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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们去埃及旅行，抵达开罗后，我们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绝非出于自愿，而是父母的要求。这是我们第一次冒险去欧洲以外的地方旅行，三个男孩、两个女孩，我们的父母万分担心，甚至想到了最糟糕的事。为了节省电报费，我们只写了一串缩写——Allesok（一切顺利）。实际上，一路的经历并非“一切顺利”，我们在仪表盘上动了手脚，然后每人驾驶一辆奔驰从斯图加特开到埃及。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向父母汇报更多。
报平安的电报发出后，我们就跟家人正式失联了。父母们只能盼着我们说不准哪一天再次出现，我们甚至都没有确定回家的日期。那时候其实这样很普遍，出门旅行时，说走就真的走了。幸运的话，留在家里的人或许会在几个星期后收到一张明信片，当然上面也只写着“一切平安”。至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要等回来以后再讲，也可能根本就不讲。
那时，我们也会长达好几个星期收不到家里的任何信息，完全“迷失”在旅途中的“彼时彼地”。如果那时我们有手机，可能也会时时刻刻跟父母、朋友、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和脸书里的朋友汇报，晒出我们在路边摊上吃的蚕豆，或者描述我们因内急而寻找厕所的窘状。如今，不管我在哪里，都会看到旅行者人手一部手机，在另一个世界中旅行。有时我暗自寻思，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从身临其境的真实世界里得到了什么。本地人也都在不停地摆弄手机，甚至在世界上最遥远、最偏僻的角落里，街头上的乞丐也捧着手机。所有人都在跟所有人交流，只是没有和就在你身边真实存在的人交流。
“专注于你的所到之地，”旅行作家保罗·索鲁这样建议道，“专心体验你的所到之国，断绝和家里人的一切联系。”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时候我会好几天不开手机，”沃勒如是说，“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来自家乡的坏消息总会破坏我们的旅行兴致，好消息会使我们的旅行变得轻松愉快，但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会改变我们的旅行印象。不停地和朋友在线上交流，不停地在网络平台上浏览景点、餐厅、各种活动等由虚拟旅友提供的信息，会使人感觉从来不是单独旅行，也不是完完全全身处一个陌生之地。看到大街上很多游客都在按图索骥，跟着谷歌地图从一条街移动到另一条街，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也不抬头看看前方，我真为那些人感到遗憾。不过至少，他们会找到要找的地方，在那里发现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以后会怎样讲述自己去过的地方呢？
或许他们不会讲述太多所见所闻，而是给别人展示他们自拍的照片。一方面，他们的眼睛时刻不离手机屏幕，以便随时捕获地球另一端的最新消息；另一方面，当他们自拍时，角色就发生了变化，轮到他们上场了，几秒钟之后，他们的照片和文字就上传到了数字社区供大家欣赏。重要的是竖起大拇指，背景中的埃及金字塔或中国长城，只是到此一游的证明。景点用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准确地说是记录自身的活力。人们通过手机对其进行观察记录，用数据存储取代了大脑的图像记忆。
过去，人们或多或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悄悄拍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现在，同样是给当地人拍照，则更频繁，方式也更粗暴、直接。人们热情洋溢、不假思索地把当地人当作拍摄对象，与他们合影。如果一个街头商贩躲避镜头，或一个人力车夫想要索取入镜费，就会被认为是给游客扫兴。在许多国家，当地人也像游客一样疯狂热衷于拍摄，在那里，外国游客也常常被当作拍摄对象。有些当地人想跟外国游客合影时，至少会先搭话。多数人则只是简单地一通乱拍，只要出现了一个外国游客，他们就蜂拥而上，肆意用手机拍照。如果你抗议，就是外国游客扫了当地人的兴。
摄影已经不仅是个人业余爱好了，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受到某种压力的推动。如今，很多名胜古迹已堕落为集市，世界各地的青年在那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他们摆出来的快乐姿态会败坏其他游人的心情。尹德拉讲述了她在里约热内卢的经历，那里的巨型基督雕像被游客重重包围，很多游客躺在地上，摆出各种姿势跟基督自拍。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路，以免踩到其他游客的身体。画家约翰内斯·纳夫拉特在旅途中总是起得很早，以便在清晨没有游客时再看看景点并拍照——用的当然是过时的老办法。“如果人们一味拍照，那么看到的就不再是整体，而只是一部分。一般来说，第一次出门时不要带相机（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第二次去时再带上。否则虽然带回家很多影像资料，却完全没有看到景物整体的本来面貌。”
纳夫拉特还说，作为游客的视角会妨碍他作为艺术家的审美视角。很长时间以来，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威尼斯。有一次，他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去欣赏明信片式的景色背后的城市——在运河的涟漪水光倒影里观察威尼斯。“你身处世界上最美丽如画的城市，起初看到的基本是自己早已熟悉的那些东西。然而，作为画家，我需要寻找标新立异的主题。我拍的照片是我旅行中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未来进行创作的基础和素材。”
