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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是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十年远征不仅导致了波斯帝国的灭亡，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人统治之世界的形成，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汇合的新时代。随着希腊人东进，他们把自身的民族文化从东地中海带到了兴都库什山下和印度河畔，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混合难以避免，希腊化文明的诞生也水到渠成。两个世纪之后，中亚的希腊化地区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此地的希腊人或者退回到伊朗高原以西，或者撤退到兴都库什山以南。他们刚刚从中亚的历史舞台退出，以张骞为首的中国使者就风尘仆仆地远道而来。汉朝使团虽然没有背负“文明对话”的重任，但事实上，他们的所见所闻恰恰是希腊人留下的文明遗产。公元前后，“远东”的希腊人小王国与地中海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几乎同时消失，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仍然在此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继希腊人之后进入中亚、印度的斯基泰人（塞人）、帕提亚人、大月氏—贵霜人都是刚刚从游牧转为定居，他们只能依赖原来希腊人留下的政治机制维持他们的统治，只能接受原来的希腊化文化遗产并为己所用。这就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在希腊人之后继续长期保留的根本原因。丝绸之路从这些地区穿行而过，自然就成了这些文化遗产传输的通道。因此，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逻辑关系。本卷要揭示这种关系，自然只能先从源头做起。这就是我们的研究从地中海出发，与亚历山大同行的原因。
亚历山大东征始于公元前334年，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应该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也即公元前128年张骞首次进入中亚之时。这两个历史事件相隔两个世纪之久，它们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我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上发表的《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一文，首次对此作了全面论述。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先后被国内外中英文杂志、报纸和网站转载或摘登。有的外国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引用或介绍这些观点。 [1] 学界的热烈反响说明对此文观点的认同，但也有学者曲解此文的原意，认为作者把亚历山大东征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开始。 [2] 其实，此文的核心观点是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创了一个希腊人为统治民族、希腊化文化为主导文化的希腊化世界，这个世界使得从地中海到印度、中亚的道路延续、连接，这就为未来的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张骞通西域抵达中亚河中地区，实际上也就踏上了通向地中海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就丝路开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通西域发挥了同样的开拓作用，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为了揭示这种交集的产生，则要回到各自的出发点，回到促使二者发生关系的大历史背景之中。因此，本卷以此为主题，以期为其后的具体研究做好理论上的铺垫。其中，二者何时开始发生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果如何、历史意义何在，是本卷试图回答的三个问题。
根据主题需要，本卷采用了平行性、历时性、相向而行的研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主要研究的内容和希望有所突破的重点。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两线一点”。两线，即希腊方面的东进，中国方面的西扩；一点，即丝绸之路与希腊化世界在中亚的相会。简言之，正是亚历山大的东征和汉武帝的经略西域才使二者有了接触的可能。
本卷内容分为四编。
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欧亚大陆诸文明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古老的埃及、巴比伦（两河）和印度文明经过了各自的奠基、发展和辉煌，也无一例外受到了外来文明的侵入与影响。唯有东亚的中华文明保持了自己的原生、独立，正在由战国走向统一。希腊人对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早已知晓，甚至有过直接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的爱琴文明时期。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真正了解则始于古风时期的海外殖民和波斯帝国的崛起。
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它的直接辖地西到埃及、小亚、多瑙河一线，东到中亚、印度河。小亚的希腊人殖民城邦因此被迫臣属于波斯，波斯这个发祥于伊朗高原的帝国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城邦隔海相望。希腊人可以到波斯帝国各地游历（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也可以供职于帝国的宫廷（如御医克泰西亚斯，Ctesias），印度对于他们也不再是传说，而是可以前往探秘的地方（如受波斯国王之命考察印度河河口的斯库拉克斯，Scylax）。希波战争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加快了希腊与波斯或东方文明之间的接触。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波斯虽然退出了爱琴海，但凭借自己的财力介入希腊城邦之间的争斗，而希腊人也不甘寂寞，甘愿充当雇佣兵，参与波斯帝国内部的王位之争。
