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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
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
及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圣经·诗篇》107：23-24
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肖维尔爵士（Sir Clowdisley Shovell）冲着在海上整整缠了他12天的浓雾骂道：“鬼天气！”克洛迪斯利爵士在击败了法国地中海舰队后，从直布罗陀凯旋；如今，他却无法战胜像帷幕一样笼罩四周的浓密秋雾。因为担心舰船可能会触上岸边礁石，上将将他手下所有的领航员都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由于上下齐心，英国舰队平安地抵达了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 peninsula）外韦桑岛（Île d'Ouessant）以西的洋面。但是，当水手们继续往北航行时，他们惊恐地发现早先在锡利群岛附近测出的经度是错的。这些小岛距离英国西南角只有20英里左右，看上去像一条用垫脚石铺就的小路，直指兰兹角（Land's End）。于是，在1707年10月22日那个大雾笼罩的夜晚，锡利群岛就成了克洛迪斯利爵士将近2000名将士的无名墓碑。
旗舰“联合”号（Association）首先撞上礁石，几分钟后就沉入海中，船上的人无一幸免。面对这明摆着的危险，其他舰只都还来不及作出反应，“老鹰”号（Eagle）和“罗姆尼”号（Romney）这两艘军舰也跟着一头扎进了礁石丛，像石头一样沉入了海底。总共才5艘军舰，一下子就损失掉了4艘。
只有两个活人被冲到岸边，其中一个就是克洛迪斯利爵士本人。在海浪将他送回祖国大陆怀抱的过程中，他眼前也许闪现了自己过去57年的生活情景。他当然有足够的时间回顾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在这段时间里，他做出了自己海军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误判。“联合”号船员中的一名水手曾凑上去向他报告说：在整段浓雾弥漫的航程中，他始终记录着自己对舰队位置的估测。这位不知名的水手很清楚，皇家海军严禁下级越权进行这种颠覆性的导航。但是，根据他的计算，他们面临的触礁危险实在太大了，所以他甘愿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将自己的忧虑报告给长官。肖维尔上将却以违抗军令罪当场对他判处了绞刑。
在克洛迪斯利爵士差点儿被淹死的时候，身边可没有人对他唾斥道：“我早就警告过你会这样的！”但是，据说这名海军上将刚瘫倒在沙滩上，当地一位赶海的妇女就发现了他，并看上了他手上戴的绿宝石戒指。这两人一个贪欲炽烈，一个精疲力竭，于是她毫不费力就杀害了他，并夺走了戒指。30年后，她在临终前向牧师做了忏悔，坦承自己有罪，并出具这枚戒指以示悔悟。
在海员们测不出经度的日子里，克洛迪斯利爵士舰队的覆灭算是为长篇的航海传奇新添了浓重的一笔。在这段悲惨历史中，每一页都在讲述着经典的恐怖故事——有坏血病和干渴引发的死亡，有置身帆缆之中的鬼魂，还有海难式的着陆：船体猛撞岩石，溺水身亡者的尸体堆积在沙滩上腐烂发臭。单单因为弄不清经度而迅速导致船毁人亡的事例，就不下几百起。
在勇敢和贪婪的双重驱策下，15-17世纪的船长们都依靠“航位推测法”（dead reckoning）来估测自己在始发港以东或以西多远的地方。船长会将一块木头从船上扔下水去，并观察船以多大的速度远离这个临时航标。他会在航行日志中记下这个粗略的速度，还会记下他根据星辰或罗盘得出的航行方向，以及他在某条特定航线上的航行时间——这可由沙漏或怀表给出。再综合考虑洋流、风力和判断误差等因素的影响，他就可以推断出本船所在地的经度了。当然，他会经常性地错过目标，只落得徒劳地搜寻他渴望找到淡水的那个海岛，甚至根本就找不到他最终想要抵达的那块陆地。这种“航位推测法”往往会让他送掉老命。
因为不知道经度，长途航行的时间会拖得更长，而水手们长时间待在海上很容易患上一种叫作坏血病的可怕疾病。当年海上的伙食中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水手们维生素C摄入量不足，因此会引起身体结缔组织的坏死。他们的血管会出血，即使没受什么伤，整个人看上去也是遍体鳞伤的，而一旦真受了伤，伤口又不能愈合。他们的双腿会浮肿，会因为自发性出血渗入肌肉和关节而痛苦不堪。他们还会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他们会呼吸困难，身体虚弱。一旦脑血管破裂，他们就会一命呜呼。
航船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经度信息，除了可能使人员遭受痛苦之外，还会造成规模巨大的经济损失。它将远洋轮船局限在安全有保障的几条狭窄航道上。因为只能靠纬度进行导航，捕鲸船、商船、战舰和海盗船都聚集在这些繁忙的航道上，并沦为彼此的劫掠对象。比如，在1592年，一个由6艘英国军舰组成的舰队隐藏在亚速尔群岛的外海，准备伏击从加勒比海返航的西班牙商船。这时，从印度返航的巨型葡萄牙大商船“圣母”号（Madre de Deus）进入了他们的埋伏圈。尽管“圣母”号上配备了32杆铜管枪，但还是很快就败下阵来，并失去了一大批珍贵的货物。这艘船的货舱中装着成箱的金币、银币、珍珠、钻石、琥珀、麝香、壁毯、织锦和乌檀木，还装载着数以吨计的香料——胡椒400多吨、丁香45吨、肉桂皮35吨、肉豆蔻干皮和肉豆蔻各3吨。结果证明这艘“圣母”号价值50万英镑，大致相当于当时整个英国国库年净收入的一半。
到17世纪末，每年都有将近300艘轮船往返于不列颠群岛与西印度群岛之间，忙着与牙买加进行贸易。因为这些货船中的任何一艘出现闪失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商家们都企望能避免发生这种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他们渴望发现秘密航道，而这又意味着必须找到一条测定经度的途径。
曾作为一名军官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的塞缪尔·佩皮斯
