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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黄学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开山宗主章太炎，被誉为能为清学“正统派大张其军者”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黄侃则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师推崇，被赐名为“天王”；而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追踪黄侃，诵习师说，以其师宗奉的几部经典为学术正统、文学嫡传，被黄侃等老辈学者“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章太炎、黄侃、范文澜三代嫡传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初前赴后继，共讲《文心》，协力“雕龙”，不仅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直接促成了现代“龙学”的诞生。其中，黄侃承前启后，厥功甚伟，所著《文心雕龙札记》被视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
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东适日本，在东京入同盟会，主《民报》笔政，并开办“国学讲习会”，为青年讲学，受业者众多，比较突出的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龚宝铨、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朱宗莱、钱家治、任鸿隽、汪东、刘文典、马幼渔、沈兼士等。在章氏1908年开始的有系统、多序列的讲学活动中，就有《文心雕龙》的专门讲授。
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拉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意义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间，“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
，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现代改造。《国故论衡》曰：“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
意在将传统小学转换为现代语言文字学。所办“国学讲习会”，亦发布《章程》，将科目分为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这与早期北大文科的体制和科目颇相近，已具有现代学制的特点
。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副题即“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其基本设想就是“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
。而《文心雕龙》正是章氏文史科目讲授的内容之一。
其次，章氏选择讲授《文心雕龙》，也有因应时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内学界客观精神大行，科学主义日盛，成体系的要求开始抬头，“面临西方思想的流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中寻求对西方的回应”
。于是，《文心雕龙》特受青睐，成为传统与现代联结的桥梁。因为人们发现这部书具有客观理性精神，重标准模式，有体系规模，即使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也毫不逊色。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章太炎。吴熙曾说：“刘氏一部惨淡经营的伟著，不闻于世，一直埋没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渐渐有人去注意他，才为章太炎先生所推赏。”
这里所谓的“推赏”，就是指章太炎在日本开讲《文心雕龙》
。
再次，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亦颇有契合时代潮流和现代精神之处。例如，认为“《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
，强调文学要关注时代，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而解释《辨骚》“楚人之多才乎”，则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一样，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入手，颇显时代风尚
。至于讲解《诸子》时所言，“《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
，则洋溢着对传统经学的反叛意识，深契现代精神。当然，作为清代朴学殿军俞樾的学术传人，章氏在讲学中持泛文学观，认为：“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
这一观点虽然不合当时文学独立的趋向，但是他还是相当开明的，在讲授《文心雕龙》具体篇目前，曾与听讲者一起讨论文学定义问题。鲁迅提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章氏认为：“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
清儒不喜聚徒讲学，章氏在日本的讲学活动，无疑具有开风气的意义。而其所讲《文心雕龙》，虽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处，但毕竟促进了传统“龙学”的现代转换，使现代“龙学”雏形初现。
虽然章太炎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在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毕竟是民间形式的讲学，缺乏制度保障和组织规范；虽然章氏自谓听其讲学者“先后百数十人”
，黄侃亦谓其师在日本讲学“弟子至数百人”
，但《文心雕龙》的讲授在《民报》社章氏寓所进行，受众主要为少数及门弟子，终难免私门传授的性质；虽然章氏身为民国元勋和国学泰斗，但在教育方面却并不看好新式学校，故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只热衷于传统书院式的私人讲学。仅此而言，黄侃继太炎师之后，登上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坛，面对诸多年轻学子，在现代教育课程体系的名目下讲授《文心雕龙》，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度越前贤的象征性意义。
1914年，黄侃受聘担任北大教授，并在校讲授《文心雕龙》，名声大震，以致他在课堂吟诵的声音，被学生称为“黄调”并模仿，晚上响彻校园。听他《文心雕龙》课的学生，除了国文系的，还有哲学系的；除了文科的，还有法科的；甚至还有只在家看其讲义，而成为私淑弟子，最终走上治学之路的。然而，遗憾的是，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这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至今仍然存在诸多谜团，比如他是在何时讲授的？又是在哪些课上讲授的？具体讲授了哪些篇目？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相关年谱、日记和历史回忆材料，以及《北京大学史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北京大学校史》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梳理出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基本情况。
