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食物链中的生命

在人类的时间线上，文明只是近来才出现的新现象。早期人类的进化发生在200万-250万年前，人类的足迹到20万年前才遍及全球。直至40,000年前，智人脱颖而出，成为仅存的人类物种。直到大约8,000年前，才出现农业与定居生活方式，我们将其看作“文明”最早的构成部分。一个物种凭借文明而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物种。文明是我们的地球谱系中偶然迸发的火花，它生机勃勃，强大有力，发展速度惊人，而且年轻得可怕。在文明诞生之前，智人和我们的原始人祖先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什么事件创造了我们如今所知的世界？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生物的共生起源和共同进化，是如何导向今天这种由人类统治、拥有分层结构和自组织原则而且可预测的世界的？

1978年，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我有幸随我的导师、进化生物学家海尔特·弗尔迈伊（Geerat Vermeij，或者叫加里）一起，乘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调研船“阿尔法螺旋号”（ Alpha Helix ）环绕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伊里安查亚航行考察。此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阿尔法螺旋号”是该基金的最后一艘用作生态和进化生物学探索的船只，而此行是它的最后一次航行。

加里和我，连同来自史密森尼学会和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鱼类与甲壳类研究项目负责人，正在测试这样一种观点：能够摧毁甲壳的蟹类和鱼类的捕食活动影响了海螺壳结构多样性的进化。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勘察海图与图谱，决定第二天什么时候起床，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收集新几内亚的贝壳，并为由捕食者给它们造成的损伤和修复状况评分。我们不断重复这项活动，整个过程花了近两个月。我们利用寄居蟹来收集贝壳，因为寄居蟹依赖空海螺壳的庇护，因此成了我们的完美雇员。

新几内亚东岸人烟稀少，因为那里有一片茂密又危险的红树林，我们沿着海岸线穿行数百英里，在近一周的时间内没有碰到任何人。这里是地球上仅存的几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20世纪60年代，因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儿子迈克尔在这里失踪，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尽管一直未得到证实，但有很多故事和传言说迈克尔被当地的部落原住民杀死并吃掉了，这片区域比加利福尼亚州稍大一点，居住着700多个本土部落。这样的传言并非基于简单的异域风情：新几内亚部落之间致命的接触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不见血光的日常仪式。勇士们会与敌方的勇士在领地边界对峙，留下他们的盾牌，然后照常进行日常活动。之后，他们会在傍晚时分返回并取走盾牌，因再次仪式性地威胁了他们的邻居而心满意足。

从“阿尔法螺旋号”上出发，我们乘坐小型波士顿捕鲸船，到岸边收集有软体动物和寄居蟹栖居的贝壳，同时留意是否有鳄鱼划行的痕迹，因为这往往标志着附近有雌性咸水鳄的巢穴。如同北极熊和大白鲨一样，它们是少数几种将人类视为猎物的大型食肉动物之一。有一天，我们看到了一处这样的划行痕迹，于是聚在一起，悄无声息地收集材料。突然，我们看到远处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地向我们靠近。终于，我们看清了那是什么：一艘约50英尺（约15米）长的大型独木舟，上面有一个土著家庭。那是一艘从先祖手中继承下来的印度——太平洋船屋，住着一家三代，上至祖父，下到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狗；这些土著人都赤身裸体，全身遍布文身。

尽管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即便是在荷兰长大、熟练掌握至少5门语言的加里也听不懂，但我们仍然设法说服他们和我们一同回到了船上，我们的译员正在那里等候。译员也无法与这家人交流，但到了第二天，加里破解了他们的语言。新几内亚在1975年（与我们的到访时间仅相隔数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是荷兰的殖民地，荷兰语渗透在他们的语言之中。加里终于用足够的荷兰语词汇打破了交流壁垒。我们得知，我们是这个家庭见过的第一批西方人。这家人都是狩猎采集者，以人类数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那种方式生存。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白天会在红树林里捕鱼，到了傍晚则会到远离海岸的地方做饭、休憩，以躲避咸水鳄。他们使用石器和搜集来的金属工具，每个月去一趟海岸走亲访友、以物易物，并与他们的大家庭聚会庆贺。这个家庭仍然是食物链的一部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地理分布受到主要捕食者的限制。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我们对地球的掌控是多么不堪一击，我们与过去的关联是多么紧密，我们如今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的定居文明生活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人类原本是食物链中的一环，身体孱弱，不堪一击，完全受捕食者与栖息地气候条件的支配。他们是如何成为如今这样一个掌控着食物链中的所有生命，使其他物种完全无法与之匹敌的种族的呢？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一种选择或一次意外，而是进化的一种必然结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诞生

