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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希腊联军统帅的身份，发动了对东邻波斯帝国的征服。金戈铁马，一路凯歌，十年之后，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区域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世界历史上第二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出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病逝。他的部将为争夺他的帝国遗产征战了近半个世纪，最后由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希腊本土的安提柯—马其顿王国三分天下，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的统治得以延续，并由此形成了希腊人控制与影响之世界，这就是学界称之的“希腊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上建立的由希腊—马其顿人主导并吸收东方因素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城市文化，就形成了所谓的“希腊化文明”。多元统一是这个文明的基本特征。
但这个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小亚的帕加马从塞琉古王国脱离，其后是塞琉古王国东部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两个行省宣告独立。然而，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化世界的整体特征。帕加马和巴克特里亚还是由希腊人统治，只不过由地方统治者变成了国王；帕提亚王国虽然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建立，但基本接受了原来的希腊化遗产，其国王曾以“爱希腊者”自居。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甚至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恢复了亚历山大的遗产，而且控制的疆域和文化渗透的深度比亚历山大当年的匆匆而过有过之而无不及。希腊人开始发行希印双语币，印度的神出现在希腊人的钱币上。这就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化世界。
公元前128年，一位来自中国的汉武帝的使者——张骞，竟然进入了这个世界。张骞的到来宣告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张骞本来是奉汉武帝之命，于公元前139或138年从长安出发，寻找同样受到匈奴人侵扰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另外一支游牧民族大月氏人，试图与其结盟，合击匈奴。他历经磨难，十年之后终于在中亚的阿姆河北岸找到了已经定居的大月氏人。但其国王“志安乐”，无意东返。张骞“不得要领”，只好从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经葱岭返回。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的直接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他带回了他所耳闻目睹的西域各国的信息。这些国家很多是原来的希腊化王国的旧土，尤其是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本来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辖之地。只是包括大月氏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到来，才结束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残余的希腊人只好退缩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在那里，他们和原来的希腊人一起，又坚持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张骞听说的大夏东南的身毒，就是这些希腊人的生存之地——印度西北部。他听说的安息就是帕提亚，此时已经雄踞伊朗高原，扩张至幼发拉底河一线。他听说的条枝和黎轩，应该与残存于叙利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和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都的托勒密王国有关。张骞还带回了这些国家方位、城市、人口、军队、物产、文字、钱币、书写材料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就暗含了希腊化世界的信息。
两个本来毫不相关、源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事件竟然在中亚发生了深度交集，真是历史的奇迹。亚历山大与张骞相隔两个世纪，但张骞一旦进入中亚，就意味着踏上了通往地中海的大道，意味着今天称之为“绿洲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文明与包含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文化因素在内的希腊化文明遗产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这条道路的存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遗产有的得以延续，如希腊化城市；有的被接受、改造、利用，如希腊化钱币、希腊文字；有的通过第三者载体得以演化传播，如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丝路文明成了现今所有与古代丝路有关国家共同分享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财富，是中国与这些国家重温历史、重建友好关系的历史基础。
“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本来是两个看似不同的研究领域，能够发生联系，有着历史的必然。
所谓的“希腊化”（ἑλληνισμóς）一词在“他者文化”的最早出现，是在后来收入《七十子本圣经》（ The Septuagint LXX）的《马加比二书》（4:13）中，用来指本土犹太人的希腊化。他们不仅接受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还建了希腊式的体育馆，对犹太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希腊语自然成为他们的通用语言。其实犹太人说希腊语（ἑλληνίζω）这种现象在希腊化初期就已经出现，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里亚组织犹太长老将希伯来语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就是为了给已经希腊化的犹太人提供阅读之便。但将“ἑλληνισμóς”一词赋予一个时代，则始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他在煌煌三大卷《希腊化史》（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汉堡，1836—1843）中首次使用“Hellenismus”来描述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这个时代。在德罗伊森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希腊的统治和文化扩展到了那些曾经拥有辉煌文化但业已衰落的民族当中”， [1] 从而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世界宗教——基督教的诞生。 [2] 他的“Hellenismus”一词，既是指这个时代，更是指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这个词一出现，就被学术界所接受。但由于英语中“Hellenism”更多的是指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特征，后来就用另一个形容词“Hellenistic”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的专用称谓。