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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统文艺和思想对于人物德性、内秀的强调，通过电影等媒介综合而全面的人物正面塑造过程，与传统道德产生的特别联系，谓之道德美学。由于道德美学是通过人物化的整体呈现，在表达上和传统道德说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本书假设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有其特别的人物道德美学呈现思想和呈现方式，也有其特别的评判标准。同时，由于道德美善、人物活性气质的追求，使得在表现上除了银幕角色综合性的表现以外，银幕外的人物表现和角色过往的标签、印象同样制约和影响着审美表达和审美心理。因此，分析方面，本书的考量有两组坐标尺：（人物主体）内部节制和（表现手法）外部节制，银幕上和银幕外。
本书将带着有形的“德”如何自然落实和表现成为道德美学的问题，再到传统/现代这个母题层层深入。其中包括一些主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所凝练的女性道德框架和核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电影中女主角的魅力表现？结合性别和现代性的语境更具体地说，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1930—1937）的典范知识女性——“新女性”形象和传统典范知识女性——儒家闺秀之间的深刻联系何在？这种联系对于解读早期电影语言的操作和中国现代性的驳杂，分别具有怎样的意义？
布局方面，第二章“从闺秀到银幕‘新女性’”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将从“美德”这一概念的传承和模糊性入手，结合古代妇女教育的要义，追溯闺秀的外延与道德内涵意义；二是通过浅论传统美学与儒家经典思想的关系，梳理古代知识分子在丰富和强化“闺秀”这一典范形象时赋予人物的多重道德期望，并提炼“节”“止”的传统美学建构机理；三是回顾早期电影研究中的主要成果，并总结一套契合研究问题的电影分析途径。
第三章“身份在变迁，言行皆尺度——银幕上的‘闺范’”首先通过对传统节制“止”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电影手法、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文献回顾中，提炼电影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方法框架。其次，本章将通过道德美学的几个层次，由浅到深、由外在到内在的方向分别检验电影表达年轻知识女性形象的具体策略。借此，一方面全面总结评述知识女性的银幕魅力要点，另一方面提炼早期中国电影的独特处理意识。其基本假设，是早期中国文艺界对于电影这样新兴舶来品的媒介使用和对西方一些基本电影语言（cinematography）的效仿中，某些源于儒家的核心传统价值和审美观念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挪用到电影人物形塑和审美韵味的建构中。就文本表现而言，具体的问题是在反传统的论述背景之中，儒家道德美学的不同层次如何在电影中被挑战或强调？特别是传统儒家闺秀道德最核心的部分——涉及内心的贞和顺，以及涉及个人操作的节制机理，在一个摩登和革新的历史情境中是如何具体运作和协调其他主题的？
第四章“道德美学的完善与拓展：境界的圭臬”将从银幕外的节制表现，去看待银幕上的道德美学是如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呈现的。同时，结合当时一些闪耀的女明星的个人特征，区分归纳典型的道德美学人物化的案例以说明其复杂性——具体来说，传统经典的儒家闺秀与知识女性的新身份发生关联时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如何理解女明星利用二者重新包装和再现？最后一节将从道德美学的评估（evaluation）或者说审美的层面，以传统文艺中人物气质的语汇概念作为参照，拓展道德美学的意义。
第五章“道德美学与中国现代性”试图从道德美学在电影呈现上出现的阻力和调试感入手，在当时中国现代性语境下对道德美学做一次梳理，最后回到本书在现代性母题中的位置界定和研究意义中。本章处理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道德美学在表现上与现代性角力的联结点在哪里？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母题既成的一些支系架构内，道德美学如何界定自身的位置与意义？其对于现代性的全面和丰富有哪些新的认知意义？
笔者相信，借由知识女性和传统闺秀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人物在不同层面的道德呈现上的相通之处），将视觉化、二维化的电影重构，放之于反思和回应中国现代性这一多面向、碎片化、可解释的主题，现代性议题会因为传统审美价值的介入而更加驳杂、丰富和深刻。文化知识分子作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文化主导者，亦作为人物魅力表达的创造者和审美者，在处理文化作品时的价值和情趣如何与传统相连，不仅是上海电影将西方电影语言“中体西用”的具体实践策略问题，更是在“体”和“用”两个方面共同看到中西糅合的特性，意即都市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层面糅合和协调都市文化、现代性意识与传统价值这三者之间龃龉与紧张的抉择。不仅如此，女明星作为“新女性”的银幕代言者，她们的表现和认知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像最生动的诠释（具有印刷媒体所没有的诸多优势），非常珍贵。本书最终希望能回应到中国文艺在表达时需要处理的控制意识上的问题，并在道德美学层面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性的多面向特征和驳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