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东征及其帝国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希腊化时代，一个新的世界——希腊化世界，一个新的文明——希腊化文明。这个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希腊本土，是在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一线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之间的三大洲之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建立者并非只是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王国的创建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希腊人，而且包括那些“希腊化”的当地人；文明的构成因素不仅有希腊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因素，而且也包含了埃及、西亚、中亚、印度等地原有文明的因素。因此，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文明，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具有既多元又统一的特征。这个文明影响深远，即使在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之后，它的遗产仍然在丝绸之路上流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希腊文化与其他文化长达数百年的互动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汇合。但这并不是说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文化与外地文化毫无接触，而是说这次文化交汇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成果之巨前所未有。
我们不妨回顾亚历山大东征前欧亚非大陆的政治文化大势。虽然人类的文化交流大概自“人猿相揖别”后就已发生，但在亚历山大之前，这种交流只是局部的，有些地区甚至是相互隔绝的。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由于它是靠武力维持的军事联合体，没有统一的、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波斯人自身又没有带来较高的文化，所以各地的文化仍恪守传统，帝国之内的文化并未出现整体的统一。尽管波斯帝国与希腊毗邻，而且曾兵临希腊，但西侵的惨败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文化上给希腊留下什么痕迹。不少希腊人访问过巴比伦（Babylon）、埃及（Egypt），也向它们学了天文、宗教等方面的一些知识。有的希腊人谋食于“大王”的宫廷、郡守，可能也带去了希腊的影响，但这些局部的接触难以沟通东西方两大文化巨流。对于遥远的中国，希罗多德（Herodotus）时代的希腊人一无所知。在亚历山大跨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之际，中国的群雄还在争霸不已。它们既无力，也无意，更无暇西顾。此后的秦、西汉王朝开边拓土、疆域庞大，但只是在汉武帝时才西达葱岭，他的使者也只是在这时才进入中亚。印度文化自成一统，百家之中佛教流行，但佛教的大倡和弘扬于印度西北部要到孔雀帝国阿育王之时，向东亚、东南亚的大力传播要到贵霜帝国之时。仅就文化接触而言，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及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与希腊有过少量的、表面的接触，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并未进行。罗马是后起之辈，文化上远逊于它的希腊邻居。当它为统一意大利而征战时，希腊人已创造出了令他们钦羡的古典文化。罗马的羽毛还未丰满，无力东向。其他地区如中亚、南俄、中非、阿拉伯半岛对于希腊人而言，大多还笼罩在传说的迷雾之中。
这一切说明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欧亚非大陆各古老文化区域的相对阻隔。但自亚历山大之后，这种局面就逐渐被打破，从而出现了各古老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交流，最后纳入一个新的文化巨流的壮观景象。
波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公元前550年建国，灭亡于公元前330年。最盛时疆域从埃及、小亚（Asia Minor）、多瑙河（Danube）一线到中亚（Central Asia）、印度河（the Indus）。伊朗高原西南部波斯本土是其发祥之地，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是其统治的核心。波斯帝国将全部领土分为23个行省，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各行省由委派的将军或总督治理，他们一般是当地原来的王公、贵族或部落首领。各行省要缴纳数目不等的贡赋和特产，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军队由国王直接统领，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万人不死军”，即随时补充，保证满员。这是波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但重大战争发生时，波斯的兵源还是主要从各个省区征调。波斯国王可以一时征召数十万，甚至号称数百万大军，但由于民族成分复杂，组织松散，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同心合力之势。因此，不论在入侵希腊，还是在抵抗亚历山大东征之时，波斯几乎是屡战屡败。波斯的这种分权分级属地管理模式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笼络人心，扩大地盘，但也埋下了尾大不掉、鞭长莫及的地方分离祸根。波斯帝国内部的王位之争和后来的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的惨败身亡，都与这样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统治模式有关。
就文明的更替而言，波斯是一个后来者，此前的埃及、西亚和印度早就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波斯帝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波斯文化的胜利。波斯人需要的是政治的臣服，而非文化的取代。因此，波斯帝国之内各地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有的甚至得以延续。这固然由于波斯人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文化，也由于波斯人奉行宗教、文化上的宽容政策。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文化二元格局，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波斯帝国的故土上，遇到的都是地方特色明显的文化传统。
