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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亡其国，先亡其史。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该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特征。所谓一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指一个国家传承久远的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生活及生产方式。通过引导学生把握祖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能够使学生明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源泉在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会让青年一代懂得、热爱和传承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践行爱国主义的最佳途径。
在全国上下“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引导大学生热爱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我们常说自己是五千年泱泱大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多指盛行于汉族族群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儒家文化。而我们汉族族群生息繁衍的地域，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已定型：东到东海，南到南海，北到长城，西到陇西（今甘肃省），约 400 万平方公里。原先只是在相对狭小的汉族族群中盛行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却能在自我扬弃、自我发展中如核聚变般波及四周，并最终在广袤中华大地上形成独具魅力并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圈，这种文化延伸现象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而引导学生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便是本文着重探讨的话题。
我们常把自己定义为炎黄子孙，以表明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从严格意义上讲，虽然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不一定都是炎黄子孙。一般认为，炎黄子孙是指以黄河流域为生活中心的部落族群的后代子孙，后来泛指整个汉族族群。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闻名于世界，始于汉唐之时，丝绸之路名扬海外，开元盛世光照千秋，贞观之治永垂青史。诸如此类的传统文明成果无一例外地扎根于炎黄子孙引以为傲的黄河流域。而每一次“盛世”出现的背景，都源于统治者虚怀纳谏，推行“仁政”！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为推进经济文化发展而实施的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措施其实就是儒家文化中“仁政”思想的具体化：仁政行、田野辟、户口增。所以，汉唐盛世的形成过程就是“仁政”理念的落实过程。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一般的规律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人口总量与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成正比。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杨远曾指出：“在我国的西汉时期，我国南方人口 2 470 485 户，占全国人口数的 19.8%，我国北方人口 9 985 785 户，占全国人口数的 80.2%，而关中地区（今陕西）的人口又占到全国人口的 40%。”
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位于汉族族群聚居区的黄河流域。而今天作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江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可谓蛮荒烟瘴、人烟稀少的萧条之地。但在中国古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中原内地，便形成了北方多战乱、江东保平安的社会现实。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衣冠南渡”，指的就是汉民族为躲避北方数次战祸而进行的百万以上人口向南迁移，南迁的同时，他们也向东南及西南地区移植了先进的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继续于唐朝中后期的安史之乱，结束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正是这三次百万以上的汉民族人口大迁移推动了我国江南地区的大发展。尤其南宋政权建立后，在 152 年的偏安一隅中，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政治制度上看，该时期以考察儒家文化为重点的科举取士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完成了由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的转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宋人汪洙的《神童诗》正是对这种平民化政治生态的生动写照。南宋还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大繁荣时期，最明显的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故而成为后世学子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同时成为南宋之后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享祀孔庙的“新儒圣”。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南宋也是史学研究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代表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农业上，由于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奖励耕织措施的落实促进了江南地区水田增加，水稻产量大幅提高。当时在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也尤为发达，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南宋帝国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儒家文化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商业的兴盛，成就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即使在“群狼环伺”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其年财政收入仍高达10 000 万贯文。而在南宋政权覆灭 300 多年之后兴起的大明王朝可谓富有四海，但其盛世时的年财政收入也不过南宋时期的六分之一。直到 1900 年国家财政收入才达到南宋时的水平。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社会文化的极大繁荣标志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圈已扩展至我国江南腹地。因此，可以认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黄河流域，并于魏晋南北朝及两宋政权更替时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大背景下，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开花结果，并最终成为世界所称道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心。
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过程中往往是败多胜少。但有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谁打败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谁就认同了我们的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契丹民族曾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北宋政权在与之交战的过程中屡战屡败，但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边境上“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意思是头发都白了的老人一辈子没经历过战争。辽国第八任皇帝辽道宗饱含深情地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这里的“文物”指的是政治文化制度，意为我的政治文化制度和中华是一样的，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民族不断向汉民族学习并认同了先进的汉文化。铁木真自诩“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拥有四海，“汗”是皇帝，“成吉思汗”就是拥有四海的皇帝。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了浩瀚无比的蒙古帝国，忽必烈在中原建立的元帝国疆域面积约 2 200 万平方公里。