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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江南的天气仍很宜人，无边落木纷然而下，有些落寞，但天空依然高远，青山依旧凝绿，是北方的萧瑟之气所不能比的。放眼苏州城乡内外，绿水白波，涟漪荡漾，丰盈不减；山色不寒，层林尽染，仿佛五彩着色，树头枝梢，微风摆叶，绿意犹存。一片青色苍茫之中，天平山下的枫叶突然燃起一片火焰，在风中猎猎飞扬。茶磨山人顾禄在《清嘉录》中这样礼赞天平山红枫：“郡西天平山，为诸山枫林最胜处。冒霜叶赤，颜色鲜明，夕阳在山，纵目一望，仿佛珊瑚灼海。”
天平山在苏州西郊 18 公里处，因山顶平正，故名。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它：“巍然特高，群峰拱揖，郡之镇也。林木秀润，瞻之可爱。旧日苏州人赏枫，需从城里乘船自胥江而上，在木渎折北下沙河，逶迤四里，在水尽处登岸。穿越田塍，于竹篱茅舍的村落中遥望天平山，青松翠柏中枫林挺立，霜叶尽赤，天气微暖，霜未著树，红叶参错，颜色明丽可人。”
今天人们去天平山，驾车穿过苏州新区宽阔的街道朝西疾驰，可以直抵公园大门口。天平山脱去了昔日荒芜不整的衣衫，将田园风光、农村野趣，纳入现代文明的圈囿之中。远远望去，只见片片丹霞聚在苍劲的枝端树梢，公园的院墙已无法圈住那燃烧的激情，那丹霞有如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殷殷如血，直上苍穹，染红天宇。
初冬的风有些峭拔，落叶在脚下回旋，满地黄花堆积，仰望天平山依旧苍茫一片。秋冬交错的时节，菊花的傲霜和红枫的赤彤是自然界最可聊慰和鼓舞情怀的物候。吴中诸山，多与吴越春秋关联，灵岩山、姑苏台有西施的传说，即便是虎丘也有一座贞娘墓。天平山却与女性无关，它肃穆而又崇高，与之相关的为北宋范仲淹的胜迹。
苏州人视范仲淹为乡贤，文正公本人也自认为是吴人，但他的祖籍是陕西豳州，出生地也不在苏州，而在徐州。《水东日记》中有“范氏家谱世系”的记载，范仲淹在皇祐三年考订家谱时，整理出这么一段话：“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原来范仲淹是唐相范履冰的后人，高祖范隋于 870 年渡江来南方做官，由于晚唐时局动荡，遂留家吴中，这一脉的子孙就成了吴县人。
父亲在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时生下范仲淹，两年后不幸病逝，母亲贫而无依，不得不携子改嫁长山朱姓人家。范仲淹也从朱姓，直到成名之后，遵母命复姓归宗。他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好青年，曾在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就是有名的“断齑划粥”的故事。后来，他移至南都学舍，昼夜诵讲，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种苦学精神与“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相仿。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读书，他一天就吃两顿，主食是粥，菜则是几根少盐的咸菜，然后将有限的时间用到读书学习上。在南都学习时宋真宗驾临南京，那是地方上少有的盛事，同学们纷纷前去看热闹，就他不去，依旧专心读书，并说“异日见之未晚”。意思是以后面见圣上也不晚，渴望金榜题名之心昭然若揭。多年的苦学结出了硕果，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科，27 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理想抱负。
天平山下右侧是忠烈庙，庙前有“忧乐”牌坊。范仲淹的一大业绩是镇守西北，抗御西夏的入侵。他以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的身份，在西北戍边 4 年，外刚内和，恩威并重，连对手也称赞他：此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他那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渔家傲·秋思》至今仍是激动人心的悲壮之歌：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把外溢的英雄气概和戍边将士的内心情愫，混合成一种既刚且柔、既壮又哀的审美情状直捣人们的心房，在如此高吟低回的歌谣里，范仲淹矫厉特异的才能突显出来。金人元好问心悦诚服地推崇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这个评价并非过誉，在北宋那个屈辱的年代，少有范仲淹这样多才多艺且忠心赤胆的人物。生前，豳州、庆州的民众即为他建了生祠；死后，祭祀之举移到天平山下，宋徽宗给了“忠烈”的赐额，以天平山范文正公祠“先忧后乐”牌坊及“济时良相”“学醇业广”的悬匾。这是一座楸木成荫的纪念堂，正中供奉着范仲淹的塑像，两旁还有他 4 个儿子的龛塑。庙内院中池水一泓，中架小桥，显得相当清幽。忠烈庙前是“忧乐”牌坊，花岗岩柱石，两道横梁上横镌刻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下横刻着“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 1989 年新立的一座牌坊，依范庄前的牌坊而建。除存世的诗词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已经成为范仲淹的精髓。此句出自雄文《岳阳楼记》，是他在庆历六年 58 岁时应友人而写的文章。在这篇传世之作中，他把自年轻时就不断诵念于口、于心的句子，以文字的形式昭示天下。从此，在中国传统道德教义和认知范围内，多了一条经典的箴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少有不谈“以天下为己任”的，但如范仲淹这样提炼得如此精当，实在是前无古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人格精神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取向的宣言。