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民国以前的《文心雕龙》研究，多为校勘、注释或只言片语的点评，对刘勰的文论思想既缺乏总体把握，又罕有细致阐发。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打破了前代《文心雕龙》研究只重校注评点、忽略义理阐释的格局，标志着现代“龙学”的诞生。回溯《札记》的成书过程，清理其为数众多的版本，不仅对《札记》本身，而且对整个“龙学”史研究都至关重要。因为与其他“龙学”著作不同，现在通行的《札记》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大学授课讲义到二十篇札记的小书，以至后来的三十一篇全本札记，前后相续，历时既久，且后出版本序跋附录多有增益。另外，现在通行《札记》的各个版本，特别是大陆版本系统和台湾版本系统，由于所据“母本”不同，中间尚存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札记》“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成书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作者特殊的使命，使其“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故而尝试论之，期望能有管中窥豹之效。
《札记》的成书过程颇为曲折，开始是应北大之聘讲授《文心雕龙》，为授课而编写讲义，其后是《札记》讲义的陆续发表，再接着是黄侃“手自编校”的《神思》以下二十篇札记作为专书的出版；黄侃逝世后，《文艺丛刊》又将《原道》以下十一篇集中刊发，然后则有四川大学将三十一篇札记集中刊印，最后才是海峡两岸通行本《札记》的出版。
1914年9月，经章太炎介绍，黄侃应北京大学之聘，讲授“词章学”和“中国文学史”，从此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书生涯，《札记》即是其任教北大的授课讲义。由于黄侃此段时间的日记、书信等因战乱而残缺，我们无法明确他如何应邀讲授《文心雕龙》。不过从别人的记叙中，亦可窥见一二。
首先，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深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早年留学日本时，黄侃就曾师从章太炎，并听其讲授《文心雕龙》。《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8日记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处午餐。傍晚时归。与季刚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
而且，1914年黄侃任教北大之际，章太炎恰好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黄侃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随时与太炎师切磋学术。据《一士类稿》载：“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
另外，《札记》的成书也受到经学大师刘师培的影响。1917年，刘师培在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中古文学史，其中也涉及《文心雕龙》，罗常培记录其口义《文心雕龙》二种。
其次，黄侃在北大所授《文心雕龙》课程十分受欢迎，听众甚多，反响强烈。据冯友兰回忆：“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
黄侃在北大还曾接替被学生赶下台的朱蓬仙所授《文心雕龙》课程，王利器曾讲述傅斯年回忆当年上《文心雕龙》课的情景：“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又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议，准备向蔡孑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
再次，黄侃讲授《文心雕龙》，并不是五十篇都讲，而是有选择地讲授。对此，范文澜说：“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
其实，“反三之微意”只是范文澜自己的设想，而并非黄侃的本意，他有选择地讲授《文心雕龙》有着时代、课时、课程等多方面原因，当然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其文学观。黄侃对于弟子参与其《文心雕龙》教研活动也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其“手自编校”的《札记》正文之后就附有骆鸿凯撰写的《物色》札记，这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读书笔记。另一方面，范文澜在校时，黄侃是在“词章学”课程的名义下讲授《文心雕龙》的，所以主要选择创作论部分的二十余篇。
《札记》是黄侃1914—1919年任教北京大学的讲义，各篇讲义具体写作时间很难确定，全部三十一篇札记至迟完稿于1919年上半年，即黄侃离开北大之前。张之强说：“其实《文心雕龙札记》一书是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时的讲义，当时只是作为讲义印发，并未公开出版。而黄先生做北大教授，则是始于民国二年冬，民国七年即回武昌，由此可知《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13—1918年之间。”
