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舍尔斯基（Schelsky）曾在一本名为《怀疑的一代》的书中对当时社会青年人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我认为这一描述也适用于今天的心理治疗师。我们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怀疑，特别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和认识充满怀疑。这种谦虚和冷静可以表达整整一代心理治疗师的生活感悟。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或技术，治愈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病例，或至少有实质性的改善，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然而，我们也要对任何煽动性的结论保持警惕。因为所有心理治疗的彼拉多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恢复？什么是治疗？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最终获得的成功率几乎同样高，那么相关治疗的成功就不应该首先归功于技术。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曾指出：“在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的人格是他的主要工具。”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
藐视技术
？我宁愿同意哈克（Hacker）的观点，他警告说不要把心理治疗简单地看作一种艺术。这种简单的等同会让江湖骗术大行其道。心理治疗当然可以说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但我想超越这一点并大胆断言，
单纯的艺术或技术方式的心理治疗
，只是一种人造物，它们其实只存在于理论当中，而真正的实践往往在二者
之间
的区域中发生。在艺术和技术的两极之间，形形色色的方法和理论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价值。最接近艺术一端的是真实的存在性相遇（雅斯贝尔斯和宾斯万格意义上的“存在性交流”），而更接近于技术一端的则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移情，正如博斯（Boss）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中所指出的那样，要说“施行”，而不说“操控”［德瑞克斯（Dreikurs）］。离技术一端较远的是舒尔茨所说的自生训练
，而离艺术一端最远的可能是类似唱片催眠的东西。
哪种方法和技术合适，不仅取决于病人，也取决于医生，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例都与治疗方法完全契合
，也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很好地运用每种技术。我曾以方程的形式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一点：
ψ=x+y
也就是说，每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的选择（ψ）都是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如果不考虑病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以及医生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的话，它就无法成立。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懒惰和廉价的折中主义？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之间的矛盾应该被掩盖吗？这些根本都不是问题。我们的思考和权衡在于，任何心理疗法都不应再声称具有排他性。 只要我们无法获得绝对的真理，我们就必须满足于对相对真理的相互纠正，也要有勇气面对单一性 ，即意识到自身的单一性。
如果乐团中的长笛手不吹奏长笛，而是去演奏其他乐器，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不仅有权利，而且几乎有义务，在乐团中专门吹奏长笛——但仅限于在乐团中吹奏。一旦他回到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邻居在家中、在管弦乐队之外被他所演奏的长笛打搅。在心理治疗这部复调交响乐中，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坚持 一种对自身保持自觉的单一性 。
艺术曾经被定义为多样性中的统一；我认为人类可以被定义为
统一中的多样性
。尽管存在统一性和整体性，但人的本质会延伸到多个维度当中，心理治疗也必须一同进入这些维度之中。心理治疗不能忽视任何东西——无论是身体的、心理的还是精神上的，
它必须在雅各布天梯
上来回移动
，既不能无视自己的元临床问题，也不能失去其脚下临床经验主义的坚实基础。一旦心理治疗“迷失”在某种奥秘之中，我们就得让它回归原位。
与动物一样，人类也分为生物和心理维度。无论人身上的动物性如何被他的人性所超越和影响，动物性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存在。这就如同一架飞机也会像汽车一样在机场跑道上行驶。它只有升入空中，才能证明它是一架真正的飞机。同样地，人是一种动物。但他也在自由的维度上无限地超越了动物。人的自由根本不是一种摆脱任何东西的自由，而是一种 面对 任何东西的自由，即在一切条件限制面前 采取立场 的自由。一个人只有在进入自由的维度时才能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伦理学方法可能和实践中的药理学方法一样合法。精神药物是否可以取代心理治疗，或者只是让心理治疗更容易或更困难，我想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只说一点，那就是，最近有人担心，精神药物治疗会像电击治疗一样，可能导致精神病治疗的机械化，病人将不再被当作人来对待。不得不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心理治疗从来不是取决于某种技术，而总是取决于处理技术的人，取决于处理技术的精神。
基于某种精神的
心理治疗
技术被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方式应用到病人身上。这种方式不再关注疾病背后的人格，只关注其发生的心理机制：人被