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似乎是世界上古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古巴比伦文明植根于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源于印度河、恒河，中华文明始于黄河、长江。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尽管没有大江大河，但希腊本土三面环海，希腊人的殖民地遍布爱琴海、黑海、地中海沿岸。可见，大河大海对于文明的孕育、诞生何其重要。这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说这样的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息繁衍条件。也不是说大河流域必然产生文明，而是说大河流域为迁居此地的人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即使都有人类存在，有的就可能长期处于封闭的原始状态，有的则发展出了先进的文明。正如汤因比所言，在亚洲的约旦河（Jordan）、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格兰德河（Rio Grande）、科罗拉多河（Colorado）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Amazon）流域就没有产生像欧亚大陆一些大河流域那样的文明。因此，他的结论是，埃及和苏美尔（Sumer）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只是例外而非惯例。文明的起源另有原因，这就是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 [1]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区域之一，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东西两面是沙漠。尼罗河（Nile）是埃及的赠礼。南面是尼罗河的源头，深入中非，四大瀑布构成了天然的屏障。北面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尼罗河三角洲。埃及仅有东北角通过西奈（Sinai）半岛与外界相通。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埃及文明的原生态和独特性。自从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Menes）统一上、下埃及之后，虽然历经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大时期，中间出现过两次中间期，甚至出现了希克索斯人（Hyksos）的入侵，但埃及的历史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希克索斯人是第一批外来民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复合弓、镰刀剑和马拉战车，也接受并带走了埃及的象形文字。新王国时期，埃及开始走出尼罗河谷，向巴勒斯坦（Palestine）、叙利亚（Syria）方向进军，并把该地纳入了埃及的政治版图。公元前11世纪以后，埃及先后遭受到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来自西面的利比亚人（Libyans）、南面的努比亚人（Nubians）以及此后亚述人的入侵，波斯人的占领。但无论如何，古埃及文明的主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不过换了个法老而已。
古埃及文明的主要特点：政治上，实行法老为中心的君主集权制，王权神化，至高无上。经济上，实行国王土地所有制。神庙的神田、官僚的赐田，也都依赖于国王的恩赐。土地的分配、种植、灌溉、收益，所有的税收皆由法老政权掌控。宗教上，以太阳神阿蒙神（Amon）崇拜为主。祭司集团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是王权神授的中介，与法老政权既勾结又斗争。可以说，王权和教权的较量贯穿于古埃及史的始终。国王与埃及神的雕塑大多高大威严，是王权与神权的象征。
古埃及的文化独立发展，富有特色，影响至今。首先，最著名的是他们创造的象形文字，后来传到西奈半岛，形成西奈字母，再后来传到腓尼基（Phoenicia），形成腓尼基字母，由此衍化为希腊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Aramaic alphabet），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字母文字的基础。其次，他们创造的太阳历也被罗马人所接受。现在的公历就是在接受埃及太阳历的凯撒历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此外，埃及的量地法、秘教、一些神灵也都为希腊人所接受。埃及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对周边文明也有影响。希腊古风时期的人物雕像正面直立，没有动感，比较呆板，与埃及的同类雕像多有相似之处。埃及的造型艺术讲究宏大、对称，金字塔、卡纳克神殿（Karnak Temple）、拉美西斯二世神庙（Temple of Ramses II）可谓代表。追求永恒、神人相通、和谐稳定可以说是古埃及文明的精神特征。
虽然古埃及在新王国之后就开始衰落，但法老文化传统依然延续，没有出现大的停滞和断裂。因此，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后，不辞辛苦，拜谒远在西瓦绿洲（Siwa Oasis）的阿蒙神庙，并在那里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2] 从此，他就以阿蒙之子和埃及的法老自居。埃及后来成为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Ptolemy）的领地。他在坚持希腊—马其顿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埃及法老的王权神授传统和国家垄断经济。对活着的国王建立崇拜就始于托勒密王朝。该王朝与神庙祭司集团的相互利用关系，从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就可以看出。 [3]
两河文明广义上不仅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的文明，也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一线的犹太文明、腓尼基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不同，两河文明属于多元文明。首先，它的创立者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多民族，先后有苏美尔人（Sumerians）、阿卡德人（Akkadiens）、亚摩利人（Amorites，巴比伦人，Babylonians）、赫梯人（Hittite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新巴比伦人）和波斯人（Persians）活动于斯，并统治过此地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次，与之相适应，它的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多元组合。虽然周边不同民族的侵入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但最终汇入原来的文化传统之中。因此，虽有断裂，但也一脉相承，一流多源，像楔形文字、天文观测（占星术）和多神崇拜等就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但两河文明也有新输入的元素，如波斯时期传入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和受波斯人扶植而复兴的早期犹太教（Judaism）。
两河文明对于未来的希腊化时代影响明显。对各地的神，希腊人一般都欣然接受，把他们与自己的神等同起来，如阿尔特米斯—娜娜（Artemis-Nana），瑞亚—库柏勒（Rhea-Cybele），
巴比伦的主神马尔都克（Marduk）被认同为宙斯（Zeus），叙利亚的女神阿塔耳伽提斯（Atargatis）和风暴之神哈达德（Hadad）被认同为希腊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和宙斯，腓尼基推罗城（Tyre）的守护神麦尔夸特（Melquart）被认同为赫拉克勒斯（Heracles），腓尼基和迦南人（Canaanite）的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也被认同为阿芙洛狄特。
[4]
