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今，凡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人，一般都能认识到：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汉字书法是中华文化最集中、最优美的体现。

汉字是交流的工具，是用来书写的。唯有书写，才产生了不同的字体，才产生了汉字的书法。易言之，汉字的历史演变，汉字书法的各种流派与风格，都是通过书写得以实现的。

这是基本的和简单的事实，应该是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但是历来对此加以正面揭示并论述的文字，却是相当鲜见。例如东汉蔡邕的《笔论》是我国最早的书法论著之一，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全文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书写者应当持有的精神状态，二是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描写书写的效果。但是，如何进行书写以及所追求的书写效果是如何达到的，则付之阙如了。其他大量的有关汉字书法的文献，大致也是如此。

是否可以认为：从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启功先生开始，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了。他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古代字体论稿》，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十分重视书写元素在汉字字体演变和汉字书法风格形成中的作用，其中明确指出：

字体风格变化，手写常是开端。范铸刊刻也先由手写，那些直接刻划的也即是用刀代替笔。因为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单体或偏旁，常是由表形、表意到表音的基本符号，这是大家公用、约定俗成的。书写风格却每人必然不同，所以签字会在法律上生效，而风格的变化程度，又常是由细微而显著的。

“手写”，就是书写。这里强调了书写对于字体变化、风格即书法形成的重要作用。

在一封谈论书法的信中，启先生谈到楷书与行书的书写：

我常劝人写楷书要当行书写，写行书要当楷书写。怎讲呢？楷书各笔有映带，才活。如每笔只“单打一”地写，便死，于结构也无益。当行书写是说每笔有顾盼，于是一个字便是生动的。行书譬如公共汽车或电车的“快车”，并不是从另一条路走，更不是从房上越过，仍然是慢车所走的路线，每站它也经过，只是有些站不停罢了。楷书在结构上的一些重点（或说据点、车站），行书必须经过。如果行书不经车站，便不好看。（《致徐利民》）

同样是运用比喻，这里就不是不着边际的，而是说明了楷书与行书，尤其强调了行书在书写中的要点与联系，切中肯綮，言简意赅，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度人“金针”。

“字是写出来的。”这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尽了书写与汉字字体演变、汉字书法风格形成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众多汉字研究者、书写者的共识。于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探讨与研究逐渐升温，我们欣喜地、比较多地见到有关汉字书写的学位论文了。首都师范大学李逸峰的博士论文《敦煌汉简书写研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篇。

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甘肃敦煌县西北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汉代木简705枚，其后又于原地、酒泉以及新疆等地发现并盗掘汉简若干批，携回国内后，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为其整理，1913年发表了第一批汉简图版、释文。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随即从中选录并另加其他相关材料，于次年便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三册，至此开启了学术界对于汉简的著录、整理与研究。随着在西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日益繁盛，几十年来持续不断，蔚为显学。其中，虽然有人注意到汉简的字体特点、书法水平等，但是从汉简的书写切入并展开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应该认为李逸峰的论文具有开创之功。

我们说这篇论文对汉简书写形态及特点的描写和论述是专门而深入的，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下篇第四章第二节的“参数设置与研究指向”，论及“用笔方式”，即书写过程中书写者对毛笔运行的控制方式，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作者将其分为几个层级加以说明——

第一层级：分起笔、行笔和收笔三种。

第二层级：起笔分顺锋与逆锋；行笔分提按、转折、连写等，具体表现出的重笔、圆转、硬折、连笔、映带等笔形为本书重点考察参数；收笔分不出锋与出锋。

第三层级：起笔顺锋分直入与斜切，横向、斜向笔形收笔出锋分上出锋、中出锋与下出锋三种，纵向笔形出锋分左出锋、中出锋和右出锋三种。

由用笔方式引入“笔形”，下文从第二章开始，运用敦煌汉简的七批材料对各种笔形即横向笔形、纵向笔形、斜向笔形、转折笔形，逐节加以细致的描写、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如第一节的“横向笔形书写分析”，末了作有表5-1-4：七材料横向笔形参数统计分析表。

花这样的功夫，工作量是巨大的，思路是绵密的，而这种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其成果斐然，是可圈可点的。

我曾经忝为李逸峰这篇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当时即对这篇论文赞赏有加。委员会其他同仁接受我的意见，一致评其等级为“优秀”。过后我还很希望他能在北京谋职，以利来日发展。不过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他后来到位于甘肃的西北师范大学从事书法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我认为这样也很好，以地利之便，为他这个课题后续的拓宽、加深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与用武之地，同样是大有作为的。对此我予以热切的期待。

值此李逸峰论文出版问世之际，欣为之序。

董琨
2016年元月于北京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