，对当时的导航技术所处的可怜状况大感震惊。他在评论自己1683年到丹吉尔（Tangiers）的一次航行时写道：“大家都处于一片混乱中——对于如何改进估测结果各有各的办法，又都有自己的一套荒谬说辞，而对估测结果所采取的态度更是乱糟糟的。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若非万能的上帝赐予恩典，若非吉星高照，若非大海辽阔无边，在航海中还会出现更多的灾难和厄运。”
致使4艘战舰沉没的锡利群岛海难，说明佩皮斯这段话很有先见之明。1707年这次事故的发生地距离英国航运中心太近了，于是经度问题就一跃成为英国国家事务中的头等大事。原本就已吃过好几个世纪的苦头了，现在一下子又断送掉这么多生命、这么多战舰和这么多的荣耀，于是在不具备测定经度手段的情况下，进行远洋导航的荒唐性就越发凸显了。克洛迪斯利爵士舰队遇难将士们（献身于经度事业的2000位新殉难者）的冤魂，更促成英国出台了著名的1714年经度法案。在这项法案中，国会承诺为解决经度问题者提供一笔20000英镑的奖金。
1736年，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的不知名钟表匠带着一种大有前途的解决方案，登上英国皇家舰队的“百夫长”号（Centurion）前往里斯本试航。船上的军官们目睹了哈里森的时钟可以怎样改进他们的估测结果。事实上，当哈里森那新奇的装置表明他们在返回伦敦途中偏离航线60英里时，他们都很感激他。
然而，到1740年9月，当“百夫长”号在分舰队司令官乔治·安森
的指挥下启程驶往南太平洋时，经度时钟却被留在岸上——依旧立在哈里森位于红狮广场的家中。当时，我们的发明家已经完成了这台钟的第二次改进，并且正在家中辛勤地进行第三次进一步的改进。但是，这些发明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甚至在接下来的50年里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安森的舰队在进入大西洋航行时，靠的还是老一套：高超的船舶驾驶技术、纬度读数以及“航位推测法”。在经过了一次异常漫长的远洋横渡之后，舰队完好无损地抵达了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但是接下来却因为在海上失去了经度信息，引发了一场大悲剧。
到1741年3月7日时，安森的“百夫长”号的船舱里已经弥漫着坏血病的臭气。在这种情况下，它穿过勒梅尔海峡（Straits Le Maire），从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当他们正沿合恩角绕行时，风暴从西面袭来。风帆给扯成了碎片，船也剧烈地颠簸起来，好些失去把持的人都因跌撞当场毙命。风力有时会减弱一点，但那只是为更猛烈的袭击积聚力量，就这样“百夫长”号饱受了58天无情的折磨。狂风中还夹杂着暴雨、冻雨和冰雹。同时，坏血病也一直在消耗着船组人员，每天都会夺走6～10条性命。
安森顶着这一连串的打击，基本上是沿着南纬60°一路向西航行，直到他自以为已经抵达了火地岛
以西200来英里的地方。他的舰队中另外5艘船在风暴中跟“百夫长”号失散了，其中有几艘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当安森碰到两个月以来的头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时，他预计海面终于要风平浪静了，就掉转船头，向北驶往一向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胡安·费尔南德斯岛
。他知道，在那里他可以为部下们找到淡水，以救危济难和延续生命。在到达那里之前，他们都只能靠希望支撑着活下去——希望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航行几天后，能找到那座如沙漠绿洲般的海岛。当雾气消散，安森马上看到了陆地，而且已近在眼前，可那是位于火地岛西端的诺戈尔岬（Cape Noir）。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一直开反了方向吗？
原来是强劲的海流破坏了安森的计划。他一直以为他们的船在向西行进，但实际上几乎在原地踏步。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重新往西航行，再往北以求生存。他心里明白，如果再失败，如果水手的死亡率还是这样居高不下，那么存活下来的人手就连扬帆远航都要不够了。
根据1741年5月24日这一天的航行日志记载，安森最终还是将“百夫长”号开到了胡安·费尔南德斯岛所在的南纬35°纬线上。接下来只需沿着纬度圈航行就可靠岸停泊了。但是该往哪个方向开呢？胡安·费尔南德斯岛现在是位于“百夫长”号的东面还是西面呢？
对此谁都没把握。
安森猜的是西面，因此就朝那个方向开了。但是，在海上令人绝望地漂泊了4个昼夜后，他对原来的选择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又掉转船头往回开。
在“百夫长”号沿着35°纬线圈往东开了48小时后，他们终于看到了陆地！但那是西班牙所属智利的山崖海岸，根本没法登陆。这一震惊迫使安森在航行方向和思维方式上再次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他不得不承认，在放弃向西航行并掉头往东时，他们距离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也许已经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航程了。于是，这艘船不得不再次原路返回。
1741年6月9日，“百夫长”号终于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抛下了锚。在为寻找该岛而费尽周折的两个星期里，安森又赔进去80条性命。尽管他是一位有能耐的航海家，可以保证船在具有合适深度的水中航行，从而避免船员们因触礁而大规模地溺水身亡，但是他的延误却让坏血病得到了肆虐的机会。安森帮着将病倒的海员用吊床运上了岸，接下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手里夺走。最后，原来的500人死去了一大半。
[1] 作者说，她将本章题目取为“The sea before time”，是受了一部曾在美国流行一时的描写恐龙的动画片“ The land before time ”（国内译作《小脚板走天涯》）的启发。因为它们讲述的都是人类文明或现代技术出现之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