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资料也被希腊人利用，希腊化时期天文学上的重大突破——日心说、星图都与此有关。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恪守自己的宗教传统，成功抵制了塞琉古王国的希腊化企图。但希腊语《圣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译出，又反映了部分犹太人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同时也给希腊人提供了接近犹太教义的机会，这就为未来基督教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波斯人是亚历山大之前两河流域的最后一位入主者。波斯人本来是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一支），先是臣服于米底（Media），后来在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时期，北灭米底，西征小亚，此地的希腊城邦成了它的附属，随后挥师南下，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把犹太人（“巴比伦之囚”）放回巴勒斯坦地区。随后在北上征讨中亚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时，居鲁士战败身亡。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接着征服埃及，死于归国途中。阿黑门尼族人（Achaemenid）大流士一世（Darius I）借势获取王位，将波斯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Gandhara）地区。至此，波斯人与当时除中国、西地中海之外的古老文明地区几乎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波斯帝国对于西亚文明的贡献主要在于修建了从苏萨（Susa）到以弗所（Ephesus）的御道（Royal Road），开通了前往印度的道路；接受了伊朗地区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将其奉为国教，推动了犹太教的诞生；包容、继承、延续了各地的文化传统，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地域空间的基础，也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提供了君主制、王权神化、行省管理、多民族分而治之的政治遗产。
中亚地区也有两条主要河流，即锡尔河（Syr Darya，古称Jaxartes）和阿姆河（Amu Darya，古称Oxus）。此地属于波斯的巴克特里亚总督区，实际上管辖着希腊人所称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这些地区受伊朗文化影响较深，据说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此地。但总体而言，此地属于波斯帝国的边地，他们有向帝国纳贡服役的义务。在大流士一世修建苏萨王宫时，巴克特里亚提供了黄金，索格底亚那提供了青金石和红玛瑙。 [5] 在薛西斯二世（Xerxes II）出征希腊的军队中，有来自这两地的士兵的身影。 [6] 波斯对此地的统治仅仅满足于设立总督，征收贡赋，地方治理则交给当地的贵族或部族首领。至于锡尔河之外的地区，则属于斯基泰人的活动区域，他们尚处于游牧阶段，是南部农耕地区的最大威胁。锡尔河可谓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亚历山大征服中亚时，也同样遭到了斯基泰人的对抗。他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就是为了防御斯基泰人的南下。巴克特里亚后来能够成为“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核心地区，既与希腊人在这里长期立足有关（公元前330—前145年），也与此地远离两河、印度和中华文明，远离波斯帝国的腹地，自身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极为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作为希腊、波斯、印度、中国以及草原五大文明的交汇之处，成为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交通枢纽。
关于亚历山大即将面临的中亚草原游牧世界，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63—前24年）有详细的记载：从里海（Caspian Sea）到索格底亚那，在锡尔河以北，有形形色色的游牧部落分布于此。
[7]
虽然他们迁徙不定，但都有大致的较为固定的活动范围。从西往东，主要有达海人（Dahae/Daae，即塞人）、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和萨迦人（Sacae/Sakas），以及统称为斯基泰人的其他部落。这些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其中就包括后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部落。
[8]
他们大多过着游牧或狩猎生活，大概就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的“随畜移徙”的“行国”，譬如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
他们或栖居于平原、山区、河泽之地，定居与游动结合，因地取食与打劫抢掠并存。这些行国与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中亚游牧民族或有关系，或可认同，如乌孙之地的塞人或可认同为波斯帝国时期提到的萨迦人，大月氏人或与灭亡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四部落之一吐火罗人（Tochari）有关，奄蔡
似与里海以东的达海人（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益人）方位相似。与其相邻的宛西小国还有
潜，即花剌子模（Khwarazm）。不论中外史料如何对应，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古代印度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亚次大陆，这是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但就波斯帝国而言，只有印度西北部，也就是印度河以西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才一度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但在亚历山大眼里，这也是波斯帝国的遗产，自然应该由他来继承。但在他到来之前，波斯对此地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亚历山大在此地没有碰到过一个波斯任命的总督，他所遇到的都是据地自立的印度国王。
印度河流域最早有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有了城市和国家，可能和波斯湾（Persian Gulf）也有海上的联系。但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雅利安人（Aryan）的南下彻底改变了次大陆的文化面貌。印度文明的重心也转向恒河（the Ganges）流域，以四部吠陀书（Vedas）作为经典的婆罗门教（Brahmanism）成了印度文化的主流。列国时代，百家争鸣，婆罗门教一家独尊的局面得以改变，出现了六大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佛教（Buddhism）、耆那教（Jainism）和顺世论（Lokayata）。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Sakyamuni）本是一国之王子，但他看破凡尘，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宣扬人生皆苦、众生平等、得道解脱（四谛八正道），从而大获成功。佛教成为印度文化传统的代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之时，佛教还没有传播到印度西北部。但亚历山大公元前325年撤离后，印度兴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即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约公元前324—前187年）。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著名的弘法王阿育王（Ashoka/Asoka，约公元前268—前232年在位）就是这个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他在大事征伐之后忽然推崇佛教，现在依然可以看到的他的石刻诏令就是他宣扬佛教的实证。他在坎大哈（Kandahar）地区发布的希腊语和阿拉米亚语（印度的通用语言之一）双语诏令，显然就是为了让当地的希腊人能够皈依佛教。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南下碰到的就是阿育王的遗产，于是印度的文字和神，佛教的标志物如大象、法轮，也就出现在了印度—希腊人的钱币上，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在位）甚至皈依了佛教。他是唯一在佛教经典中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腊人国王。
