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西班牙小旅馆,贾斯珀·格温很惬意地待了六十二天。付账的时候,他的额外费用有:六十二杯冰牛奶、六十二杯威士忌、两通电话、一笔非常昂贵的洗衣费(一百二十九件衣服),还有一部晶体管收音机的钱——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账单反映出了他的一些爱好。
在格拉纳达停留的日子里,他远在他乡,举目无亲,不用面对那篇文章的问题。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偶尔想起那件事。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俩在一家博物馆的花园邂逅,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那位女士思维敏捷,非常自信,英语说得也不赖。她告诉格温先生她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工作,研究近现代史。她来西班牙是为了做一项研究:她正在研究一位意大利贵妇,这位贵妇为了收集圣骨,在十九世纪末游历了整个欧洲。她解释说:
“您知道,那个时期收集圣骨是天主教贵族的一项爱好。”
“真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事儿,但这故事很迷人。”
“跟我讲讲吧。”
他们俩一起吃晚饭,谈了很多圣人胫骨、指骨的事情。吃甜点的时候,这位斯洛文尼亚女士开始说自己的事,她觉得自己能做研究员简直太幸运了。她认为这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她很满意。她补充说,当然,这个职业附带的东西非常恼人,比如说同事、职称,还有那些平庸、虚伪的事情。不过她还说,至于她自己,不会因为几个小人的阻挠就放弃学习和写作。贾斯珀·格温评价说:
“我很高兴听您讲这些。”
后来,那位女士问起了他的职业。贾斯珀·格温犹豫了一下,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只说了一半真话。他说他做了大约十二年舞台制景师,但是两个星期前不做了。女士觉得很遗憾,问他为什么放弃了那份听起来不错的工作。贾斯珀·格温随意地做了个手势,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一切都让我感到极端痛苦。”
那位女士很好奇,想多了解一些,但贾斯珀·格温很擅长把话题引向别处。他轻描淡写地说起了在洗手间里放绒毛地毯的毛病,又引申到南方文明的优越性,因为南方的缘故,人们才知道“光”这个词具体真实的含义。
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才相互告别,但告别的过程很缓慢,以至于那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士有机会提出一个得体的请求。她说如果他们可以一起度过眼下的夜晚,对她来说将会非常美好。
贾斯珀·格温不太确定,但他还是跟着这位女士来到了旅馆的房间。非常自然,又有些神奇,他们很轻易就纠缠在一起。在那张西班牙床上,她有些迫不及待,而他很谨慎。
两天后,斯洛文尼亚女士走时,贾斯珀·格温给了她一个单子,那是他手写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牌子,一共十三个。她问:
“这是什么?”
“美丽的名字,送给你的。”
贾斯珀·格温在格拉纳达又待了十六天。最后他也离开了。他把三件衬衣,一只落单的袜子,一根散步用的、柄上镶了象牙的拐杖,一瓶檀香味的浴液和两个写在浴室塑料浴帘上的电话号码忘在了那家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