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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整个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无愧为最伟大的建城者，但他并非马其顿国王中第一个建城者。腓力二世时期（Philip II，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马其顿王国（Kingdom of Macedonia）不仅实现了内部的统一，而且开始向色雷斯（Thrace）、伊利里亚（Illyria）以及派奥尼亚（Paeonia）等周边地区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马其顿人开始了建城的尝试。随着亚历山大征服范围的扩大、帝国的建立，继承希腊城邦的殖民建城传统，建立希腊式城市以统治日益扩大的东方之地，就成为亚历山大面临的一个极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他在东征过程中建立的第一个希腊式城市。
以往学界谈及希腊化时期建城、殖民的由来，很容易联想到古风时期希腊人的殖民活动。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的移民，既有希腊本土不足以承载人口生存的经济原因，也有城邦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政治原因，当然，希腊人勇于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民族精神也不可忽视。他们的足迹逐渐从爱琴海世界周边拓展到整个地中海以及黑海世界，这种海外移民也逐渐从个人、家族的出走扩大到城邦行为。这些殖民活动促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和周边非希腊族裔——所谓“蛮族”的区别，促进了希腊人族群意识的形成。古风时期的殖民建城活动无疑是希腊人的历史记忆，希腊化时期出现的建城活动或与这种传统的影响有关，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古风时期的殖民地实际是希腊本土城邦或曰母邦的翻版或再生。它们同样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和周围的土地，有独立的主权和城邦自治制度，有城邦的外在标志，如议事堂、公民大会、市场、剧场、神庙、卫城等。城邦即公民集体，主权在民，城邦是公民的归属，城邦的事务都与公民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离开了城邦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 [1] 城邦归全体公民所有，这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精髓。不论是实行民主制，还是贵族制，甚至寡头制、王制（如斯巴达），都无法改变这一基本事实。这样的传统对于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建城很难说没有影响。但时过境迁，希腊化时期由希腊—马其顿人建立的城市虽然也称为polis，实际上不过是国王治理之下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而已。这是希腊古风时代的殖民城邦与希腊化时期新建希腊式城市的根本区别。但城邦的一些市政外壳和文化设施也都有可能保留，这也就是我们将这些新建的殖民地、定居点称为希腊式城市的原因所在。
其次，古风时期的殖民是城邦主导，希腊化时期的殖民则是王朝殖民。不论具体的承建人是谁，新建城市的主导者或出资者，一般都是国王或类似于国王的统治者。
再次，古风时期殖民城邦的形式比较单一。但希腊化时期的殖民地，除了有目的的建城之外，有的仅仅是临时安置老弱病残之地，有的不过是军事驻地、要塞、哨所，究竟以后能否发展为城市，则依据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定。因此，按照polis的外在标准，它们中的大部分很难说是城市，这也是希腊化城市史研究专家科恩（Getzel M.Cohen）将他们统统归为“定居点”或“集居地”（settlements）的原因。它们大多悄然消失，但其中的一部分确实由于种种机缘存在了下来，并发展为丝路重镇。
至于亚历山大的建城动机，有的学者在强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交换欧亚人口”思想对亚历山大影响的同时，更多地谈到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致腓力》（ To Philip ）演说辞中向腓力的建言：希望腓力征服整个波斯帝国或至少夺取“从西里西亚（Cilicia）到西诺普（Sinope）的亚洲”，建立城市，安置那些“生活无着、四处流浪”的希腊人，解决希腊严重的社会危机。 [2] 他们认为伊索克拉底的建言或许对亚历山大父子是有影响的。例如，科恩认为：“腓力如果征服了（小亚细亚）……也一定会在小亚建城。” [3] “腓力长期的远征计划包括征服小亚，但是，他突然遇刺身亡打断了这一计划。” [4] 其实仔细探究便会发现，亚历山大的建城活动与伊索克拉底的建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为亚历山大东征途经小亚，并未停下征服的脚步在此建立任何城市，而且此后的建城活动与安置希腊贫民无关，与解决希腊的社会、经济危机的联系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伊索克拉底仅仅考虑到向小亚西部移民，而亚历山大建立的绝大多数城市或殖民地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乃至伊朗高原以东。这些城市或殖民地的建立显然是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
近年来，学界更加倾向于从马其顿人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出发，探讨希腊化时期一些特征的历史渊源。因此，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马其顿的建城活动及其对亚历山大的影响。
马其顿人之所以能最终降服中南部的希腊城邦，成为科林斯同盟的统帅，腓力二世厥功至伟。在他即位之前，马其顿不仅不是一方强国，还受尽三面强邻的欺凌。东面的色雷斯是马其顿最忌惮的强敌。西面和北面没有高大的山脉作为屏障，附近的伊利里亚人（Illyrioi）和派奥尼亚人（Paiones）也“肆无忌惮地往来”：伊利里亚人可能控制了上马其顿（如俄瑞斯提斯和林科斯等，Orestis，Lynkos）的一些贵族；派奥尼亚人也常趁虚而入，大举南下，公元前360/359年马其顿被伊利里亚击败之时便是如此。腓力二世即位之后，最先着手解决的就是马其顿长期王权不振、部落分散自立的顽疾。他兼并了散布于山间的部落，将其迁至平原地区，建立有防御工事的据点。 [5] 为了巩固边防，尤其是东部与色雷斯的边界，马其顿王国先后建立了几座城市。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腓力二世在色雷斯附近建立的城市主要有腓力比（Philippoi） [6] 和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 [7] 两座。 [8] 此举不仅有效地抵御了色雷斯人的侵袭，还控制了潘革翁山（Pangaion）的金矿。军事与经济上的需求都可能是腓力二世建城的重要动机。此外，腓力比是马其顿王国第一座以国王命名的城市，这或可说明腓力二世此时已经有意识地开始通过建城推行其个人的政治宣传。
