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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印度马德拉斯的机场降落时已是深夜，飞机在跑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几辆摆渡车驶了过来，然后就是无奈的等待。我们又疲倦又恼怒。终于，机舱门缓缓打开，深深吸了一口闷热又潮湿的空气后，头脑立刻就清醒了，恼怒也顿时烟消云散。这就是抵达热带地区后会闻到的气息！我们屏住呼吸，然后慢慢吸气，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嗅觉感受完全不同。踏上舷梯后，我感觉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嗅到了这种气息。行李领取处混乱不堪，不过这对我们来说还不是问题，问题是接下来要经历的。我们朝对方点了点头，这里的一切原本就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
旅行的美好始于抵达目的地之时——事实上，飞机还在上空盘旋时就已开始。我们透过舷窗看到下面的马德拉斯如一张灯火辉煌的城市地图，虽然没有像孟买和卡拉奇那样梦幻般光的海洋，但也是万家灯火。五颜六色的光海把亚洲很多大城市变成了多彩的夜景灯雕。你看不到城市的丑陋，也看不到城市的悲惨，只看到它光彩照人的美。这种美的愉悦有悖于所有理性，每次都使我处于一种充满希望的亢奋状态。
最壮观的一次夜间降落，我记不清是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还是在迪拜，飞机在城市上空低空盘旋长达数分钟，下面的城市就像被灯光照亮的巨型多彩画卷，彩灯延绵不断。每一条马路都被打上了黄色的光，每一块街区都浸在白色的光海中，整座城市明亮耀眼、光彩夺目，你甚至会觉得这里的每个邮筒都在闪闪发光。
在德国的城市，你体验不到这种光的魅力，尽管有些城市事实上更漂亮。和充满梦幻色彩的马德拉斯相比，德国城市的日常规划也更加舒适。马德拉斯市内的马路有好几条行车道，中间的隔离带上散落着那些“不可触碰”之人居住的帐篷。在市中心，数百贫民就睡在人行便道上，一两头白牛穿插其间。酷暑三十八摄氏度，街道上到处都是肮脏的积水，或许是下水管道破裂——我记得有一个光膀子、皮肤黝黑的男人在下水井口徒手掏着些什么。就这样，我们真的来到了这里。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吃惊，相反，一切都让我们感到兴奋。入睡前，我们交换了各自的最初印象，觉得我们或许会喜欢上这个国家。
后来，我们也确实喜欢上了这个国家。那么是不是说，最初的印象会在整个旅行体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当然，人们不愿做出这样的假设。作为旅行者，人们要展示开放的心态，并在旅途中通过种种判断加以证实，尤其是向自己证实。另外，人们希望旅行顺利，有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的开端，不必总是追问，而是享受一切。如果你想不断获得惊喜——这也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你就会不断发现获得惊喜的理由，相比那些在旅行之初就冷漠保持距离并不断发牢骚的人，你会收获更多惊喜。
从熟悉的环境过渡到陌生的环境时，旅行者会非常敏感，也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威权国家，政府常斥资修建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景观大道，以此取悦观光游客，这并非没有理由。然而，着陆后的第二天，也是旅行伊始。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适应新的日常生活，目的明确地去捕捉某些印象，同时屏蔽其他印象，是需要一段过渡时间的。只有在最初几天里，人们才怀有真正开放的心态。这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后来不断留下的相似印象，逐渐积累成整个旅行的主题，这是从精神层面进入一个陌生世界的第一次尝试。
乘船旅行则完全是另一种特殊体验，不论是驶入悉尼港口，还是在太平洋上经过六天的漂泊，终于抵达海平线上某个若隐若现的南海小岛。即便你乘坐“欧洲之星”抵达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环顾华丽的大厅时，也会立刻进入状态。1990年，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历时一个星期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当时，一半城市是由蒙古包组成的，没有什么比这种陌生的体验更让我们惊异的了。入住酒店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令我心仪的国家。
艾里克说，一个陌生城市的混乱“如同突然响起的摇滚乐，令人陶醉”。艾里克来自一个完全中规中矩的城市，对他来说，突如其来的混乱简直是一种享受。二十年后，他还记得自己当年抵达那不勒斯时的每个细节：“我从火车站走出来，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头顶是湛蓝的天空，交通噪声、鸣笛声，还有广场上弥漫着的腐烂蔬菜的恶臭。车站入口旁有一摞破旧的床垫，完全是点睛之笔！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为了留住对它的美好记忆，我再也没去过那不勒斯。”
