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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过,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这种把什么都给“无情撕破”的做法,却并未能真正解决人生的问题,倒反而是更多地构成了问题,或者说,是额外加添了更加复杂的问题。

即使并非黑格尔的盲目信徒,我们也同样必须升维地看到,作为一种有机的共同体,社会中的感性和理性、艺术与道德,或者说,社会中的生命扩张与人伦规范、向外扩散与向内聚敛,从来都必须构成一种“必要的张力”。进一步说,既然这是一种复合而成的、相反相成的“张力”,那么,也就势必要求同时并存着两股力量,而且在它们的彼此之间,还既要表现出激烈的对抗,又要体现出是缺一不可的。——如若不然,一旦失去了作为平衡的、往内聚敛的向心力,那么,所属的共同体就会走向持续的发散,就会在离心力的过强作用下,不可逆与不可收拾地趋于彻底崩解。

再接下来,若就本文设定的特定语境而言,这里又需要特别提示的是,既然凡此种种的复杂社会变化,都是源自感性方面的扩张,那么,一旦想要深究这方面的学理,就应当从理论上返回到“美学”(即“感性学”)去,以体认我曾经多次论述过的、围绕着“纯粹感性”所产生的疑难。——我想,这一点正是以往一直被忽略了的。

而说到这里就要再回顾一下,正如在前文中已经述及的,在过往确立的正统批评标准中,即使“尽美”的未必就能“尽善”,然而,单纯或片面地追求“尽美”,仍被看成了“不被鼓励”的倾向,乃至需要“进行矫正”的偏颇。——而正是在这样的古今对比下,我们才简直有点意外地发现,也只是到了康德的美学这里,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理论先声,它才通过对于理性、目的、功利的自觉排斥,刻意要在“美”与“善”之间,或曰“艺术”与“道德”之间,去划定一个或此或彼的边界。

在一方面,康德定义了“善”这个概念,说明它一定要调动理性的概念,因而在心理上势必要包含着目的,从而也就一定要迎合人类的功利:“善是借助于理性由单纯概念而使人喜欢的。我们把一些东西称之为对什么是好的(有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是作为手段而使人喜欢的;但我们把另一种东西称之为本身是好的,它是单凭自身就令人喜欢的。在两种情况下都始终包含有某个目的的概念,因而都包含有理性对(至少是可能的)意愿的关系,所以也包含对一个客体或一个行动的存有的愉悦,也就是某种兴趣[利害]。”

在另一方面,康德又比照着“善”的概念,判然地定义了与此不同的“美”,从而把它认定为非理性、无目的和超功利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这个美的说明可以从前面那个美的说明、即美是无任何利害的愉悦对象这一说明中推出来。如果有一个东西,某人意识到对它的愉悦在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害的,他对这个东西就只能作这样的评判,即它必定包含一个使每个人都愉悦的根据。”

无可否认,即使这样的说法不无武断之处,可被康德就这么给论述出来的,所谓“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即非利害的愉快感、非概念的普遍性、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和普遍禀有的共通感,仍然包含着很值得深思的洞见。具体而言,它是以这种带有“二重性”的、亦此亦彼的论述,描摹了一种内化于人性中的、下意识的感性直觉;而且这样的感性直觉,既能不自觉地暗合人类的理性,却又从不曾调动过理性的自觉。——如果用古代希腊的话语来形容,正是在让“眼睛成为物理学家”。

只不过,到了当代学术的精密语境中,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不得不把曾经统领过的属地,不断地分给自己生出的子女,却独自浪迹、踟蹰于荒郊野地上,大放悲声地去念诵《雷电颂》;同样无可奈何的是,随着当代脑科学的惊人进展,凡是这类有关“审美判断”的哲学论述,也都应当交给“认知神经科学”去自行解决了。——惟其如此,才足以把人类所禀有的神奇“美感”,也即那种对于外部世界的、不经头脑的瞬间反应,看成这一群灵长类动物遗传自丛林的生命本能。

更不要说,与这种下意识的即时感性反应不同,一旦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文明社会中,那么,凭着此后又进化出来的理性能力,人类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审美判断”,又势必进而同自己的思考相融合,否则就不足以把握纠结的现实了。——而这也就从“艺术学”上意味着,只要不是在纯粹的思想实验室中,不是在假想出来的提纯环境中,就不会孤立存在被康德美学夸张出来、又被我据此进行过定义的“纯粹感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才在美学的课堂中反复告诫过,虽说无论是“审美”或“美感”的问题,还是“艺术”或“艺术家”的问题,都曾被长期置于传统美学的范围,然而,我们直到现在才能看得清晰:它们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问题。——而由此也就导致了,如果真想去解决前一类的问题,就要去仰重作为自然科学的脑科学;而如果真想去解决后一类的问题,则要去仰重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社会学,以及艺术人类学。

这也就意味着,那种在康德意义上的、作为哲学命题的“审美判断”,或者那种不经头脑的、瞬时直觉的“美感”,就算也的确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也不应被人们不打折扣地,照直就推导到现实的“艺术活动”中,无论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创作,还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欣赏。——换句话说,即使从当代脑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审美判断”确是一种下意识的瞬间反应,然而在人类具体而复杂的“艺术活动”中,却并不孤立地存在这样的“纯粹感性”。

正是在康德美学的解释困境中,晚近一段时间以来,沿着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舒斯特曼所讲的那种“身体美学”,才会突然大行其道、暴得大名。——而我们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就不难恍然大悟地发现,舒斯特曼所主张的、那种作为“身体意识”的审美体验,已经既不是“超功利”的,也不是“无目的”的了,当然更不会是“非理性”的了。 Amu9NPTWK01SnMxeEQ9aN6XTske78ZgChPbnvjXfqh0d+TjOEjPaf+8B/QpY6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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