然而，如此庞大的帝国却排斥当时代表先进文明的儒家文明，废科举、贱儒臣，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历史的倒退，不到 100 年的时间，元王朝便走向了末路。而清朝贵族同样是少数民族，在取得政权之后，积极迅速地汲取孔孟之道的精华，开科举、尊孔孟、尚文明，很快地融入中华大家庭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祖宗崇拜的传统，“祖宗”最早在传统社会中被用作皇帝的庙号。一般来讲，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称为“祖”、守成之君称为“宗”。但清王朝入关后的两位皇帝的庙号分别为“世祖”和“圣祖”：顺治帝庙号“世祖”是因为他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而康熙帝在死后尊享圣祖庙号，则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将蒙古高原，我国西北、西南诸省及宝岛台湾都纳入了中华民族的版图之内，他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康熙帝执政期间，第一次正式在台湾岛上设立行政管辖机构，与沙俄政府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在国际法上，领土归属的法理依据，可以是两国缔结的双边条约，也可以是自古以来对某地进行有效管辖的历史记录。所以康熙帝的上述功绩在于为中国奠定了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国家领土和国界概念，同时奠定了新中国的领土基础。实事求是地讲，绝大多数清代帝王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汉学专家，典型代表就是以勤政而闻名的雍正帝。其在位 13 年，据说只给自己放假 13天，唯有自己生日这天是法定假日，留于后世的文稿多达一千七八百万字，堪比畅销书作家。爱新觉罗的众子孙之所以能够在中原扎稳脚跟，就在于他们深谙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同时必须以先进的文化赢得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满族人统治了中国，不如说是被儒化的满族人在治理中国。换言之：满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大意是政权更替，是亡国，保政权是统治集团的义务；而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文化道统的断绝是亡天下，促使文化道统薪火相传是每个老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千年来，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从两汉到五代十国，由宋元到明清，频繁的政权更替，华夏文明不仅没有因每次的更替而日渐衰退，反而一次次不断吸取教训而使其枝繁叶茂，并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梁启超认为，在大河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催生了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中国。但只有中国把文明古国的文化脉络延续至今，其他三大古国早已湮没于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令人扼腕叹息。
孔子作《春秋》时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意思是无论你的种族起源何处，血统归属何方，只要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代表中国。上文提到的中华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形成以及传统文化向边疆地区的扩展，其实就是对孔子这一论断的最好诠释。旅美历史学家余英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由于在汉学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2006年，余英时获得了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代表作《士与中国文化》早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的必备参考书目。在该著作中，余英时系统地论述了熟读传统经典著作的“士阶层”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熟读四书五经之饱学之士，就没有传统文化之繁荣昌盛。年近九旬的余英时仍然笔耕不辍，几乎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当中。作为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由于祖国的文化传统已经融入血液、渗入骨髓，所以“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也可以解读为，余英时先生身在哪里，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就在哪里绽放，中国特色也将在他著作出现的地方大放异彩，因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描述中国！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成为评判一所大学优劣与否的标准之一。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华民族才能在战火纷飞、物资短缺的艰难岁月创造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成功创办西南联合大学。但很少有人知道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出自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笔者认为，余英时先生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是对孟子“世臣论”和梅贻琦先生“大师论”的继承和发展：每一个通晓传统文化的炎黄子孙都是“中国”。
国学大师钱穆也曾提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文化，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文化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文化之温情与敬意；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判断一个人是否为饱学之士，主要依据是看其能否科举成功进士及第。而在中国存在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考察的便是一个人对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掌握和理解程度。由于钱穆所处的民国时期传统文化式微，而西方自然科学和近代社会学科在中华大地上方兴未艾，是否为饱学之士的评判尺度已从传统的“贡士、进士”标准转化成西化的“硕士、博士”标准。因此如大声疾呼、实实在在对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也许几代人之后，我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将步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之后尘，最终化作历史的烟云。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中讲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不妨把梁启超先生的话概括为：我们给子孙留下怎样的中国，取决于给中国留下怎样的子孙。从血缘上讲，我们是炎黄子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是孔孟传人。“士”的传统要求我们当代青年学子应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而中国能否永存于世界民族之林，又取决于最能代表华夏之魂的“子曰诗云”和“礼义廉耻”的儒家传统文化能否在我们青年一代大学生的心中扎根。再度重申孟子之名言：“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通晓传统文化的青年学子就是能够支撑起我们这个悠久文明古国的“世臣”。一代明君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皇皇《二十四史》勾勒出中华文化从产生、成长再到繁荣的过程。宋朝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子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张载的所谓“绝学”，指的同样是前文提到的汉文、汉字以及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所以，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应该引导学生明白一个常识：时代在发展，生活方式也日新月异，但在这个万变的世界里，不变的应该是在努力攻读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忘对“仁”“义”“礼”“智”“信”进行潜心的研究。故而只有引导学生重拾古代士子们的传统，努力学习相关传统文化精华，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又熟悉儒家传统经典的博雅之士，这样才能使青年一代与古圣先贤心心相印，从而加深其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光照四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才能像余英时那样自豪地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才能使我们深爱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