现在通行于英语世界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希腊化文明”。强调时代的“Hellenistic Age”（希腊化时代）和强调地域的“Hellenistic World”（希腊化世界）都是由此而来。但关于这个时代的时间起止、这个文明的性质、这个世界的构成，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一般通行的观点是把亚历山大之死（公元前323年）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言外之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仍然属于古希腊史的范畴。希腊化时代的下限一般定于公元前30年埃及沦入罗马帝国之手，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灭亡之时。这样的划分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如何给希腊化时代定性。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那实际上从亚历山大踏上亚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进程就开始了。因此，亚历山大东征开始之年——公元前334年——就可以视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
亚历山大一路上不断被东方的文化传统所吸引，先是去拜谒埃及的阿蒙神庙，将自己视为“阿蒙—宙斯”之子，后来又接受波斯的宫廷礼仪，并要部下给他行跪拜礼。他任命波斯人担任总督，将波斯人纳入自己的军队，倡导与当地妇女通婚。这些“东方化”或“波斯化”的做法引起了部下不满，但也表明他在坚持希腊文化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这些东方化的政策与其说是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不如说是统治异族的需要。亚历山大一路上建立了多达数十个（具体数目有争议）以他名字命名或由他命名的希腊式城市，标志着希腊化世界城市化运动的开启。这些城镇后来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丝路重镇，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就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而言，罗马对托勒密埃及的征服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远在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小王国一直残存到公元1世纪初。此后，可能还有一些希腊化的罗马人或罗马化的希腊商人或艺术家、工匠，从罗马的东方通过海路前往印度。犍陀罗艺术兴盛于公元后的贵霜帝国时期，应该与这些希腊—罗马人的存在与影响有关。因此，在公元后的欧亚大陆，希腊化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形态确实不复存在，但文明的影响不会中断，文明的遗产还在传播、延续。所以，就希腊化时代而言，公元前后作为它的结束和下限是成立的，但就希腊化文明的影响而言，可以说它一直延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一词究竟是何人首先提出？原来学界将其归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但近年比利时学者默腾斯（Matthias Mertens）提出此词的最早创立者应该是德国另一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不过他坦承，赋予这一术语特定时间空间含义并使之普遍接受的第一人还是非李希霍芬莫属。 [3]
1877年，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亲历与研究》第一卷中，把马其顿商人走过的从幼发拉底河到石塔这一段路程称为“丝绸之路”之一的西段。 [4] 此词后来被广泛接受，用来指代横贯欧亚大陆、沟通中国到地中海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但“丝绸之路”何时形成，学界有各种说法。一般认为，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丝绸早就通过草原之路传到欧洲，此前还应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但实际上，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时断时通，丝绸的西传主要依靠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转手来实现，而且他们是以掳掠、战争为获得丝绸的主要手段。丝绸作为一种贸易交换物，大规模西传是在张骞之后出现的。因此，本书所说的丝绸之路始于张骞通西域之时。也就是从此时起，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但事实上，两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后来丝绸之路开通的基础。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路征服到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然呈鼎立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即使远在中亚腹地的兴都库什山下的希腊式城市遗址，也发现了一位希腊人不远万里从德尔斐神庙带来的人生格言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尖底双耳罐（amphora）。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决定了未来丝路西线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后，虽然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统治逐渐萎缩，但丝路经过之处，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控制之地，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带回了包含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后，贵霜、帕提亚和罗马的东方（Roman Orient）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废墟上崛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延续意味着这些希腊化文明遗产影响的传播和扩大，丝路沿线各国发行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钱币，各地区出现的具有希腊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壁画，以及仍然流行于丝路中心地带的希腊文字，都是这种希腊化遗产传播和影响的证明。因此，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可以这么说，没有早已存在的希腊化世界，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不可能在汉武帝和张骞的时代得以实现，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地区传播、改造、模仿，并最终传至遥远的中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
因此，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持续的历史逻辑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哪些方式体现出来的，它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对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丝路的起点和欧亚大陆的东端，古代中国在这种文明互动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这种关系对于我们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古代丝路沿线所经过的现代国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就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所以，本书的时间上限起自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亚历山大时代，下限止于公元7世纪萨珊帝国的灭亡，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到隋唐之际。
