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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西书院的办公室门旁，醒目地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日就月将学究中西之际
朝乾夕惕思通今古其间
这副楹联，是从马一浮的遗墨中集出来的，读来的印象是既放松又流畅，而且在不失法度的同时，又有些经年残缺的古意。此外，这幅字里还隐藏着新拟的院训，即分列在左右的那八个字：“学究中西，思通今古。”——而由此也就可以方便地说明，自己刚编定的这本文集的标题，正是采用了对联中的那个说法，即与“今古其间”相对应的“中西之际”。
的的确确，这种围绕着“中西之际”的长久沉思，这种对于“文明边际”的反复巡弋，既属于自己治学生涯中的一贯坚持，又是我对这个学术机构的立场定位。——也正因为这样，在自己晚近写出的很多文字中，尤其在那些要求必须“高屋建瓴”的总序中，都是围绕着“中西”二字进行反复阐发的，比如：
自晚清的国门被迫开启以来，由于“应战者”借以谋求自强的武器，反而必须谋之于外部的“挑战者”，也就使新一代“学术大师”的标准，从以往单纯时间性的“博古通今”，扩充成了如今空间性的“学贯中西”。于是，如果再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评估，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中西”这个界面也就从激烈冲突的焦点，反而变成了学术上傲人的制高点。而浙江大学所以要成立“中西书院”，也正是鉴于“中西”这两个字，已经成为领先学府的主要标准，和国际视野的基本标志。
——刘东：《中西书院文库》总序
与此同时，鉴于某些需要警惕的倾向，则又如我在另一篇总序中，围绕着这种“学贯中西”的要求，继续进行澄清、驳议与阐发的：
此外，还要进一步应酬辨析的是，这里提倡的大跨度的“学贯中西”，已不再是卖弄式的、东拼西凑的“掉书袋”，那种学究气其实既酸腐、又颓唐；恰恰相反，在我们这里理应昂起头颅地瞻望：“在如此发散的思绪中，却又聚敛了思想的主线，即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边界。这样的一条边界线，无疑正展示着最为激烈的冲突；但也有可能，恰又在如此震荡的界面上，反而孕育着未来文明的增长点。”
——刘东：《中西讲坛丛书》总序
当然由此一来，这种对于“文明冲突”的敏感，这种对于“价值多元”的反思，也就向我们原已感到吃力的治学活动，提出了难度更高、期待更大的要求，——正如我又在前一篇总序中写到的：
如此这般的“对着讲”，意味着眼下所要进行的，不再是以往那种“点与点”之间的对话，那种直如“思想儿戏”般的对话，更像能变出任何东西的魔术，或者用我以往的形容，是所谓“比较的巫术”；与此相反，立足于犬牙交错的文明边际，也只能去进行“河流与河流”之间的对话。换句话说，我们更需深入到价值内核中，去探索各大文明的基本运势，以反思其中的成败利钝、进退得失；而绝不只是在某个文明史的转弯处，去随意对比哪两段曲率的碰巧相似。——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力度和宽度上，我们眼下正盯紧的这个“中西之际”，才有可能成为未来文明价值的生长点。
——刘东：《中西书院文库》总序
接下来，如果再进一步地申论，真想去实现上述“院训”的要求，从而既能够“学究中西”，又得以“思通今古”，那么，在这种多层次、广角度的跨越运思中，则又应如我在另一篇总序中指出的，必须让复杂意识的多重焦点，同时照顾到“文化交流”的三种特性：
第一重就是所谓的“混杂性”。不夸张地说，凡是注重于比较思维的人，或者凡是盯紧了文化跨越的人，都会本能地抗拒——至少是犹豫或有所保留——有关“本真”或“正宗”的夸张。因为在实际上，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现有文化，全都经过了传播、叠加与杂交……第二重则是所谓的“生产性”。无论如何，虽说单只从历史的“短时段”来看，文化的对撞难免要带来血与火，带来难以喘息的辗轧与压迫，可一旦放眼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又未必不能带来文化的互渗与杂交，并且就基于这样杂交而寻求向上的跃升……第三重又是所谓的“或然性”。也就是说，即使在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确实可能出现某种“生产性”，但我们仍不可盲从任何前定的目的论，仍不能秉持任何浅薄的乐观论。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间的叠加，全都属于具有前途的文化融合，那也完全可能杂交出一个怪胎，只因基因的排斥而无法传宗接代，只能够逐渐式微地无疾而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化间性”也只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而且，这种或然性的历史结构，或者开放性的可能世界，也就正好敞开向了我们的深层思索，留给了我们的文化选择。
——刘东：《跨越丛书》总序
当然，上述论说都是宏观的研究纲领。而既然如此，就算再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一旦落实到一本篇幅受限的文集中，那么，为了防止内容过于发散和枝蔓，以致给读者留下茫然无序的印象，这里的收录仍不得不有所聚敛，主要地只对准了两个具体的方向。——然而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纲领，就无论这些文字聚焦于哪个向度，都要去共享着同一种问题意识，也就是说，都要把对于文明边际的巡弋，当成展开运思活动的参照系。
前一个方向，属于常说的“美学”或“艺术社会学”。读者们只要翻开书页就能发现，无论是去讨论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去辨析美学与艺术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也无论是去反思这位学者与那位学者的争辩，还是去追踪从古体诗到现代诗的变异，乃至去纵论某种引人瞩目的诗歌现象，或者去细读某位诗人的风格与心气变化，其中那种既隐而不显、又无处不在的坐标系，总归都是前边所讲的“古今中西”四个字。——回想起来，大概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自己曾长期执教于北大比较所，由此便对比较方法和比较思维，获得了稍微专业一些的体悟与执着：
