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于是，在准此写就的艺术史叙事中，社会规范就一直在充当着反角，似乎这些代表着历史惰性的道德信条，只是在等着节节败退，而步步防守；这也就意味着，仿佛只有等到人类感性的洪水冲决了由理性筑起的控制堤坝，艺术才会谋取积极的突破，而人生也才能获得正面的进取。

说到了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围绕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故事，或者围绕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故事，或者围绕纳博科夫《洛丽塔》的故事。——这些作品的共同遭遇或经历，就是在发表之初全都遭到了查禁，从而一再验证了新闻检查官的僵化；所幸的是，这些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著作，后来又都被奉为石破天惊的杰作了，这也被认作对于历史规律的验证。

由上述这些作品又难免想起，索福克勒斯还写出了《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还写出了《哈姆雷特》，瓦格纳还写出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王尔德还写出了《莎乐美》，这些作品都曾被时人或后人指出，是或现或隐地从某个方向触动了“乱伦”的主题，而且，也许正因为选择了那样的主题，才产生出了特别撩人的、令人难以自持的效果。——事实上，在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与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相连的，还有激情与规训、欲望与禁忌的关系，乃至于野性与文明、本我与超我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简直不知有多少艺术作品，都是在故意触犯这一组规则，而且，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是因为在替观众来“犯禁”，或者说，是在用“白日梦”来满足他们的暗中想象。

既然如此，在所有这类的造反故事背后，就都隐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理解，那就是必须由“现代”一词，以及它所代表的“生命伸张”，来反抗“传统”一词，以及它所代表的“文明压抑”。——而且，在这种“现代vs.传统”“生命本能vs.文明规训”的激烈对抗中，至少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感性从来都是代表着新颖、进步、本真的；而与此相应，理性则从来都是代表着落伍、腐朽、冗余的。

从瓦格纳针对《俄狄浦斯王》的尖锐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这样的理解来——“为什么这种形成了道德观念的看法，具有这样大的力量呢？这是因为它是从人类的原始感情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又问：当俄狄浦斯娶自己母亲的时候，违背人类天性了吗？当然没有。假如是这样，那么被践踏的天性一定会表现为这桩婚姻不能生儿育女；然而天性恰恰表明是完全自愿的：伊奥卡斯特和俄狄浦斯作为两个不相识的人相遇、相爱，当外界证明他们是母子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爱情被破坏了。俄狄浦斯和伊奥卡斯特并不知道，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他们是无意识地按照纯粹个人的自然的盲目性行动的；他们的结合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丰富，他们生下了两个强壮的男孩和两个高尚的女儿，而这个社会的无法豁免的灾殃，像降临他们父母身上一样，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这一对自觉地处身在道德社会里的人，当他们认识到自己无意识行为触犯了道德的时候，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们为了赎罪而毁灭了自己，这证明反对他们的行为的社会忌讳是多么强烈，这种社会忌讳是他们早在行为之前就通过习惯而知道了的；尽管他们有这种社会自觉性，仍然发生了这样的行为，这证明无意识的、人类自己的天性的威力多么强大，多么不可抗拒。”

然而，也正是在此等心理的促动下，久而久之也就自然导致了，如果人们以往还是心存警觉地，想要来寻求“不偏不倚”的中点，而无非是不小心才走向了偏离，那么，他们到了不管不顾的后来，则干脆是自觉地、明知故犯地偏向极端了。——于是，这也就不言自明地蕴成了风气，即既然已经身为艺术家了，就必须强力地追求大破大立，自觉地冲决现行的规范，包括被普遍认作“善好”的、须臾不可少离的规范。

比如，长着反骨的法国作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就曾在他的《文学与恶》一书中，着重指出了代表着感性的艺术作品，是如何去执意地冒犯作为理性的伦理信条：“人不同于兽，在于他们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们遵守禁忌，但也需要违反。违抗禁忌不是由于他们愚昧无知：违抗要求坚定的勇气。违抗所必须的勇气是人的成就，尤其是文学的成就。文学是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则。文学怀疑规律和谨言谨行的原则。”

再如，正是在此种反抗的风气中，巴塔耶的著名同胞加缪，才会又以自己的名作《局外人》，刻画出一个浑浑噩噩的主人公，以便用这种高度荒诞的性格，来反衬出整个世界的荒谬无稽：“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轴、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

这又把“艺术”推向了“反艺术”。而这种东西之所以大行其道，其潜在的理由毋宁在于，既然生活本身是这等的不堪，那么，艺术家也就觉得有了理由，要让书写于此种背景的作品，也同步地凸显出这样的不堪。——正如我在早年著述中写到的：“在丑学那里，悲剧中的崇高，只不过是貌似而已，——只不过是一种无本质的假象，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一位和风车搏斗的可笑骑士堂·吉诃德先生。所以，这种‘崇高’人物，也就颇为类似传统美艺术中的说到底只是一种幻影的魔鬼。在丑剧作中的英雄伴着美神一起死去之后，丑学那里，代之而起的，便常是一种‘反英雄’——是碌碌无为而又心灵敏感易受伤害的宵小，是扭曲变态、心灰意懒有时却又不甘堕落而渴望生活的侏儒，是不乏善良天性却又只会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庸人，甚至是灭绝人伦却似乎又自有一番道理的禽兽……” 0ar5jWJM3PCBqm/+ANxyuDIbT5iRKonlP7bN8y/dhOl2KsayfrhEvwFbDooKy3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