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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适当形式的自由同最低限度、必要的道德培养相结合，正是教育家尚需解决的难题。
任何严肃的教育理论都必须包含两部分：生活目标的概念及心理动力学知识，即心理变化的规律。两个人在生活目标上有分歧，必然也无法在教育理念上达成一致。在西方文明中，基督教和民族主义这两种道德观一直支配着教育机器。严肃分析的话，两种观念互不兼容，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我个人而言，二者不同之处，基督教更为可取；二者一致之处，两种观念均不正确。我打算用文明这一概念替代教育目的，这里的文明部分涉及个体，部分涉及社会。涉及个体的部分包含了智力和道德两种品质：智力包括最低限度的一般性知识、个人专业领域的技能及依据事实得出观点的习惯；道德包括公正、善良和一定的自控力。我还要补充一种既非道德也非智力，或许可归为心理范畴的品质：对生活的热情和欢愉。放到社会中，文明要求人们遵守法律，公平公正，行为上不能以永久伤害人类某一部分为目的，需凭借智力手段实现目标。
如果以上是教育的目的，心理学要思考的便是，如何实现这些目的，尤其是何种程度的自由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关于教育的自由问题，根据目的和心理学理论的不同，目前存在三个主要思想流派。有人说，孩子应当被赋予全面的自由，不管他们表现得多顽劣；有人说，孩子应当彻底服从权威，不管他们表现得多听话；还有人说，孩子应当拥有自由，但自由的同时他们必须一直表现良好。虽然明显不合逻辑，但相当多的人都持最后一种观点。孩子和成人一样，如果被放任自流，便不可能一直表现良好。认为自由是道德高尚的保障是卢梭教育思想的残留，不适用于动物和孩子的研究。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教育不应设置明确的目标，只需为受教育者提供适合其自然发展的环境。对此我无法赞同，在我看来这过于个人主义，又过于轻视知识的重要性了。我们生活在需要彼此协作的社会，认为仅凭自发冲动就能实现社会所需的全部合作，未免过于乌托邦了。想要保证庞大的人口能够在有限区域内生存，必然要依赖科学和技术，因此，教育必须传递这一领域最低限度的必要知识。主张最大限度自由的教育家，他们自身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一定程度的慈悲、自控力以及受过训练的智慧，如果冲动不受限制，这些美德恐怕难以产生。原封不动地套用他们的教育方法，不太可能延续他们身上的美德。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应当是比单纯的自由成长机会更为积极的东西。当然，自由成长的机会也不可或缺，但教育必须教会孩子那些仅凭他们自身无法全面获得的精神和道德品质。
赞成教育应当提供最大限度自由的人，其依据并非人类天性善良，而是担心权威的影响，无论是对受制于权威的人，还是权威的实施者。长期被权威压迫的孩子要么变得唯命是从，要么反叛不羁，两种性格各有弊端。
唯命是从的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缺乏主动性；不仅如此，受挫感引发的恼怒，会令他们倾向于欺负更弱小的同类以寻求宣泄。这正是专制制度永无休止的原因：一个人在其父亲那受了罪，转头便会施加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从前在学校里遭受的欺凌，他会铭记在心，成为一国之首后便会转移给自己的“国民”。由此可见，教育如果过分强调权威，会使学生变成胆小的暴君，无力开创也无法容忍任何言行上的创新。过分强调权威对教育者的影响更为严峻：他们往往会变成虐待狂式的管教者，只热衷于激发恐惧。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由于这些人是知识的化身，学生们会因此惧怕知识，在英国上层社会看来，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种惧怕实则只是对专制教师合理的憎恨。
此外，叛逆虽有必要，但叛逆者往往很难对现有事物保持公正。不仅如此，叛逆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明智的叛逆却少之又少。伽利略叛逆且聪明，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同样叛逆，却相当愚蠢。认为反权威便值得称赞，观点有悖传统便一定正确，是十分危险的倾向：无论是砸坏路灯，还是强调莎士比亚不算诗人，这些做法都毫无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过分的叛逆，往往正是因为过多的权威压抑了学生的朝气。这些叛逆者成为教育者后，有时会鼓励学生勇于反抗，与此同时又想尽力营造完美的学习环境，尽管两个目标难以兼容。
然而，社会需要的既非唯命是从也非反叛不羁，而是善良的天性，以及对人和新思想普遍的友好态度。拥有这些品质部分是由生理原因决定的，这方面传统教育家们鲜有关注；但更多是因为摆脱了活力受挫后无能为力的困惑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希望年轻人成长为友善的大人，就有必要让他们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友好。这就需要对孩子的重要欲望抱有同理心，而非试图利用他们为某些抽象的目标奋斗，比如上帝的荣耀和祖国的伟大。教学过程中应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明白，花费时间去弄懂被教授的东西是值得的——至少对于正确的知识应当如此。只要学生愿意配合，学习必将事半功倍。这些便是支持教育高度自由化的依据。