此说不甚准确，《黄侃年谱》谓：“黄侃任北京大学教授时间在1914年秋。民国二年（1913）冬北上是为了出任赵秉钧幕僚长，而不是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又谓：“（黄侃1919年9月）离开北京大学，行前有《与友人书》……现正检点家居，拟于日内奉母南下。虽此主者挽留甚切，无以弭弟思乡之情。”
不过，张文据钟歆1921年印行的《词言通释》后记所云“仆昔游京师，从黄先生季刚学，略通音训，命纂《词言通释》，于丙辰冬草创初毕”，判断起码是《札记·章句》的写作时间一定在1916年（即丙辰年）以前，则是非常可靠的。因为钟歆的《词言通释》是完全依据《札记·章句》第九节“词言通释”而作，只是为黄侃的结论添补文献例证，其书《叙》《附言》都是一字不易抄录《札记》的。另外，《札记·章句》最迟1916年即在校内流传，《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载：“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
《隐秀》补文之作，徐复说：“民国六年间，先生主讲北大文科，始补撰《隐秀》篇全文，同门海宁孙君鹰若云。”孙世扬（字鹰若）肄业北大时亲聆黄侃讲授，而且关系亲密，经常陪同黄师游玩，被称为“黄门侍郎”，其言当属可信。而1919年3月23日《致陈钟凡书》曰：“斠玄足下：兹寄上《文心雕龙札记》一篇，再请检江式《文字源流表》一篇（《经史百家杂抄》中有），可付缮印，备下星期二用。”
尽管目前尚难以知道寄给陈钟凡的是哪一篇札记，但大致可以断定是新近撰写一篇，而且是将于下周课堂讲授要用的。可见，截止1919年3月，《札记》还在撰写之中。
《札记》讲义在正式出版之前，部分篇目曾先后发表于一些报刊上：
（1）《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北京大学《国故》1919年第1期（后又发表于《华国月刊》1923年4月第1卷第3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9期）；
（2）《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新中国》1919年6月15日第1卷第2期（后又在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27—30日连载）；
（3）《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新中国》1919年7月15日第1卷第3期（后又在天津《大公报》1919年7月24—25日连载）；
（4）《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华国月刊》1925年3月第2卷第5期（后又在《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4月10、12、13日连载）；
（5）《文心雕龙札记·征圣·宗经·正纬》，《华国月刊》1925年4月第2卷第6期；
（6）《文心雕龙札记·辨骚·明诗》，《华国月刊》1925年10月第2卷第10期；
（7）《文心雕龙札记·乐府》，《华国月刊》1926年4月第3卷第1期；
（8）《文心雕龙札记·诠赋·颂赞》，《华国月刊》1926年6月第3卷第2期。
从《札记》刊发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者，黄侃对著述极为严苛，若非他甚为看重《隐秀》补文，则绝不会于报刊一发再发，且其本人任《国故》总编辑，《华国月刊》则由太炎师亲任社长，黄侃将其补文先后刊于此二刊，自得之意不言而喻。二者，黄侃将其《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部分的讲义，集中交由《华国月刊》刊发，明显有支持该刊的用意，1923年9月创刊的《华国月刊》，除了章太炎任社长外，汪东任编辑兼撰述，黄侃亦为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三者，发表的讲义除为创作性质的《隐秀》补文和《附会篇评》外，其余均以“札记”之名冠之，预示后来将以“札记”为书名。四者，“文之枢纽”五篇札记全部发表，而“论文叙笔”的六篇札记只发表了有韵之文的四篇，无韵之文的《议对》《书记》两篇札记则未发表，则可能与其重声韵情采的文学观有关。
从讲义刊发的轨迹来看，基本符合其授课及编写的顺序。1919年刊发的《夸饰》《附会》之评，为据讲义修改润色的文章，属于《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讲义，亦即前期“词章学”课堂讲授的部分内容。1925—1926年刊发的五篇，包括八篇讲义和一篇《题词及略例》，属于《文心雕龙》总论和文体论部分讲义，主要为后期“中国文学概论”课堂讲授的内容。问题是前期“词章学”课堂讲授的创作论部分讲义，为何只刊发了两篇呢？因为黄侃特重“析论为文之术”的创作论部分，认为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奥义，故其对《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讲义，不仅精心结撰，而且早有编为专书的设想。
1926年，黄侃“上半年任教于武昌大学。秋，避难北上，授学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
。在《华国月刊》刊发总论和文体论部分讲义时，他正着手编校《文心雕龙札记》，亦即《神思》以下的二十篇讲义。任教北师大后，便将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书稿，交给由北师大同人所办的北京文化学社，于1927年7月正式出版。文化学社本《札记》封面为暗橘色，左上至下有大字“文心雕龙札记”，下有小字“丁卯六月杨庶堪”，断作两行，并有一小章“沧白”
，封里署名“黄侃著”，“北京文化学社印行”。内芯为每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六字，共二百五十页，并附录二十四页。“目次”后首页为“题辞及略例”，并将《序志》札记调为第一篇，再接以《神思》札记。此书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再版。
