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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时代状况的问题显得越发紧迫。每一代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过去，只有少数人会在思考过程中感受到我们的精神世界面临着威胁，而自从“大战”
以后，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这一课题不仅没有被探索穷尽，而且难以界定，因为有关它的思考已经将它改变。我们可以将历史上过去的状况视为已经完成的状况，已经显示出了结果，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代的状况依然具有影响，我们对它的思考依然可以决定它将要演变成的模样。
人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并非一种终极的状况。
曾经有一些时代，那时候的人类认为他的世界是持久不变的，处在已逝的黄金时代和随着神性降临的世界末日之间。人类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想要改变世界。他的影响力仅仅涉及改善自己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的状况。在这些环境里，他知道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与大地和天空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人类在超验
之中看到了存在。
与这些时代相比，人类已经失去了他的根，因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生活在由历史决定的人类存在之中。好像存在本身已经无法维系。以前的人类觉得意识到真实的存在和他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知识的统一性是自然而然的，而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过去的人类就好像生活在一种蒙着面纱的现实世界上。我们却想要探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相的本质，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根基好像在脚下沉落了：在这种从未受到过质疑的统一性走向了土崩瓦解之后，我们只能在一面看到此在
，在另一面看到我们与其他人对此在的意识。我们不仅仅思考这个世界，也思考这个世界得到了怎样的理解，我们也怀疑每一种理解的正确性。在所有的此在与意识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的地方，我们都在背后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与意识中的世界的区别。因此，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之中，这就是知识的变化，它引发了此在的变化，而此在的变化也引发了具有知觉的意识的变化。这种运动将我们抛入了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旋涡之中，我们在其中被痛苦地撕扯着，只不过是为了留在我们永远都是非常受限的权力范围内，稍微做一点事情。因为我们不只是生活在一般人类的状况之中，而是在独自经历着这种人类状况在每种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来自其他的一些状况，也将衍生出另一些状况。
我们自身也作为某种因素参与到这种运动之中，因此，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双重性：因为这个世界的确不是处于某种终结状态，所以人类的希望就不再寄托于在超验之中寻求安宁，而是转向了这个世界，他怀着对达到尘世的完美的可能性的信仰，改变这个世界。但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干预力量也永远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人的活动成果与其说是取决于他所设想的目标，不如说是取决于普遍的条件，由此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范围相比于抽象思考的可能性是多么狭窄。最终，在整体上，这个世界的运转并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志，因此在人类的意义上变得令人质疑，这在今天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力感：人类知道自己被事物的进程束缚，而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掌握这些事物的进程。宗教的态度认为人类的存在在超验面前是虚无的，不会为事物的变化感到困扰；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不会被认为能够与其他可能性产生冲突。与之相反的是，如今那种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宇宙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达到现实生活中的最佳状态的狂妄正在叩击所有敞开的边界，却只迎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无力感。人类应该如何适应这种状态，并且应该如何从中站立起来，已经成为关于当代状况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类是一种本质存在，他不仅仅是一种本质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是一种本质存在。他有意识地钻研着他的世界，并且有计划地改变这个世界。他已经打破了那种只不过是在无意识地重复着不变的相似物的自然进程；他是一种本质，不仅仅可以被视为完整的此在，而且可以自由地决定什么是此在：人类是一种精神，真实人类的状况就是他的精神状况。
如果要阐明当代的状况，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人类状况的问题迄今为止得到了怎么样的看待？今天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表现在哪些方面？今天我们会如何回答有关人类存在的问题？人类正在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些回答愈是清楚，我们就愈是坚定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摇摇欲坠的状态，触碰到某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处，人类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人觉醒过来。