这一时期，除了腓力二世本人建立的这两座城市之外，身为王子的亚历山大也建立了一座以其本人命名的城市——色雷斯的亚历山德罗波利斯（Alexandropolis in Thrace）。这是亚历山大所建的第一座城市，约建于公元前340年左右。亚历山大在城中安置了混合的人口。 [9]
亚历山大在东征之前仍在巩固马其顿周边的疆土，卡林多亚（Kalindoia）
[10]
就是他在卡尔基斯半岛以北重建的一座城市。他在建城时将塔米斯克斯（Thamiskos）、卡马凯（Kamakai）和特里波伊埃（Tripoiai）三城的土地并入，这种兼并建城的做法虽然在希腊城市史中并不鲜见，但却是马其顿人有据可考的首次尝试。
综上可知，无论腓力二世还是亚历山大本人，在东征开始之前都有过在战略要地建立以其本人命名的城市，吸引不同族群作为殖民者的实践，这些做法亦常见于希腊化时期的建城活动。 [11] 从这些城市的选址特点、命名方式来看，腓力、亚历山大父子的建城活动可谓希腊化时期建城活动的先声。
亚历山大的建城活动在古典作家，尤其是亚历山大史家的笔下多有记载，但关于其建城数量却说法不一，现代学者对此也颇有争议。但无论古典作家还是现代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在东征途中建立的第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
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濒海地区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一，在此建城可为他进一步的东征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保证人力和物力的补充。 [12] 埃及历来是地中海世界的粮仓，不仅可以供养留下的驻军，还可以源源不断供应远征所需。其二，此地有良好的港湾，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
希腊人对于埃及尼罗河（the Nile）三角洲地带早有了解，荷马史诗《奥德赛》（ Odyssey ）中就已经提到了尼罗河口的法罗斯岛（Pharos）、附近的良好港湾以及自然环境。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还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一座名为瑙克拉提斯（Naukratis）的殖民地。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里亚城始建。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侧，瑙克拉提斯西北75公里处，马里亚湖（Lake Mareotis或Lake Mareia）与地中海之间。 [13] 关于该城的建立，最主要的记载来自阿里安（Arrian，约公元86—160年）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除此之外，伪卡利斯梯尼（Pseudo-Callisthenes，约公元3世纪）的《亚历山大传奇》（ Alexander Romance ）也提供了不少与建城有关的情节，常为后世史家所征引，但因其史料来源历来颇有争议，这些情节是否真实可靠尚待仔细甄别。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在选址与规划中事必躬亲，在万事俱备之后求诸神谕的认可与祝福。 [14] 据狄奥多罗斯记载，亚历山大选定城址，“熟练地划定街道”，并下令将这座城市以其本人的名字命名。 [15]
关于实施建城的具体负责人，《亚历山大传奇》记录了两个人名，分别是瑙克拉提斯的克列奥美尼（Kleomenes of Naukrates）和罗德岛的狄诺克拉底（Deinokrates of Rhodes），其中后者为建筑师。 [16] 至于前者，亚历山大很有可能考虑到了他熟悉希腊和埃及两方面的传统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自然环境。
关于该城的选址动机，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亚历山大研究专家博斯沃思（A.B.Bosworth）强调军事因素在选址上的关键，认为尼罗河三角洲西侧没有一处城堡可与佩鲁西昂（Pelousion，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的一座城市）相匹配。 [17] 塔恩（W.W.Tarn）则认为，新城是为了替代刚刚被亚历山大摧毁的推罗的商业之都地位，也可以与爱琴海建立联系。 [18] 弗雷泽（P.M.Fraser）同样指出了经济因素在亚历山大里亚建城中发挥的作用：它将是尼罗河三角洲以西安全的港口，足以挑战瑙克拉提斯的贸易地位。 [19]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这样一座举足轻重的商港。至于亚历山大究竟是否有意以亚历山大里亚作为都城，仍有较多争议。但也有学者提出：“只要亚历山大身在何处，都城就在何处，都城是移动的，不是静止的。” [20] 这或许也是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建城者国王热衷于到处建城的重要原因。
关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布局与建筑的信息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斯特拉波在奥古斯都时代初期（公元前26—前20年）造访该城的见闻；第二，近代以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信息对于考察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该城市的发展或有较多价值，但对于复原亚历山大里亚奠基及早期发展史则显然不足。公元前3世纪的一些作家，如卡利马库斯（Kallimachos）、泰奥克里图斯（Theokritos）、波西狄普斯（Posidippos）提到了一些建筑，但基本上无法追溯至亚历山大建城时期。一般认为，亚历山大亲自为建城规划布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地夏季盛行西北风，可以为城市驱散暑意，亚历山大里亚城市街道的走向很有可能依此设计。如果这一推测属实，亚历山大为城市所做的规划布局还是周密的。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时期的建城活动已经拉开序幕。此后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希腊式城市，都可以说是亚历山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