不过，这一观点有时容易走向极端。孩子在避开奴隶的恶习时染上贵族的恶习，这并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关心他人不仅适用于重大事件，也存在于日常小事中。它是文明的基本要素，离开它，社会生活将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我想说的并不只是表面的礼貌，比如说“请”和“谢谢”：正式的礼节在野蛮人中发展得最为充分，随着文化的进步只会慢慢减少。我指的是，自愿承担一部分必要的工作，在一些能减少整体麻烦的小事上尽量乐于助人。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无所不能，或是让他们觉得大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孩子开心，都是不可取的做法。不认可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却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毫无工作意识、缺乏持之以恒精神的人，未免显得言行不一。
倡导自由的人还会忽略一个因素。在一个由孩子组成的群体中，离开成人的干预，强者对弱者的专制可能比成人世界的暴政还要残忍许多。两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起玩耍，打过几次架就会知道谁注定是胜利者，而失败的一方则会沦为奴隶。换作孩子更多的地方，其中一两个很快会取得全面控制权，而其他孩子能够拥有的自由，远少于有成人保护弱小和听话孩子的集体。对多数孩子来说，为他人着想的品德并非天生，而是需要后天的学习，离开成人的权威，他们很难学会这一点。这或许就是反对成人放弃干预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如何将适当形式的自由同最低限度、必要的道德培养相结合，正是教育家尚需解决的难题。必须承认，孩子进入启蒙学校时，由于此前家长的干预，正确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已经难以实施了。正如心理分析学家从临床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世人皆疯狂，而对于现代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每每接触到被父母培养得无法无天的孩子，都倾向于得出孩子皆“难管”、父母皆无知的结论。由于父母的专制（通常以关爱的形式）而变得不安分的孩子，或多或少需要一段完全自由的时间，才能对其他大人放下戒心。但如果父母管教得当，孩子便能够接受一些程度轻微的监督，只要他们觉得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得到了帮助。那些喜欢孩子，不会因为同他们相处而变得神经衰弱的成人，既能在纪律教育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又不会损害自己在学生眼中的友善形象。
我认为，现代教育学家过于看重不干涉孩子生活的消极美德，又过于忽视享受孩子陪伴的积极影响。如果你像很多人喜欢骏马和爱犬那样去喜欢孩子，孩子就会更愿意对你的建议做出回应，接受你的“禁令”，或许也会有些调侃式的抱怨，但绝不会心生憎恨。但如果你喜欢孩子只是因为视他们为值得付出社会努力的对象，或者——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权力欲的宣泄口，教育只会徒劳无功。如果你对孩子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将来会为你的党派争取到一票，或是为你的国王和祖国做出牺牲，注定不会有孩子对你心怀感恩。真正可取的兴趣，是对陪伴孩子自发地感到愉悦，而非源于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具备这种品质的教师通常无须干预孩子的自由，但假若需要，也完全可以在不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况下完成。
不幸的是，劳碌过度的教师根本不可能一直保持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喜爱；他们对孩子的感情，最终会变得同知名甜品店的学徒看待马卡龙一样。我不认为教育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全部职业：每天最多从事两小时的教育工作便已足够，其他时间，教师应该去做一些不必同孩子打交道的事。孩子的世界，尤其是在缺少严格纪律约束的情况下，的确令人疲惫。疲惫最终会导致烦躁。无论这些被叨扰的教师相信何种教育理论，烦躁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教师必备的友善不能仅靠自控力维持。但只要它存于心中，就无须为管教“调皮”的孩子事先制定规则，因为冲动很可能导向正确的决定，而只要孩子能感受到你喜欢他，那你的任何决定几乎都将是正确的。毕竟，任何聪明的规则，都无法代替情感和体贴。
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应当是比单纯的自由成长机会更为积极的东西。当然，自由成长的机会也不可或缺，但教育必须教会孩子那些仅凭他们自身无法全面获得的精神和道德品质。
叛逆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明智的叛逆却少之又少。伽利略叛逆且聪明，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同样叛逆，却相当愚蠢。认为反权威便值得称赞，观点有悖传统便一定正确，是十分危险的倾向：无论是砸坏路灯，还是强调莎士比亚不算诗人，这些做法都毫无意义。
社会需要的既非唯命是从也非反叛不羁，而是善良的天性，以及对人和新思想普遍的友好态度。
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无所不能，或是让他们觉得大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孩子开心，都是不可取的做法。不认可游手好闲的有钱人，却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毫无工作意识、缺乏持之以恒精神的人，未免显得言行不一。
真正可取的兴趣，是对陪伴孩子自发地感到愉悦，而非源于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