什么才是这种“比较文学”的犀利方法呢？——如果简单和形象一点儿回答，那就是能够分析化学家那样，让自己的目力钻进物体之中，以致当一粒石子在别人眼中，只表现为力学上的坚硬固体时，却可以在你的眼中被一眼给看穿，呈现为类似“碳酸+钙”那样的化合物。希望贯串在本书中的这种解析方法，能够提示它的读者们领悟到，只要是过了“轴心时代”以后，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主要事件，就表现为那几大“圣哲”之间的对话，或者说，表现为那几种价值理念的对话与渗透，以及排斥与冲突。
——刘东：《悲剧的文化解析》自序
由此再说到底，由于无论汉语中的“美学”还是“文学”，原本都只是取道东瀛的、借以沟通西文的外来语，所以，即使又转而针对中国古人的相关著作，去展开所谓“美学”或“文学”的研究，乃至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的再研究，都终要表现为跨越性的比较研究。甚至于，既然从这种治学沿用的特定术语、采纳的分类框架，到这种治学预设的研究方法、遵循的理论指归，都早被浓重地打上了外来的印迹，我个人也就倾向于认为，开展在当代中国的所有“美学”研究和所有的“文学”研究，骨子里都只能属于“比较美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此间的区别也只在于自觉或不自觉而已。
后一个方向，则属于晚近大热起来的“地区研究”。不过，我本人却从来都不愿赶什么时髦。事实上，如果从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算起，我已在这个领域沉浸三十五年之久了；而所谓“中国研究”在西学的系统中，也正属于“地区研究”中的“东亚研究”。除此之外，应当是自2017年开始，由于自己又额外担任了清华地区院的理事，那么，为了帮助培育这个机构的学术厚度，我更一口气创办出了《地区研究丛书》（下分为“拉美系列”和“中东系列”），以及与《西方日本研究丛书》配伍的《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乃至即将推出的《地区理论与实践》丛书，——凡此种种，在知识领域中都属于“地区研究”。
当然，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究中西”的跨越视野到了这里，又不能只体现在对于既定成果的引进上，应要进而体现在对于研究方法的借鉴上。也正因为这样，我昨天还在清华地区院的理事会上提出，如果借用沟口雄三的那个熟知句式，即所谓“作为方法的中国”（方法としての中国），那么，既然以往也提出过“作为方法的亚洲”（孙歌）和“作为方法的英国”（刘东），那么，我们今后还应当再自觉地提出，又应当有一种“作为方法的地区”（方法としての地域，area as a method）。——那么由此也就不待言了，必须去更深层地阅读那些译著，并且既要警惕其中潜在的价值预设，又要体会其中包含的治学路数。
这种“有取有舍”的态度，又意味着我们从一个方面来说，必须加强在国学方面的基本修养，以巩固在“文明对话”中的文化本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则又要在交叉与整合的前提下，逐渐磨合出地区研究独有的“学科意识”。——正如我又在另一篇总序中所说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借这套丛书引进的，就不光是一些孤零零的研究结论，还更是一整套获致这类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相对集中优势研究资源，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各门学科，并且尽量促成彼此间的科际整合，我们就无从对于任何复杂的外部区域，获得相对完整而融汇的有用知识。——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地区研究’既将会属于人文学科，也将会属于社会科学，却还可能更溢出了上述学科，此正乃这种研究方法的‘题中应有之意’。”（刘东：《地区研究丛书》总序）
最后还要交代，在本书之末也收入了几篇短文，其起因、话题和形式虽则不一，却都是校园生活与治学生涯的写照。由此又油然想起，在马一浮为浙大所作的那首既古奥又堂皇的校歌中，也是写有“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之句，前者出典于《孟子·尽心上》，即所谓“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后者语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即所谓“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全都寄寓着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刚刚又请一位书法名家，为本院题写了“金之在熔”的横幅，并且挂在满是图书的走廊上。——无论如何，只有在我们栖息其中的学府里，在它适意自然、诱发灵感的花径中，在它充满激辩、自由发挥的教室中，也在它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书店中，随时都在努力诱导这样的气质变化，学生才能学会也去享受读书之乐，才能把追求真理也当成自觉的追求，从而我们才能指望自己手中的、行将燃尽的火把，有可能被他们递相授受地相传下去。
果能如此，则华夏文明虽历经磨难、九死一生，还终不至无休止地就此衰败下去。果能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则写到了本书封面的那个“中西之际”，就不再喻指着文明冲突与碾轧的坟场，反倒是孕育着更高的文明形态的温床，也即在这个边际处，会长出我正日思夜想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2024年4月17日
余杭绝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