当然，印度人也创作了自己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罗摩衍那》（ Ramayana ），发明了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的数字符号和定位计数的进位制。印度盛行多神信仰，从后来进入印度的希腊人、塞人、帕提亚人、尤其是贵霜人的钱币上可以看出印度多神教的影响。
尽管波斯帝国占据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古老文明地区，但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它所不知的文明区域，其中一个就是东亚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原生型文明，此时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正在由分立走向统一，由王国到帝国，文化上百家争鸣，各有千秋，但也逐渐趋于一体，进入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认为的“轴心时代”。其后秦汉帝国的兴起，为它和希腊化世界的相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另一个是正在西地中海意大利半岛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它正在为统一半岛而纵横捭阖，征战不已。这是一个即将走上地中海霸权之路的文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王国最终都会成为它的囊中之物，但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希腊文化的“俘虏”。
中华文明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两汉以前是独立发展的。所谓“轴心时代”的理论 [9] 就把中国、印度、希腊并列为三大轴心地区之一，认为它们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公元前8至前3世纪，出现了类似的人类精神上的觉醒，出现了文化大创新、大繁荣和大争鸣的局面，奠定了各自文化的传统。重要的文化奠基人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如中国的孔子、庄子，印度的佛陀（Buddha），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甚至犹太教的先知等。中国的春秋战国，确实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流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等都出现于这一时期，而且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中国人虽有天下观，但不知天下之大到何种程度。先秦时期出现的《穆天子传》《山海经》体现出时人对“中国”之外，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朦胧认识，反映了渴望了解但又难以了解的失望心态，所以就用想象代替了现实。
秦汉之交，西戎、南蛮、东夷悉归于华夏，唯有北狄——匈奴还是中原的潜在威胁。秦始皇派蒙恬远征匈奴，修筑万里长城，都是为了解决心腹之患。汉初对抗匈奴，尽管失败，但也说明边患严重，足以使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遭遇白登之围。经文、景两代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增强，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可以大展宏图，派张骞西联大月氏，合击匈奴。尽管张骞的本来目的没有达到，但张骞首次越过匈奴，经大宛、康居，抵达月氏、大夏，最后历尽千辛万苦，返回长安，给汉武帝呈上了一份关于以前闻所未闻的西域地区的报告。张骞西域凿空，意义重大，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标志着一条连接中国与地中海的要道，就是今日称之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张骞开创了一个时代，使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的接触得以实现，使中国与欧亚非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从此得以确立。
亚历山大东征中亚时，曾越过锡尔河追击斯基泰人，此地距离中国的西大门已经不远。但他对当时的中国一无所知，在锡尔河南侧建立了“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之后就转身南下征服印度去了。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战国时代，秦帝国也还没有建立。群雄逐鹿，何谈西扩？即使秦汉之际，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也西不过临洮。敦煌、祁连间有月氏部落，北有匈奴。所以，尽管公元前2世纪前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曾向赛里斯（Seres）和弗里尼（Phryni）方向（一般认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端，葱岭一侧）扩张， [10] 距离汉初中国依然十分遥远。张骞通西域之时，中亚之地的希腊人已经南撤印度。所以张骞在中亚的所见所闻只能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但公元前1世纪中期，随着汉廷对西域掌控力的加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中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小国罽宾可能建立了藩属关系，丝路南道也延伸至今日阿富汗南部的乌弋山离。
严格来说，亚历山大东征前的罗马确实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罗马本来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Tiber）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北部有吸收了希腊文化的伊达拉里亚（Etruria/Etruscan）诸城邦，南部有希腊人的殖民地——大希腊。这两地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尤其是后者，其文化发展与希腊本土和爱琴海（Aegean Sea）诸希腊人城邦是同步的。与米利都学派（the Milesian School）齐名的埃利亚学派（the Eleatic School）、毕达哥拉斯学派（the Pythagorean School）都出现于此地。罗马建城之后，经过两个世纪的王政时代，通过类似于梭伦（Solon）式的以财产为基础决定政治权利的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改革，确立了城邦制度。进入共和国之后，通过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妥协，通过与周边同盟者的联合，罗马逐渐与南部的希腊人接壤，并开始吸收希腊文化。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罗马人征服了南部的希腊城邦，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但这些成就是在亚历山大之后取得的。这是罗马人接受希腊文化的第一波。第二波是在通过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控制整个西地中海之后。