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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引以为傲地讲，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今天，我们就从文化的分支——语言的演变发展中窥探中华文化的奇妙。
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比如今天经常说的“沐浴”，指的是洗澡。而在古代“沐”单指洗头，“浴”才是洗澡的意思。文化不断发展，语言也随之不断演进。汉语大发展的时期是在唐朝和晚近的民国时期。
唐朝，将外来词汇引入中土的途径主要是翻译佛经，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玄奘西去印度求取真经。史书记载，他往返 17 年，旅程 5 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 520 夹 657 部。后来，他耗时 19年共译出经论 75 部，总计 1335 卷，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日常词汇。比如，今人常说的“心心相印”“一刹那”“一弹指”“天花乱坠”“醍醐灌顶”等都来自对佛经的翻译。
民国时期也迎来了外来语发展的高潮，比如“政治”“经济”“干部”“积极的”“消极的”等词主要来自日语。而我们今天的官方语言——普通话，实际上是满语、蒙语和北方方言混合而成。从我们母语的发展脉络来看，语言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向周边国家和民族学习的过程。所以，怀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和胸襟，是一切伟大民族走向强盛的必备特征。
歌曲《我的中国心》中有这样一句，“洋装虽然穿在身，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道出了无数海外游子心向祖国的赤子之心，也传递出服饰自身所具备的独特文化内涵。
在我国古代，服饰与发型的改变是一个政权存亡绝续的象征。汉民族自称华夏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经常说，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周围全是蛮夷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原王朝政权表述中充满了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歧视。然而，前 771 年戎破镐京，西周灭亡。蛮夷戎狄开始入主中原，在这种情况下是管仲振臂一呼，尊王攘夷，打退了白狄等少数民族，保卫了中原的先进文明，孔子因此对管仲赞扬有加，说他最大的功绩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的衣服了！这里的“夷”是指当时的某些北方民族，“被发左衽”是他们的习俗，而汉服是右衽，就是衣襟向右掩。当时，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习俗不同，表现应该是多方面的，但孔子只提到发式与衣冠，也可见衣冠在孔圣人心目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汉民族中，襁褓，是指不满周岁的婴儿；孩提，二三岁；始龀，七八岁；而到了束发之年，也就是男子16 岁时，汉民族的小伙子就不能再剪头发了，要一直保留到离世。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历朝历代，只要是汉族政权，无论是李唐还是赵宋，除了国号，服饰和起居饮食均不会有太大变化。毕竟代表中原地区最先进文化的始终是一脉相承的汉文化。所以明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时，自觉无颜见祖宗于九泉，就把头发披散下来，竟然能没过腰身。而从李唐到朱明，朝代更迭多次，由于都是汉族政权，右衽的服饰传统也未曾改变。
剃头匠这个行当始于清人入关后，睿亲王多尔衮把汉族臣民接受清人的外表服饰传统视为愿意臣服的标志，因而汉族百姓面临的便是“留头不留发”的残酷现实。前文提到“衣冠南渡”，经过多次的人口南迁，汉族同胞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到南方，江南地区才有了“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的美称。正因如此，江南汉族同胞认为是祖宗的福荫庇佑着他们，因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价值观不容践踏。当清朝统治者要求他们剃发易服时，江南地区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江阴方圆 300 里的百姓对剃发易服的政策抵抗了 80 天，全城慷慨赴死。清廷没想到南方汉人的抵触情绪如此强烈，为了安定民心，便提出一个折中政策——“八从八不从”。首先是男从女不从，男人必须剃发穿满人的长袍马褂，女子可以保留前朝的服饰。今天展示妙龄女子婀娜身姿的旗袍盛行于民国时期，清代女子的旗袍为水桶状，并不能展现身姿。其次是生从死不从，男子生前必须是满人的外表服饰，死后可以换成前朝的服饰入殓。再次是官从吏不从，朝廷官员必须是清代官服，衙门里的小吏可以延续前朝服饰。最后是俗从僧道不从。但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百姓发现清代统治者也遵循儒家传统文化，也开科取士，其文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便也慢慢接受了满族同属中华民族，蛮夷的称谓也就与他们无关了，今人也把长衫和旗袍看作传统服饰。同样的道理，清朝满族融入中华民族，那赖以生息繁衍的东北沃土也就自然并入中华民族的版图之内，成为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人还将中山装视为传统服饰。中山装，顾名思义是由孙中山先生设计并倡导推行的。中山装被中山先生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其伟大的政治寄托：中山装的一行扣子共五颗，象征“中华民国”成立时颁布的《五权宪法》；袖子上的三颗扣子，象征着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衣服上的四个衣服兜，象征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也是中山先生眼中的国之四维；四个衣兜的“倒山型”兜盖儿，象征以文治国。经过仔细梳理我们发现，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服饰文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吐故纳新的变革意识，没有所谓一成不变的传统。文明古国，其文明的真谛就在于与时俱进。
曾有哲人做出非常经典的概括：“读史使人明智，哲学使人善辩，诗歌使人聪慧。”中华诗词的博大精深同样能传递出中华文化欣欣向荣的文化特质。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文化中，笔者最喜欢的要数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和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两宋时期可谓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和对外交流在以往的基础上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可谓盛况空前。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达，开明的两宋政权也在大力推行藏富于民的统治政策，促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富庶。据史料记载，北宋政权最鼎盛时，其财政收入占到当时世界总产值的 80%；南宋虽然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但其财政收入在最强盛时期也能达到年收入一亿贯的水平。这个数字可谓中国古代王朝经济增长的顶峰，直到数百年之后的 1900 年才达到同样的水平。不能忽略的事实是，1900 年已有近代工业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力量了。虽然在两宋政权治下，社会经济富足、文化繁荣，但军事实力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差距很大。原来归属大宋的大片疆域沦陷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铁骑之下，两宋政权被迫向游牧政权称臣纳贡。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便是在此背景之下为代表南宋政权北上出使金国的章德茂大卿做的壮行词。词的上阕：“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重点欣赏下阕：“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下阕一开始，就展现了恢宏的气势，谈到北方大片国土沦丧于金政权之手。中原民族是传自尧、舜、禹的伟大政权，虽然现在战败了，但是如此泱泱大国的子民，总会有几个耻于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称臣的人吧？虽然山河沦丧，“万里腥膻”，但“千古英灵”即祖宗的英灵，会护佑着我们。什么时候，雷霆万钧的磅礴之气才能立于天地之间？作者对此有愤慨，有焦虑，有期许，但并不悲观。因为“胡运何须问”，敌人最后的败局是注定的。“赫日自当中”，只要太阳不灭，汉民族的文化血脉就将永立于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立足今日，回顾往昔，不难发现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强悍只是昙花一现，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并于世界民族之林大放异彩。所以说，武力最短命，文化才永生。中华民族的兴旺在于实现中华文化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