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与海岸线有关。自从孩提时代我在皮吉特湾（Puget Sound）四处探索以来，那些动物、植物和水陆交汇之处的互动都让我痴迷不已。这份痴迷引领我走入学术界，开始了沿海生态学的学术和职业生涯，使我将这些景观理解为一种更广泛的自然力的缩影。也就是说，在进化的大剧场中，物竞天择、物种竞争和合作的戏码一直在上演。但沿海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海螺和招潮蟹，因为人类的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生态的方方面面。在思考自然界中的连锁反应、合作与斗争时，我们不可能将人类从中剥离开来。人类现在已经参与到了这些接触之中，无论是通过明确的直接介入，比如居住在海滨别墅里，还是通过施加隐性的间接影响，比如引发全球气候变暖或传播入侵物种。我们与大米草和蛤蜊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始终未曾改变。

相比于将我们对历史这一概念的认知分割成自然史和人类史，我更倾向于将文明史解读为自然史，沿着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等作家开创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就意味着要去理解文明及其产物（从农业和医药到政治层级和宗教体系）是如何从特定的生态系统和环境中，从我们的进化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文明的自然史要求我们将所谓的“人类进步”的每个阶段都视作对某个自然史问题的回应。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要通过自然史解读人类文明，就必须了解自然史本身，而这又要求我们准确、全面地理解进化。在半个世纪前，进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视为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之战：适者生存，变化往往来自对手之间的竞争。竞争当然是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又影响深远的重要角色，但它往往受到忽视，甚至连科学界也常常忽视这一点。合作互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竞争以及所有物种固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性本能，这种本能被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称作“自私的基因”。地球生命的这种合作性框架不仅维系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还促成了进化史上几个主要的突破性转折点——细胞的起源、从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过渡、人类的进化、农业革命，以及文明本身。

讲述这段历史对于此刻比对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今，我们有能力也确实正在对这个世界施加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如果我们此时不理解人类与世界的联系有多么紧密，我们这个物种就很容易走向灭亡。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不同，我们能够超越生态系统的自然界限，继续生长壮大并填满整个世界，继续消耗更多的资源，继续留下更多各种各样的垃圾。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讲述科学家与学者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自然界、进化和人类自身有了怎样的认识。我们与世界上的其他生物和错综复杂的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和依赖关系，我希望人们在理解这一点之后，能够摒弃进化基本等同于竞争的观念。我认为，正是这样的观念一直在推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过度生长。

在本书中，我会提供一些例证，它们将阐明整体的合作为我们的物种带来了力量；我还会指出，有意识地寻求合作是保障人类文明延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试着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科学研究。尽管这种方式意味着我有时也许会省略掉科学家们所做的细微区分，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传达当代科研的普遍成果，这样做能够丰富从公共政策辩论到生活方式选择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理解。这一切从了解人类物种和文明的起源开始，到明确我们对造就人类的世界有多大的影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