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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阿姆斯特朗
在我还是一个生长在俄亥俄州的小城镇的小男孩时，获得精确时间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收音机——它在正点播报“刚才最后一响，是东部标准时间×点整”；另一种是通过法院的时钟——它是人们安排日常工作的重要帮手。镇上有些人没有手表，要靠法院的钟声来确定上下班时间。有些人有手表，但是它们在5个小时里可能快或慢上5分钟，因此每天都需要拨准好几次，而走时准确的手表也成了其主人炫耀的资本。
法院的圆顶高高耸起，比小镇教堂的尖顶还高。沿着圆顶下的筒状墙体，均匀地排布着四面钟，每一面都对应着罗盘上的一个基本方位。学童们偶尔得到许可进入法院高塔内参观。虽然站在地面上看，这个塔的外表并不怎么起眼，但是当学童们进到里面探索时，就会发现其内部坑坑洼洼，布满灰尘的横梁和支柱纵横交错。那些钟面外形巨大，表针比小孩儿的个头还长。这一番体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生动的印象：钟表是很重要的东西。
乘船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从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尼治的这段旅程，也可算是时间长河上的一段航程。这条河的两岸沿途积淀了两千年的历史——从罗马时代的伦迪尼乌姆（Londinium）港直到撒克逊人时代。这段历史的注脚中记载了1665年的大瘟疫、次年的伦敦大火、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等重大事件。
很显然，格林尼治是一个适于出海远航的城镇。游客在格林尼治码头弃舟登陆，徒步而行，途经著名的快速帆船“卡蒂萨克”号（Cutty Sark）和弗朗西斯·奇切斯特（Francis Chichester）单人环球飞行时所驾驶的小飞机“舞毒蛾2号”，再穿过一小段迷人的乡村小道，就来到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英国最著名的海军上将和海军英雄霍雷肖·纳尔逊
及英国最伟大的海军探险家詹姆斯·库克
使用过的海图和物品。长廊上堆满了各种图画、轮船模型、科学设备和导航仪器以及地图集。那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图书馆。
多年以前，我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东西——最早的几台高精度航海钟，它们可能也算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时钟了。这几台航海钟是由约克郡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的人在18世纪时制造的。哈里森原来是木匠，后来才改行当了钟表匠。他的前三台钟完全不同于我此前见过的任何一台时钟。最早的那一台，每边长约2英尺
，看起来像是铜制的，四根指针各有一个单独的表盘；两个摆动臂由弹簧连接起来，其顶端各带一个向上鼓出的球形重锤。
哈里森的第二台和第三台钟看起来要略小一些。它们的机械装置跟第一台类似，但或多或少又有些差别。哈里森最后的那台钟——据说也是性能最好的一台——跟另外的几台完全不同。它看起来像一块装在银制表盒里的超大怀表，直径约莫五六英寸，厚达2英寸。这台钟的每个零部件都造得毫无瑕疵，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哪里是木匠能造得出来的，分明是珠宝匠的杰作嘛。
离开博物馆后，我走到街对面，穿过公园，顺着山坡爬上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在1675年设计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来到了“弗拉姆斯蒂德之屋”（Flamsteed House）。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下令建造了这个天文台，以提高海上航行能力，并“在海上确定渴望已久的经度，从而完善航海技术”。就在这一年，他还任命约翰·弗拉姆斯蒂德为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
格林尼治天文台在本初子午线上。一个通过该天文台以及南北极的虚拟平面，恰好可将地球分成东西两个半球。这个天文台也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的基准点，因此每天、每年和每个世纪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有段时间，人们曾将哈里森的精密时计搬出博物馆，横穿马路，越过公园，放到了山上的天文台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写作本文时，这些时钟竟然会被安置在它们最大的批评群体——天文学家的实验室里。
为解决在海上确定经度的问题而建立的这个天文台，有一段令人神往的历史。这些精密时计，同样也是为了解决确定经度的问题而制作的；而且，在我看来，它们的故事甚至更加令人着迷。这些年，我又连续四次回到格林尼治，都是专程去看望它们，并向它们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我选择的职业要求我掌握航空航天导航技术，因此我对航海技术的历史也很痴迷。我了解到，在哥伦布完成首次大西洋横渡之后，欧洲最强劲的两大海上争霸对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新发现大陆的管辖权爆发了激烈的争斗。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发了“分界线教皇诏书”（Bull of Demar cation），来解决这场争端。教皇陛下抱着一种超然事外的平和心态，在海图上穿过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
的地方，从南到北划出了一条子午线。他将该线以西的所有土地（不管是已发现的还是未发现的）统统划归西班牙，而该线以东的土地则划归葡萄牙。尤其是考虑到当时都没人知晓这条线在海上的具体位置，这一外交裁决真可谓大手笔了。
早期的船长都通晓纬度的含义；在北半球时，还可以通过测量北极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来测出纬度。但是，没有人了解经度。麦哲伦的书记员皮加费塔（Pigafetta）曾这样写道：“船长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经度问题，而领航员们却很满足于所获得的纬度信息，并为此自傲，都不愿提起经度这码事。”当我搜寻“导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总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一切都得归功于约翰·哈里森非凡的创造力和高超的技艺。
作为对有关哈里森成功和磨难的点滴信息都无比渴求的“小学生”，我发现《经度》一书为我揭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细节和关系。那些不熟悉这段独特历史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无疑会欣赏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了解计时技术和导航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那些对这个主题已有所涉猎的朋友，我想，也定能从书中获得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