然而，波斯帝国的老大腐朽和希腊—马其顿王国的崛起，打破了希腊、波斯间的平衡。百年前波斯入侵、焚烧雅典神庙的痛苦记忆，再次被觊觎波斯财富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其子亚历山大和希腊城邦的亲马其顿派勾起，于是一场到东方复仇、发财致富的战争就此发轫。十年之后，波斯帝国的领土全部被亚历山大收为己有，第二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横空出世。然而，它的建立者亚历山大却英年早逝。帝国随后瓦解，最后被他的部将瓜分，各自称王，终成三足鼎立之势，它们是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独占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控制本土的马其顿安提柯王国。由于它们都是依靠希腊人进行统治，都坚持希腊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王国被统称为“希腊化王国”。他们的统治和影响之区域被视为“希腊化世界”。总之，亚历山大的遽然逝去和帝国的分裂并没有改变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东方之地的基本格局，这就奠定了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地缘基础。
本编第一章回顾亚历山大东征前的欧亚大陆文明格局以及各自的特点，特别追溯了希腊与波斯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夺取东方的土地和财富是实，所谓的腓力二世遇刺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二章由著名的亚历山大史研究者、美国休斯顿大学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教授撰写，重点是亚历山大的征服过程。他同样表示了对亚历山大东征与丝路关系的关注。他认为，尽管亚历山大并没有凭借一己之力创造出“丝绸之路”，但是他的征服和殖民活动确实使东西方通过陆地和海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希腊人的东扩仅仅表现了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故事的另一半则源自于汉王朝的推动。这事实上呼应了笔者的观点：亚历山大与张骞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尽管二人相差两个世纪。
第三章是帝国的分裂与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亚历山大死后，帝国最终分裂为三个王国。但塞琉古王国由于地盘太大，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称王之初即放弃了印度西北部，接着又失去了对小亚的帕加马、“远东”的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控制。这三地的独立使塞琉古王国的辖地大为缩水。随着公元前2世纪中期帕提亚的西扩，塞琉古王国实际上沦为以叙利亚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性王国，所以史家也称其为“叙利亚王国”。在塞琉古王国失去东方领地的同时，西面的马其顿王国也面临着罗马的威胁，并于公元前168年亡于罗马。公元前146年科林斯的陷落，标志着希腊本土全部沦为罗马的行省。紧接着，帕加马、塞琉古、托勒密三个王国都在大约百年之间先后归于罗马之手。与此同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下衰亡，残余势力退到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西北部。他们在此地坚持了一个多世纪，公元前后也从南亚次大陆的历史上消失了。“希腊人来了，希腊人看到了，但印度人胜利了”， [3] 这就是远东希腊人的最后结局。
如果说第三章是各希腊化王国的兴衰史，第四章则是对希腊化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大势的分析。这个世界有着统一的政治结构，即马其顿式的王权、东方的君主制和希腊城市自治制度三者的结合。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大多在东方的土地上，主要集中于包括埃及、两河、小亚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塞琉古王国的塞琉西亚和安条克、小亚的帕加马。远东地区的阿伊·哈努姆遗址也是典型的希腊化文化中心。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哲学、艺术和古籍整理上。希腊语是文化的载体，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主题和视野。希腊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但也不乏“希腊化”的当地人的参与。希腊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让位于混合主义、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外在的多元与内在的统一构成了该文化的基本特点。统一的语言（Koine，通用希腊语）、统一的货币体系、畅通的水陆交通，使分布各地的新建城市加强了经济联系和物产流通，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好了准备。
由于希腊化世界的东部是丝绸之路西线主干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希腊化文明遗产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区，所以此地的希腊化程度尤其值得关注。此地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塞琉古王国，但由于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希腊人总督建立的，亚历山大当时在此地留驻了一批希腊人，所以此地成了希腊化世界的一块飞地，也是“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核心地区。当地的希腊人后来进入印度，长期努力坚持他们的希腊性（Greekness），先后有44或45位希腊人国王发行了清一色的希腊化王像钱币。帕提亚虽然是斯基泰人一支所建，但由于自身是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好接受原来的希腊文化，根据需要加以改造利用。加之原来的希腊人城市的存在，帝国东西两面与两个希腊化王国相邻，使它不得不接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国王从米特里达特一世起以“希腊人之友”（Philhellene）自居。虽然帕提亚后来开始向伊朗化转化，但这样的称号和希腊语的使用一直延续到王朝之末。