瓦尔德领事则警告说，不要在初抵目的地时抱有太多的幻想，“最初的印象就像女人一样具有迷惑性，即便这个国家很迷人，我也不会立刻下结论”。
尹德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中国香港很容易让人一见钟情，但要想窥视城市幕后，整个旅行过程中，你都得有耐心。金边则是一个需要三四次到访才会从心里喜欢上的城市，而那之后，它的魅力就超过了香港。”
大多数人都会低估初抵某地时的情形，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旅行中最有趣的阶段之一，就是这种面对陌生时自然流露的从克制到坦诚、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会因为目的地这样或那样的特质而恼怒，也不会再有新鲜感。倘若我们到达时因为无知看走了眼，那也是出于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恰恰是伴随每次抵达时的不确定性和误解，才是最弥足珍贵的。旅行日常里所经历的神秘和惊奇，或许会成为旅行结束时最主要的体验。有一次，我刚到日本不久，在一家餐厅里的洗手间，马桶圈的温度把我吓了一大跳，看来是电预热的。在应该放着卫生纸的墙上，我发现了一个排列着十几个按钮的操作盘，上面都是日语说明。事实证明，这些按钮可以调控水温及清洗下身所用的喷水的冲力。还有一个吹风的按钮，甚至还有一个能发出冲水声音的按钮，以掩盖方便时尴尬的声音。我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冲水按钮，不得已，我叫来了工作人员帮忙，他殷勤地跟我进了卫生间，我这才发现冲水按钮极其隐秘地藏在房间里的另一个角落，远离电子操控板。
这一幕绝不是出现在高级酒店里，这种精心设计的冲水马桶在日本很普遍。现在回想起来，初到日本时的震惊带来了文化冲击，几个星期之后，我都还处于震惊之中——至今我都认为，日本之旅是一段通向未来文明的旅程。几周后我返回德国，意识到日本人对于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管理得是那么精密、完美。
一个日本人初次来德国上厕所，因冰冷的马桶圈而感到震惊时，他会怎么想呢？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经历当作逸闻趣事，乐在其中。有没有一种文化冲击，使人对异域文化的兴趣骤减呢？我记得1978年乘船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时，我们立刻就被当地人团团包围，他们向我们提供未经许可的服务；我记得1982年第一次去美国时，纽约移民局官员对我的粗暴盘问；我也忘不了1993年在乌干达的坎帕拉，我们被几个毒品小贩紧紧尾随，只是因为我们不想买他们的东西。吉塞克记得自己进入加沙地带时，徒步穿越以色列人控制的一千五百米长的无人区，一辆大篷车后面停着很多马车。于尔根记得1988年到达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城市迪亚巴克尔时的情景：“下了飞机，从停机坪徒步走到机场大楼，夹道两边是土耳其士兵列队，他们端着上了膛的机关枪，士兵身后是重型火炮，记不清是坦克还是大炮了，总之是一次令人望而生畏的‘夹道欢迎’。”
这也算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体验了。当然，亚历山大港、纽约、坎帕拉、加沙等地也让人心潮澎湃。最初的文化冲击把我们从自己的世界里拽出来，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我们将其视为厄运警告，有时则将其视为好运预兆。然而最糟的是，当你抵达一个陌生地方后，你所体验到的仅仅让你耸了耸肩。我在美国哥伦布市的体验就是这样，后来我改变计划，去了一个还算有趣的地方旅行。
凯先生说自己对牙买加的最初印象一点都不好，相反非常厌恶，觉得再也没有比那里更糟糕的了，他的整个假期都被毁了。他的描述之所以这么过激，或许是因为：“坐船抵达牙买加后，蒙特哥贝港口到处都是乞讨的、兜售廉价小商品的非裔加勒比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残疾。那个画面就像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电影中的场景一样光怪陆离，其间掺杂着来自西欧的猎寻廉价爱情的性感老女人、流浪汉、流氓、瘾君子、小偷……也许那里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地方了。”
沃勒回忆起他2015年去伊拉克的旅行时说道：“天啊！我这是降落在哪里了？”接着他又补充道，“你必须逗留很长时间才会适应那里糟糕的一切，然后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很正常。”
恰如“美无非恐怖的开端”
一样，恐怖——或许不是美丽的开端，但至少是有意思的开端。因此，我们应该尽早放下由最初体验而产生的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