地球上的生命多种多样，从微生物到蛞蝓、鳄鱼和红树林，在生物学上创造这种多样性的过程也推动了人类在食物链中地位的攀升，并帮助人类逃离了食物链——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人类经历的这些过程遴选出了更大的脑容量，以及不仅使人类得以生存下去，还足以让人类蓬勃发展的认知能力。在一系列正反馈作用下，人类的谱系从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ine ）那里一直延续下来。南方古猿是一种脑容量较大的灵长类动物，他们不再与其他猿类一样过着处处提防的树栖生活，而是开始直立行走，生活在坚实的大地上。200多万年前，他们还掌握了制造石器的技术，比如可以有意将石块的边缘削尖或磨平，制成手斧和长矛，由于不再需要抓紧树枝或四足行走，他们刚刚解放出来的双手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我们的重要祖先之一直立人尤其富有创新精神，他们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这被证明是人类和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是我们从食物链中退出的第一步，围绕家族篝火展开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也由此形成，推动了文明的发展。

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进化的具体时间，但遗传证据和化石证据都表明，现代人类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如今的埃塞俄比亚）从直立人等物种进化而来的。 ^[1] 这个进化过程与正反馈、合作和自创生系统遵循同一条发展轨迹，但生命的进化涉及从物理过程到生物过程的转变，人类的起源又引入了文化过程。文化过程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系统类似。包括工具制造、生火、合作狩猎和交易，以及这些活动对人类身体和思想的递归影响等所有早期因素创造了如今我们所知的人类。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

在我们的祖先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物种的过程中，使用工具狩猎和获取能够制成工具的石头是关键的初始因素，但它们源自灵长类动物活动能力的生物学变化。我们的原始人祖先生活在树上，不受居住在地面的捕食者的威胁（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普遍怕蛇），但双足行走大大改变了我们祖先的发展可能性。一方面，使用双足行走比四肢贴地活动更加高效，后者是为爬树而设计的。原始人，比如最早的人类物种南方古猿，刚刚通过双足行走解放了双手，利用这种特殊优势，他们发展出了肢体语言和制造工具的能力。时至今日，我们明显还在通过一些通用的人类手势来交流，在任何拥挤的街道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肢体语言。在工具方面，人类最早使用一些简单的石片或边缘锋利的石块，砸开被其他动物丢弃的猎物骨头，获取其中富含蛋白质的骨髓，并由此有效地学会成为技术娴熟的拾荒者。捡拾动物尸体是人类成为出色猎手的一个中间步骤，他们很快开始有意削尖或打磨附近能够找到的石块，改良自己的武器，从而提高捕猎的成功率。随着大脑的不断进化，他们发展出了合作的群体狩猎能力，相比于狮子、熊和鳄鱼等捕食者使用的蛮力，他们的狩猎方式更为高级。由此，他们走上了通往食物链顶端的道路。

与此同时，成为猎手这一转变通过一种严密的递归反馈循环改变了人类的生理结构。人类在变成猎手的同时，后肢不断增大，脚趾有所缩短；为了提高跑步速度和长距离奔跑的耐力，他们的呼吸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褪去皮毛、增加汗腺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降温，还提升了肩部、腕部和手臂的灵活性，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运用长矛等投射武器的熟练程度。营养充足、繁衍顺利的祖先将成功捕猎的基因传递给我们，这种捕猎能力又是对成功捕猎的渐进式、累积式回馈。

然而，狩猎的高效和工具的发明（“人类猎手”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智人和他们的直立人祖先之间的差异。早期直立人拥有巨大的下颌骨和尖利的牙齿，可以碾碎坚硬的种子，连续数日咀嚼食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消化生的蔬菜和肉类。此外，我们的直立人祖先有着圆滚滚的肚子，可容纳由大量用于分解消化食物的消化器官组成的系统。双足行走使陆地上的直立人能够更加高效地使用能量，但提高我们的能量摄入、促成人类和地球的认知革命的，正是直立人所掌握的使用火的能力（图2.1）。

火的驯化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能够用火来烹饪食物，将预先处理食物这种极其耗能的任务外包给火堆。正如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提出的那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假设所表明的那样，区分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标志性特征正是烹饪食物。 ^[2] 兰厄姆从考古学、人类生理学、自然史和营养科学等领域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烹饪食物的历史始于200多万年前，这一行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与其谦逊地称自己为“智慧的猿人”，不如使用“烹饪的猿人”这个更准确的称呼。