本编的重点是“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形成及其影响。第五章重点论述了“远东希腊化文明圈”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特别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并从城市、钱币、艺术三个方面归纳了此地的希腊化文明遗产，尤其是论证了此地与丝绸之路的特殊地缘关系。第六章则转换视线，论述了印度—希腊人对希腊性的坚守以及与当地民族和文化融合程度的加深。虽然帕提亚帝国东部也属于“远东希腊化文明圈”，帕提亚的“希腊化”艺术或与阿伊·哈努姆的艺术属于同一流派，帕提亚的钱币及其铭文“王中王”称号直接影响了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乃至贵霜的钱币，但关于帕提亚王国东部及其本土伊朗与这一文化圈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我们在第八章中再予以详细探讨。
公元前128年，张骞历尽艰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他苦苦寻找的大月氏之地——阿姆河北岸。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从他回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可知，他亲历四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传闻其旁大国五六”。他所立足的这块地方正是当年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故地，他所听到的安息（帕提亚）、条支（？）、身毒（印度）、犂靬（？）也都一度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范围之内。本编的三章详细地论述了亚历山大之后到张骞到来之前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变迁、政治格局及其内部的联系。
第七章的重点是西部希腊化世界，以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王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二者虽然一直相争于科伊勒—叙利亚地区、爱琴海地区，但仍致力于城市的建设、商路的拓通。托勒密王朝在红海一线扩张，修建海港，疏通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加强与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一线的商贸往来，特别是季风的发现、派人直航印度的尝试，都为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塞琉西亚等大都市以及内陆新建的中小城市，包括连接它们之间的道路，事实上也为未来丝路西线的发展做了蓄势待发的准备。中国史书中提到的斯宾、于罗、条支、犂鞬等城市都曾在这两个王国的范围之内，只是它们和已知希腊化城市的勘同还是难解之谜。
第八章的重点是东部希腊化世界。这是张骞的亲历之地。但在他到来之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刚刚被大月氏臣服，此前它或许受到南下的塞人的冲击。安息已经独立一百多年。但印度西北部仍然在印度—希腊人统治之下。遗憾的是，张骞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希腊人在此地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存在，张骞似乎也没有注意。第八章聚焦希腊化东部世界的政治格局，主要回顾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衰变迁、帕提亚王国的西扩以及印度—希腊人王国的纷争与割据，从而补充了张骞所知的不足。近代考古已经证明，阿姆河与印度河之间是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核心区域。正是在这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建立了“千城之国”，阿伊·哈努姆遗址就是希腊式城市最典型的代表。也正是在这里，希腊人制作了希腊化世界最为精美、最具写实主义的王像钱币，希腊语、希腊的悲剧喜剧、荷马史诗、神话故事、雕塑造型艺术、希腊式的剧场和体育馆、希腊式城市布局、神像都在这一地区流行，从而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诞生。这些希腊化遗产被后来者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和大月氏—贵霜人所接受，也和近邻帕提亚的文化艺术发生了明显的互动。东部希腊化世界之所以成为希腊、波斯、印度、中国、草原诸文明的汇合之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低估。
第九章是对希腊化世界道路交通体系的梳理。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他之前，甚至在亚历山大之前的波斯帝国，从印度到地中海就有道路相通。希波战争时，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军队抵达希腊之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追击大流士三世及其叛臣之路，实际上就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当然，这些道路由于统治的需要、新城市的建立和陌生之地的探索，在希腊化时期不仅扩大延伸，而且分出了许多支线。它们以东西为主、南北为辅，以陆路为主、水路为辅，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设立这一章旨在说明，张骞抵达中亚之日，即是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时。现在，就等中国方面的主角登场了。