重新定义
——人被变成了一个物体——或者甚至被
操纵
，成为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
[1]
例如，在我看来，借助精神药物治疗内源性抑郁症是相当合适的。有人说，内疚感不应该被“安抚掉”，因为它们是基于真正的内疚，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并不恰当。在某种存在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内疚；但内源性抑郁症患者的这种内疚感过于深重，导致他们走向绝望和自杀。
退潮时礁石显现了出来，然而没有人会说礁石是退潮的原因
。同样，在内源性抑郁症阶段，所有存在基础上的内疚感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显现了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性的内疚感是内源性抑郁症的原因。很奇怪的是，在一个具体的病例中，这种存在性的内疚感仅在1951年2月至4月，1956年3月至6月期间具有致病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又不具有致病性了。我还想说的是，让一个人偏偏在内源性抑郁阶段去面对他的存在性内疚，这难道合适吗？这就如同火上浇油，非常容易导致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剥夺病人通过药物缓解痛苦的权利。
而当我们面对的不是内源性抑郁症而是心因性抑郁症，不是抑郁性精神病而是抑郁性神经症时，情况就不同了：药物治疗很可能会变成医疗事故。在这种情况下，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掩盖病因的假性治疗——就像在治疗阑尾炎时使用吗啡一样。心理治疗也一样——通过心理治疗，医生也可能找不到病因。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病学，甚至医学都在经历一个功能性变化的时代。鉴于以下事实，这种危险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最近哈佛大学的法恩斯沃思（Farnsworth）教授在美国医学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医学现在面临着扩大功能的任务。在这个危机时期，医生们有必要参与到哲学之中。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疾病是无目的、无聊、缺乏意义。”这样一来，医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医学问题，而是他们几乎毫无准备的哲学性问题。病人求助于精神病医生，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甚至对找到生活的任何意义感到绝望。我通常把这种情况叫作存在性挫折。它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病态；如果我们非要说它是某种神经症的话，它就是一种新型的神经症，我称之为
心灵性神经症
（noogene Neurose）。根据一致的统计数据，它约占患者总数的20%，在美国，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布拉德利中心，都已经开展了区分心灵性神经症和心因性神经症（以及体源性假性神经症）的相关测试。
医生如果不能做出这种鉴别诊断，就有可能放弃了心理治疗的武器库中一直存在的最重要的武器：即
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
很难想象，缺乏对某项任务的奉献精神，会成为
精神疾病的唯一原因
。然而，我坚信，积极的意义取向是一种
治疗手段
。
有人会反对说，这种方式会造成病人负担过重。但是，在如今这个充满存在性挫折的时代，我们要担心的不是人的负担过重，而是人的负担过轻。不仅有一种压力病理学，还有一种 解脱病理学 。1946年，我根据当时的集中营囚犯的发病率描述了这种解脱病理学。后来，舒尔特（W.Schulte）采取了同样的路线，他将解脱视为一种“植物性的”避风港。最后，我的观察得到了曼弗雷德·普弗兰茨（Manfred Pflanz）和图尔·冯·于克斯屈尔（Thure von Uexküll）的证实。人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紧张。相反，我认为， 人类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健康的紧张 。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稳态平衡（Homöostase）而是心灵动力（Noodynamics），也就是我所说的，在人和他所期待的意义实现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这是不可消除、绝对必要的。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希望了解以下问题，即 心理治疗的伊壁鸠鲁时代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斯多葛时代 。现在，我们绝不能把一个人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当作“不过是防御机制或继发的合理化”而搁置一旁。至于我个人，我不希望因为我的防御机制或我的继发合理化的缘故，而将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当然，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对其存在意义的关注背后会有其他东西。但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人类的真正关切，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而不是一味地强制它去适应专业的感知框架。这个专业的感知模式会轻而易举地通过分析或者精神安抚，让我们忽视人类对存在意义的关注—— 只有人类才能提出意义问题，才可以质疑存在的意义 。在以上 两种 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进行一种假性治疗。
心灵动力不仅与心理治疗有关，也与心理卫生有关。在美国，科琴（Kotchen）在测试调查的基础上证明，意义取向（意义疗法的基本概念）——一个人对意义和价值世界的取向——与心理健康成正比。戴维斯（Davis）、麦考特（McCourt）和所罗门（Solomon）再次证明，在感觉剥夺实验