用火烹饪食物给早期人类带来了其祖先不曾体验过的无数好处。烹饪使肉类和蔬菜变软，从而减轻了牙齿的磨损，还破坏了维持食物完整的化学键和细胞壁，进而显著提高了食物的能量值，并使食物更容易消化。烹饪食物使大脑的发展甚至比消化道的发展更快，熟食又进一步推动和加强了对认知能力的选择。烹饪过程还通过去除食物中的毒素和用于自卫的结构性与化学性防护物质，以及杀死寄生虫与病原体，比如绦虫和有毒微生物，减少了疾病的发生，降低了死亡率。

即使在今天，对生食饮食方式的研究仍然能够揭示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熟食（尤其是熟肉）的严重依赖。出于健康或伦理方面的原因而选择只吃生食的人可能会丧失生育能力，营养学实验与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生食饮食法，比如为了延长寿命而采取低卡路里的饮食策略，会由于能量摄入长期不足而导致营养不良症状。对生食的拥护者来说，出现这种综合征是因为烹饪过程对食物进行了加工，降低了消化过程中的代谢损耗。对低热量节食者和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来说，能量摄入长期不足只能是能量摄入过低导致的。能量摄入长期不足会使男性和女性丧失性欲或性冲动，食用生食的女性还会面临失去生理周期的风险，最终可能失去生育能力。人类进化到食用熟食，就如同蜂鸟进化到吸食花蜜和奶牛进化出反刍能力一样。如果没有烹饪，许多来源稳定的食物，从土豆这样坚硬的块茎，到小麦这样的禾本科植物，再到面包果之类的水果，对我们来说就是很难食用甚至完全不可食用的。烹饪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也扩大了我们在全球的发展可能性。

在烹饪技术的推动下，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并最终成为地球的支配者。 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食物使我们的大脑得以持续发育，因为对于脊椎动物来说，大脑是迄今为止能耗最大的器官。由于狩猎需要技术和工具，因此对于体形较小、双足行走的猿类的生存来说，智力比体力更重要。猎杀和抵御那些体形和力量都比自己更大的动物需要想象力，也需要计划与交流等协调行为。

化石标本也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这一逻辑，它们揭示了获取高能量密度的熟食以促进大脑的发育与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狩猎效率之间的强烈正反馈。于是，智人通过成倍扩大脑容量和精心设计工具与武器，与其直立人祖先区分了开来。早期人类开始削尖石质工具，并很快注意到被从地心流出的岩浆加热过的火山岩更容易打磨成形，也能够被塑造成锋利的刀刃。硅石、黑曜石和燧石因为能够制成尖利的工具而大受欢迎。它们也相对罕见，往往分布在地壳板块的边界处，从理论上说，有机生命本身也起源于这些地方。寻找这些珍贵矿石的能力成了优化早期人类的斧和矛、锥和针、鱼钩和用于射杀飞鸟的弓箭的关键所在。

最初的合作贸易发端于合作狩猎、不断增长的脑容量和不断发展的技术之间的正反馈循环，这些都要得益于烹饪带来的全新饮食方式。贸易交换网络是为了满足对可开采的火山岩与硅石的需求而诞生的，它们将不同区域和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的早期人类群体联系到了一起。例如，中东地区盛产燧石、黑曜石和硅石，它们被运往如今的希腊、塞浦路斯和意大利的多山地区。人们在南非一些距今7.5万年的洞穴（如布隆伯斯洞穴）壁画中发现了被雕刻过的赭石，这是最早的因为能够生产颜料而受到重视的石料之一。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穴中还出现了使用本地赭石和其他矿物颜料调出的不同色彩和色调的壁画，绘有早已灭绝的更新世动物的图样，这些壁画可以追溯到约4万年前。石器时代的第一批矿工们可能已经开始有意寻找这些颜料，这些材料和技术在当时很有可能已经通过人类的交流而传播开来。当代化学分析表明，这些贸易网络从发源地起，绵延数千英里，主要通过与近邻的交易而非与遥远的贸易伙伴建立直接关联，缓慢地扩散开来。

十多年前，我曾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丘布特省做沿海生态学田野调查，亲自体验了这些贸易路线的范围之广。我和一群来自中巴塔哥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Patagonia）的阿根廷学生一同在一个虽然偏僻但风光绝美的岩石岬角上开展研究。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海岸线上遍布贻贝石灰岩，那里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麦哲伦企鹅群之一：成百上千的企鹅站在沙滩上看护自己的洞穴，植物的根系支撑着这些洞穴，也为它们遮挡巴塔哥尼亚的大风。企鹅群供养了不远处（100米远处）近海岛屿上的一个大型海狮繁殖群。冬天，当企鹅们离开聚居地，奔赴一场持续6个月的捕鱼之旅，海狮们就会随之一同离开，被离弃的海岸线此时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白蚁丘。企鹅和海狮之间的这种联系似乎已经维持了数千年，因为我们在冬日时分（那时企鹅的洞穴已经成了地下空城）探索企鹅聚居地的时候，找到了几乎已经变成化石的骨头。