关于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本身的研究，国内外都非常深入，不论微观还是宏观，现有的成果都可谓汗牛充栋，难以搜集完备，遑论全部掌握。笔者和课题组成员曾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前后，对此做过力所能及的整理和概述。笔者曾发表的《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就包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评述。同时也发现，虽然国内外罕有学者撰文或著书专门探讨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但涉及到二者范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数量还是相当可观。这主要集中在希腊化城市的兴衰变迁及其向丝路商贸中心的转变、希腊式钱币对丝路钱币的影响、希腊化艺术与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关系及其在丝路的发展三个方面。
关于亚历山大建城，国外研究比较深入。有的是从古典文献中寻找亚历山大建城的蛛丝马迹，有的是从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中去寻找。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第一，他在东征过程中到底建立了多少城市，尤其在中亚和印度？第二，这些城市如何定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弗雷泽（P. M. Fraser）和科恩（G. Cohen）的研究最为深入，也最有价值。弗雷泽的观点比较极端，他根据各类史料比定的最后结果是，亚历山大仅仅建立了6个有据可证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余都难以证明，可视为虚构。 [5] 科恩认定，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到中亚、印度，有13个城市被古典作家归于亚历山大名下。其余还有约15个也有可能由他所建，但不能证实。 [6] 塔恩（W. W. Tarn）认为，总的数目不会超过13个，其中6个尚存可辨，7个难以定位。 [7] 塔恩的研究结论由于时间久远，学界一般仅作参考。弗雷泽的观点也难以得到普遍接受。因为即使没有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说的70个之多，也不会少到只有6个。
科恩是希腊化城市研究的著名学者，一生先后写过4本专著，对希腊化时期希腊人从小亚、埃及到印度建立的所有城市做了详细的定位研究。他把这些城市统称为“settlements”，以此来概括古典文献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希腊人集居地，如哨所、要塞（garrisons）、殖民地（colonies）和城市（cities）。出版于2013年的《东方希腊化殖民地：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克特里亚、印度》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最有价值。此书对那些希腊人的“settlements”分地域逐一做了研究。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对所有的古典记载、现在的研究状况（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相关的考古材料都作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关于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在中亚、印度建立的城市，塔恩、科恩、纳拉因（A. K. Narain）的著作都有涉及，但最主要的证据还是来自考古发掘。从20个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苏联和英国的考古学家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对古代城市遗址进行了发掘，成绩斐然，震惊世界。主要发掘的城市遗址有塔克西拉（Taxila）、贝格拉姆（Begram）、坎大哈（Kandahar）、巴克特拉（Bactra）、铁尔梅兹（Termez）、撒马尔罕（Samarkand）、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和木鹿（Merv）。这些城市遗址都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有关。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建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初期，只有塔克西拉有一处遗址属于印度—希腊人时期。这些发掘报告用不同的文字写成，是我们特别注意搜集、解读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克里布（Joe Cribb）和赫尔曼（G. Herrmann）主编的《亚历山大之后到伊斯兰之前的中亚》对这些遗址及其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了全面深入的概括。 [8] 其中，法国考古学家勒里什（Pierre Leriche）教授在《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地》一文中，根据他自己的考察和考古实践，对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式城市作了系统的论述，对古典作家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个“千城之国”的说法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这个地区城市的大批出现和繁荣可能出现于希腊人之后。 [9] 这种现象表明，丝绸之路的出现与这些商贸中心城市的兴起显然有关。他主编的《十字路口的巴克特里亚与中亚文明：铁尔梅兹和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的城市》收录了29篇论文，全面反映了以法国中亚考古队为首的国际考古学界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时期和贵霜时期的城市遗址的发掘结果和研究结论，其中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延续。 [10] 此外，如库特（A. Kuhrt）和舍文—怀特（S. Sherwin-White）主编的《希腊化在东方——亚历山大之后从叙利亚到中亚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互动》、 [11] 惠勒（Mortimer Wheeler）的《波斯波利斯上空的火焰：历史的转折点》、 [12] 舍文—怀特和库特合著的《从撒马尔罕到撒尔狄斯》， [13] 也都对希腊化时期东方的城市有所涉及。但这些城市都被纳入不同历史时期来研究，如亚历山大时期、塞琉古时期、巴克特里亚时期、贵霜时期，很少将其作为丝路城镇或中心来研究。这些作者虽然注意到了城市的延续，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们的性质和功能的演变。