现有两个问题：一是黄侃平生不肯轻易著书，太炎师谓：“（黄侃）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独《三礼通论》《声类》目已写定，他皆凌乱，不及第次。岂天不欲存其学耶！”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将授课讲义整理出版为《札记》的？另外，既然出书，为何不将三十一篇全出，而只选《神思》以下的二十篇呢？其实，这两个问题又是有联系的。第一个问题，虽然《黄侃日记》对《札记》出版一事只字未提，其他著述也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但是其门人兼女婿潘重规在编辑《文心雕龙札记》时说：“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
就是说黄侃本人并不急于出书，在“门人坚请刊布”的情况下，他也会适当顾及弟子所请。对于第二个问题，《札记》本身给出了答案。黄侃说：“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并一再强调：“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
黄侃虽然同意门人所请，将其《文心雕龙》札记讲章裒为一集正式出版，但是他也是有条件的，没有将《华国月刊》已发和未发的上篇总论和文体论部分十一篇札记收入书中，即没有将三十一篇札记全部出版；而只是将“专有所属”的“专美”之文部分札记，即下篇“析论为文之术”部分的札记，编为一集正式出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篇目“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是自己“反复疏通，广为引喻”“不避骈枝，为之销解”的重点难点部分，将其整理出版会有助于门人及士子更好地理解《文心雕龙》析论文术之精义，避免“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这样一来，黄侃既满足了门人所请，又不违背其严谨的著述态度，可谓一举两得。
1919年9月，黄侃离开北京大学，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武昌中华大学等学校，亦曾讲授《文心雕龙》。为教学方便，将讲义印出，分发给学生。对于此事，徐复观这样回忆：“在住国学馆的同时，我们约了七八个同学，私自请他教《广韵》和《文心雕龙》。我们为他印了《广韵》的《声类表》（记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的《文心雕龙札记》分送给我们。”
黄侃1923年还在武昌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即是《讲文心雕龙大旨》，主要探讨研究文学的材料和方法。
1935年，黄侃逝世于南京，前中央大学所办《文艺丛刊》计划出版纪念专号，乃检箧中所藏武昌高等师范所印讲章，录出《原道》以下十一篇畀之。《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即《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由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编辑，京华印书馆1937年6月出版。太炎师为专号作序曰：“季刚既殁七月，其弟子思慕者为刻其遗著十九通，大率成卷者三四，其余单篇尺札为多，未及编次者不与焉。”
十九种遗著包括：《说文略说》《说文说解常用字》《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诗音上作平证》《说文声母字重音钞》《广韵声势及对转表》《谈添盍帖分四部说》《反切解释上编》《求本字捷术》《尔雅略说》《春秋名字解诂补谊》《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书目》《蕲春语》《讲尚书条例》《礼学略说》《汉唐玄学论》《文心雕龙札记》，另有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汪东《蕲春黄君墓表》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抽出《文心雕龙札记》一种作为单行，1964年又删去《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书目》一种，将余十七种以《黄侃论学杂著》之名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改正少数刊误，予以再版。
此前，《札记》除在报刊单篇散发外，已有文化学社专书本和《文艺丛刊》辑录本，前者收录《神思》以下二十篇札记，后者辑录《原道》以下十一篇札记，不过没有全部三十一篇札记专书。《札记》首次以足本出现当属四川大学石印本，据当时编订召集人祖保泉回忆：
1943年秋至1946年春，潘重规先生在四川大学主讲《诗经》《文心雕龙》，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46年初，安徽大学宣告复校，聘先生为中文系主任，潘先生于4月下旬离川大，我班的《文心》课中辍。有人提出集资翻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全班赞成，访求《札记》原文，得三十二篇（包括《物色》），疑为尚有逸佚。8月，佘雪曼先生到校，出其所藏《札记》三十二篇，并一再说：“黄先生只写三十一篇。”于是决定付印。稿由成都华英书局排版，错字多，行次密，难于校改，遂加“勘误表”两页。封面由佘先生以瘦金体署《文心雕龙札记》，印二百册，我得一册，“文革”中遗失。
台湾学者黄端阳亦曾撰文述及川大本之由来，可以印证上说：