在这里工作几年之后，我问巴勃罗（Pablo）这个区域是否有远古狩猎活动的遗迹，他是一名阿根廷学者，曾经做过雕塑家、自然史学家和南美牛仔，是个万事通。“当然了。”巴勃罗回答道，他带着我来到海滩后面的堤岸上，向我展示了能够俯瞰海岸线全景的一系列浅穴。这里最近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这种气候在巴塔哥尼亚沙漠并不常见），这提高了我们在洞穴外的沙石堆中找到人工活动遗迹的成功率。果不其然，在一个小时的搜索之后，我们找到了6个被精心打磨过的黑曜石箭镞、两个用于砍杀的燧石工具，以及一些破碎的火山岩绊马索球残块。火山岩绊马索球是系在皮绳末端的球形岩石，南美人用它们来猎杀一些奔跑的猎物，比如美洲驼和达尔文笔下的美洲鸵鸟——一种像鸵鸟一样的不会飞的大型本土鸟类。

尽管此前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多年，但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它的看法。这个巨大的企鹅群已经在这里繁衍了数千年，供养着当地的南极贼鸥、黑背鸥和岸边的海狮等食腐动物与食肉动物。这为人类狩猎采集者创造了在夏日安营扎寨的绝佳地点：不会飞的企鹅被猛禽和海狮牵制住，很容易被捕捉到。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够轻易地穿过这片栖息地。在狂风肆虐的细沙沙漠的映衬下，火山岩绊马索球就像塑料瓶一样格格不入：用于制作这些石质工具的火山岩至少是在一千年前被猎手们带到此处的，而最近的可以采掘火山岩的地方是位于南美洲太平洋海岸、距离此地超过400英里（约650千米）的智利安第斯山脉。

因此，在用火技术与烹饪技术的刺激下，智人经历了至少始于10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从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合作的群体狩猎、技术与贸易（即信息的起源与传播）是脑容量不断扩大的驱动力和最初的结果。不过，容易代谢且毒素已被除去的食物也使人类不必再花费数日将生食咀嚼成易消化的糊状物，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又多了一项新的元素：空闲时间。人类开始使用他们的认知能力来满足迫切的生理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比如制作贝壳装饰物、雕刻符号和岩画。炉灶是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的基础，是创新和石器时代文明的源头。在这样的火花中，早期人类开始走上一条由正反馈循环铺就的道路，走向智慧、文化和沟通，最终成为如今的样子。 ^[3]

学习说话

与火的驯化一样，语言也是将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关键属性之一。语言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交流能力，确保了合作能够顺利进行，而合作正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创新和神话传说所必需的。理解语言的进化常常被视为有关早期人类发展的科学研究中的最大难题，因为语言不会留下任何化石记录。事实上，在19世纪，欧洲学术界禁止人们研究语言的起源，以免他们围绕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传播异端思想。思考语言的起源对充当文化黏合剂的神话传说造成了威胁。然而在今天，语言被视为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语言增强了我们的沟通能力，从而颠覆了规则。当我们仍是食物链的一环时，说话最初是为了在群体狩猎和防御的时候增进交流，但语言最终会加速与大脑容量和认知能力相关的递归性正向进化反馈。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文明、社会分化乃至精神信仰与核物理的诞生。

最近的系统发生学研究方法让我们对人类语言的发展有了更多了解。人们使用这些统计学方法最初是为了探索和量化基因序列中的重要模式，并试图借此阐释人类健康问题的部分起因。然而基因序列的规模之庞大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细菌的基因组可能由不到200万个碱基对氨基酸组成，人类的基因组却拥有30多亿个碱基对。为了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库，人们发展出了被统称为计算生物学的计算机技术。这也是研究语言的一种理想方法，其成果表明当代语言是在新月沃地与农业技术一同发展起来的（更多相关内容见第三章）。即便如此，虽然这些系统发生学工具有助于回答“人类文化的进化发生于何时何地”这类细节性问题，但“语言最初是如何进化的”以及“语言是在何时进化的”之类的问题却更加棘手。

我们的人类近亲也具备使用火和工具的能力，但他们是否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依然成谜：能够协调群体行为的语言或许可以为智人赋予巨大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胜过体形更大、力量更强的人类近亲。无论如何，迁徙模式（后文会更加全面地探讨）表明，人类在大约20万-30万年前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时就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口头交流能力，完整的语言体系则可以追溯到7万-10万年前。