其实，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人就开始向东地中海进军。公元前168年安提柯—马其顿（Macedonia）王国的灭亡和公元前146年科林斯（Corinth）的陷落，标志着罗马人对希腊化世界的初步胜利，也标志着第二波向希腊文化学习的开始。虽然这次学习伴随着剑与火，但罗马人也不得不承认，野蛮的拉丁人征服了希腊，但他们却成了希腊文化的俘虏。 [11] 有的学者把罗马也纳入希腊化世界的范畴，有一定的道理。罗马文化的希腊化是在亚历山大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才实现的。但罗马人并非全盘“希”化，而是根据自己需要进行了改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使希腊文化拉丁化，但本质上罗马文化还是希腊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扩张可以说和希腊化时期同时，但罗马帝制的建立和帝国的成型则是在此之后。正是在帝国时期，罗马与中国才开始真正的接触。罗马作为丝绸之路的西线终端，汉代中国已经有所耳闻，《后汉书·西域传》称其为“大秦”，且有专门的篇幅介绍有关大秦的传闻。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的甘英事实上已经到达罗马帝国东界。虽然因为受安息人海路艰险的恐吓而功亏一篑，临门而返，但他带回的大秦传闻以及他往返的路线、途经的城市，都从不同的侧面加强了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联系。公元166年，罗马商人从海路来到中国，标志着从罗马帝国经红海、印度洋、南海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罗马所接受的希腊化文化，尤其是造型艺术，也主要通过海路抵达印度，从而推动了贵霜帝国时期犍陀罗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虽然罗马在参与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方互动过程中姗姗来迟，但它在帝国时期，甚至于在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时期，与安息、贵霜、中国、萨珊波斯都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外交和经贸关系。
总之，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波斯帝国是他所知的最大帝国，涵盖了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几乎所有东方文明之地，但其内部的松散与虚弱，已经被希腊万人雇佣军的胜利返回所证明。至于西面的罗马还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较大的城邦，正在为统一意大利本土而征战。它在文化上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那个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Carthage）殖民地，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更不是他的威胁。马其顿周边的民族都已经平定，中南部的希腊城邦也都在科林斯会议上表示了对他东征波斯的支持。他已经接替父亲，成了希腊联军的统帅，下一步就看如何付诸行动了。
这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前所面临的政治格局和文明遗产。由此可以看到，可与希腊文明发展程度并驾齐驱，甚至优先的文明主要有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希腊—马其顿人所负荷的希腊文明，将要与这些古老的文明发生碰撞和交汇，其结果就是新的希腊化文明的产生。至于更为遥远的中国，亚历山大尚一无所知。
希腊人与东方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克里特（Crete）、迈锡尼（Mycenae）文明时期，希腊就和埃及有了来往。埃及第十八王朝宰相列赫米拉（Rekhmire）位于底比斯（Thebes）的墓中就有表现克里特使节向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约公元前1493—前1479年在位）奉献礼物的壁画，题词称“克夫提乌（Keftiu）的首领及海中诸岛的首领和平抵达”。 [12] 米诺斯（Minos）王朝全盛时，不仅仅统治克里特岛，还控制了基克拉迪（Cyclades）群岛。米诺斯的商站和殖民点分布于整个爱琴海地区和东地中海。他们输出的产品主要有橄榄油、葡萄酒、釉陶和青铜器、银器。输入的或交换回来的有塞浦路斯（Cyprus）的铜，埃及的黄金和象牙，希腊大陆的白银，爱琴海诸岛的黑曜石。米诺人还通过中介获利，埃及法老可能是利用米诺人驾驶的商船从叙利亚进口雪松。
迈锡尼文明全盛时，文化传布于克里特岛和中部希腊。其商业交往的范围东达塞浦路斯、叙利亚，南至埃及，西达意大利和西班牙，北达多瑙河。但在向特洛伊（Troy）方向扩张时受阻，并因此衰落。这大概是迈锡尼人始料不及的。
公元前12世纪以后，多利亚人（Dorians）南下，迈锡尼文明遭到毁灭。希腊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也就是荷马史诗所主要反映的时代。希腊的历史似乎重新开始，但实际上文明并未中断。迈锡尼时代的神、线形文字B还是被新来者接受。多利亚人的南下促使一部分原来的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方向就是爱琴海诸岛和小亚，从而开创了希腊人海外殖民，尤其是向小亚殖民的先河。希罗多德把希腊人和波斯人战争的原因追溯到特洛伊战争，归因于更早的双方互抢妇女。 [13] 这实际上反映了希腊和东方关系的源远流长，希波战争也非突然爆发，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古风时代，希腊进入了城邦时代。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对外事件就是海外大殖民。与以前零散的殖民不同，这是一场由希腊城邦主导的移民运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人口过剩、城邦党争剧烈，但无论如何，希腊人的殖民遍及整个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但最初的移民方向主要还是小亚。这些小亚的城邦后来又二次移民到黑海地区或南意大利，甚至现在法国的南部（马赛，Massalia）。埃及唯一的希腊人殖民地或商站瑙克拉替斯（Naucratis）、 [14] 利比亚的昔列尼（Cyrene） [15] 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这场殖民运动影响巨大，不仅使希腊人生存空间大为扩大，可以说达到了当时希腊人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使希腊文明首次和东方的文明地区，如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一线和小亚，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尤其是小亚的爱琴海沿岸和岛屿遍布希腊人的城邦。小亚以米利都（Miletus）为首的爱奥尼亚（Ionia）城邦甚至成了古风时期希腊文化的中心，被希罗多德称为“爱奥尼亚之花”（the chief ornament of Ionia）。 [16]
希腊与波斯本来相距遥远，但由于波斯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46年征服了小亚的吕底亚（Lydia）王国，小亚沿岸的希腊城邦和波斯有了接触。这些希腊城邦原来已经归属于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的灭亡意味着他们换了主人，小亚的希腊城邦因此落入了波斯帝国之手。它们虽然享有充分的自治，但不仅要向波斯缴纳贡金， [17] 还要服兵役。比如，大流士一世征服多瑙河以外的斯基泰人时，就命令爱奥尼亚人为他提前在多瑙河架桥，并坚守此地，保护大桥，直到大流士一世返回。 [18] 征服斯基泰人的失利给小亚各邦以可乘之机，波斯地方统治者的高压干预使得小亚的希腊人忍无可忍。公元前500年，以米利都为首，希腊人终于举起了起义的大旗，从而导致了希波战争的爆发，由此拉开了围绕这些小亚希腊人城邦命运所展开的希腊、波斯关系史的大幕。