至于将卅一篇合为一集，独立成书，成为《札记》最早之版本，实始于1947年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所编印之《文心雕龙札记》。是书之编纂缘于时任中文系主任，并讲授《文心雕龙》之潘师重规离蜀欲返安徽之际，由中央大学佘雪曼提供一神州国光本《札记》，由于此本仅收《神思》以下廿篇，故由祖保泉任召集人，中文系十六级毕业生如胡师自逢、李树勋、宋元谊、章子仲等，至书库配得其余十一篇《札记》，共计卅一篇交由成都华英书局出版。然而迭历战火，复因仅印一百二十册，至今尤为罕见。
黄氏之说仅在所印册数上与祖说略有差异，可见作为亲历其事的召集人，祖说是非常可靠的。川大本《札记》封面为黑绿色，书目录之前有一页，题曰“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刊于国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系”，近隶体。书内页为宣纸，除首两页未标页码外，共八十八页。目录首载“题辞及略例”，次为“原道第一”至“总术第四十四”，但其中“议对第二十四”“书记第二十五”于目录俱脱，而其内文则无缺。可能因为只有这两篇文化学社本既无，又未在报刊杂志发表过，目录编排时仅据二十篇本和《华国月刊》所载篇目，故而遗漏。书末亦附骆鸿凯所撰《物色》札记。
黄侃一生辗转任教于多所大学，弟子众多。1949年以后，多数弟子留在大陆，但亦有不少门人迁居港台，潘重规就是其中之一。故《札记》分别在大陆和港台两地流传，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大陆版本系统和港台版本系统。
1962年，经黄侃哲嗣黄念田授权，中华书局将北京文化学社本和《文艺丛刊》本“都为一集，重加勘校，并断句读，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卷首《出版说明》指出：“《文心雕龙札记》是黄季刚（侃）先生的遗著……可惜这书从未完整出版过，一九二七年北京文化学社曾把《神思》以下二十篇加以印行，但流传不广，现已极为难得；至于《原道》以下十一篇，一九三五年黄先生逝世后，前南京中央大学办的《文艺丛刊》虽曾发表，见到的人很少。一九四七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曾把全书合印一册，但系该校内部刊物，绝少外传。”
中华书局版《文心雕龙札记》甫一发行，就成为大陆最通行的版本。此后，大陆各出版社都以此本为依据，另加附录序跋，出现了诸多的《札记》版本，主要有以下一些：
《文心雕龙札记》 1996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国学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200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丛书
《文心雕龙札记》 200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学基础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2006年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2006年 中华书局 黄侃文集
《文心雕龙札记》 2014年 商务印书馆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以上各版《札记》，以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最重要，也最有特色。其书由黄侃季子黄延祖重辑，虽然亦据1962年版，但增加内容颇多，变化亦较大：一是将门人所记《讲文心雕龙大旨》辑入书中，置于《题辞及略例》之后，《原道》札记之前；二是将原附录骆鸿凯《物色》札记移至原末篇《序志》之后，作为正文部分；三是增加一组附录，《文学记微（标观篇）》《中国文学概谈》《阮籍咏怀诗补注》《李义山诗偶评》，以及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四是强调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非对《隐秀》所作札记，故将目录改作“补隐秀第四十并序”，并于篇末注曰：“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正文内容部分变化最大的是，“《章句》篇先君引《说文》字，原为篆体，因排版困难，原中华版化篆为楷，时多误解。重辑时，一一附加篆体”
。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学丛书》本由陈引驰校订，增加了黄侃《文学记微（标观篇）》《中国文学概谈》两篇作为附录，俾便参读。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由周勋初导读，书前列周氏《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余则全同中华书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基础文库》本由吴方点校，全据中华书局本，无增无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即原《蓬莱阁丛书》本，系重新包装再版。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由卢盛江导读，书末附简洁的《黄侃先生学术年表》和卢氏《读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港台的《札记》版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据北京文化学社本影印的两个版本。1971年，台北《学人月刊》杂志社将北京文化学社本影印成三册，录于“五元文库”之中；1979年，台北新文丰出版社亦根据北京文化学社本，另印平装小三十二开本，页次与版式与文化学社本完全相同，收于“零玉碎金集刊”之中，书末附有两页勘误表，纠谬三十四处。另一类是三十一篇的《札记》全本，肇始于1962年香港新亚书院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由潘重规取文化学社本和武昌本合编付印