许多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都分析了开口说话所必需的物理机制、学习语言的遗传倾向和进化出语言的天择压力。例如，工具的使用可能使得用手势沟通的价值降至最低，并迫使人类发展出口头交流的形式。此外，支撑并控制舌根的舌骨是开口说话所必需的，在人类的所有近亲中，只有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海德堡人（ Homo heidelbergensis ）和尼安德特人（ Homo neanderthalensis ）身上发现了舌骨，这表明除智人外，只有他们具备发展出语言的形态学条件。事实上，在西班牙出土的50多万年前的保存完好的舌骨表明，语言可能远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更加古老。不过这些骨头可能仅仅用于发声而非说话，因为那时的大脑可能还很小。直立的姿势、语言的生理能力基础和具备强大的认知能力的人族竞争对手等因素协同作用，构成了天择压力，迫使我们进化出语言以促进交流和社会组织。对于早期的智人来说，要想与其他人族展开竞争并最终胜出，这些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语言基因同样有待研究，我们至今仍对其知之甚少。例如，在一项针对一个患有遗传性语言障碍的英国家庭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语言基因FOXP²。FOXP²被视为“语言基因”（language gene），已被证明在学习语法和句法规则、发展语言运动技能和帮助大脑细胞形成新的语言关联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比较研究也表明，这些基因是用于整合语言的形态、认知和文化方面的基因家族的组成部分。

追踪人类的语言是一项格外伤脑筋的工作，因为人类会频繁地变更熟悉词汇的使用方式，还经常创造新的词汇：每年都会有800-1,000个单词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但最常用的单词往往变化最小，这些常用的单词还揭示了一个事实：语言的迅速变化与人口迁徙等文化事件的关系最为密切。基于对衍生自共同的词根和同源的词汇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语言分成几个主要的语族，并以此对人类的迁徙过程做出假设。尽管科学家们目前还未能对语言的起源给出既令人信服又比较全面的解释，但对衍生自共同的词根和同源词汇的研究依然得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结论：当代语言是从新月沃地发展起来的，这里是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之后，语言又随着农业技术的传播而传播开来，并辐射至安纳托利亚半岛（小亚细亚）。换言之，对我们的语言进化的研究成果与对人类迁徙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是一致的。

填满这颗星球

20多万年前，智人开始走出非洲（图2.2）。这些早期人类较大的大脑为他们带来了一系列进步，包括为了应对寒冷的气候而制作并身穿皮衣，以及掌握更多合作狩猎的能力和技术，后者反过来又使得他们得以在延伸至小亚细亚的稀树草原上追踪猎物。

我们对服装发展历程的了解来自对体虱历史的研究，对体虱来说，人类体毛的退化和服装的出现是它们进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今天的头虱和阴虱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它们源自共同的祖先，即一种本来在人类体毛中生存的虱子。基于头虱与阴虱之间的遗传差异，针对体虱DNA的系统发生学分析表明，我们的直立人祖先的体毛退化发生在大约120万年前。在炎热的非洲大草原上，体毛退化对人类来说是一项优势，因为它提高了蒸发冷却的效率，使人类能够长距离奔跑以捕捉精疲力竭的大型猎物。后来，在大约17万年前，随着人类迁徙到更凉爽的环境中，为了保暖，服装也有所发展。对这一时间节点的判定，建立在头虱和在服装上产卵的衣虱的DNA差异的基础之上。由于有了服装，早期人类得以成功地从非洲向北迁徙，来到气候更加寒冷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这里将欧洲与亚洲大陆连接了起来。基于4万年前的骨制缝衣针的化石记录，我们可以认定，人类也正是在此处学会了缝制衣物。因此，我们这个物种大约早在10万年前就来到了亚洲，在4万年前来到欧洲，在2.5万年前来到西伯利亚（图2.2）。在白令陆桥的帮助下，人类于大约1.2万-1.5万年前来到美洲大陆，随后为了获取栖居于北美和南美“海藻公路”（kelp highway）海岸的海獭、海豹等海洋食物资源而继续向前推进。交通的便利，包括使用原始的竹筏，以及食物和住所的充足，加快了人类沿着海岸线和河谷迁徙的过程。 ^[4]

当前的研究正在编辑这些数据，并重新评估其中的部分假设。例如，基因组数据表明，亚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到达美洲的时间可能比现代人类通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的时间要早得多，而最近在中国发现的化石表明，现代人类来到美洲的时间比目前通过模型得出的时间早10万年。我们正在不断修正之前那种对于人类起源于非洲并走向全球的理解，如业余人类学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提出美洲土著穿越了太平洋，恰如我们也在不断修正甚至完全重新定义早期人类和人类祖先之间的关系。