过程中出现的幻觉，绝不可能通过传递单纯的意义数据，而只能通过重建正确的意义参照来避免。
这种对意义参照的排除，不仅是实验性精神病的基础，也是集体神经症的基础。我指的是当今社会愈演愈烈的无意义感，或者叫
存在的真空
。今天的人不仅缺乏直觉，还要忍受传统丧失的痛苦。直觉不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传统也不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
很快他就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开始简单地模仿他人，随波逐流。在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们抱怨他们正在应对一种新型的神经症，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缺乏主动性。常规治疗在这些病人身上根本没有效果。患者对生命意义的呼唤也得到了医生的回应，他们呼吁采用新的心理治疗方法。由于存在的真空是一种集体现象，这种呼吁越发迫切。在我给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学生做的德语讲座中，大约40%的人承认自己曾有过强烈的无意义感。在用英语给美国学生做的讲座中，这个数字是8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存在的真空主要困扰着美国人，甚至也不意味着我们把它归咎于所谓的美国化。相反，这只意味着，这种现象似乎是高度工业化社会形式的一个特征。如果说博斯把无聊视为未来的神经症的话，我想补充一下：“未来已经开始。”是的，不止如此：叔本华在19世纪就已经预言，人类显然注定要在痛苦和无聊这两个极端之间永恒地摇摆。无论如何，我们精神病学家已经注意到，极端的无聊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麻烦。
但心理治疗是否为这一切做好了准备？我认为，它必须或多或少地成长为一个新角色。它几乎没有摆脱——用弗朗茨·亚历山大的话说——被机械师心态支配的那个阶段。弗朗茨·亚历山大说得没错，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归功于旧医学的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导向。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有很多要弥补的。
弗洛伊德对这种弥补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他的精神分析标志着现代心理治疗的诞生。随着弗洛伊德移居国外，心理治疗也被他带出国。事实上，在他的演讲遭到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医师协会嘲笑的那天，他的内心就已经“移民”了。几年前，我在美因茨医学会做了一次题为“将心理治疗带入医学”的演讲。今天，在我看来，已经到了关注那次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一大堆心理医生的任务在等待着全科医生。然而，医疗实践往往仍然是机械化的，病人在其中被“非人格化”。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临床实践有倾向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危险。如果放任这种错误的话，心理治疗将被这种过度技术化的医学感染，它会热衷于弗朗茨·亚历山大所抨击的灵魂工程师的技术理想。然而，我想我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消除这种危险的过程中。
心理治疗在整个医疗学的子宫里找到了家园。这一归宿将改变心理治疗和医学的面貌。心理治疗将不得不为其进入医学而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 揭开心理治疗的神话面纱 。
将心理治疗带入医学最终会产生什么影响？它真的会导致不受限制的“医学心理学化”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将要发生的，并不是医学的心理学化，而是 医学的重新人性化 。
就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可能对心理治疗至关重要一样，我们也绝不能轻视技术。并非方法本身使病人非人化，而是运用方法的精神，以及对病人进行重新定义和操纵的诱惑存在于心理治疗，至少是精神药物治疗当中。 [2] 就心灵性神经症而言，身体治疗会忽视真正的病因，而心理治疗并不会比身体治疗高明多少，日益普遍的存在真空需要新的（意义）治疗方法。心理治疗只有回到与弗洛伊德一起“移民”的整体医学中去，才可以对其任务的多面性做出正确合理的评价。它的回归将改变其自身以及医学的面貌，一方面揭开心理治疗的神话面纱，另一方面使医学重新人性化。
[1] 参阅W.v.Baeyer（ Gesundheitsfürsorge-Gesundheitspolitik 7，197，1958）：“当我们只对病人的身体功能感兴趣或者只把他们看作心理学研究、比较和操纵的对象时，病人就会感到自己的人性被忽视。”
[2]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约瑟夫·B.法布里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医生每周都来拜访我的祖母，这样她就可以倾诉所有的痛苦和烦恼。现在，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体检，在体检的整整3小时过程中，我被从一个护士转到另一个护士，从一台机器转到另一台机器，然后要回答问卷上的150个问题，最后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做出诊断。我知道，我在诊所接受的医疗服务比我祖母的家庭医生所能提供的条件要好得多，但在这种医疗技术的进步中，有些东西已经丢失了。当我听到弗兰克尔在美国演讲后被问到的问题时，我感到，这种东西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同样缺失了。”（ Das Ringen um Sinn：Logotherapie für den Laien ，Paracelsus Verlag，Stuttgart 1973）法布里的话再次告诉我们，心理治疗中的非人格化和非人性化从来都没有停止，更加痛苦的是：“不仅有科学医学的冷酷客观主义，还有心理学的冷酷客观主义和浸淫着心理学的医学的冷酷的客观主义。”（W.von Baeyer， Gesundheitsfürsorge-Gesundheitspolitik 7，197，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