关于希腊化钱币和丝路钱币的研究，资料相对丰富，这主要归因于200多年来希腊化钱币研究的发展。1738年，提奥菲罗斯·拜尔（Theophilus Bayer）出版了他的专著《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史》。 [14] 此书利用文献资料和两枚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的钱币，给出了6位希腊人国王的名字，可以说开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钱币研究之先河。此后，随着钱币资料的增多，钱币在希腊化远东的研究中越来越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西方古典文献中仅仅提到了7位国王（也有说8位），其余的都要靠钱币来确认。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4位或45位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的钱币被发现。但是，如何利用这些钱币建立这些国王的世系、在位时间和统治区域，就成为一大难题。考古、历史、钱币、碑铭学领域的专家都有人介入，但难以取得共识。从目前的总体趋势看，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chi）的年代学体系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他在1991年出版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分类目录》 [15] 是目前最权威的著作。这本书以巴黎国家图书馆钱币部收藏的丝路钱币为主，同时还利用了世界上其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共收录了1127枚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 [16] 并从历史学和钱币学的角度对这些钱币作了整体的分析，对这些钱币的类别、归属、图像特征和铭文、符号作了详细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依据这些钱币对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44个希腊人国王的在位时间、统治区域作了新的界定。这对于我们研究后来丝路钱币的流通和演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西尼尔（R. C. Senior）的四卷本《印度—斯基泰人钱币与历史》， [17] 米奇纳（M. Mitchiner）的九卷本《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钱币》， [18] 也都是研究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钱币及其历史的最重要依据。
关于地处丝路要道的贵霜、帕提亚（安息）、萨珊波斯和粟特的钱币，也有一些专门的图录和研究著作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塞尔沃德（D. Sellwood）的《帕提亚钱币》和戈布尔（Robert Göbl）的《贵霜钱币体系与编年》。 [19] 前者是帕提亚钱币研究的基础。parthia网站（www.parthia.com）的钱币就是以此分类和定性为基础，同时补充了最新的钱币资料。这个网站是研究帕提亚钱币的权威数据库。后者收录全面丰富，其中涉及到贵霜沙和寄多罗王朝的钱币，对于研究丝路钱币的演变极富参考价值。此外，大英博物馆汪海岚（Helen Wang）的《丝路钱币》， [20] 依据斯坦因在中国西北部发现的钱币资料，主要探讨了在中国古代西域（新疆为主）发现的各种钱币及其使用情况，也为本书丝路钱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她认为丝绸（纺织品）不仅是商品，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其他各种与丝路有关的网站以及各种钱币博物馆和拍卖行的网站，都有大量的图文并茂、信息详实的钱币介绍，是在国内获取钱币图样标本的主要资源之一。
由于丝路热的持续升温，国内也有一些钱币研究者投身于丝路钱币的收集、整理之中。李铁生先生积累的钱币资料最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丝路钱币系列专著7部。其中《古中亚币》（2008年）、《古波斯币》（2006年）、《古印度币》（2011年）与本研究直接相关。上海博物馆2006年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钱币学家参加，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展示了国际丝路钱币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杜维善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馆》编，1992年）、张忠山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上海博物馆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的先后出版，反映了国内丝路钱币研究的不断发展。这些钱币学著作虽然以介绍为主，但开启了国内丝路钱币研究之先河。
关于希腊化艺术与丝路艺术的联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Gandhara）位于古代印度的西北部，是亚历山大曾经占领和印度—希腊人主要活动的地区。孔雀王国时期，佛教传到此地。后来从巴克特里亚侵入的希腊人在此地与佛教相逢。他们逐渐接受了佛教，最有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在位）就皈依了佛教。根据现在的一般研究结论，皈依了佛教的希腊人将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和希腊的雕塑艺术带入了佛教，从而创立了以希腊艺术之形表现佛教精神的所谓的“犍陀罗艺术”（the Gandhara Art）或称“希腊—佛教艺术”（Greco-Buddhist Art）。随着丝路的开通，佛教与犍陀罗艺术也传向中亚、东亚。本书中的丝路艺术实际主要指以犍陀罗佛教艺术为代表的宗教艺术。围绕这一文化现象，诸多问题随之产生，且争论不休。
首先是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
它是受到外来影响才产生的，如希腊、罗马及其他外来因素，还是它本来就是印度本土的产物，是佛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如与大乘佛教的出现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有两个中心，一个是马图拉（Mathura，一译秣菟罗），一个是犍陀罗。两地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前者印度成分居多，本土特征明显；后者希腊艺术因素居多，希腊的神话人物如阿波罗（Apollo）、赫拉克勒斯（Heracles）、阿特拉斯（Atlas）、酒神狄奥尼苏斯（Dionysus）、胜利女神尼科（Nike）、命运女神提刻（Tyche）等形象，希腊的科林斯柱式、希腊式服饰、装饰图案等，虽然都经过改造，但清晰可辨。二者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先后关系？
其次，犍陀罗艺术何时产生也是争论的焦点。主张起源于希腊艺术影响的一派认为始于印度—希腊人时期，也即公元前2—前1世纪，主张源于罗马影响的一派则认为应在贵霜时期。两家主张各有根据，前者从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伊斯（Maues）的钱币上看到了疑似佛陀的形象（此说否定者居多），或者从比马兰（Bimaran）遗物盒上的成熟的佛陀形象推测他的首次出现至少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
后者则从迦腻色伽的钱币上找到了标有“Boddo”字样的佛陀立像。总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莫衷一是。