在亚欧大陆上，早期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产生了时空上的交叠，后者比智人的体形更大、力量更强，也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在与智人密切往来4万年后，尼安德特人最终走向了灭绝，但我们一直不清楚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是如何互动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曾和平共处过。例如，大多数现代人类的遗传特征明确体现出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特征的种间繁殖的迹象。实际上，化石证据和遗传证据都表明，智人在不断进化并最终成为全球优势物种的过程中与其他许多人种、民族和文化和平共处过，这些人种都会使用工具，并且都居住在地面，都是直立行走的狩猎采集者。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长期接受的那种符合政治正确的“人类的进化是一种缓慢的、线性的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智人只不过简单地爬升到了一众早期人类物种的顶端。然而更现实的图景是，早期人类物种在时空上产生了交叠，在彼此间的合作与竞争中，智人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物种。是什么让命运的天平唯独向我们倾斜呢？ ^[5]

对现代人和原始人类DNA的比较研究表明，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智人可能向他们遇到的其他人类物种传播了新的、致命的热带疾病。与此同时，由于在早期曾接触过这些疾病，现代人类拥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因此他们在温带环境中遇到侵略性更低的疾病时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此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人类对自己不熟悉的其他人种并不友好：智人的统治和侵略很可能导致了人属（ Homo ）中其他物种的灭绝。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根据现有的化石数据得出结论，早期人类曾一度极为暴力凶残，这种秉性随着文化和解、文明与合作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减弱，我们将在第四章继续讨论这个观点。 ^[6]

强调不同人类物种之间的竞争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即便在我所主张的合作框架之内仍是如此。根据生态学理论和进化论的预测，需求重叠的物种之间的竞争要比需求各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这些竞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利用型竞争（exploitation competition）与干扰型竞争（interference competition）。利用型竞争指的是在试图开发有限资源的过程中，弱势的一方被取代；干扰型竞争指的是不同物种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强大的物种通过武力取代弱势的物种。智人在地球上扩张的过程可能与这两种竞争形式都有关。我们如果将目光转向更近的历史时期，比如欧洲人探索美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的时代，就会发现疾病的传播、资源的开发和直接的冲突（通过战争和种族屠杀）都是一个族群取代另一个族群的决定性因素。这个过程中的暴力元素应该并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自私的基因迅速转变为由自私的基因驱动的群体行为，比如战争、种族灭绝和对其他文明族群的奴役等。我们稍后会进一步探索智人长期利用冲突和毁灭伤害其他人类族群的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录。 ^[7]

人类在地球上的殖民征途不断推进，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与地球上的气候剧变展开抗争。尤其是两次冰盛期（在这一时期，巨大的冰层覆盖了大陆块）导致气候变得更加寒冷，海平面也下降了100多米，这也就意味着那时的早期沿海定居点如今已经藏入水下，被大陆架的沉积物掩埋。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地球的地理形态，使其变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样子，如使沙石聚集起来形成科德角、留下大片水洼形成长岛海湾和北美五大湖，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人口分布，尤其是在温带和北方地区。第一次冰盛期是在7万年前，恰逢人类成功地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第二次冰盛期是在1.2万-2.5万年前。这两次冰盛期不仅使大陆板块和如今的偏远岛屿之间的桥梁暴露了出来，它们本身也起到了强大的自然选择作用。最近，针对人类化石中的DNA模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极端气候在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人类人口与基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竞争对手与肉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影响。不过，尽管经历了这些挣扎（地球上的平均人口密度一度只有每平方英里1人），人类还是填满了整颗星球，并改变了他们一直以来所遇到的动物物种的生活。人类不管在何处定居，都会与跟他们共享生存空间的动物发展出新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好是坏。

伙伴与猎物

我们已经讨论过构成人类身体的细胞与原本独立的微生物是如何形成高度进化的共生合作关系的，而且我们仍然是外来微生物彼此发生冲突与展开合作的反应器，不论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都是如此。我们与宏观生命（动物和植物）的关系同样十分复杂，往往充满纠葛，这些关系既包括被动的、对双方都不构成明显影响的偏利共生（commensalism），也包括双方互相依赖彼此的专性互利共生。人类与宏观生命的关系大多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完全中立的关系（偏利共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对任何一种关系的仔细分析都能找到损失或收益，无论多么微小：这些损失和收益使“寄生”与“互利共生”成了针对物种间关系的一些更常见的标签。