既然后来丝绸之路西线所经过的区域与此前的希腊化世界大致重合，那么，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意味着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有接触的可能。可以说，张骞通西域的初衷与开通丝路无关。他西域之行的背景是秦汉以来的汉匈对抗。汉武帝为了消除匈奴这个心腹之患，偶然听说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的大月氏被匈奴打败，于是派遣张骞前去联系，以便合力夹击匈奴。但等张骞辗转十年后到达已经定居妫水（阿姆河）北的大月氏时，却被告知无意回返。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他带回了西域诸国的信息，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开眼界。他决心倾一国之力讨伐匈奴，先后发动多次西征和北征，最后总算把匈奴赶入漠北，征服了大宛等西域诸国，得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汗血马。帕米尔以东的西域地区从此成为中国疆土的一部分。随后，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汉廷对西域的实际控制。东汉时期，尽管西域经历了三绝三通，但由于班超、班勇父子等的努力经营，汉廷还是长期保持了对西域诸国的管辖权。班超利用西域各国与邻国贵霜、康居的关系，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使汉廷名震西域，四万里外之远国也来纳贡称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他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被安息（帕提亚）西界船人阻吓而返，但他带回了经丝路南道抵达安息的具体路线以及关于大秦的传闻。甘英之行，标志着中国与地中海希腊罗马世界的直接相通。
第十、十一章简要回顾了这一段历史，旨在说明汉武帝的西扩和汉廷对西域的经营也是丝绸之路开通的直接原因之一。第十二章概述了张骞之后丝路西线国家的历史变迁，特别突出了它们各自对丝绸之路的扩展，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所做的贡献。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全线联通，给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传播及其与其他文明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有效的载体，从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成了希中文明在中亚的相逢。
附录部分收入两篇文章，一是美国学者弗兰克·霍尔特教授的《关于亚历山大研究的原始资料补记》，这是作者对自己撰写的第二章亚历山大东征部分史料的辨析；二是笔者的《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论及帕提亚人“爱希腊”情结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表现及其若即若离的实用主义本质。帕提亚地当丝路要道，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西域大国。它保留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信息，如希腊式钱币及书写材料、方式（画革旁行），也最先由张骞传入中国。
（杨巨平）
[1] 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2007年8月26日《论点短辑》摘登要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10月23日第8版摘要转载。中国台湾《历史月刊》2008年3月号转载正文。日本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主编《日韩中三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英文版。（“The Conquest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The Proceedings of Japan-Korea-China the Symposium 2007 , at Meiji University in Japan, pp. 97-112.）美国华盛顿大学《丝绸之路》杂志刊登英文缩略版。（“Alexan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 Vol. 6, No. 2, Winter/Spring 2009, pp. 15-22.）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FU）希腊研究中心（the Stavros Niarchos Foundation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αγορα 杂志刊登英文版。（“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ilk Road,” αγορα , Vol. 1, Issue 3, Jan. 2012-Jan. 2013, p. 6ff.）2013年，波兰古代史杂志《阿纳拜西斯：古典与东方研究》编委J. Lerner教授与笔者联系，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最新的英文修订版供他们采用。修订后的题目是“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Silk Road”，2014年正式发表。（ Anab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 4/2013, pp. 73-91.）此文推送到国外学术网站Academia后，已有483位学者阅读。国外学者引用可查证的有：（1）Christoph 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1: 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s , London: I. B. Tauris, 2012, p.354;（2）Khodadad Rezakhani,“The Road That Never Was: The Silk Road and Trans-Eurasian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Middle East , Vol. 30, No. 2 (2011), p.423 n. 16;（3）Frank Holt, Lost World of the Golden King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 p. 328. 美国华盛顿Saylor研究院的公开课程网站（Saylor Academy. Org）在“HIST341: The Silk Road and Central Eurasia”专题中详细介绍了笔者关于亚历山大东征与丝路开通关系的观点。（https: //legacy.saylor.org/hist341/Unit04/.）
[2] Khodadad Rezakhani,“The Road That Never Was: The Silk Road and Trans-Eurasian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Middle East , Vol. 30, No. 2 (2011), p. 423.
[3]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