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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亚历山德拉·斯图尔扎审视自己在水槽上方那面镜子里的脸，同时例行公事但又一丝不苟地洗净双手，就好像她等会儿要碰的是活人而非尸体。她冷硬的脸上留有痘疤。她梳向脑后、紧紧扎成发髻的头发乌黑，但她知道最初的几缕花白即将到来——她身为罗马尼亚人的母亲三十出头就有了白发。挪威男人说她的棕色双眼会“闪闪发亮”，尤其是在他们试图模仿她几乎无法察觉的口音的时候，或者是嘲笑她的祖国的时候。有些人显然觉得那地方是个天大的笑话，她会告诉他们，她来自蒂米什瓦拉，是欧洲第一座安装电气路灯的城市，当时是一八八四年，比奥斯陆早了两个世代。她二十岁那年来挪威的时候，花了六个月学习挪威语，同时干三份工作，在挪威科技大学进修化学专业期间减少到了两份，现在只剩下在法医研究所的这份，同时正在专心撰写她那篇关于DNA分析的博士论文。她有时——虽然没那么频繁——会思索，究竟是什么让她在男人眼里魅力十足。不可能是她的长相和坦率——有时甚至是恶劣——的态度。也不是她的才智和履历，男人似乎觉得这些比起刺激更像是威胁。她叹了口气。有个男人曾经对她说，她的身体就像老虎和兰博基尼杂交的后代。奇怪的是，那种低俗的形容可以是大错特错，同时又完全可以接受，是的，甚至是美妙，具体取决于这么说的人是谁。她关掉水龙头，走进解剖室。

赫尔格已经到了。那位技术员比她年轻两岁，思维敏捷又爱笑，这两种特质在亚历山德拉看来都是优点，毕竟他们需要面对死者，还肩负着从尸体身上获取死亡原因的任务。赫尔格是生物工程师，亚历山德拉是化学工程师，就算不能进行完整的临床解剖，两人也都有法医验尸方面的资格。然而，某些病理学家企图仗势欺人，称呼这些验尸技术员为“迪纳” ，也就是仆人——这是守旧派德国病理学家的流毒。赫尔格不在乎，但亚历山德拉必须承认，她还是会不时感到恼火。尤其是今天这种日子，当她走进解剖室，做病理学家在初步验尸中的所有工作，而且做得同样出色的时候。赫尔格是她在研究所里最喜欢的人，他总会应她的要求到来，尽管并非每个挪威人都愿意在星期六跑来工作。工作日的四点过后也一样。她有时会好奇，如果当初美国人没能在他们的大陆架上找到石油，这个不爱工作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指数会变成什么样。

解剖台上躺着那位年轻女子赤裸的尸体，亚历山德拉打开了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灯。尸体的气味取决于许多因素：年龄，死因，是否在服用药物，吃了什么食物，以及——当然——腐化过程进行到了哪一步。亚历山德拉完全不怕腐肉、粪便或者尿液的臭味。她甚至能应付尸体在分解过程中伴随长长的咝咝声排出的那种气体。她受不了的是胃液，是呕吐物、胆汁和各种酸的气味。在这层意义上，即使暴尸户外长达三个星期，苏珊·安德森的情况也不算太糟糕。

“没有幼虫？”亚历山德拉问。

“我摘除了。”赫尔格说着，拿起他们用的那只醋瓶。

“但都留下了？”

“对。”他说着，指了指一个装有十来只白色蛆虫的玻璃盒。留下这些虫子，是因为它们的长度能说明它们以尸体为食的时长，换句话说，能知道它们是在多久以前孵化的，并由此判断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没法具体到小时，但可以具体到天和星期。

“用不了多久的，”亚历山德拉说，“犯罪特警队只想要可能的死因和外观检查的结果。血液测试，尿液，体液。病理学家会在星期一进行一场完整的验尸。今晚有什么安排吗？这儿。”

赫尔格朝她指着的部位拍了张照。

“我也许会去看部电影。”他说。

“不如和我去同性恋酒吧跳个舞？”她在表格上做了笔记，又指了指，“这儿。”

“我不会跳舞。”

“胡扯。同性恋没有不会跳舞的。看见喉咙上这道割伤了吗？从左边开始，越来越深，然后在靠近右边的时候变浅了。这代表杀人犯是右撇子，站在身后，把她的脑袋往后拉。有位病理学家跟我说过一道类似的伤口，他们曾经以为那是一场谋杀，结果发现是那个男人割了自己的喉咙。换句话说，那家伙相当坚决。你怎么说，今晚想找几个男同性恋跳舞吗？”

“如果我不是同性恋呢？”

“那样的话……”亚历山德拉记着笔记说，“我就不会再跟你一起出门了，赫尔格。”

他笑出声来，拍了张照。“因为？”

“因为那样你就会妨碍我结识别的男人。好的助攻必须是男同性恋。”

“我可以假装自己是。”

“没用的。男人会注意到睾酮的气味，然后敬而远之。你觉得这是什么？”

她拿起一只放大镜，对准苏珊·安德森一边乳头的下方。

赫尔格凑近看去。“干涸的唾液，也许。或者鼻涕。怎么看都不是精液。”

“拍张照，然后我会刮下样本，星期一去实验室检查一下。如果我们运气够好，这就是DNA材料。”

在亚历山德拉检查口腔、耳朵、鼻孔和眼睛的时候，赫尔格拍了张照。

“你觉得这儿发生了什么？”她拿起一只小手电筒，照着那只空眼窝。

“野生动物干的？”

