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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绝对应该轻装旅行。”
这句空洞的套话如幽灵般，经常变换各种形式在旅行文学中出现。人们想象中的冒险旅行家皮肤黝黑、饱经风霜，昂扬地走在丘陵起伏的大地上，风吹、日晒、雨淋，背着一个简陋的旅行背囊。没错，这样一个旅行者很清楚，旅行路上并不需要万物俱备。
然而，用这种方式旅行，可以走多远呢？几十年来，每次我把我像“飞翔的荷兰人”
一样注定漂泊的狼爪牌背包装满后过秤，从来就没有少于过十六千克，多数情况下甚至超过十八千克。我还有一个适用于短途旅行的背包，根据不同的旅行需求，有时重一点，有时轻一点。它的最大承重是八千克，事实上也经常装满。带着行李箱旅行时，我也常常要与二十三千克的限制作斗争。
每次打点行李时，我都感到很惊异，需要携带的必需品很快就会令人可敬地装满箱包，最后不得不使劲挤压。旅途中，我很庆幸自己携带了每一件必需品。要不要放弃某些在途中可以买到的东西呢？对我来说，在途中购买意味着牺牲可贵的旅行时间。也许别人可以轻装旅行，但我不行，我宁愿多带一些旅行装备，这会让我感到更踏实。
不知何人何时说过，出门旅行时，只带一把牙刷和一张信用卡就够了。看来，这个人的旅行不过是从一家设施齐全的酒店到另一家酒店。如果布莱希特或者奥斯卡·王尔德现在还活着，这话很可能会是他们中的一人说的。同样留在我记忆里的，还有我的前女友说过的话：“拜托你带上安全套以防万一，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时我们早已分手，但她确实是认真说的，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吉塞克同样确信地说过：“没有德国汽车协会的安全保险，我是不会轻易上路的。”美国小说家威廉·伯勒斯声称，没有海洛因他是不会出门旅行的；英国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说他出门旅行时不能没有万宝龙钢笔；保罗·索鲁则说在外旅行不能没有短波收音机
。我曾经问我的几位旅友，他们都带些什么上路。虽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在选择随身行李时却有天壤之别。瓦尔德领事说：“无论我去哪里，也无论出门多久，我只带一个手提包，轻松自由。此外，我还总是随身带一个Moleskine笔记本，其大小取决于旅行时间的长短。我不仅做些旅行笔记，还剪贴、涂抹、勾画草图，一路下来，我就完成了自己的旅行日志。”
艾里克出门前一定要把随身携带的书都过过秤，最重不得超过三百五十克。他会把手机留在家里，“失联也是一种解脱，我会觉得旅行更加轻松，离家好像也就更远了”。
凯先生与他们不同，他说：“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话，我会带上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相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如果是短途旅行，我就只带手机、Kindle和必需品。当然，我总会准备两个电源转换插头，一个适用于欧洲，一个适用于美国。以前去芬兰徒步旅行时，我还总要带上六罐啤酒，每一罐都有三千克重。不过由于欧洲统一了啤酒价格，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有时也会把啤酒装在背包里，不过仅在回程路上。我很喜欢坐在家里回味旅途中走过的地方，为它干上一杯。不过，这种事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对于行李来讲，要紧的是能带着上路。苏珊和许多人一样，尽管吹风机不可或缺，但还是不得不放弃，因为瑞安廉价航空公司有硬性规定，吹风机不得带上飞机。对尹德拉来说，行李绝对不能再减少了，因为她要做到万无一失，必须准备周全。每一次旅行，她都带很多行李，从晚礼服到橡胶雨靴（以备雨天时在沙滩散步），一应俱全。“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穿着勃肯牌凉鞋和退休大妈式的休闲裤出门旅行的。如果我能在旅途中随意选择穿什么衣服，我会觉得自己把整个家都带在了身边。”
有人享受旅行中的奢侈满足，有人享受轻装潇洒。即便是享受“存在的轻盈”
，行李从来不会超过十五千克的阿希尔，也要准备充分以备不时之需。他有五张不同的行李清单，选用哪张取决于目的地是沙漠、森林、山地、城市还是海滨，“有时候唯一的遗憾是书带得不够”。
我本人则只准备一份标准行李清单，它既适用于巡回演讲、潜水之旅，也适用于徒步、考察及度假，同时不限冬季还是夏季，可以说，我的行李清单适用范围极广。只有在准备马拉松旅行时，我才会用另外一张清单。我有过一次长达半年的海上环球之旅，乘坐的是“欧罗巴号”游轮。我当然不得不考虑带上诸如黑色晚礼服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在我其他旅行中是从来不予考虑的。结果，为了那次海上旅行，我装了满满三个大行李箱。不过，即便是我的标准行李清单，也包括两百件物品，有时为了徒步或潜水，还需要再加上十多件物品。我在旅行开始几周前，会把行李清单打印出来，毫不犹豫地立即删掉三分之二，然后看着所剩项目实际上不足理论上应有的一半，感觉会非常轻松。