人的情绪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满目萧然时会感极而悲，在心旷神怡时会喜气洋洋，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人尤甚。但是所有这些因时因地而发生的情愫变化里，应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支撑点，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把从屈原开始的文人精神提升到更新的认知层面，凝聚成有识之士都应为之遵循的道德和处世准则。这种忧乐观，是啸傲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正气，确立了一种士大夫人格追寻的高标准。人只有立奇志、大志，并付诸实践，才会释放才华，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无法想象没有远大抱负之人会有大事业、大成就，会对人类事业做出贡献。范仲淹的一生并不顺利，但他于所到之处，都尽力为民请愿，具有实干精神。后人评价他：“文正公之勋德，被于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后人皆为立名号，建祠宇，以示不忘。”事实的确如此。他知苏州，疏导诸水，东南入松江，东北入扬子江，在福山置闸，人称“范公闸”；常熟有范公祠，吴江有范文正公祠：河南邓县有景范楼，百花洲上有文正祠；湖南澧县有文正公读书处：在泰州监西溪盐仓，筑海堤 200 余里，以防海水倒灌，民众为之立庙；在西北防御西夏有方，庆州人为他建忠烈庙；安徽广德有思范亭；浙江睦州有文正公祠堂；州洋溪有范公泉……民众自发地以各种形式来纪念、怀念他，可见其人格魅力之强。所有这些都应视作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计民生、为政清正廉洁的亲力实践结果。“忧乐”牌坊是这种精神的外化存在。站在牌坊下，默诵 600 余字的《岳阳楼记》，心中更为看重的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两句，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忧君忧民，是政治家的风范。对于一般人来说，人格修养的高境界是不浅薄、不自卑，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只有如此，立身才更为牢靠，在社会分工细化、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才不会迷失自我。
范仲淹为范隋的四世孙，范隋及其下三代的坟都葬在天平山的左侧。宋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因祖坟在此，奏请天平山下的“白云庵”为“功德香火院”，用改名为“白云寺”的香火钱护育山上楸木。宋仁宗干脆将整个天平山赐给他，故天平山也叫“赐山”。白云寺的东侧是著名的天平山庄。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弃官从福建回苏州，在山下修筑了这座山庄。庄内厅堂、楼阁、亭台、榭、桥、池、祠布置得十分妥帖，主体建筑高义园的歇山式大殿，在苍翠的山色映衬下，显得分外肃穆；庄前十景塘，贴水一座石桥，弯曲伸向东岸。这是一处具有自然风景的人文景观，大气恢宏又不乏精致典雅。范允临将辞官时从福建带回的380 株枫香树苗，遍植于山庄和忠烈庙附近的空隙之处。400 余年的时间，沧桑岁月夭折了近半数的小树，留存下的已经躯干合围，枝繁叶茂。霜降时节，枫香树的叶子红了，远远望去，红色层层浸染，这横亘在青山白云间的枫叶流丹，应是范仲淹的后人在对先贤表达崇敬，体悟他“碧云天，黄叶地”的辞章妙句。
十景塘南岸的一座小亭是接驾亭，再往南是汉白玉的高义园牌坊。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南巡至此，御笔亲题“高义园”三字金匾悬于殿堂。“高义园”典出杜诗“辞第输高义”。天子的表彰是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可，也是社会风气的取向动员。范仲淹的“辞第”，是牺牲自我利益，关注族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慈善行为，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义举。北宋景祐元年（1034），46 岁的范仲淹“自睦改苏”，刚刚在睦州的任上坐下，就奉诏改任苏州。回乡任职，首先碰到的棘手事便是“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疾苦纷沓”。他倾力营救，但是成果并不显著。许多灾民，自然也包括他的族人在内，受灾面之广和程度之深不能不引起父母官的深思。于是在这年秋天，也是人生的秋天，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倾其所有，“置义田里中，以赡族人”，让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嫁聚凶葬皆有赡”。为了管好所置义田，他捐出自己的祖宅，改建为范氏义庄。所谓义庄，按照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说法，就是“州田顷。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人口，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为了管好义田，范仲淹拟定了若干规矩，其后范纯仁做了进一步补充、明晰，并奏请朝廷编类刻石，立在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的一侧。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有人称之为“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尽管这座义庄只是面对范姓族人的，但卓有成效，绵延实行了近 200 年。范仲淹的这一举动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极大，不少人跟随他的步子，学做善事，终不若他的规范和行之有效。范氏义庄昔日的规模极大，有忠厚堂、岁寒堂、书院、祠堂等，包括管理机构以及供族人子女读书学习的场所。千年以降，“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如今只余下享堂，一座白墙黑瓦、红柱红门的五开间建筑，在阳光下静静伫立。这是范仲淹心忧天下的一个证明。在这个忧人之忧的举动和推己及人的博爱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对自己少年时的艰难经历是怎样的刻骨铭心，也可以感知他在年轻时萦念心中的志向抱负是何等强烈。