“不，我觉得不是，”亚历山德拉让那道光绕了眼窝边缘一圈，“这里面没有那颗眼球任何的残留物，眼睛周围也没有鸟类或者啮齿动物的爪子留下的伤。如果真是动物干的，为什么不连另一颗眼球也带走？这儿拍张照……”她照亮了眼窝内部，“看到了吗，这些神经纤维似乎是被割断的，看起来是用刀？”

“天哪，”赫尔格说，“谁会做出这种事来？”

“愤怒的人，”亚历山德拉说着，摇摇头，“特别愤怒、特别不正常的人。而且他们还逍遥法外。也许我今晚应该待在家里，也找部电影来看。”

“是啊。”

“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性侵过她。”

等到确认生殖器的内部或者外部没有明显的受伤迹象，阴道里也没有残留精液以后，他们去屋顶抽了支烟。就算精液曾经存在于阴道内，也早就被身体的其余部分吸收了。病理学家会在星期一和他们做同样的检查，但她相当确定他们只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亚历山德拉平时不抽烟，却依稀相信香烟能熏走可能占据了死者身体的恶魔。她深吸一口，眺望奥斯陆。眺望那片峡湾，它在苍白多云的天空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眺望低矮的山丘，秋意在那里化作红黄相间的炽热色彩。

“该死，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她说着，叹了口气。

“你这口气就像是希望这儿别那么好。”赫尔格说着，接过她手里的香烟。

“我讨厌对事物产生感情。”

“什么样的事物？”

“地方。人。”

“男人？”

“尤其是男人。他们会拿走你的自由。确切地说，他们不会拿走，可你会像个胆小鬼那样把自由交出去，就像被程序控制了一样。自由可比男人有价值。”

“你确定？”

她夺回那支香烟，恼火地吸了一大口。她同样用力地呼出烟气，发出刺耳又沙哑的笑声。

“至少比我爱上的男人有价值。”

“你提过的那个条子呢？”

“噢，他啊，”她轻笑起来，“是啊，我喜欢他。但他简直一团糟。他老婆甩了他，而且他总在喝酒。”

“他现在去哪儿了？”

“他老婆死了，然后他就跑去了国外。一场悲剧。”亚历山德拉突兀地站起身，又说：“好了，我们最好把工作收尾，再把尸体送回冷藏柜里。我想要去参加派对！”

他们回到解剖室里，收集了最后一批样本，填满表格剩下的格子，然后开始收拾。

“说到派对，”亚历山德拉说，“你知道这两个女孩去的那个派对吗？他们也邀请了我，我还邀请了你一起去呢。”

“你在开玩笑吧？”

“你不记得了？罗德的邻居邀请我的。他说那个派对会在奥斯陆峡湾区最棒的屋顶露台举行，那里会挤满阔绰的宾客，有各种名人和派对爱好者。他还说他们希望到场的女性能穿裙子。短裙。”

“呸，”赫尔格说，“那你没去也正常。”

“见鬼，我当然会去！要是我那天没那么多工作要做就好了。而且你也会去的。”

“我会吗？”赫尔格笑了。

“当然，”亚历山德拉大笑起来，“我可是你的‘同性恋密友’ 。你能想象吗？你，我，还有那些光鲜亮丽的人。”

“能想象。”

“你瞧，你就是同性恋。”

“什么？因为？”

“跟我说实话吧，赫尔格。你和男人睡过吗？”

“让我想想……”赫尔格把放着尸体的滚轮解剖台推向其中一只冷藏柜，“是的。”

“不止一次？”

“这不代表我是男同性恋，”他说着，拉开硕大的金属抽屉，“不，这只是旁证。如果你把毛衣的一边系在肩膀上，另一边系在胳膊下面，华生，这才叫证据。”

赫尔格咯咯笑着，抓起器械台上的一块白布，朝她甩了过去。亚历山德拉笑着俯下身，躲在解剖台前部的后方。她保持那种姿势，弯下腰去，双眼盯着那具尸体。

“赫尔格。”她低声说。

“我在。”

“我想我们遗漏了什么东西。”

“什么？”

亚历山德拉朝苏珊·安德森的脑袋伸出手，掀起头发，拨向一侧。

“怎么了？”赫尔格问。

“缝合线，”亚历山德拉答道，“新鲜的缝合线。”

他绕到解剖台的另一侧。“呃，我猜她肯定弄伤过自己？”

亚历山德拉循着缝合线掀起更多头发。“负责缝合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医生，赫尔格，否则不会用这么粗的线，也不会缝得这么松。缝合是匆忙完成的。而且你看，缝合线绕了整个脑袋一圈。”

“就好像她被……”

“好像她被剥了头皮，”亚历山德拉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然后头皮又被缝了回去。”

她抬头看向赫尔格，看到他的喉结起伏不定。“我们要不要……”他开了口，“要不要检查一下……下面？”

“不。”亚历山德拉语气坚定，同时站直身体。她因为这份工作带回家的噩梦够多了，而且那些病理学家一年比她多拿二十万挪威克朗，这活还是留给他们吧。

“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她说，“所以你我这样的‘迪纳’还是把这种事留给成年人吧。”

“可以。顺带一提，今晚的派对我也可以去。”

“很好，”亚历山德拉说，“但我们需要完成报告，再连照片一起发送给犯罪特警队的布莱特。噢，该死！”

“怎么了？”

“我刚刚想到，当布莱特看到记录里的唾液什么的时，肯定会让我做个快速DNA分析。那样的话，我今晚就没法去市区了。”

“算了吧，你可以拒绝的，谁都需要休息，就算是你。”

亚历山德拉双手叉腰，歪了歪头，严肃地看着赫尔格。

“好吧，”他叹了口气，“如果人人都休息，还有我们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