希波战争虽然最终以希腊人的胜利告终，但希腊人也付出了代价。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Athens）两次遭到入侵。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Marathon）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波斯人的第一次入侵。公元前480年，波斯人二次入侵，从马其顿南下，长驱直入，一路上纵火、抢掠，甚至烧毁了雅典卫城的神庙。 [19] 雅典人不得不弃城登船，与波斯人决死一战。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的胜利是希波战争的转折点。希腊人乘胜追击，次年（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和米卡尔（Mycale）海战中连胜，将波斯人军队彻底赶出了希腊本土和爱琴海。此后斯巴达人（Spartans）退出反波斯同盟，在战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了对抗波斯帝国的主角。公元前449年，雅典海军在塞浦路斯大败波斯军，双方缔结和约，波斯放弃在爱琴海上的霸权，承认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政治独立。至此，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彻底结束。
希波战争以波斯人的完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斯与希腊这对邻居与宿敌之间对抗局面的结束。城邦之间的争斗，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之间的争霸，以及底比斯（Thebes，希腊中部城邦）的崛起，都使波斯人感到有机可乘。他们利用金钱，将希腊城邦玩弄于股掌之上，遂有公元前387年大王和约的宣布。小亚的希腊人城邦再次落入波斯人的管辖之下。腓力二世（Philip II）与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之所以愿意以希腊联军统帅的身份东征波斯，就与希波战争的后果有关。所谓的解放小亚希腊人、为波斯人焚烧希腊神庙复仇虽是借口，但也是有因在先，并非空穴来风。希腊方面也在密切注视着波斯王国内部的变化。公元前401年，波斯内部发生王位之争，小亚总督小居鲁士即招募了一万多名希腊人参与，浩浩荡荡地杀向巴比伦。结果兵败身亡，万人雇佣军群龙无首。在危机关头，据后来著书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色诺芬（Xenophon）说，是他领导了这次从波斯腹地向黑海地区的撤退。 [20] 万人雇佣军在波斯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安全返回，暴露了波斯帝国内部的混乱和腐朽不堪。这也成为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sus）战役战前动员的一个例证。 [21]
马其顿兴起于希腊北部，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眼中，是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边陲之邦，甚至连他们的希腊族性也受到中南部希腊人的怀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公元前498—前454年在位）曾欲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者因其不是希腊人予以拒绝。亚历山大一世在想方设法证明他们的祖先源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Argos）后才被认可，且在赛跑中获胜，取得并列第一名。 [22] 希波战争前，马其顿就屈服于波斯，战争中一度与波斯合作，而且与波斯联姻。 [23] 据希罗多德，当波斯使者前来要求“土和水”时，国王阿明塔斯（Amyntas I，约公元前547—前498年在位）满口答应，甘愿臣服波斯。薛西斯（Xerxes I，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入侵希腊的大军中有马其顿人参加。 [24] 但时任马其顿国王的亚历山大一世也给希腊人通风报信，或替波斯人传话。普拉提亚战役前夕（公元前479年），他曾给雅典人暗中传送情报，表示他非常关心他的远祖希腊人的命运。 [25] 但总的看来，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马其顿似乎对它南面希腊城邦的争斗并不感兴趣，这些城邦对它也不屑一顾。
马其顿由上、下马其顿两部分组成。西邻色雷斯（Thrace）、北面的伊利里亚（Illyria）、西南的伊庇鲁斯（Epirus）与帖撒利（Thessaly），均为与它相差无几的社会发展滞后地区。上马其顿是高原地带，山脉纵横，交通不便，仅有几个关隘与外界相通。下马其顿三面环山，南濒爱琴海，中间是一广阔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是马其顿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发祥地。
马其顿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起源多样。在青铜时代结束时，希腊部落的一些残余留在了马其顿。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残余中的一支马其顿人占领了埃盖（Aegae），扩张到了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形成了马其顿国家。他们就是古典时代马其顿人的祖先。他们崇拜希腊的神，特别崇拜宙斯和赫拉克勒斯。其他的希腊人部落则在上马其顿与伊利里亚人、派奥尼亚人（Paiones）、色雷斯人相混合。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
马其顿在文明的发展道路上，比南部的希腊人迟了一大步。在希腊城邦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公元前5世纪时，马其顿王国虽已建立，上、下马其顿也在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时得到统一，但其社会制度仍保持着荷马时代的痕迹。国王有一定的特权，他的名字在外交文件中代表国家。他是全国土地的主人，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祭司、法官和司库。但他的统治是受限制的、松散的。国王辖下的各部落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它们有自己的王室和部落王，战时作为国王名义上的藩属出兵打仗。王位世袭，但须经过人民的选举批准。人民还有权废黜国王，国王若涉及叛国案，要由人民审判。这时的人民实则是上马即兵、下马即农或牧的战士和贵族。国王在部落贵族中选择他的“战友”，后者要完全忠于国王，平时参与宫廷事务，战时随国王出征。国王从这些“战友”中选拔人员组成他的“议事会”。
公元前5世纪的马其顿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开始与希腊城邦发生接触。国王阿刻劳斯一世时（Archelaus I，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将首都从内陆的埃盖城迁到了近海的培拉城（Pella）。 [26] 此举有利于与沿海希腊城邦的接触，吸收其先进文化。他出面举办希腊式的体育竞技会，聘请希腊人担任军事教官训练军队、希腊的工程师修筑道路与城堡。他附庸风雅，对希腊的文学艺术尤为推崇，邀请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诗人到他的宫廷做客。雅典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前406年）还写了一部悲剧《阿刻劳斯》（ Archelaus ，公元前410年）献给这位国王。尽管马其顿在阿刻劳斯时逐渐强大，但它仍是与希腊城邦和平共处的邻居，而非虎视眈眈的强敌。
进入公元前4世纪以后，马其顿一跃而起成为希腊城邦不得不回首北望、刮目相看的威胁力量。马其顿以前的兵种主要是重装骑兵。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公元前370—前368年在位）时，组建了正规的重装步兵，称为“步兵王友”，其荣誉地位仅次于以骑兵为主体的“王之战友”。军事力量的增强自然促长了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欲望。马其顿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君主制统治得到加强，不少村庄变成了城镇。都城培拉成了马其顿最大的城市。