，并据武昌本对比文化学社本之异同，爰作校语
。又仿文化学社本移《序志》札记于《题词及略例》之后，附录保留骆鸿凯的《物色》札记，并增补其所撰《读文心雕龙札记》
，最后殿以《文心雕龙札记跋》。此书于1973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在台发行，成为台湾地区最通行的《札记》版本。
2002年，黄延祖授权台湾凡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由花神出版社出版新的《札记》。黄延祖说：“此次刊印包括先兄念田重加勘校、并断句读的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版的全部。”可见，花神本乃大陆中华书局1962年本在台湾的授权翻印本。不过，该书的附录是所有版本中最丰富的，花神本实际上也是大陆《黄侃文集》本的前身。篇目内容上，花神本已经“附加篆体”
；《讲文心雕龙大旨》也已置于《题辞及略例》后，并强调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非所作札记，目录已改作“补隐秀第四十并序”，篇末注：“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
只是骆鸿凯《物色》札记仍列于附录首篇，相较《黄侃文集》本，附录多了《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刘彦和生平（《梁书·文学传·刘勰传》、《南史》本传）、刘彦和简谱（华中麐辑）。附录后依次为黄侃次子黄念田1959年9月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写的《后记》、季子黄延祖为1999年9月新版《札记》写的《后记》。
台湾花神本和大陆《黄侃文集》本都有微瑕，两本在附录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之末，均括号附注曰：“一九四九年后原书改名为《文心雕龙注》，各版均未收此序。”此说明后半句没有问题，前半句则不确。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又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以七册线装本形式再版《文心雕龙注》。北平文化学社本是以新懋印书局本的材料为基础彻底改造而成的新注，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又一次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两册重印，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经过对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心雕龙注》的仔细研究，可以确定这是范文澜早期的两部著作，后来“范注”各版均不收《讲疏》之序，原因即在于此，因为既然是两部独立的著作，后一部著作没有必要收录为前一部著作写的序
。
另一问题是，花神本附录《咏怀诗笺》和《阮籍咏怀诗补注》，前者目录标明“金静庵辑”，正文题下也标注“季刚先生讲 金静庵辑”，《延祖后记》亦谓“《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后者则目录、正文题下与《延祖后记》俱无标注，当是黄侃上课讲义，黄焯在《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中说：“故自甲寅（1914）秋，即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时年二十八岁），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等。”
另外，《咏怀诗笺》文末有毓黻案：“往岁就学京师，蕲春黄季刚先生为讲阮嗣宗咏怀诗，复为此笺，以发其蕴。谨手录之，藏于箧中者多年。外间固未之见也。顷者友人董袖石，撰《阮步兵年谱》，采摭甚备，将付手民。爰出此笺，以实其后。或能为读本刊者，瀹启性灵之一助乎。民国十九年三月重校一过，附识此语。”《阮籍咏怀诗补注》文末亦有延祖落款：“柔兆执徐毕皋之月朔日写竟。黄侃季子记。”
据此可以判定，《咏怀诗笺》为金毓黻据黄侃课堂讲授所作笺证；而《阮籍咏怀诗补注》则为黄侃课堂讲授阮籍咏怀诗的讲义，黄延祖于1976年五月初一誊抄完毕。花神本无误。然《黄侃文集》本《延祖后记》于《阮籍咏怀诗补注》后括号标识“金静庵记”，而其目录与正文题下俱无标注，且文末延祖落款与花神本同，则《延祖后记》明显有误。致误缘由盖因《黄侃文集》本《延祖后记》，系从花神本移植而来，仅将原《后记》提到的附录之文而《黄侃文集》本未予收录者删除，如《咏怀诗笺》（金静庵辑）、刘彦和生平（《梁书·文学传·刘勰传》、《南史》本传）和刘彦和简谱（华中麐辑）。可能在删除时不小心，将《咏怀诗笺》后的“（金静庵辑）”移至《阮籍咏怀诗补注》后，并改“辑”为“记”。由于《黄侃文集》本附录中实际没有金毓黻之文，故《延祖后记》所谓“金、骆、范诸君为先君入室弟子，所论述自有参考价值”，其中“金”字也就没有着落了。
此外，花神本目录“《文心雕龙讲疏》序（范文澜）”页码为“三三九”，正文实际页码为“三四一”。第二二三页单页书眉“专类第三十八”应为“事类第三十八”。还有目录“补隐秀第四十并序”，正文题目仍作“隐秀第四十”，两者不统一。《黄侃文集》本也存在这一问题。其实，《札记·隐秀》篇末注：“此篇并非《隐秀》篇之札记，而是补今本之阙。”就可以了，目录与正文标题还是应该保持统一。