艾里克也热衷于拍照：“一张好照片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文字，它比文字描述包含更多的隐喻。”
以行为方式来说，艾里克是那种比较守旧的人，他至今用的还是数码单反相机。我问过的很多人如今都只用手机拍摄了。吉塞克说：“我很少拍风景，倒是宁愿把照片都变成旅行日记。”
凯先生说：“我以前会定期写旅行日记，如今我不得不常常用脸书的帖子记录。”
偶尔我也会拍照，多是为了记录，这时我的视野很快就会被局限在寻找拍摄主题上，无法欣赏那神奇的瞬间。在喜马拉雅山，我抓拍了一支牦牛商队，他们从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中迎面走来。后来再看这些照片时，我发现画面令人沮丧：照片中看不到牦牛摇摆着脑袋行进的动态，听不到牦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低沉响声，也听不到赶牛人的吆喝声和鸟儿叽叽喳喳的歌唱声。仅用眼睛看，常常不能满足我的愿望，所以我宁愿体验纯粹的旅行。
在旅途中，我也会做些笔记，这并非出于什么原则，写不写笔记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不写下来，很多情况下，我的大脑容不下洪水般的印象，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在我的褐色小本上做些旅行记录。那是一个丽都牌旅行记事本，自1975年以来，每年我都会在这种小本上写手记。最初这种笔记本只有一种褐色封面，因此得到了俗名“褐色小本”。我写下的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的一些评注式要点。为了写这本书，我重读了一遍我所有的旅行记事本。令我惊讶的是，尽管只是寥寥几个词语，以前的旅行经历竟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眼前。虽然艾里克持相反的观点，但他也承认：有时候，一本好的手记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照片。
有一次，我因为写手记被拘捕了。那是2006年，在古巴奥连特省，我跟朋友库奎和他的妻子玛丽拉在马埃斯特拉山区旅行。他们用旧衣物跟当地农民交换食品，如用一双旧鞋换一只鸡。一个便衣警察跟了我们一阵，正当玛丽拉准备用一条自己缝制的牛仔短裤再换一只鸡时，便衣警察当场把她抓住了。他先是在山谷里就地盘问我们，后来又来了一位警长继续盘问，他告诉我，古巴法律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外国游客在此地旅行。第二天，我不得不去圣地亚哥移民局局长那里报到，两个秘密警察轮流审讯我，经过三刻钟的审讯，我终于明白所谓的第二十三条法律条款是他们凭空杜撰的。我之所以被怀疑，是因为我没有拍照，而是不停地写笔记！为什么我要在山里转来转去？山里有什么好看的？最后他们跟我握手告别时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四周都被敌人包围，所以他们要时刻提高警惕，特别要注意像我这样的人。他还问我，听懂了没有？我听懂了。
* * *
十年后，我去了印度的东北角，我希望至少在那里还可以体验纯粹的旅行，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但我错了，那里也没有什么纯粹的旅行。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提前在网上预订，你无法入住酒店。这可是在印度啊！幸运的是，我随身带了笔记本电脑，原本是为了记录旅行，现在竟然是为了继续旅行。每隔一个晚上，我就得上网找酒店，TripAdvisor、Goibibo、Clear Trip、Agoda、Booking.com，等等，在上面浏览酒店，在谷歌地图上比对位置。在网上预订酒店的辛苦不亚于过去在蜿蜒曲折的老城里寻找住处，也不比跟客栈老板讨价还价，你要有坚强的毅力和耐心。印度的网速很慢，还常常在关键时刻掉线，最后预订失败经常是因为不能提供印度手机号或印度的信用卡号。
在互联网上预订酒店时，人们不得不查看照片，浏览其他客人的评语，尽管都知道这会破坏初抵某地时的好心情，但这个环节是避免不了的。不过，偶尔也有令人发笑的事情发生。例如有一次，我在印度最权威的旅游官网MakeMytrip上预订火车票，登录后网页上显示：“根据印度铁路局规定，八点至八点半停止预订火车票。”印度铁路局的网站上也有类似的通告，让我稍后再登录预订。事实上，网站上写得很简要，此时是——“午休时间”。
既然我已经坐在了电脑前，我就利用这个空当回复了电子邮件，查看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站，为我的旅行计划做准备，或温习我的旅行心得。我甚至浏览了德国的时政新闻，在踢球者体育网上查看了比赛结果。
在这次旅行途中，我也拍了照片。晚上我会翻看白天的照片，整理分类，挑出最漂亮的照片发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同时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发给我的照片。我不断和留在家里及正在其他国家旅行的人交流，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提出建议，或者约定见面时间，等等。只要一上网，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留在网上，这简直是不可摆脱的魔咒。想在异域里人间蒸发，看来得另寻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