对时代的批判与人类对自我的意识一样古老。我们对于时代的批判植根于基督教思想，这种思想将全部的历史按照一个拯救的计划进行了整合。这种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但是我们对时代的理解不是从这种思想中衍生而来，就是因为反对这种思想而产生。在这种拯救计划的设想中，当时间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位救世主；历史随之走向终结，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待，为末日审判的到来做好准备；世界变成了暂时性的，它的虚无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末日已经注定。与之相反，其他的思想会谈论物质的循环、人类文化的起源，以及世界性帝国的意义。但基督教的思想由于具有绝对的普世效用，由于它所孕育而成的历史赋予了它一种独特的、不可代替的意义，由于它与天国存在着联系，对作为个人的人类起到了不可比拟的渗透作用。尽管基督徒好像把自己的时代当作了整个世界，但这种对于时代具有决定作用的意识的确已经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是一种超验的历史观。它的决定性既不是因为过去某种无法进行研究的行为（亚当罪恶的堕落、摩西的启示、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以及先知的预言），也不是因为未来，而只是为了世界末日。这个世界的内在已经因为它的无足轻重性而失去了历史性。只有当这种超验的观念发生转变，怀着对历史整体的独一无二性的意识，将世界的内在看作一种运动的时候，某种意识才会被唤醒，也就是人们自己现在的时代与其他时代不同，而这样的意识会在他们的内心催生出某种激情，使人们认为，通过他们无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达成某种至关重要的成果。
从16世纪起，就有一根不曾间断的链条将时代意识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根链条开始于对人类生活有意识的世俗化。一群数量较少、但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力的少数派掀起了一次对古典时代的复兴运动，制定了技术、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全新纲领，取得了全新的成就。如果用胡滕
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精神特性，那就是：精神正在觉醒，活着是一件乐事。
一系列的发现贯穿了几个世纪：地球上所有的海洋与陆地、天文学的世界、自然科学、技术与国家管理的民族化。由此产生了一种关于普遍进步的意识，这种意识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此前通往世界末日与最后的审判的道路，现在似乎正在通往人类文明的尽善尽美。卢梭
挺身而出，对抗这种满意的状态。1749年，当他应征撰文，对哪项艺术和科学对于改善道德的作用最大进行论述的时候，他回答说，艺术和科学使道德走向腐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对信仰进步的人们的文化批判。
时代思想的方向改变了。这种思想在一开始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精神生活，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是时代，将时代意识的光辉投射到了秩序良好的国家生活之上，最终投射到了人类存在本身上面。现在已经有了实现这些思想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类理智的存在不再是像面对突然到来的事物那样，只是接受一切，而是能够有计划地去建设，使事实成为它所应是的样子。法国大革命在人类的历史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它是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出于理性的原则，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意识层面上，它引发了欧洲最杰出的人物的欢呼与喝彩。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所有的革新活动都没有想过对人类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例如笛卡尔
甘愿顺从他祖国的法律与习俗，唯独敢于在自己的内心尝试精神的革新，“如果一项个人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一切，用摧毁一个国家，再重新建立它的方式来改革一个国家，那么这就是毫无意义的”。
甚至17世纪的英国革命
也根植在宗教和爱国主义情感之中。新教的确是通过回归源头的方式来改革基督教的，但新教并没有促成宗教的世俗化，恰恰相反，新教更严厉且更绝对地反对教会的世俗化。正因为此，英雄主义的神圣战斗才具有了可能性，克伦威尔
麾下的将士们事奉上帝，着意于被上帝选中的英国人民的生活，投身于提升上帝在世间的荣耀的斗争。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产生了这样的意识：通过理性，从根本上改革人类的生活，将一切被认为是历史糟粕的形态统统摧毁。他们的先驱只有那些定居在美洲的新教徒，他们因为绝对忠于信仰而离开了祖国，为了在新大陆实现他们在家乡宣告失败的大业；在世俗化开始的时期，他们理解了普遍的人权思想。
法国大革命的进展完全出人意料，甚至转向了自己一开始的对立面。人类建立自由的意志演变成了摧毁自由的恐怖。反对革命的力量不断增长。消除革命再次爆发的可能性成为欧洲各国的原则。但自从大革命爆发以后，人类就一直对自己的全部生活感到不安，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为生活可以按照计划得到改变，可以尽可能地建立起最好的状态。康德
在1798年作出的预言直到今天都依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人类历史中的这样一个现象是永远也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它在人类的天性中发掘出了某种可以改善事物的倾向和能力，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从先前发生的历史进程中推断出这一点。”
事实上，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在当代的时代意义这个话题上，某种全新的意识就普及开来。这种意识在19世纪分裂了：对美好未来即将到来的信念与对无法挽救的深渊的恐惧相对立；或者它在把时间当作过渡的思想中安抚了自己，从此以后，每逢遇到困难，这种思想似乎足以让那些疲倦衰弱的人们安心。