范仲淹的这种慈善行动，是人类“善”意的光大，是不分时代新旧和时空阻隔的。他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义举中赢得了与岁月同在、精神不朽的无限长度。范仲淹在苏州为官的第二年，捐建斋室 22 间，创办了东州府学：在县东南三星庙基上设立吴县县学，从教育入手，提高民众的整体素质。
这同样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举动。自那以后，府学、县学、学塾、书院相继创办乡学，各级地方以办学为荣，从上至下在这个根本大计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读书的风气推行开来，苏州地区的应试举子越来越多，成就也越来越大，进士及第的人数跃居全国第一，吴人的好学精神蔚然成风，绵延不绝。这就是“吴郡自古为衣冠之薮。中兴以来，应举之士，倍承平时”的由来。
明人的《寓圃杂记》谈及苏学之盛时说：“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那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与！”这是中肯的言论，一个立根立本的倡导对后世的影响是无限深远的，文化贡献的最大化莫过于此。
苏州府学与孔庙连在一起，又称文庙、府学、学宫，位于苏州城南，沧浪亭的西面。自范仲淹之后，历代都在其址上增修扩建，宋理宗淳祐年时拥有屋宇 213 间，可谓规模宽宏，有棂星门、门厅、大成殿、戟门、崇圣祠、明伦堂、泮池桥、东西长廊等。大成殿尤具气势，重檐庑殿顶，是苏州仅次于玄妙观三清殿的大殿。
“先忧后乐”作为一种思想准则，范仲淹以实际行动予以践行。他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正是从这一认知角度出发的政治变革，想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按照这一理想模式，为民众做更为有益的事情，具体到措施上：一是所至之处，多为民众做实事、善事，在家乡倾其所有设立义庄进行慈善事业；二是奏请设立学堂制，从教育入手，改变以往好武之风，这不仅是一族的事，更是关涉整个民族的大事。族人有饭吃了，后人读书上进了，九泉之下的范仲淹能不含笑九泉吗？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但能忧人所未忧，站在一个时代的最高处，做出符合理智的选择，就会为时代和历史所接纳。
沈德潜这样评价范仲淹：“吾吴人物，自言子游后，断推范文正公。”言子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南方人，后在吴地推广先进的中原文化，也是推动吴地文化发展的南方先哲；而加快文明的进程，理性地选择文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气和价值理念，却不能不说是范仲淹的贡献。
范仲淹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晚年调动频繁，在邓州干了 3 年，自请到杭州去，不久徙青州，这时病体沉重，64 岁那年又要求到颍州任职，谁知走到徐州，便一病不起。真正巧了，一个吴人生于徐州也归于徐州，人生绕了个大圈，又回到原先的出发地。最后，范仲淹被葬于河南伊川万安山中。
由于他对大宋王朝的贡献突出，范仲淹在死后获得了一系列官方追赠加封，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追封楚国公、魏国公。天平山上怪石嶙峋，根根笔立。纵横偃仰，拔地倚天。联想丰富的人说此乃“万笏朝天”，把它称作“万笏林”。《吴趋访古录》就说，天平山“在支硎山南，群峰拱翠，俗称万笏朝天”。笏，也叫手板，是古时大臣上朝时所执的狭长板子，按官职大小而定，有玉笏、象牙笏、竹笏等，作用按《礼记·玉藻》的说法是“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为什么不把这些石柱比喻为石笥、石刀或石剑，而偏称石笏呢？
这无数石笏该是范仲淹的手板吧！山下红枫像无数只巨大的火炬，照耀着人们去认读。石笏上写着什么呢？是范公一生的功绩，还是他入仕后敢于直言的风采？也可能是他锐意改革的思想，抑或《岳阳楼记》这样的激扬文字？
天平山是一种人文姿态，是范仲淹的一座非人工纪念碑。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块笏板，岳武穆不是让母亲在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便是将自己的历史书写在额头上，写在心灵上，写在七尺之躯的长长的笏板上！《吴郡志》评价范仲淹：“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焉。”天平山青山苍茫，山上有“挹之如醍醐，尽得清凉心”的白云泉。范仲淹在睦州任上时，曾主持修建了纪念东汉名士严子陵的祠堂，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称颂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其实用他称赞严子陵的话来称颂他自己倒是更为恰当，名句就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