1914年9月，黄侃开始担任北大教授，至1919年9月转赴武昌高师任教，在北大执教时间一共五年。期间若以讲授《文心雕龙》为线索，以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词章学”课堂上，以《文心雕龙》为诠释文本，主讲《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再以数篇文体论篇目作为例证，并编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后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上，继续以《文心雕龙》为教本，主讲“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同样撰写了相关篇目的《札记》作为讲义。此外，还曾接替被学生赶下台的朱蓬仙老师所授《文心雕龙》课程。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既继承了太炎师的某些传统，又有明显的发展提升。继承方面，黄侃明显效法太炎师讲解文本时采用的总评、解句加简单校注的方法，编写其授课讲义《札记》，且保持其师校注简洁、不做繁琐考证的风格，这也是课堂讲授的需要。发展方面，首先针对其师的泛文学观，提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的观点。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良有不可废者”。这就将其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的纯文学观综合起来，闳通不党，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文”。不过，在黄侃看来，《文心雕龙》所论，重在有韵文饰之文，所谓“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
。这正应合了20世纪初文学独立和专门化的潮流。
与此观点相一致，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重点，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他认为《文心雕龙》下篇特别重要，而且必须详加疏解，才能领悟其中的精妙奥义：“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如有献替，必细加思虑，不敢以瓶蠡之见，轻量古贤也。”
他“手自编校”，1927年由文化学社出版的《札记》，即《神思》以下创作论二十篇，也就是他前期在北大“词章学”课堂上讲授的主要内容。作为当时的听课者，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中说：“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
后期在“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目下，黄侃又主要讲授了《文心雕龙》上篇“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听课人杨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一书中回忆：“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概论”是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时，从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课程名目，当时的文学门还是首次开设这门新课。黄侃尝试在一门新潮的“舶来”课程中，讲授传统诗文评的经典之作，致力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共通处，并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无疑为现代“龙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方法上，黄侃所授课程及《札记》讲义，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注、资料笺证和义理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的视野。其现代性价值和意义，李曰刚做了精彩的概括：“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别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1922年，北大毕业后的范文澜，几经周折始到天津南开学校任教，先任中学部国文教员，后任大学部国文教授。受其师黄侃的影响，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开设的课程“文论名著”中，主要讲授《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并特别强调《文心雕龙》最重要，尤宜先读，课本即为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讲疏》为范文澜因教学需要所撰，《自序》曰：“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
《讲疏》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深受黄师北大授课讲义的影响。尽管《讲疏》出版在《札记》之前，但其中充满了《札记》的痕迹，两者之间的继承性一目了然。《讲疏》不仅体例上以“黄札”为准，内容上也“于黄氏之说，唯恐或遗”，因而采取探囊揭箧的方法，几乎将“黄札”悉数收于《讲疏》之中。诚如章用所言：“总观全书，一以黄氏《札记》之繁简为详略焉。《札记》所曾涉者，虽连篇累牍，未厌其多；《札记》所不及者，只依黄注笺释，略有出入。”
范文澜早年以师从黄侃为荣，自觉地擎起乾嘉学术家派的旗帜。《讲疏》对“黄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说明其“龙学”研究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老师的充分尊重。
除了继承性，《讲疏》对《札记》的发展也有目共睹。黄侃在其讲义《题辞及略例》中，明确地寄希望于来者：“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旁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以免戾为贤。若夫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
范文澜则立志继承师业，弘扬师说，故曰：“然则补苴之责，舍后学者，其谁任之？”他以此自勉，最终完成使命：“《文心》五十篇，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
在传承师说的基础上，他补足“黄札”缺略的另一半内容，并在文体上将“札记”推进为“讲疏”。“五四”前后，学者常以“讲疏”（梳理讲义、侧重义理阐发）的形式，阐释古代学术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是古典新义背景下的一个潮流。范文澜在书中常常联系现实，既放眼世界又关注当下，使这部古典讲疏之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927年底，范文澜为躲避军警的抓捕而离开天津，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辅仁大学等校兼课。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课上，他接续黄师讲授《文心雕龙》，千家驹曾说他在北大预科时，范文澜教过他《文心雕龙》
。牟润孙又说他在辅仁与范文澜同事时，范曾开过“中国文学史”与《文心雕龙》的课程