在19世纪，黑格尔
的哲学首先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意识，此前从未有人设想过的丰富的历史性内容，通过前所未闻的灵活与富有表达力的辩证法表现出来，与一种属于独一无二的当代意义的激情结合起来。辩证法通过自身揭示了人类意识的变化：意识的所有此在都被对自身的知识带入运动之中；所有的观点和知识都会改变认识者；改变后的认识者必须在他的世界里寻求一种关于自身的全新知识；他就这样深陷于川流不息之中，因为存在与意识是分离的，而且它们的分离还在不断地以另一种形态重新上演，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进程。这种进程在过去也是这样，但黑格尔以一种迄今为止依然无人能及的广度和深度对这一点进行了呈现。人类自我意识的不安感受在这种思想中变得清晰，尽管在这种思想中，它也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隐藏在精神的整体之中，所有时代性的特殊现象都属于这个精神整体的当下；因为在精神的整体中，人类关于历史知识的暂时骚动变成了完满的永恒宁静。
要理解具体的存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法，我们不仅仅需要智力，而且只有在内容丰富的实现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地把握住它，通过我们自己对有可能拥有一个伟大灵魂的要求才能够实现它。这种辩证法由于将存在与某种单一化的人类历史存在固化在一起而变了味道，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即生产资料的物质存在，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这里沦为了纯粹的方法，它的历史性的人类生活与形而上学的内容都被完全排空了。这样的做法创造了研究某些问题的可能性，制造了使历史学——社会学形成关联的机会，产生了某些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它也使得某些高举科学大旗的虚假套话流行起来，以这样的形式，原本具有深刻历史性的时代意识成了人人都挂在嘴边的伪币。最后辩证法也迎来了失败。经济唯物主义的简化理论兴起，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人类生活的自然化理论，它从物种的角度进行盲目而直接的斗争。在这些理论中，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时代意识已经流失殆尽。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整个世界历史的图景是一种可以使当代认识到自身内部的方式。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无视具体历史的久远财富，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代之上。费希特
在其《现时代的根本特点》
中就已经实践了这种对时代的批判，尽管他的方法是抽象地构造一部从开端到终结的世界史（将基督教的历史哲学进行了世俗化），但他的目光始终注意着最深刻的那一点：当代就是罪恶走向终结的时代。第一个全面地对自己的时代提出了有别于此前任何时代的严肃批评的人是克尔凯郭尔
。他的批判是第一个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批判，就好像他的批判是在昨天才写下的一样。他将人类置于虚无面前。在几十年之后，尼采
并不知道克尔凯郭尔，却遵循了他的道路。尼采注意到了欧洲虚无主义的缘起，对自己的时代做出了无情的诊断。这两位哲学家在他们的同代人看来就是两个怪人，人们不能严肃地对待他们两个的危言耸听。但他们两个的理解力是超前的，他们看到了已经存在但尚未引起人们不安的事物。因此，直到今天，他们才被视为完全属于当代的思想家。
一种含糊的时代意识——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相比——贯穿了整个19世纪。正当大众满足于教化和进步的时候，一些独立的灵魂却充满了阴沉的预感。歌德
在这之前就写道：“人类将变得更加聪明和机智，但并不会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这样的时代会到来，上帝将不再喜爱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毁掉一切，重新创造世界。”
1830年，尼布尔
在七月革命
的惊骇之中写下：“现在，如果上帝不给予我们奇迹般的帮助，我们就将面临灭顶之灾，就像公元3世纪中叶前后降临到罗马世界的灾祸一样：幸福、自由、教育以及科学都会迎来毁灭。”尽管塔列朗
已经说过，只有生活在1789年之前的人们才能够知晓生活真正的甜蜜滋味，但现在，在1830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以后，我们在回顾那段时间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那之后的十几年也是一段风平浪静、天朗气清的好日子。
事情就这样继续着，每一代新人都会察觉到时代的衰落，对过往的光辉进行追忆，可是过往时代的人们也会感到茫然若失。1835年，托克维尔
不但认识到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还对民主的特殊本质进行了研究；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阻碍民主，而是通过何种方式的引导将民主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人们看到了和民主一起汹涌而来的野蛮。布克哈特
怀着先知般强烈的恐惧来看待民主。更早一些，在1829年，司汤达
曾经以冷静的客观态度作出了自己的论断：
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内，自由就将扼杀艺术感。这种感觉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把我们引向热情与爱欲，引向懒散与夸张。如果让一个有艺术感的人负责开凿运河，那么他将不会冷静而理智地完成运河的工作，而是会愚蠢地把事情搞糟。
他还写道：
两院制将征服世界，给美丽的艺术带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们不会再建造美丽的教堂，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思考在美洲的资本，为了在倒台以后能去那里过上富庶的个人生活。一旦实行两院统治，我预言有两件事情会发生：首先，他们绝不会一连五十年、花上两千万的巨款来修建像圣彼得大教堂这样的建筑；其次，他们会带领一些值得尊敬的、非常富有的人走进沙龙，但这些人并没有经受过有可能开发出他们艺术鉴赏力的教育。
至于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的艺术家，他这样建议他们：“去当甘蔗种植园主或者是瓷器工厂主吧，这样更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和议会议员。”