然而，马其顿的真正强大是在腓力二世在位之时（公元前359—前336年）。
军队是腓力征服与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与战斗技术，他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国王直接指挥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既有以贵族组成的重装骑兵，也有从富裕农民中招募的重装步兵，还有一些雇佣军。腓力吸收底比斯军队编制的特点，组成了更为密集、富有纵深的马其顿方阵。腓力平定希腊，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支军队。
经济是立国的基础，腓力绝不甘心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为此，他建立新城市，打开出海口，开采潘革翁（Pangaeum）金矿和银矿（每年产1000塔兰特），尤为重要的是进行了币制改革。他放弃了古老的波斯币制，银币采取色雷斯制，金币采取阿提卡制（Attica standard）。这样，马其顿就可在色雷斯和雅典货币流通的范围内自由贸易，特别是能同南部近邻希腊人的卡尔基狄斯同盟（Chalcidian League）贸易。腓力的钱币很快就广泛流通起来。腓力还首次在钱币上打上了自己的骑马肖像，开辟了王像钱币的先例。后来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仿而效之，王像钱币成为希腊化钱币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改革使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强国。马其顿周边的部族或通过征服，或通过联姻，都被腓力收归于麾下。但他并不满足于在巴尔干内陆称霸，南部内争犹酣的希腊城邦就成了他下一步征服的目标。
马其顿的崛起，早就引起了中南部希腊城邦的警觉。与马其顿接壤的希腊城邦已经深深感受到马其顿的威胁。腓力俨然以希腊城邦的一员自居，控制了以德尔斐（Delphi）神庙为中心的近邻同盟。对咄咄逼人的腓力，希腊城邦内部出现了分歧。反马其顿派力主希腊城邦结盟，抵制腓力的介入；亲马其顿派则想祸水东引，请腓力为帅，征服波斯，报当年波斯入侵之仇。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Chaeronea）一役，决定了反马其顿派的彻底失败和希腊城邦独立时代的结束。征服波斯，攫取东方的财富，正是巴尔干、希腊既定之后腓力二世的下一个目标。公元前337年的科林斯会议上，腓力二世被推为希腊人的盟主，准备进攻波斯。他的先遣部队也已经出发。但第二年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却突然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顺势即位，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东征。这时，亚历山大又多了一个借口，腓力之死与波斯人有关，要去报杀父之仇。但实际上，这似乎只是一个偶然的情感事件。
刺杀者是保桑尼亚斯（Pausanias），腓力二世的个人卫队成员。关于他的动机和幕后指使者，古代说法很多。由于凶手当场被杀，死无对证，也就成为千古疑案。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是此事系个人行为，是腓力处事不公引起的。保桑尼亚斯受到另一卫队成员阿塔卢斯（Attalus）的性侵害，但腓力二世未对施害者进行惩罚，因为这位施害者是腓力新娘克列奥帕特拉·欧律狄刻（Cleopatra Eurydice）的叔叔（也有她的兄弟一说，据Diodorus, 17.2.3），故而报复腓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到了此事。 [27] 他曾在马其顿担任宫廷教师，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22年去世。亚里士多德是当代人记当代事，应该最为可靠。后来的史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也是这种说法（16.93.3-16.94.4）。
也有的说是与亚历山大的母亲有关，甚至亚历山大也摆脱不了干系。据查士丁的《〈腓力史〉摘要》记述和暗示，由于腓力不久前娶了一位新娘，奥林匹娅斯妒火中烧，怨恨腓力，亚历山大则担心父亲的新婚会给自己继承王位造成威胁，所以母子俩都有唆使保桑尼亚斯之嫌。而且奥林匹娅斯公开收殓、火化凶手尸体，建立坟墓，唯恐人所不知（Justin, 9.7.1-14）。普鲁塔克也说奥林匹娅斯在保桑尼亚斯背后鼓动、唆使，甚至亚历山大也涉嫌参与其中。 [28] 也有现代学者怀疑受到腓力冷落的亚历山大母亲，甚至认为亚历山大本人也难逃干系。 [29] 还有人怀疑是马其顿军队指挥官埃罗普斯（Aeropus）的两个儿子阿拉巴亚斯（Arrhabaeus）和赫罗美尼斯（Heromenes）所为，他们或是出于个人原因（他们的父亲在喀罗尼亚战役后被腓力放逐），或是想把已故的帕狄卡斯三世（Perdiccas III）之子、有合法继承权的阿明塔斯四世（Amyntas IV）推上王位。亚历山大怀疑这些人参与谋杀，将他们全部处死（包括阿塔卢斯及其侄女克列奥帕特拉和她的两个孩子。也有一说是她在孩子被杀后自杀）。 [30]
也有说这是波斯的阴谋，意在阻止腓力对波斯的入侵。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写道，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后给大流士三世的求和回信中，指责波斯人组织了那次谋杀，还说这是波斯人自己承认的（“正如你们在给全世界的信中所吹嘘的那样”）。 [31] 但该书罗叶布版本的新译者布伦特（P. A. Brunt）断言这种说法不可信，并且怀疑这两封信是阿里安自己撰写的。不过布伦特也承认，即使如此，阿里安也是以他自己的资料来源为基础。 [32] 《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也有这样的记载：亚历山大在给大流士三世的回信中历数了波斯人对希腊的侵略和敌对，特别提到波斯人用巨额金钱诱惑了那些刺杀他父亲的阴谋分子。 [33] 或许他们使用了同一史料。代当事人写信或演讲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的传统。阿里安和库尔提乌斯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确实有一位名叫阿明塔斯的马其顿人在腓力死后担心亚历山大的追杀，投奔了波斯。 [34] 这或许就是这两位笔下的亚历山大归罪波斯的缘由。阿明塔斯是在腓力二世死后才逃离的，此前应该和波斯没有关系。鉴于除此二位之外的其他古典作家也都没有提到波斯的介入，或许这只是亚历山大的借口。 [35]
无论腓力之死背后有无波斯的影子，征服波斯已经成为亚历山大的既定目标。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希腊—马其顿联军的统帅亚历山大和与亚历山大同年登基（公元前336年）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现在成了希波关系的主角。
亚历山大东征是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尽管有埃及新王国的对外扩张，有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米底王国的建立，但它们毕竟范围有限，仅限于近东一带。即使后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也只是政治、军事上的集合体，而非文化的统一体，波斯帝国各地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希腊和波斯的接触始于希波战争，但波斯的惨败决定了希腊、波斯长久对立的政治格局。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的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腓力二世的突然遇刺给其子亚历山大提供了征服波斯的借口，也给其带来了名扬千古，建立比波斯帝国更为庞大的帝国的机缘。亚历山大因此与未来的丝绸之路开通也就建立了遥远而有机的联系。
（杨巨平）
[1] 相关论述，详见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pp. 256-260 (especially see pp. 258-259). 关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详见p.271ff.