。在北京诸高校讲授《文心雕龙》的同时，范文澜也开始在《讲疏》的基础上，为《文心雕龙》另作新注。1929—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新著《文心雕龙注》。新《注》对原书做了全方位的、颠覆性的改造，无论是书名、结构、体例，还是校勘、出典、释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于重造。本着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治学态度，在文化学社本出版之后，范文澜又对其进行修订，并于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新修订的《文心雕龙注》，这也是他本人修订的最后定本。从此“范注”与“黄札”各自独立，花开两朵，成为两部既相关更有别的现代“龙学”经典。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与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出现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宋本《太平御览》和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新材料，为其《文心雕龙》校注增色颇多。就新方法来说，“范注”在借鉴“黄札”三结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以注为论”的新方法。正是这种方法，使“范注”在文本校勘、典故引证和词语释义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求彦和的作意微旨，《文心》的理论意蕴和全书的结构体系，从而超越传统经学章句训诂、出典评解的模式。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一方面，利用唐写本和宋本《御览》等新材料，“范注”在文本校勘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以注为论”的方法，又使“范注”能够游刃有余地探讨《文心雕龙》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新见。例如，《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是“龙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系到人们对全书内容的认识和理解，范文澜首倡儒学古文经派：“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
又如，《文心雕龙》的写作方法，长期未引起学界重视，是“龙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范注”早就指出其方法受到释书的影响。至于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体系的揭示，则是“范注”又一重大贡献。此外，“范注”对刘勰身世的考证也具有发轫之功。
“范注”被誉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集前人校注之大成，奠后人注书之基石，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把《文心雕龙》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龙学”研究者必读的进阶书目，范文澜也由此成为彦和隔世之知音，《文心》异代之功臣，被称为“范雕龙”。牟世金曾说：“自范注问世以后，无论中日学者，都以之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基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于‘龙学’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学界通常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搬上北大课堂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这种看法并不错，因为黄侃在其师章太炎与其徒范文澜之间承前启后，地位最为重要，作用更为明显。完整、严格地说，20世纪初，现代“龙学”的诞生，是由章太炎发其端，黄侃扬其波，范文澜殿其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章黄学派一脉相承的三代学人（章、黄、范）前后配合、鼎力相助的结果。倘若前无章太炎在日本讲解彦和之书所做的铺垫和准备工作，后缺范文澜在天津、北京诸高校讲授、注解《文心雕龙》所起的补充和完善作用，那么现代“龙学”是难以形成博大气象的。
不过，从现代“龙学”诞生的过程来看，章太炎、黄侃和范文澜三个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作为开山宗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开”——开疆辟土，创立门户。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文心雕龙》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可以借此开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故而披挂上阵，登坛开讲。然而，开榛辟莽、导夫先路者，自难顾及体例的完备和论证的周详，成果不免粗疏。这就是章氏虽然五周讲完《文心雕龙》全部五十篇，但从现存的记录稿本来看，多为“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
。
黄侃犹如一员征战沙场、冲锋陷阵的大将，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龙学”的旧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并与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阐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题旨的意蕴阐释为主，思想上标举刘勰的自然观，内容上突出《文心》的创作论，且“札记”随写随发，并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体例的规范。缘此之故，《札记》尽管在典故训释方面博稽精考，意蕴阐释方面切理恹心，但最终还是未能取“黄注”而代之。
真正取代“黄注”并成为《文心雕龙》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因为范文澜重在“立”，他就像一位精于筹划的军师，盘算着如何才能守住祖师开创的事业、本师打下的疆土，并最终将其发展成蔚然大国。故其以“黄注”为底本而补苴超越之，取“黄札”之长处又丰富发展之，既在前贤与新锐的基础上“参古定法”，又在时代与现实的感召下“望今制奇”，从而确立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范式。首先，“范注”开创了新式校注体例，采用全录原文，校语以小字置于出校的原文之下，然后以数系注，将注文放在原文之后，按序号集中排列，并于有关原文，逐条列举，广征博引，考镜源流，校注并施。其次，“范注”将乾嘉实证学风与“五四”科学精神相对接，综合利用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著成考订详赡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故远超“黄注”。诚如杨明照所言：“《文心雕龙》，向以黄叔琳《辑注》为善。然疏漏纰缪，所在多有，宜其晚年悔之也。逮范文澜氏之注出，益臻详赡，固后来居上者矣。”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最通行最有地位的《文心雕龙》注本，当然要首推黄叔琳的《辑注》。在‘龙学’研究领域里，差不多盛行了两个世纪。直到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三十年代，才逐渐由范文澜先生的《注》取而代之。流传广，影响大，后来居上，成为权威著作，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无须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