喜欢恶作剧。我们了解她们对婚姻的渴望和焦虑，青春期的动荡、对丈夫和母亲的爱和偶尔的怨恨。我们还可以体会她们在政治立场上的两难境地和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了解她们，就像她们了解彼此一样——作为复杂且有瑕疵的人类，她们的潜力与缺点、弱点共存。

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的王国被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们的统治受到16世纪下半叶欧洲巨变的影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轰轰烈烈；婚姻、生育和对家族的忠诚拨弄着政治棋盘上的棋子。战争的威胁和对叛乱的恐惧迫使她们在少女时代就承担起哪怕年长一倍的女性也会望而却步的政治责任。她们刚刚踏进青春期就走入婚姻圣坛，远嫁异国他乡，明白此生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她们深受怀孕分娩之苦，王室联姻给她们的肉体打下深深的烙印。她们在焦虑和抑郁中挣扎，但仍不得不在人前扮演自己必须扮演的角色。

她们心中的希望、梦想、欲望和遗憾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她们颁布的任何一项法令、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或生下的任何一位国王。

除了追溯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的交缠人生轨道，本书还拓宽视野，讲述了那个被女性统治的时代。她们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各种方式统治王国的女性代表。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女王、凭丈夫的国王地位参政的王后、王夫去世后由儿子继位的王太后——在不同阶段，玛丽分别扮演过这三个角色，凯瑟琳扮演过其中两个，而伊丽莎白扮演过一个。

这就是16世纪欧洲女性统治者的多种面貌。与国王不同的是，女性能扮演的角色及权力范围取决于环境。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男性君主司空见惯，而能登上王位的女性极少。至少在理论上，国王的地位至高无上，（除非发生政变）他的权威可以持续到死，而且他只对上帝负责。而女性统治者的身份更多变，可以扮演多个角色，相应权力在有生之年时盛时衰。

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仅有的掌权女性。相反，在她们生活的时代，女性以君主或“摄政王”的身份统治着许多欧洲王国，成就了那个前所未有的女性统治时代。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16世纪中期的宗教和政治斗争允许女性将政治权力延伸到远超正常预期的程度。例如，凯瑟琳·德·美第奇作为王太后，实际上有垂帘听政的权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权威。即便是伊丽莎白·德·瓦卢瓦这样受困于生育任务的年轻女性，也常能以秘密迂回的方式影响政治。

然而，女性天生难以坐稳王位，无论作为女王还是国王配偶都是如此。比如，虽说苏格兰女王玛丽被赋予了与国王同样的世俗权威（理论上，这是上帝赋予的），但在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中，她无法克服自己的性别弱势。在16世纪的君主政体中，所有忠诚的臣民都必须稳定国家、保护君主并维护君主权威。为王国牺牲的不仅是女性。为了君主利益，王室的男丁也可能成为棋子。为了王国的前途，国王也可能被迫做出痛苦的选择。

然而，在公众普遍认为女性身体和精神方面都不如男性的文化氛围中，性别定义并损害了女性统治者的权威，甚至贬低了她们对王国的价值。这使女王的统治更接近于国王配偶的统治，而非国王本人的统治。

没有哪个王国能欣然接受女子坐上王位或垂帘听政。女子登上王位，暗示该国很难抵御内忧外患。16世纪的宗教改革质疑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永无谬误论”和“君权神授”这两个曾构成社会基石的概念，使“性别上的弱点”成了特别的负担。在宗教动荡的困境中，由妇孺掌权的王国能否挺过风浪？君主制本身能延续吗？女性统治者尤其令人焦虑。因为男性幼主成人后尚能拥有男儿气概，而女性年纪再大，也终究无法超越其女子本性。

事实上，从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出生的那一刻起，性别就决定了她们的未来。若能长大成人，她们所属的贵族阶层的女孩就会嫁人、生儿育女——家族抚养她们长大就是为了这些。看上去“好生养”是贵族女孩的“硬通货”，她们会因此身价倍增，进而成为雄心勃勃的君主和家族联姻的筹码。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将以不同方式诠释这一“真理”。她们的身体越过国界，成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及和平、联盟、财富或帝国的载体。

女王或王后对王国的首要义务就是生育。王位需要继承人，无论是王后还是至高无上的女王都无法逃避这一现实。王后能否在宫中拥有一席之地，取决于她能否平安生产。作为国王的配偶，如果凯瑟琳或伊丽莎白能生育子女，就能保住地位，获得庇护，若能诞育男丁就更不用说。如果做不到，她们就有被废的危险。作为女王，玛丽若能生下孩子，就能确保王位后继有人。然而在怀孕和分娩期间，玛丽要冒生命危险，王国安全也因此岌岌可危。讽刺的是，玛丽会发现，即使成功分娩，女王也可能处于危险中，甚至被逼下台。