近年来，随着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有的学者根据这个希腊人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希腊雕像（石雕与泥塑）、希腊柱式和剧场、体育馆、希腊语铭文等，认为在希腊化的东方，应该存在着一个“巴克特里亚艺术流派”。此地的希腊人被迫撤退时，把这一艺术流派带到了印度西北部，从而孕育或催生了犍陀罗艺术。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福歇（A. Foucher）的《佛教艺术的起源》《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 [21] 马歇尔（J. Marshall）的三卷本《塔克西拉》（1951年）、《犍陀罗佛教艺术》（1960年）， [22] 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从希腊到中国》（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Muhammad Waliullah Khan）的《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艾林顿（Elizabeth Errington）和克里布等主编的《亚洲的十字路口：古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艺术中肖像和象征符号的转化》（1992年）， [23] 库勒米诺斯（Anna Kouremenos）等主编的《从培拉到犍陀罗：希腊化东方艺术与建筑风格的混合与认同》（2011年）。 [24] 近年特别值得注意的相关研究成果出自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彼得·斯图尔特（Peter Stewart）教授主持的“犍陀罗联系项目”（the Gandhāra Connections Project）。该项目聚集了国际上几乎所有与犍陀罗艺术有关的专家学者，其中以巴基斯坦、印度本土考古学者的加入最引人注目。他们带来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犍陀罗艺术的内涵，改变了以前由西方视角为主的研究倾向。项目以专题讨论为主，至今已经召开五次国际工作坊会议，最后一次在2022年举行。项目的研究成果即是每次会议的专题论文集，分别是《犍陀罗艺术的年代学问题》《犍陀罗艺术的地理学》《犍陀罗艺术的全球性联系》《犍陀罗艺术的再发现与接受》《佛教语境下的犍陀罗艺术》。 [25]
这些贯穿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学界对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认识过程，对于我们理解这种文化交融、文明互动现象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延续很有启示意义。事实上，在阿姆河畔的铁尔梅兹和佛教在中亚传播的最西界木鹿发现的佛教雕塑已经证明，这种结合在丝路传播过程中还在延续。 [26]
综上可知，学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如城市、钱币、艺术等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存在，而且在各个领域的独立研究都富有成果，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既先后承继又相互影响的内在的互动联系，学界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传播的思想和文化，在于它是古代东西方诸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大通道。文明互动交融、互鉴互惠是丝路永恒的主题。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为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地理空间的基础。如果不是这个希腊化世界的存在，不是这个从印度经中亚到地中海的水陆道路体系的存在，张骞的西域凿空也只能到阿姆河一线为止。但很快南到“身毒”（印度），西到“海西”的西域世界为中国方面所知。中国的使者甘英之所以能“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就是利用了原来希腊化世界的道路体系所提供的便利。
希腊人在中亚、西亚、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和影响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除了帝国统治的机制框架之外，从文明遗产的角度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即希腊人原来的城市、希腊式的钱币、希腊人的雕塑与建筑艺术。其中也包括这些文明遗产的语言载体——通用希腊语（Koine）。前人对这些遗产都有研究，且成果丰富，有的非常深入系统。但新的遗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预示了这些领域的研究需要不断的开拓和深化。对于本书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延续和传播。
其一，希腊人撤走或消失之后，他们城市的命运如何？前人确实不论从古典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证明了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希腊人的建城活动的存在，也对其中的一些给予了准确的定位。但它们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中有多少成为了丝路重镇？它们的变迁、兴衰与丝路的走向和发展密切相关，它们后来的结局如何？汉文史籍中留下的诸多西域地名、城市名，大多可以和原来的希腊式城市勘同。这就说明，一些希腊式城市确实完成了向丝路重镇的转化，但也有一些已经湮没无闻。
其二，不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塞琉古王国的钱币，也不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的纯希腊铭文的钱币还是印度—希腊人的双语币，它们都被后来的其他民族的统治者或使用、或仿造、或改造。钱币的“希腊性”虽然越来越少，但至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即使是后来的阿拉伯人，甚至蒙古人也都沿用了这种钱币的基本形制。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位于丝路沿线，这些形形色色的钱币是如何通过异质文化的过滤而被制造出来的，发行者采用此类钱币的动机如何？作为丝路贸易的中介，货币是如何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这些钱币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些钱币的使用者？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它们对于丝路文化交流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且试图回答的问题。
其三，希腊化艺术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遗产就是犍陀罗艺术。源自犍陀罗的具有希腊化艺术特征的佛教人物雕塑如何通过丝绸之路渐渐褪掉了他们的“胡人”外表，变成了汉人模样的佛、菩萨、天王、飞天、力士等，是一个涉及到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佛陀形象的存在，就意味着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存在，希腊式样的棕榈枝、葡萄纹，甚至龟兹壁画中的裸体人物，敦煌石窟中的爱奥尼亚式和多利亚式柱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纹、连珠纹、葡萄纹等装饰性艺术，都暗示着其他希腊化文化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与贵霜钱币有明显渊源的和田马钱，尼雅木牍文书上的希腊神像印记，山普拉的希腊马人（Centaur）形象，巩乃斯河的马其顿式头盔，宁夏固原李贤墓鎏金银壶上的特洛伊神话故事，太原虞弘墓中石雕上的酿造葡萄酒的场面和来通（rhytons）形象，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具有疑似希腊字母铭文的铅饼等近年来发现的具有外来文化特征的遗物，无不蕴含着一定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中国正史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其实早就包含了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信息。 [27]