兰克
在1840年前后的日记中也写到了这种衰落：
以前伟大的信念具有普遍性；人们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奋斗。现在所有人都发表宣言，发表完宣言就结束了。一切事情都毫无成果，一切事情都没有回应。如果谁想要取得成就，那就必须先表达某一政党的观点，然后获得支持。
政治家加富尔
同研究者托克维尔一样，认为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加富尔于183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不再能够欺骗自己，社会正在朝着民主大步前进……贵族正在迅速走向衰落……贵族等级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已经不再有容身之地。我们还能怎样抵御洪水一般的人民大众？没有什么是稳定的，没有什么是有效的，没有什么是持久的。这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就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未来。那么就让我们为它做好准备吧，或者至少是让我们的后代为它做好准备。（引自毛里斯·巴列奥洛格
《加富尔》）
他看到，现代社会正在实现“命中注定的朝向民主的发展”，而“任何阻碍事情进程的行为只会招引风暴，却不可能将航船驶入港湾”。
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从人类福利的角度，从艺术生活的角度，还是从人类生活方式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有一种危机情绪贯穿了19世纪：人类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正如基督徒面对失落的世界会抓紧他的救世福音，超越整个俗世，寻找他唯一的依靠，有些人在茫然若失的时代面前会抓紧一种关于本质的确定性的沉思。黑格尔就承认时代的衰落，他承认是现实本身，而不仅仅是哲学在要求某种补偿，因为哲学作为人类的补偿，只不过是一种局部的补偿，不具有外在的普遍性：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圣地，这个圣地的牧师组成了遗世独立的僧团，它不可以与世界同流合污，必须守护它对真理的占有。暂时的、经验性的当代如何从它的矛盾之中找到出路，是当代的问题，不是直接实践的事物，不属于哲学的领域。
席勒
写道：
我们的肉体想要成为我们自己时代的公民，而且一直是我们时代的公民，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在精神层面，哲学家和诗人拥有着特权与责任，不属于任何民族与任何时代，而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时代的同代人。
另一些人试图回归到基督教的传统之中，例如格伦特维
：
我们这一代人站立在一个转折点，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转折点；旧事物已经消亡，新事物依然摇摇欲坠；没有人能够解开未来之谜，如果天空已经与大地混为一谈，世界已经像地毯一样被卷起来，如果我们还想要找寻灵魂的安宁，那么除了屹立不倒的《圣经》，我们还能够去往何方？
但克尔凯郭尔反对所有这些看法。他想要基督教回归原始的纯洁，只有这样做才能帮助这样的时代：个人作为殉道者出现。但是在今天，个人正在被大众消灭。克尔凯郭尔没有因为牧师或者是教授的福利而变得虚伪，也没有发展出客观的神学或者客观的哲学，更没有成为一个煽动家或者一个建立真实世界的实践者。他无法向那个时代证明它应该做什么，但他可以让那个时代意识到，它已经走上了歧路。
这些关于19世纪上半叶时代意识的文献节选还可以无限地增加。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到，所有这些关于当代批判的起源都已经有至少一百年的历史了。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有两部著作出版，它们成为我们时代最出色的镜子：拉特瑙
的《时代的批判》（1912年）和斯宾格勒
的《西方的没落》（1918年）。拉特瑙对我们生活的机械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斯宾格勒则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其中充满了通过观察而得到的材料，并且断言西方的没落与文化周期法则的作用在这个时代是必然的。这两次尝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们使用的材料非常贴近当代，并且以越来越多的大量材料支撑所提出的观点和思想，我们逐渐看到了一种事物的萌芽，它可以使世界接近它原本的面貌，此外，这些思想流传甚广，变得越来越清晰：世界正站立在虚无面前。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具有领军地位的思想家。但克尔凯郭尔式的基督教后继无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信仰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但他们两个人都揭示了虚无，因此，人们在战后掀起了对他们学说的空前关注。
现在流传开来的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一切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存在，一切都是可疑的；没有真正的事物能够证明自己；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旋涡，深陷在由意识形态造成的互相欺骗与自我欺骗之中。时代意识同存在分离开来，并且关注自身。有这种想法的人同时也会感到自己的虚无。他对终结的意识同时也是对他自身存在的虚无的意识。脱离了存在的时代意识已经完成了转向。
在今天，关于人类当代状况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当代状况既是过去变动的结果，也是属于未来的机遇。人们作出的回答预言了衰落的可能性，以及现在终于要迎来真正开端的可能性。但我们依然没有确定的答案。
使人之为“人”的事物在有记述流传下来的历史以前就存在了。持久地使用工具，制造与使用火，发明语言，克服性嫉妒从而形成伙伴关系，这些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使得人类从动物的世界里脱颖而出。
我们有迹可循的历史大约有六千年的时间，相比于无法追溯的数十万年，这段历史显得微不足道，而使人之为“人”的关键性步骤都是在那数十万年间发生的。在那段时间里，人类在地球的表面繁衍开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对彼此只有一知半解，或者干脆就是一无所知。在这些人类中间，似乎是西方人的发展更为突出，他们征服了世界，使人类认识到了彼此的存在，意识到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这是因为他们始终遵循着以下几条原则：