典型的人类互利共生史始于3万-3.6万年前，不过直到1.1万-1.6万年前，才真正出现了第一种成功的互利共生，那便是犬的驯化（或者像在我家这样，犬对人类的驯化）。人类最早开始驯化犬类的过程很可能是被动的，这种驯化最初只不过是狼群中不具备攻击性的成员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狩猎群体之间的偏利共生关系。也有人提出，早期人类也许曾通过饲养被遗弃的狼而主动进行驯化。主动和被动的过程可能都有助于人类驯化狼。狼可能食用了早期人类猎手留下的动物尸体，协助人类捕获猎物，在猎场上保护人类不受食肉动物竞争者的袭击，并在人类的营地周围充当警卫，在危险到来时警告人类。最终，人类开始喂养那些攻击性不强的狼，先是导致互利共生，后来发展为已知最早的驯养案例（一种专性互利共生）。从那时起，人类和犬类（这种犬类的祖先是一种现已灭绝的灰狼）便一直共同进化。

一旦这种关系演变为相互依赖，一种忠诚的、拥有灵敏嗅觉和视觉的群居动物与拥有创造性和技术工具的人类结盟，便能够成功地抵御和猎捕更大、更危险的动物，如猛犸象、熊和大型猫科动物。因此，人们推测，被驯养的犬在人类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与他们一起狩猎，形成了一种跨物种的合作伙伴关系，两者在这种关系中所能取得的成就远超各自单独行动所能取得的成就。人们认为，随着这对致命的合作伙伴入侵欧洲，人类与犬的互利共生或合作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当人类与犬的足迹遍及南美洲和北美洲时，这种关系也导致了此处的一些大型哺乳猎物和威胁性较强的食肉动物的灭绝。 ^[8]

近期的一些关于动物驯化的研究表明，驯化过程倾向于保留和选择家养动物的幼年特征，这一机制被称为幼态持续（neoteny）。40年前，遗传学家德米特里·K. 别利亚耶夫（Dmitry K. Belyaev）领导了一项关于幼态持续的重要研究，他通过筛选性情温顺的个体来驯养狐狸。这项实验培育出了一些在性情、行为和形态等方面都与其野生祖先不同的、像幼崽一样的狐狸，一些幼年的特征，如温顺、被动，保留了下来。幼态持续是进化和个体发展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互动关系。人类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是没有毛发的，在出生时，婴儿的头和大脑占整个身体的比例相对于成年人要更大一些。由于幼态持续现象，这些在幼体身上已然存在的特征被有选择性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成年人的大脑占身体的比例也比较大，毛发和皮毛也会退去。 ^[9]

由于有了这种新的互利共生伙伴关系以及应对寒冷气候和适应新的栖息地的创新思维，人类得以迅速迁徙到新的大陆和岛屿。至此，人类已经不再受生理和物理条件的限制，到公元前10000年，我们已经连同我们的犬、寄生虫和微生物，入侵了南极洲之外的每一块大陆。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的全球扩散导致的最严重的初步结果之一：接触到一些从未接触过的大型动物。

我们与犬类的互利共生导致的结果是戏剧性的。微生物的互利共生导致了有核细胞和多细胞动植物的出现，我们与犬类的互利共生则导致了新大陆上大多数巨型动物（体形较大的动物）的灭绝。这些大型动物往往并不惧怕人类，因为它们与非洲的大型动物不同，没有与人类接触的经验，对人类并不熟悉。在非洲，人类和犬的共同进化是与大型肉食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一同进行的，因此，随着人类的进化，非洲的大型动物知道自己应当保持警惕。但在刚刚遭到人类入侵的大陆块上，体形庞大、繁殖缓慢的猎物则没有这项优势，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无知在很多物种的灭绝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天真的巨型动物来说，我们的祖先只是一些瘦小的猴子，不足为惧，这样的误解使它们在具备创新能力和集体狩猎策略的人类面前极度脆弱，而此时的人类正在全球扩张自己的领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中，人类扮演的角色由于同时发生的气候变化而显得更加复杂。例如，尽管更新世北美洲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是由人类入侵、气候变化和陨石撞击等因素共同引起的，但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依然表明，人类给刚刚遭遇的巨型动物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破坏性。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惊人的图景：大多数大陆块上很少有大型动物物种，只有在非洲大陆上，大型动物才能继续繁衍生息，因为它们在那里与人类一同进化。 ^[10]

试举一例。当人类在冰期乘着筏子穿越一座座岛屿来到澳大利亚时，他们发现了高2.13米的袋鼠、与大卡车差不多大的食草动物、高2.44米的不会飞的鸟类，以及很容易被杀死的顶级捕食者。几千年来，这些大型动物物种中有94%已然灭绝。 由于对人类和人类的集体狩猎策略、工具乃至使用火来清理栖息地并将动物从掩蔽处赶出来的能力一无所知，这些巨型动物很快就被大批猎杀，如同在北美洲一样，在遭遇人类智慧的数千年里，那里73%的大型哺乳动物走向了灭绝。尽管冰期快速的气候变化毫无疑问也起到了部分作用，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例如，北美地区就有若干个这一时期的围猎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人类猎手驱赶着成群的猎物，将它们逼上高高的悬崖，最终让它们从悬崖上落下摔死。