总之，“互动交融”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希腊化文明与丝路沿线文明关系的基本模式。历史上的文明，不论其存在时间长短，地理范围大小，性质如何，都不会孤寂存在。即使在上古时期，文明虽然集中于某些核心地区，如大河流域、沿海地带或草原深处，由于自然环境的阻隔，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各有特色，但各个文明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往还是存在的。由分散到整体是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就是由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来完成的。希腊化文明本身就是希腊古典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东方古老文明互动交流的结果。它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之路。希腊化世界与秦汉中国并不接壤，但以中国中原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与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的互动使得二者的接触成为可能。丝绸之路就是二者发生联系的结果，也是二者扩大交往的桥梁。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之所以能在中亚和印度长期存在、影响深远，也与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互动有关，与丝路沿线诸文明之间的交往有关。希腊化文明的信息和遗产能够传到中国的中原腹地，也是文明交流互动的结果，只不过是通过丝绸之路的中介来推进、完成的。但互动的前提是参与这一进程的文明都从中得到了自身发展的动力，获得了与其他文明成果相互借鉴的机会，从而推动了丝路文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与拓展。
鉴古知今，经世致用。对于古代丝路文明互动历史的了解无疑可以促进全社会对实施共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同和支持，加深我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友谊，拓展中国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希腊化世界和古代丝路沿线国家覆盖了现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古代中国与其他丝路沿线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在千年后的今天延续、扩大、深入，正是本书的期望之所在。
本书共六卷，由通论五卷和专论一卷构成。
第一卷《从亚历山大到张骞——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开通》是背景研究，即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在中亚相逢的历史机遇是如何出现的。首先从亚历山大东征开始。东征不仅是一次军事征服，更是一次文化探险。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有堪称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一批知识精英。亚历山大一路上建立希腊式的城市，举办希腊式的运动会，甚至教波斯青年学习希腊语，让他们接受希腊式的军事训练，其意显然是在宣扬希腊文化的优越，但他同时对东方的宗教、神祇、宫廷礼仪、哲学理念也充满了兴趣。亚历山大的东方化政策甚至一度引起了部下的不满，但他坚持不懈。因为他要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不仅仅是马其顿国王，更是波斯帝国的当然继承人。因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早在亚历山大时代（甚至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其次关注的是亚历山大之后各希腊化王国的兴衰。它们虽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都是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几乎继承了亚历山大整个亚洲遗产的塞琉古王国，更是本卷关注的焦点。它放弃了对印度西北部的统辖权，但希腊人并没有完全撤出，阿育王时期在坎大哈地区发布的希腊语诏令说明此地希腊人社团的存在。后来巴克特里亚、帕提亚先后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但前者仍然是希腊人的王国，后者则以“爱希腊者”自居。因此，在希腊化世界的社会上层，统一且多元的希腊化文化是存在的，在这个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希腊语和希腊钱币是通用的，一个希腊人可以从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来到兴都库什山下，印度出产的香料可以通过水陆两路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孕育了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希腊化文明。中国汉武帝的经略西北，张骞的西域凿空，使得中国通往西域的道路大开，并进而通过希腊化世界与地中海连通，丝绸之路由此出现，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接触交流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第二、三、四卷具体论述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关系。从现在的研究结果看，希腊人留下的文明遗产主要体现在城市、钱币和艺术三个方面。它们基本上被丝路沿线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所接受、利用和改造，但程度和范围因时因地而异。总的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化遗产的影响呈逐渐衰微之势，并最终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之中。这是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三类文化遗产，根据它们各自与丝路的关系，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第二卷《从亚历山大里亚到撒马尔罕——希腊化城市与丝路重镇》主要关注二者的前后延续。希腊化时期的城市有的也可能早在丝路开通之前就已经废弃，丝路的走向也不总是沿着原来的路线固定不变。因此，新的城市也会出现。本卷主要关注的是两个时期都存在且连续利用的那些城市。从目前初步的资料看，至少有13座城市有可能是希腊人新建或重建，后来还在丝路上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这些城市中，一类是中国史书有记载、且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的。如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善河下游的撒马尔罕，在亚历山大时期被称为马拉坎达（Marakanda），希腊人曾在此建立城堡，是中国史书中的康居都城所在地；位于阿姆河北岸的铁尔梅兹，有希腊人驻防军哨所（包括附近的坎培尔·特佩遗址，Kampyr Tepe），中国史书称其为“都密”（怛蜜）。类似的还有被中国史书称为“蓝市”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首府巴克特拉，称为“贵山城”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 Eschate），称为“木鹿”的希腊式城市“Alexandria/Antiocheia in Margiana”，称为“和椟”的百门城（Hekatompylos），称为“迦毕试”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Caucasus），称为“乌弋山离”的坎大哈（Alexandria in Arachosia），称为“竺刹尸罗”“呾叉始罗”的塔克西拉（Taxila，Sirkap），称为“条支”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或Charax on the Persian Gulf?），称为“犂鞬”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Egypt）。还有一类既是希腊化城市也是丝路重镇，但与当时的中国史书留下的地名的认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有“斯宾”说，可能来自该河对面的泰西封，Ctesiphon）。还有的希腊式城市遗址已经发现，但在中外史籍中都没有留下明确的名称，如阿伊·哈努姆遗址。还有一些城市虽然是在希腊化时期之后由当地的统治者建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传统的影响，它们依然保留了一些希腊化城市的特征或希腊化文化的遗存，而且它们还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商业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对于这一类城市，我们也予以一定的关注。