1.永不停歇的理性主义。它以古希腊的科学为基础，以测量的方法征服了此在，并达到了对它们的技术性统治。普遍有效的科学研究，根据罗马法的形式而实现的法律判决的可预见性，以及服务于经济活动从而使一切行动合理化（甚至使对行动的放弃也得到了合理化）的计算，这些都是彻底服从逻辑思维与经验现实的结果，任何一个人类在任何时代都必须看清楚这两点。
2.自我生活的主体性。这一原则体现在犹太人的先知、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古罗马的政治家身上。我们所说的“个性”在西方人身上就以这样的形式发展起来，并且在一开始就与理性主义紧密关联。
3.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与东方的“本来无一物”和东方人的理解中“色即是空”的观点相反，西方人认为世界是时间之中的现实存在。只有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才不需要在世界之外证实自己。自我生活与理性主义是这个观点的源泉，出于这两个原因，它承认现实是确切无疑的，同时试图把握住现实。
在近几个世纪里，这三大原则才得到了发展，到了19世纪，它们才对外界发挥出了全部的影响力。地球上的各个地点都可以通行，空间得到了征服。人类第一次可以将整个星球作为他的居住地。一切事物都处于互相的关联之中。对空间、时间以及物质的技术统治以不可忽视的速度增长，不再是通过偶然的、孤立的发现，而是通过有计划的工作取得进步，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发现本身也是有系统的和目标明确的。
在人类文明以彼此隔绝的方式发展了几千年以后，在最近的四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开始征服世界，并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完成了他们的征服。在这一运动正在加速完成的时候，涌现了大量独立的杰出个人，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充满了领袖和统治者的骄傲，有些人充满了发明家的热情，有些人满怀着精明的冒险精神，有些人突破了人类的终极边界，有些人表现出面对这个世界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内在性。今天，我们认为这一整个世纪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往事。世界发生了剧变，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正面的内容，而是无法估量的、汹涌而来的困难：对外的征服运动已经到达了极限；向外扩张的运动仿佛遭遇了触底反弹。
西方人的三大原则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一种简单的稳定状态。根据我们的理性，每一种新的认识都包含一种新的可能性。现实不仅仅由存在之物构成，同时也必须通过一种认识得到理解，这种认识也意味着干预与行动。这种运动每过十年都变得更为激烈。不再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受到质疑，并且被尽可能地加以改造，但现在出现的内部摩擦是19世纪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与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的脱节。但这一全新的现象已经不只是摧毁式的社会革命了，也不仅仅是改变财产关系和取消贵族等级。在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份纸莎草文献中有如下的记载：
盗窃行为遍布各地……人们不再耕种。人人都说，我们不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肮脏遍地，不再能够看得到雪白的衣衫……这个国家就像陶工用的制陶旋盘那样旋转着……黄金和天青石戴在女奴们的颈部……再也听不到笑声……大人和小孩都说，但愿我们从未降生……商人不得不去推磨……贵夫人变成了女用人……人们饿到去抢猪的残羹剩饭……官员的办公室敞开着大门，里面的档案已经被偷走……手抄的文献已经被摧毁……此外，这个国家的君主政体也已经被一些失去理智的人劫掠了……国王们的秘密被揭露……这个国家的官员们到处躲避……没有哪个官员依然在其位司其职，他们就像一群失去牧人的惊骇的羊群……艺术家不再工作……少数屠戮多数……过去一无所有的人们现在坐拥财富；大人物称赞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神灵一无所知的人们，现在正忙着借花献佛……所有的人都在渐渐地变得厚颜无耻起来……唉，人类将不复存在，将不会再有受孕和生养。这样，大地上的喧嚣才会归于沉默，不再有任何纷争……（摘自爱尔曼《埃及文献》，1923年，第130-148页）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自己身处动荡、恶劣、一切皆不可靠的环境之中的意识绝对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修昔底德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人类关系的描述是另一个例证。
要切中这个新时代的要害，我们的思想必须更深刻地把目光投向普遍的人类可能性之上，例如推翻旧社会、制造混乱与道德的松动。自从席勒的时代开始，近几个世纪的特别现象就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的“祛神化”。在西方，这一进程被推向了超越任何地点的极端化。当然，在古印度和古典时代也有不信神的怀疑论者，对他们来说，除了能够感知到的当下，什么也不存在，当他们相信自己本身也是虚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劫掠。但他们依然是在一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灵”的世界上做这些事情。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关系，诞生的却是另一种怀疑主义：关于超验的造物主
的观念把整个世界从创造变成了造物。异教的恶魔从自然界中消失，众神从世界上消失。造物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而人类的认识首先是在模仿上帝的思想。新教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点；自然科学带来的世界的理性化、数学化与力学化都与这种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到了最后，怀疑也抹去了这个造物主，依然存在的只有自然科学可被认识的世界力学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如果不是在之前已经被贬为了造物，绝对不会袒露出如此冷峻的一面。