还有“精神包袱”的问题。有人说你最好把它留在家里。这样管用吗？瓦尔德领事说：“如果你每天都要踏上新的旅程，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身在何处，就会忽略这些问题了。这种旅行方式带来的压力会使平日里的担忧烟消云散，以这种方式旅行，就像猛然被推进冷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或者，你可以选择旅行足够长的时间，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小，问题也就越无关紧要。你可以像政客那样，学会搁置问题。”
我试过一次，那是在1977年8月。我悉心整理自己的“精神包袱”，把它留在家里，然后就出门了。我直奔慕尼黑施瓦宾的高速路口，打算从那儿搭顺风车旅行，甩掉心中的郁闷和苦恼。去哪儿呢？随便！一般来说，搭顺风车时选择拒绝也很重要，就跟招手拦车时的表情和手势一样重要。拦下的车子至少要能把你载到下一个“好的”高速公路休息区或下一个高速公路入口，这样才能很快拦到下一辆车。但这次，我打算不加选择地搭乘任何一辆停下来的车。也许是之前几个月我太执着于某个目标了，现在，我的新生活的道路何去何从，就听天由命吧。我只想闻闻柏油马路的味道，看着公路上的隔离线，完全漫无目的。
当晚，我坐在小城伊策霍市郊，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是不是该在田里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睡觉了。就在那时，一辆嘎吱作响的雷诺R4老爷车停在了我面前，车里的两个姑娘问我这个时间还要去哪儿。在那个年代，如果人们说起搭车经历，常常会说拦下了奔驰或美女，不过，两个姑娘开着雷诺老爷车，也许会是好运呢！一整天，我都想着留在家里的“精神包袱”，此时此刻，它化作轻烟，消失殆尽。
两个女孩一个叫艾蒂，另一个叫海柯，我搭上她们的车子行驶了大约十千米，就到了霍恩洛克施泰特。她们邀请我一起吃了晚饭，然后自然而然地邀我在她们那里留宿。不过别想歪了，显然没有其他意思，因为艾蒂的男朋友乌维和她们住在一起。况且，我是为了逃离而非到达某个地方才选择远行的。我们在乡镇小酒馆里和老板娘的女儿玩掷骰子的游戏，谁输了就要请大家喝一轮啤酒。幸运的是，多数时候都是老板娘的女儿输，她不太讨我们的喜欢。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眼里能看见的就只有骰子了。
第二天，艾蒂和海柯把我带到了一个容易拦车的“好”路口。分别时，她俩邀请我回程时再来找她们玩。很快，我就搭上了一辆大众客车，司机特意开到高速路口，以便载上其他想搭顺风车的人。我们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到了丹麦的奥胡斯市就陆陆续续有人下车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汽车一直开到腓特烈港。码头上有一排木头货架，我背靠木架蜷缩着身体，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时我没有从那里乘船前往瑞典的哥特堡一路北上，而是搭乘渡轮登上了丹麦的莱斯小岛。我在小岛上待了好几天，有时窝在小帐篷里，有时在沙滩上呆呆地看着那些裸体天浴者。我的“精神包袱”突然又回来了。当我匆匆走在旅途上时，我确实已经摆脱了它。现在当我要休息的时候，它又追上了我。小岛上白天有海蜇吃，晚上在水手小客栈的晚饭还有酸奶作为甜点。
忍耐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搭车踏上了回家的路。在丹麦的瓦埃勒，恰好赶上天气突变，乌云翻滚，大雨瓢泼，我不得不在暴风雨中狂奔穿过整座城市。在哈泽斯莱乌，尽管又是倾盆大雨，我还是在田野边上打开了我的睡袋露宿，那是一个军用睡袋，有橡胶里衬。接近午夜时，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全身已经被雨水浸透。回到霍恩洛克施泰特，我和太阳还是没有缘分。艾蒂和海柯开车载我直奔汉堡，为的是带我看看著名的圣保利大街红灯区的夜景。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鱼市，有商贩在叫卖盆栽棕榈树和成箱的香蕉：“今天礼拜天啦！非洲猎杀猴子啦！原始森林被伐光啦！快来买啊……”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来到了高速路口，命运似乎在嘲弄我，这次一辆银色的奔驰跑车在我眼前停下，我竟然可以一路搭到维尔茨堡，然后我又搭上了一辆大货车。我没有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黑黢黢的货舱里，不过我对这种体验倒是很满意。快到慕尼黑时，我得下车了，我很清楚我的“精神包袱”在哪里等着我，我没有直接回家，想都没想就直奔目标而去。她给我开门时，我几乎什么都不必说了。我的兜里没剩下一分钱，一整天还没吃过一顿饭。她不是一个喜欢做饭的女人。不一会儿，她端给我一盘意大利面，没有任何酱料，也没有意面干酪粉，只有一盘白面。那一刻，我也明白，我的出逃旅行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