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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作为当代大学生如何从祖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定位，进而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是本节着重探讨的议题。
在海外，当地人总把华人聚居区称作“唐人街”，唐装、汉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服饰。究其原因，恐怕与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辉煌时期不无关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除了发达的农耕技术能成为体现综合国力的要素，相对繁荣的商业文化交往也是国力强盛的标志。
两汉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已成为推动当时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条坦途。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汉廷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归属中原版图。之所以要在这里设立行政机构，是因为它打开了一条从中国到罗马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玉门关、阳关、敦煌，往南可以到达大秦；向北可以到达今天的俄罗斯、伊朗和哈萨克斯坦。汉武帝时，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经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孟加拉湾沿岸，最远到达印度半岛南端。沿着这条通道，中国的丝绸被运到西方，据史书载，罗马的执政官恺撒穿了一件绸子做的长袍上街，结果万人空巷。当时的罗马人没见过丝绸，便把这种质地的衣服称作“天衣”，并愿意付出大量钱财购买，导致中国的丝绸在西方与黄金等价。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贵金属的国家，古代流通的货币都是铜铁铸造的。换言之，我国古代的金银主要靠进口获得，而换取金银的商品就是丝绸，丝绸及丝绸之路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此外，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养蚕、铸铁、冶铁、灌溉等技术也传到西方。西汉时，由于铁器耕作技术的发明和灌溉技术的改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传入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无疑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繁荣。尤其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百余年后，一系列人文主义作品被印刷装订成册，在欧洲传播开来，如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纲领》、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又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的造纸术为欧洲脱离黑暗的中世纪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为汉朝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光芒四射立下了汗马功劳。
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最华丽的篇章——隋唐时期。隋朝政权虽然二世而亡，但文武全才的隋炀帝依然因其独特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隋炀帝在位期间，年号“大业”，意为要做经天纬地的事业。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文献通考》所云：“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由此可见隋朝之富庶，短短 6 年，完成了建东都、挖运河这样的浩大工程。
由于中国的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向大海，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南北交通不便，而大运河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天堑变成通途。在 20 世纪初津浦铁路通车以前，这条运河一直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炀帝还推行了号称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取士制度。该制度从大业元年（605）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持续了整整 1300 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发展到后来成为欧洲近代文官选拔制度的雏形。
强隋之后有盛唐。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为“文”，经天纬地曰“文”，意为李世民有经天纬地的文治武功。初唐，尤其太宗在位时，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达到历史之最：陆海丝绸之路比两汉时期更加畅通，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向东可以到达今天的朝鲜，向西可达印度、伊朗、阿拉伯及欧洲；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江西南昌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也因此从汉朝时期的印度最南端延伸至波斯湾。唐朝政府鼓励外来贸易，为外商在华居住和担任官职提供了便利。唐朝前期，通过科举取士担任官职的外国人人数高达 3000，有波斯人官拜宰相、高丽人官拜大将军、日本人官拜秘书监监正。隋唐时期的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这有赖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不问门第、一视同仁的科举制度以及统治者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开明就必须兼容，而兼容则意味着相互学习、互通有无。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提到，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包括没有实现数字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具体到民族复兴这一宏大主题，实现民族复兴的数字化标准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当然不必回到汉唐盛世，只要回到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的任何一年，就有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785 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但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 32％，欧洲主要 11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占世界总产值的 22％。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在此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令人惊诧的是，短短 55 年之后，现实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的清王朝则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究其原因，1840 年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从手工生产彻底变革为机器生产，而我们依然在代代相传的农耕文明中止步不前。于是，我们从“人手”的优势退化成“人口”的劣势。以前人多力量大，后来是人多消耗大。来自白山黑水的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 268年，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深知能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实现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必须臣服于更为先进的儒家文明，于是他们便迅速“汉化”。可见，清朝统治者的明智之处在于认识到自己的快马弯刀只是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汉文化中的“子曰诗云”和科举取士才是安邦之根本。
近世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贵族在面对更加先进的文明时，畏首畏尾，止步不前。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水岭不是两次鸦片战争，而是中日甲午海战。清末思想家梁启超也讲：“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中的开明派贵族掀起了以自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学习成效不可谓不显著。西方学者曾惊呼，大清帝国用了短短 20 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要用 500 年才能完成的由冷兵器时代向火药兵器时代的过渡。1864 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攻克南京时还在射箭，到 1884 年中法战争时，清军已经装备上了清一色的洋枪洋炮。当然，洋务运动最出色的成果还是在当时引人侧目的北洋水师。据说 1888 年北洋水师成军时，其实力已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此说法诚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此时中日两国舰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伯仲之间是客观事实。一种模式是否科学，必须交由实践来检验。
北洋水师成军 6 年后的甲午海战，给了清政府一个晴天霹雳。严复在评价该场战争时说：“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清朝臣民之所以如此悲愤，是因为自汉唐盛世以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亚洲政治格局，被 1000多年前曾向我们求教的“小学生”——日本打破了。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丝敬畏，也在这一战之后成了永远的过去。实践证明，开明派士大夫通过洋务运动的模式来实现强国之梦不可取！而日本强国的宗旨则是“汉唐优越，我学习汉唐；西方彰显文明，就学习西方”。
汉唐盛世的形成得益于统治集团的文明开化，其以博大的胸怀吸纳来自五湖四海的文明成果；清王朝在统治初期也因善于学习（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而实现了皇祚巩固之目的，统治后期则因止于学习而没能摆脱寿终正寝的命运；“东瀛蕞尔小国”日本之所以能够改写亚洲传统的政治格局，可归因于善于学习和敢于学习的民族精神。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在勉励当时大学生时说：“各位同学爱国的前提，是先把自己铸造成器。”而为世人称道的“西南联大毕业生群体”，便是这种“把自己铸造成器”的最好诠释：“联大”身处西南边陲，存在的 8 年当中，毕业生不过 3000，但却是人才济济。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23 位功臣”名单里，有 8 位是西南联大的师生：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杨嘉樨和屠守锷；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 164 人；人文学科领域，诞生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传世之作。正如著名教授陈岱孙所说的：“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西南联大广大师生的钻研敬业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不畏艰辛、敢于拼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志存高远，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回顾历史，放眼世界，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作为最朝气蓬勃、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大学生群体，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如山使命，将中华民族善于学习和敢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向老祖宗学习，向前辈学习，学习他们善于批判继承文明成果的博大胸怀；向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们”学习，学习他们在求学过程中心怀谦逊，把对学问的追求和对学术的研究看作自己的第二生命，不怕困难，勇于攀登，学习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学习他们把对自我价值的实现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兴旺大业的过程当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