第三卷《从马其顿到粟特——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主要侧重希腊化钱币的演变和丝路沿线各国的模仿、改造。希腊化钱币的研究始于马其顿阿基德（Argead）王朝钱币和希腊城邦钱币，但重点是亚历山大钱币，因为正是他和他的后继者确立了希腊化钱币的基本模式。其次对从塞琉古王国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钱币、印度—希腊人钱币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巴克特里亚的钱币被誉为希腊化世界造型最精美的钱币，印度—希腊人的钱币则是希腊化钱币中唯一的双语币。最后是对丝路沿线各国钱币的个案研究，主要包括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贵霜、帕提亚、萨珊波斯、嚈哒、粟特和罗马钱币。研究重点是类型、图像、铭文的变化。
第四卷《从阿波罗到佛陀——希腊化艺术与丝路艺术》的重点是犍陀罗艺术诞生的背景、基本特征和传播路线，同时兼顾其他艺术形式。首先从希腊化艺术的起源及其特点、希腊化钱币人物造型、希腊宗教观念、希腊神话传说、所谓的“巴克特里亚艺术流派”和帕提亚艺术等方面追溯犍陀罗艺术的源头。其次是对其诞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时期犍陀罗艺术可能开始萌芽，但真正的形成大概要在大乘佛教出现之时。公元之后，贵霜王迦腻色伽大力弘扬佛教，应是其成熟时期。再次是对犍陀罗艺术特征的论证，希腊艺术之形与印度佛教精神的结合是其基本特征。但公元之后海上丝路开通，希腊化的罗马艺术的传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后是对犍陀罗艺术的传播路线的考察，大致走向是从犍陀罗地区出发，经阿富汗哈达、中亚阿姆河流域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与此同时，希腊化艺术对草原、贵霜和丝路沿线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希腊神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演变也有助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和其他文明的接受。
第五卷《从希腊到中国——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东传》梳理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希腊化文明信息与中国境内的希腊化文明遗产遗迹。文献重点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大唐西域记》和《那先比丘经》等，文物重点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因素，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图木舒克雕塑、克孜尔千佛洞、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龙门石窟等。其中对龟兹、敦煌和云冈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石窟艺术中的希腊化因素作了专题分析。另外对新疆地区的其他考古发现，如尼雅遗址、楼兰遗址、米兰遗址、山普拉古墓群、和田马钱等，以及国内其他省区的相关考古发现，也都尽可能有所涉及。
第六卷《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以本课题的两次国际会议参加者提交的论文为基础，同时也收入了本课题成员在研期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对于个别专题，还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撰文。这些论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丝路综论”“城市变迁”“钱币演变”“艺术融合”“余波东渐”“丝路扩展”，基本对应于本课题的前五卷。这些由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撰写的论文，既是对本课题研究的深化，也是对相关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我们保留了国外学者的外文原稿，就是为了让国内的专业读者能够分享到原汁原味的国外研究成果。
本书的最终结论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确实在从地中海到中亚、印度的广袤区域内产生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也最终通过丝绸之路以间接的方式传入了中国，但它如同其他外来文化一样，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改造、利用，最后融入了中华文明。有容乃大，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常在常新，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本原因。
最后，就本书的撰写体例作三点说明。
本书是多学科国际合作的结果，近三分之一的撰写者来自法、英、美、德、意、捷克、伊朗等多个国家的著名研究机构和高校。就是国内学者，也有来自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艺术史领域之别，因此，在认同基本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的同时，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如年代、地名、史实）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本着兼收并蓄、文责自负的原则，本书并未在统稿时强求统一，而是尊重作者的原创意见，作了有限的保留。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分歧只不过是侧重点的不同所导致，总的观点全书是一以贯之的。
本书参照《剑桥古代史》的编纂体例，各章独立成篇。但与其以“史”为序不同，本书以问题为导向，注重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再以时间、空间或主题需要将各章分别纳入不同的“编”，以示历史的演进和主题的深化。除了第六卷之外，其他卷基本以章为专题研究的单位。因此，各卷或各章之间出于论述完整的必要，可能会出现个别内容的先后重复。这是需要特别说明并请谅解的。
译名的统一是我们撰写时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可供使用的世界古代史译名表，我们基本上采取了约定俗成、名从主人、参考各类译名词典（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定的《剑桥古代史》译名表）等方法，但即使如此，也难以做到编撰者和读者都接受的“统一”。本书中的译名在各章首次出现时都根据需要附以外文原名，除第六卷外，各卷附有译名表，以供读者参照识别。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15ZDB059）的结项成果。从立项到结项、出版，前后历时十年，其中既包含着四十多位中外研究团队成员付出的艰辛努力，也包括立项、开题、结项环节的各位专家和其他诸多中外学者的指导和帮助。我们虽然不可能一一列出，但对大家的感激之情还是难以自抑。在付梓之际，谨向所有支持本项目完成和本书出版的国内外各位前辈、同仁、同学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是我与中华书局的第二次合作。中华书局为本书成功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谨致以由衷的感谢。责编杜艳茹女士一如既往，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负责的态度投入到如此大部头多卷本的编辑工作，其敬业、勤勉精神令人感动。
是为序。
2024年6月于南开
[1] Johann Gustav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 Gotha: Friedrich Andreas Perthes, 1877, p. 3.