[2]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3.4,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详见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No. 227, pp. 374-378.
[4] 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1981, p.221; https://www.ancient.eu/Marduk/.
[5] Amélie Kuhrt,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92 (§10).
[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7.66,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D. God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7] 关于中亚草原这些游牧民族的分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与南部农耕世界的冲突等，详见Strabo, Geography , 11.8,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Strabo, Geography , 11.8.3.
[9] 详见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21.
[10] Strabo, Geography , 11.11.1.
[11] Horace, Satires, Epistles and Ars Poetica ,“To Augustus”, in Epistles , II.1.156,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ushton Faircloug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D. Panagiotopoulos,“Keftiu in Context: Theban Tomb-Painting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 Vol. 20, No. 3 (2001), pp. 263-283 (esp. 263-264).
[13]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1.1-5.
[14] 见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2.152, 154, 178-179.
[15] 昔列尼的殖民者来自铁拉岛（Thera，今圣托里尼岛，Santorini）的希腊人，但移民者的身份和移民原因自希罗多德时代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干旱，七年无雨，为寻求新的生存之地，由巴图斯（Battus）率领前往；另一说一位巴图斯和一批铁拉人感到命运不好，就先移民昔列尼，后来又有大批的铁拉人前往。见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4.151-153, 156-159.
[1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5.28.
[17]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3.90.
[1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4.89, 97-98, 141.
[19]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8.32-33, 53; 9.13.其中雅典的神庙经历过两次焚烧。波斯人先是在占领雅典时烧毁了卫城的神庙，萨拉米斯海战后波斯人撤离雅典前，又烧毁了雅典城和还剩下的神庙。
[20] 参见Xenophon, Anabasis ,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古希腊］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21]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2.7；［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58页。
[22]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5.22, 8.137-139.其中谈到马其顿王国的建立者帕狄卡斯（Perdiccas）如何从阿尔戈斯流落到马其顿，并征服此地为王的过程。
[23]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5.21, 8.136.亚历山大一世为了报复波斯使者的荒淫要求，谋杀了他们，为平息事端，他把自己的妹妹巨该娅（Gygaea）嫁给了负责寻找这些使者的波斯贵族布列巴斯（Bubares），此人是薛西斯一世的远房堂兄弟（the second-degree cousin）。
[2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5.17-21; 7.185; 9.31.
[25]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7.173; 9.44-45.
[26] 一说他的父亲帕狄卡斯二世在位时（Perdiccas II，约公元前454/448—前413年）就把Pella作为都城。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y of Alexander ,“Introduction,”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xiv.
[27] Aristotle, Politics , 5.8.10.
[28] Plutarch, Alexander , 10.4.
[29] Waldemar Heckel and J. C. Yardley,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ical Texts in Translation ,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 xvii.
[30] 说他追查那些阴谋的参与者，并惩罚了他们。参见Plutarch, Alexander , 10.4,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On the Fortune of Alexander , I.3 (327 c),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Cole Babbitt, et 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 9.7.12, 11.2.1, 12.6.14, translated by J. C. Yardley,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4; Diodorus Siculus, The Library of Histories , 17.2.1, 3-5,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Bradford Wel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31] Arrian, Anabasis , 2.14.5.
[32]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Introduction”, 15 (p. xxvi-xxvii), 46 (p. lx).
[33] Quintus Curtius, History of Alexander , 4.1.12.
[34] Arrian, Anabasis , 1.17.9, 25.1-3.
[35] 事实上，亚历山大就有伪造大流士三世来信的惯例。见Diodorus Siculus, The Library of Histories , 17.39;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2.14.1 (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