16世纪，欧洲社会和宗教呈一团乱象，因此王室女性必须完成生育任务，确保王朝顺利延续，稳定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秩序。

决定命运的是生物学特征而非血统，这就是女王和王后面对的最根本的矛盾：她们的力量和最大的弱点都源于自己的子宫。

在有限的范围内，凯瑟琳、伊丽莎白和玛丽都尽最大努力走自己想走的路。在制定法律、控制御前议会和家族时，她们也会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防患未然的技能和有利条件。伊丽莎白靠的是温柔的亲和力、外交天赋和母亲的指导；玛丽依靠魅力和美貌，以及根深蒂固的血统观念；凯瑟琳则靠母性的力量。谨慎而聪明的凯瑟琳学会了如何在发号施令的同时安抚对方。她总是依赖多年来建立的女性关系网。她懂得如何表演、如何讲故事。年轻时她便能看清一屋子人的心思。她知道掌权者喜欢听什么。

凯瑟琳自小就开始学习这些技能。与女儿和儿媳不同，她从幼时起就被迫探索自己的路，当时她还是“卡泰丽娜”，被朱斯蒂娜修女形容为“温柔、纯洁无辜的小姑娘”。修女回忆，1530年7月那个早晨，佛罗伦萨共和党议会的秘书来带走卡泰丽娜时，她就是这个样子。

小姑娘卡泰丽娜拥有庞大的财富，还有强大的人脉——教皇、国王和公爵都愿意投资她的未来。然而在勒穆拉特修道院面对阿尔多布兰迪尼时，她只是孤身一人。当时她以为自己要被杀了。“就年龄而言，她很矮小。”有位使节曾这样说。阿尔多布兰迪尼在她面前，想必就像高塔一样。

她剪掉头发，裹着修女袍，试图躲起来——那是孩子哄骗成年人的把戏，骗不过阿尔多布兰迪尼。然而在生死关头，卡泰丽娜不会束手受戮。

“你去告诉那些人，那些先生，”她对阿尔多布兰迪尼喊道，“我要当修女，永远待在这里，和可敬的嬷嬷们在一起！”

阿尔多布兰迪尼看看她的长袍，命令修女帮卡泰丽娜换回“她平时的衣服”，但没人上前。

愤怒的阿尔多布兰迪尼一把抱起卡泰丽娜来到街上，把她放在马上。卡泰丽娜拼命反抗。阿尔多布兰迪尼带着她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时，她哭着大声祈祷，说自己“还不到十一岁，为什么上帝如此厚爱她，让她有这么好的出身，又有这么多财富，却只是为了让她惨死”。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多布兰迪尼开始心软，也许是哭声牵动了他的心弦，也许是他钦佩小女孩的勇气——尽管被持枪士兵团团包围，她仍不顺从，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态度。也许修女们就是因为效忠于她，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这说明上帝站在了卡泰丽娜那一边。修女和卡泰丽娜本人的行为感动了阿尔多布兰迪尼。在勒穆拉特修道院里，他见识了真正的勇敢。

阿尔多布兰迪尼向卡泰丽娜保证，自己不会伤害她，还答应在一个月内把她送回勒穆拉特修道院。事实证明，尽管局势不利于共和党议会，但他言而有信。几周后，议会向教皇克雷芒七世投降，佛罗伦萨人将卡泰丽娜护送回修道院，修女们张开双臂欢迎她。她永远不会忘记她们在1530年夏天的义举。她们非常爱她，朱斯蒂娜修女写道。卡泰丽娜深深感激这份爱，并在有生之年多次给勒穆拉特修道院送去礼物。多年以后，朱斯蒂娜为法兰西王太后赐予修女们的一切感到骄傲。

尽管名字中的“Clement”有仁慈之意，但教皇克雷芒七世不会对共和党议会手下留情。在教皇恢复美第奇家族及其追随者的权力后，有六名议员被斩首，而其他人饱受折磨，最后被驱逐出城。

虽然阿尔多布兰迪尼也被判处死刑，但卡泰丽娜插手，将死刑改为流放，使他幸免于难。她决定原谅阿尔多布兰迪尼。他曾对她很温柔。“我从未见过像她这个年纪的孩童能如此迅速地感知别人的善意和恶意。”某位法兰西外交使节曾这样描述她，他能感受到她品质中的某种力量。卡泰丽娜有恩必报，但即便是最微薄的善意，也会得到她的回报。十一岁的她就知道自己有发言权。她知道人是会倾听的。

慷慨大度也有某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