这种“祛神化”并不是指个人丧失了信仰，而是指向某种精神发展的可能后果，即此处的行动会走向虚无。人们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此在之荒芜，在这种荒芜面前，古典时代最尖锐的怀疑论也显得依然有药可救，因为从未被抛弃的神话依然对它们有着有血有肉的影响力，例如，这些神话的光辉依然闪烁在伊壁鸠鲁
的信徒卢克莱修
的哲理诗
中。尽管这一发展对于意识来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对精确自然科学知识的意义的误解，并且绝对化地将它的范畴夸大到所有的存在上面，但这一认识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受到了科技与实践领域中巨大成就的推动。上帝在几千年里没有能够为人类做到的事情，人类自己为自己做到了。人类想要轻松地通过行动对存在报以一瞥，直到他惊恐地站立在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虚空面前。
人们将当代与古代世界衰落的时期进行比较，与古希腊城邦走向沦亡的时代或者与公元3世纪古典文化走向彻底崩溃的时代进行比较。但是其中有本质性的差别。因为那个时候，衰落所波及的只是地球表面一个很小空间里的文明，人类的未来依然置于这个空间之外。但在今天，整个地球都已经完全被人类掌握，人类生活不得不进入西方创造的文明之中。在古典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人口出现了下降，但在今天，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倍增长。在过去，未来的威胁来自外部，在今天，外部的威胁对整体而言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造成整体性衰落的原因只能来自内部。我们的时代与公元3世纪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那时的技术停滞不前，或者已经开始衰落，今天的技术却正在以闻所未闻的速度、不可阻挡的势头大踏步前进。机遇与危险都出乎我们的预料。
从外表上看，人类生活中明显的全新基础与因此而提出的全新条件肯定就是技术世界的发展了。对自然的统治第一次真正地开始了。如果设想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摧毁，那么后世的挖掘者们将不会找到类似古典时代留给我们的那些美丽的文物，而即便是古典时代的街道路面也能够令我们感到陶醉。与过去所有的时代相反，这些挖掘者将会发现之前的几十年间留下的巨量的钢铁与水泥，这些东西足以在后世表明：人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星球包裹在一张由机器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了。相比于之前任何时代所取得的进步，我们迈出的这一步就仿佛人类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所迈出的那一步：有一种观点正在变得显而易见，那就是我们要将这个星球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工厂，从而充分利用它的物质与能量。人类已经第二次突破了自然、抛开了自然，目的是在自然之中完成一件自然永远不会自己完成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却有着巧夺天工的影响力。挖掘者们面对着广播信号塔的废墟，将不再能通过它们已经制造完成的现存产物，推断出在整个地球表面上传播的新闻。
在我们这个世纪，相比于过去，我们当代的全新现象绝对不仅仅限于世界的祛神化以及技术化的原则。甚至那些没有清晰知识的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站立在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上，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具有无可比拟的壮大，因为这种状况充满了机遇与危险，如果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时代的状况，那么这个时代就会成为失败的人类最为悲惨的一个时代。
回顾过去的几千年，人类似乎已经面临着终结。或者说人类的当代意识实际上是站在起点，就像站在人之为“人”的那个开端的时候一样，只是有了新获得的手段，以及站在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水准之上进行现实回顾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谈及“状况”的时候只是以一种抽象而模糊的方式来谈论它。严格来讲，只有个人才可以处于某种状况之中。我们由此延伸，对团体、国家和人类的状况进行思考，对诸如教会、大学、剧院之类的机构的状况进行思考，对科学、哲学、艺术、文学之类的客观实体的状况进行思考。当我们看到个人的意志将这些事物理解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个人的意志和他的事业就处于某种状况之中。
状况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进展，发挥作用。在另一些情况下，状况被有着自我意识的意志视为一种当下，可以被接受、被利用和被改变。要产生有意识的状况，就必须有某种行为。通过这种状况，不可阻挡的事情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指明了可能性与可能性的边界：这种状况会发展出什么事物，取决于置身其中的人类，以及人类对它的认识。对状况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只要这种理解有可能呼吁人们采取行动，明确态度，那么这种理解就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对一种状况进行概览是掌握这种状况的第一步；仔细审视这种状况，已经意味着产生了与它的存在进行搏斗的意志。当我求索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是想要成为一个人类；如果我还可以站立在这种人类生活的对面，我就思考人类的未来与人类的成就；如果我自己身处于这种生活之中，我就怀着沉思，尝试通过在我的生活中阐明得到了真正理解的状况，从而实现这种状况。
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我指的是何种状况？
人类的生活首先是由他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中的生活构成，其他所有的事物都依赖于这些状况的现实，甚至只有这种现实性才能够得到实现。
其次，人类的生活作为意识生活，处在可被认知的空间里。历史性地习得的和现存的知识，它的内容、它的获得方式，以及这种知识分类与拓展的方法都属于人类可能的洞察力的状况。
最后，人类成为他自己，是由这个人遇到的状况决定的，由向他发出了呼吁的信仰的可能性决定的。