更近的时候，对海洋岛屿的殖民使人类再度接触到独特的大型动物，尤其是那种很快就走向了灭绝的不会飞的鸟类（图2.3）。在太平洋热带岛屿上，大多数陆栖鸟类和筑巢的海鸟都被人类的狩猎活动或由人类带来的原产于其他岛屿的老鼠逼上了绝路。据称，热带岛屿上灭绝的鸟类超过了2,000种，占全球鸟类物种灭绝总数的20%。在马达加斯加，一些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也因为2,000年前人类的到来而走向灭绝，其中至少包括8种不会飞的巨型象鸟、17种状似猴子的狐猴、1种巨型海龟、1种鳄鱼、3种河马、1种巨大的食肉猫科动物以及巨大的冕雕。海洋岛屿的面积相对较小，栖息在岛上的物种种类较少且不易迁徙，再加上它们往往没有天敌，因此当人类抵达时，这些岛上的物种尤其容易灭绝。

到了农业时代之初，智人对地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先前的一切物种。无情的自私基因的驱动力和伙伴之间的共同进化与互利共生的强力结合，带来了第一次全球性的毁灭浪潮。在不到10万年里，我们这个物种不但摧毁了人类物种的所有竞争者，还成了地球上最具侵略性和毁灭性的入侵物种。由于拥有了工具、贸易、语言和火，还有犬类的陪伴，人类成了地球上的顶级捕食者，能够随心所欲地移动，还能够富有创造性地从各种困境中脱身。人类的发展和成长则更为复杂，因为自创生过程是他们生活的基础，每一次变化都会引起另一些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这个物种的早期历史是一个生动的寓言，有力地说明了合作在特定环境中所拥有的力量，比如我们与犬类的合作关系；也说明了竞争的毁灭性力量，比如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它还提醒我们，成为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 并与其中的其他成员共同成长和进化意味着什么：全球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以及如今在非洲幸存的大型哺乳动物所面临的威胁，都深刻地反映了合作与互利共生的力量及重要性，也说明了将新元素引入一个系统会彻底扰乱它的秩序。

然而，人类虽然居于优势地位，却仍被困在食物链中：他们仍然依赖狩猎或寻找食物；环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不过，在进一步的共同进化与合作的驱动下，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不仅如此，下一步的变化将为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第二次全球性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因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一小部分动植物建立了共生的依赖关系，这些动植物会与我们一起借助强大的合作依赖关系征服地球。

[1] Spoor et al., “Implications of New Early Homo Fossils.”

[2] Wrangham, Catching Fire .

[3] Wrangham, Catching Fire ; Botha and Knight, Cradle of Language ; Mourre, Villa, and Henshilwood, “Early Use of Pressure Flaking”; Jacobs et al., “Ages for the Middle Stone Age of Southern Africa”; Henshilwood et al.,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4] Kittler, Kayser, and Stoneking, “Molecular Evolution”; Rogers, Iltis, and Wooding, “Genetic Variation”; Toups et al., “Origin of Clothing Lice”; Tattersall,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 Shea and Sisk, “Complex Projectile Technology”; Goebel, Waters, and O’Rourke, “Late Pleistocene Dispersal”; Hublin, “Earliest Modern Human Colonization of Europe”; Liu et al., “Earliest Unequivocal Modern Humans in Southern China”; Erlandson et al., “Kelp Highway Hypothesis.”

[5] Hershkovitz et al., “Levantine Cranium from Manot Cave”; Sankararaman et al., “Date of Interbreeding”; Hortolà and Martínez-Navarro, “Quaternary Megafaunal Extinction”; Smith, Janković, and Karavanić, “Assimilation Model”; Zimmer, “Human Family Tree Bristles”; Villmoare et al., “Early Homo ”; Winterhalder, Smit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

[6] Underdown and Houldcroft, “Neanderthal Genomics”; Pinker, Better Angels .

[7] Mittelbach, Community Ecology ;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

[8] Shipman, Invaders .

[9] Gould, Ontogeny and Phylogeny .

[10] Martin, Twilight of the Mammoths ; Firestone, “Evidence for an Extraterrestrial Impact”; Sandom et al., “Global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Extinctions.” 1xBnixzZEx9xR0UeDbqAZ6dIm/3MVAtiIWpfRLkCLcDeEIweyDv7biDp3imn1n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