统观《札记》的十几个版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北京文化学社本为母本，包括台北《学人月刊》杂志社的《五元文库》本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零玉碎金集刊》本，共有《神思》以下二十篇；二是以中华书局1962年本为母本的版本，包括华东师大《国学丛书》本、上海古籍《蓬莱阁丛书》本、人民大学《国学基础文库》本、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以及台湾的花神本；三是以香港新亚书院潘重规校本为母本的台湾地区版本，主要有文史哲本。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非常独特的版本：一是《文艺丛刊》本，收录的是《原道》以下的十一篇；二是川大石印本，是以文化学社本为基础，经多方访求所得三十一篇全璧，并未参考其他任何版本，因印数少，仅在校内流传，故后来的版本，无论是大陆版本还是台湾版本，都鲜有提及川大本，更别说以其为参校本。尽管《札记》版本众多，但若细细比较，仍可发现一些异同之处。
其一，大陆和港台版本系统中各有一个通行本。大陆版本系统中的通行本是中华书局1962年本，港台地区则是潘重规合编本。这两个“母本”之间没有互相参校，也没有参校川大本，但都参考了文化学社本。另外，大陆版本《原道》以下十一篇是从《文艺丛刊》本辑录的，港台版本则是从武昌讲义本辑录的。
其二，大陆和港台两个版本系统都对《札记》文本进行了细致校勘。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札记》时，就由黄念田详细校勘并断句读，其他版本也多由专人校勘，如华东师大本由陈引驰校订，人大本也由吴方对其进行点校。潘重规合编本不仅有编者所作按语，而且在其《读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中，对黄侃《札记》的相关内容还进行了重校。如《总术》“若笔不言文”条，潘重规曰：“黄君《札记》云：‘不字为为字之误。’规按：不似‘乃’字形近之误。《韩子·内储说下》：‘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顾广圻曰：‘不当作乃。’亦乃误为不也。”
尽管诸多学者用心校勘，《札记》仍有一些纰缪之处，主要集中在引文部分。如《札记·明诗》于“暨建安之初至此其所同也”条下，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曹氏基命，三祖陈王。”据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宋书》卷六七，“三”当为“二”，“二祖”指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又如《札记·原道》引《淮南子·原道》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
检《淮南子》原文，“用”当为“因”。
其三，比较以中华书局1962年本为母本的大陆版本系统和以潘重规合编本为母本的港台版本系统，发现其中相异之处甚多，可资相互校证。现对比中华书局1962年本和潘重规合编本，并参阅文化学社本，略举一二。第一，文字错讹。《神思》“积学以储宝”条下《札记》释文，潘重规合编本为“……纪氏以为彦和练字未稳”
，但中华本“练”作“结”
。检文化学社本亦作“练”。然“纪评”原作“结”，当以“结”为准。第二，文字互倒。《题辞及略例》，潘本作“若其悟解殊特，术测异方”
，中华本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
，文化学社本同中华本。盖潘本将“术”“持”互倒，且因形近误“持”为“特”。第三，断句不当。《札记·原道》题解，潘本“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中华本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从句意上看，中华本更为通顺，与上下文连贯，且发表于《华国月刊》的《札记·原道》断句与中华本同。
其四，大陆和港台两个版本系统中，各有一个资料非常丰富的版本，大陆为2006年中华书局《黄侃文集》本，港台为花神本。这两个版本所收资料虽然丰富，但也并非没有遗憾。笔者在搜集整理资料时，发现黄侃还有许多关于“龙学”的论述，这些材料亦可收进附录。例如，《黄侃日记》记载其曾据《文心雕龙》唐写本残卷校勘《文心雕龙》：
小石以所过录赵万里校唐写残本《文心雕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至《明诗》篇。
仍校《雕龙》……今日内山书店寄来铃木虎雄震旦文学研究。
因属石禅寄银（十四元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校《雕龙》。
校《雕龙》讫。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涉及《文心雕龙》义理校勘的记载，如《黄侃日记》中“《申鉴·杂事下》，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此义《文心·宗经篇》未及甄述”；再如“《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向于‘菀其鸿裁’句不甚了了。今见唐写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猎对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为模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
。这些散见的文字亦可附录于《札记》之后。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善本”，亦能窥见黄侃“龙学”研究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