因此，当我试图求索精神状况的时候，我必须考虑现实生活、可能的洞察力，以及每个人的信仰中对他发出了呼吁的个人生活，每个人都置身于这些状况之中。
1.在社会生活的方面，个人难以避免地会受缚于他的地点，因此无法在各处都同样地展现出他的本质。甚至在今天，也没有人能够了解到人类在所有社会状况中的行为。对某人而言属于他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典型日常的事情，很可能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诚然，个人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无产阶级在19世纪可能会成为经济界的领袖，在今天则有可能成为部长。但这样的流动性事实上只是向少数人敞开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由于人们被迫承受着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活而有缩小的趋势。
可以说，今天的人们已经具有了关于生活类型的知识，例如作为工人、雇工、农民、手工业者、企业家和公务员这些类型。但人类状况的共同体却因此变得可疑了起来。因为在古老的束缚走向松动的同时，我们感觉到的并不是一种人类状况的共同命运，而是一种新的限制，将每个人绑定在社会机器的某个位置上。诚然，在今天，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出身条件的限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但要推翻这种流动性所取得的成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共识：整个人类是一种渗透一切的精神。我们的共识是普世性的思想和口号，是普世性的交通方式和娱乐活动。共同的社会状况并不是最重要的事物，更确切地说，它是使一切化为虚无的事物。最重要的是今天个人生活的可能性，这种个人生活还没有变得客观，它处于自己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了所有的普遍性，而不被普遍性占据。这种个人生活所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当代人，而是一种悬而未决的使命，需要通过历史性的束缚，对命运形成某种理解才能够得到实现。
2.在知识的方面，当代的状况使得科学的形式、方法和越来越多的内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类了解。但从个人限制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仅因为客观存在的可能性而具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首先在主观意识上具有差异，大部分人既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能力激发自己原始的求知欲。在知识的方面，以普遍状况的原则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出现普遍交流的一种状况，而这种交流则有可能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确定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但人类在求知欲方面的差异瓦解了这种可能性。
3.在个人生活与其他人的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方面，不存在可以一般化的状况，而只有相遇的绝对历史性、个人交往的深度以及个人纽带的忠诚与不可替代性。当社会生活的客观、实在、共同的内容走向瓦解的时候，人类就被抛回到了这些与他人存在互相联系的、最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中，只有以这些生活方式作为基础，才可以建立起一种充实的客观性。
因此，无可争辩的是，并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唯一的时代状况。如果我们将人类生活设想为一个唯一的实体，在几个世纪里经历了不同的特殊状况，那么这种思想将因为其空想性而失去意义。也许对一位神灵来说，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进行的，但无论我有多么广博的知识，我自己都还置于这个过程之内，并不是在这个过程之外就拥有了知识。尽管如此，在这三种以不可忽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状况之外，我们还是习惯于谈论时代的精神状况，好像真的存在一种这样的状况。但是在这里，思想的道路产生了分歧。
如果我们假定自己像一个注视世界的神灵一样，我们就可以绘制一幅整体的图景。在人类总体历史的流逝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个特定的位置，也就是说，个人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点上理解当代的整体图景。一个客观的整体，无论是得到了清晰的构建，还是一片模糊、正在生成的过程中，都会因此而成为背景，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之上，通过我们的状况展示出了它的不可避免性、特殊性和可变性。我们的位置可以说是由坐标系确定的；我们所是的就是这个位置的功能；生活就是整体的生活；我们是一个结果、一个变量，或者是一个环节。我们的本质就是整个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状况。
将人类发展的普遍历史图景视作一种必然的流逝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想象它的实现，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就是时代之所是。时代之所是则是发展的一个节点的产物。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节点，我们就认识到了时代在要求什么。因此，为了过上真正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认识整体，对整体的认识决定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当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应该作为一件完全特殊的事物，怀着绝对有效的激情，从现在开始得到它的表达。通过这些任务，我们被局限在当代，但因为我们正在当代思考着这些任务，我们也同时属于广大的整体。没有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否则他就会坠入虚空之中。因为我们通过认识整体而认识了这个时代，或者将能够认识这个时代看作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可以充满自信地去反对一些人，他们拒绝承认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时代提出的要求：他们在时代面前迎来了失败，是历史的逃兵，在现实的面前举起了白旗。