[2] P. Cartledge, P. Garnsey and E. S. Gruen, eds., Hellenistic Construct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pp. 2-3;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Flora Kimmich,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12,“Preface”by G. W. Bowersock, p. VIII.
[3] 详见Matthias Mertens,“Did Richthofen Really Coin‘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 Vol. 17(2018), pp. 1-9. 国内也有学者支持“李特尔”说，参见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第4版；《论丝绸之路概念的起源》，《丝路文明》第8辑，第183—192页。
[4] 李希霍芬这里提到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是用复数，很显然，在他看来，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这些马其顿商人走过的只是其中的一条。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 Vol. 1,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77, p. 496. 关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详见徐朗：《“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页。
[5] P. M. Fraser, Cit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201, Maps 1-2, Table of Alexander-foundations.
[6] G.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 33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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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oe Cribb and G.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7.
[9] Pierre Leriche,“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in Joe Cribb and G.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pp. 121-153.
[10] Pierre Leriche, ed., La Bactriane au carrefour des routes et des civilisations de l’Asie centrale: Termez et les villes de Bactriane-Tokharestan ,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1.
[11] A. Kuhrt and S. Sherwin-White, eds., Hellenism in the East: 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 London: Duckworth, 1987.
[12] Mortimer Wheeler, Flames over Persepolis , New York: Reynal and Co., 1968.
[13] S. Sherwin-White and A. Kuhrt, From Samarkand to Sardis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4] Theophilus Bayer, Historia Regni Graecorum Bactriani , St. Petersburg, Academia Scientiarum,1738.
[15] 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1.
[16] 该书提供的收录钱币数目1227枚有误，应为1127枚。已经和作者核实（个人通讯，2015-10-18）。见Olivier Guillaume的书评： Studies in History , 9, 2 ( n. s. ), 1993, pp. 292-294.
[17]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4 vols., London: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2001-2004.
[18] M. Mitchiner,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age , 9 vols., London: Hawkins Publications,1975-1976.
[19] D. Sellwo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inage of Parthia , 2nd rev. edition,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80. Robert Göbl, System und Chronologie der Münzprägung des Kušānreiches ,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4.
[20] Helen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21] A. Foucher, Beginnings of the Buddhist Art, Paris: Paul Geuthner, 1917;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âra. Étude sur les origines de l’influence classique dans l’art bouddhique de l’Inde et de l’Extrême-Orient , 2 t. [t. 1: 1905; t. 2 en trois fasc.: 1918, 1922, 195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22] J. Marshall, Taxil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J. 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3] Elizabeth Errington and Joe Cribb with Maggie Claringbull, eds.,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of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24] Anna Kouremenos, Sujatha Chandrasekaran and Roberto Rossi, eds., From Pella to Gandhara: Hybridiz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lenistic East , Oxford: Archaeopress, 2011.
[25] Wannaporn R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 ed., 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Gandharan Art , Oxford: Archaeopress, 2018; The Geography of Gandharan Art , Oxford: Archaeopress, 2019; 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aran , Oxford: Archaeopress, 2020; The Rediscovery and Reception of Gandharan Art , Oxford: Archaeopress, 2022; Gandhāran Art in Its Buddhist Context , Oxford: Archaeopress, 2023.
[26] P. Leriche and S. Pidaev,“Termez in Antiquity,”in J. Cribb and G.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9-211.
[27] 参见Yang Juping,“Some Clu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oman East Hidden in China’s Early Four Historical Books,” Talanta. 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 46/47 (2014/2015), pp. 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