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思考的人们很可能会陷入恐惧，惧怕自己变得不合时宜。这样的人会变得惊慌失措，仅仅是为了不被这个时代抛在身后：好像现实会迈着步子离开他，而他只想跟上它的步伐。按照这样，最高的要求就成了“时代要求的”事物。过去的事物都会被宣判为前康德的、三月革命前
的或者是战前的事物，就好像得到了判决一样。人们可以满怀谴责地说：这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你不了解这个时代，你不熟悉真实，你不理解新的一代人。只有新的才是真实的，只有青年才代表了时代的真理。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追逐今天。这种指向肯定、指向自我、指向盛极一时的事物的冲动，最终会导向当代的喧嚣，导向对当代的极力赞美，好像今天的事物已经取得了确凿的证明。
这种整体观念，这种认为我们可以认识总体的历史以及当下的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个整体的存在本身也是值得质疑的。无论我们把时代看作一种精神性的原则、一种特定的生活的感觉，还是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特定的经济秩序或者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都不是这个整体的最终根源，而仅仅是可能形成的一个视角。因为如果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整体，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从外部对它进行一个概览。我们的自身存在还要与这个整体共生，因此，我们现在的认识、我们现在推断出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意志的表达：表明了我们想要走的一条道路；表明了我们在憎恨这种知识的过程中发泄的仇恨；表明了我们为之辩护的消极性；表明了我们想要把这个图景加以偶像化的审美欲望；表明了我们想要通过这种表达产生影响的姿态。
但从相对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见解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来，在我们对另一条真正的道路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就可以把握自己状况的真正基础。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以何种手段、在什么限度内掌握我们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一刻不停地为之努力了。关于我们的世界的认识会成为唯一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意识到可能性的广度，然后在生活中制订正确的计划，做出真正的决定，最终获得一些观点和思想，它们让我们可以通过哲学论述的方式，用超验的语言解码人类的生活。
那么，在这条真实的道路上，也会发展出一种二律背反的情况：我们想要理解整体的原始冲动注定要迎来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也就是整体会变成许多微小的特定视角，而我们却试图用这些星尘重塑整个浩瀚的星空。
因此这种趋向两种极端的绝对化只会导向错误：我们假设整体是一个已经得到了认识的事物，我们对它仅仅怀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我们停留在一个特定的视角，并没有对整体加以探索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状况就受到了扭曲，因为我们将一种最终被证明为仅仅是出于偶然的事物当成了必然的。
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尽管彼此对立，却有某种共同之处。对于那些置身事外、不再能够自由地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关于整体的盲目而抽象的批评是一种安慰，他们置身于其他人的抱怨、赞美或者是满怀希望的情绪之外，好像是在聆听别人的演讲，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对有限的状况进行固定化、认为自己生活在某种确定性中的人们则将意识关闭在狭窄的偶然性中。不是只有关于整体的图景，就是只有清晰的特定条件，这两种观点都会助长一个人的怠惰，使他局限于忙碌的日常生活；而这又会阻止人们对自身的原因穷根究底。
与这两种观点相反的，是作为自我存在的生活态度，即探寻自我的方向。阐明状况的目标是尽可能清楚地理解自己在特定状况中的生成与变化过程。对真正的存在者来说，人类的生活无论是历史性的还是当代的，都无法得到完整的认识。与个人的真实状况相反，每一种普遍地被人理解的状况都是抽象的，对它的描述是一种泛化的类型描述。按照这个标准衡量，要达到具体的状况还缺少许多东西，还有许多没有确定下来的知识。但关于状况的许多概念已经萌芽，它们唤醒个人走上真正的道路。
当代精神状况的构筑不会沦为存在的某种已经完成的观念的圆满形式，它不会走向自我封闭。伴随着人们对可知边界的认知和走向绝对化的危险，当代状况的各个部分都会得到颠覆，这些部分也会感受到其他部分的颠覆。这会将当代状况分解为一些特定的视角，尽管它们的特殊性具有效用，但并不具有绝对的效用。
如果将人类群体的此在秩序作为真实的原则，那么当某些匿名的力量成为此在秩序的时候，这一原则就遇到了自己的边界。
如果要讨论精神活动的衰落，那么在新的可能性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讨论也会到达边界。
如果我们使用观察时代特殊性的方法，那么我们的阐述就将引向一个点，在那个点上，人类的生存哲学转变为存在主义哲学。
如果我们作出一个沉思的预言，那么目的就是让唤醒的预言产生意义。
如果我们谈论此在，那么意义就是让个人生活得到感知。
在各种正面与反面论述的过程中，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发现将不是由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构成，而是在不同的存在层面上显现出来，在不同的层面之间运动，最终我们也无法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会通过知识寻求它可以成为什么。
人类不能企图知道上帝所能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将结束人类的时间存在，只有行动才应该对人类的知识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