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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而富饶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平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有着广阔的地平线，与山脉和沙漠形成鲜明对比。在两者中间，它代表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与古典世界、印度世界和中华世界比邻而存。它东至喜马拉雅（Himalayas）山麓，西到土库曼沙漠（Turkmenia desert），向北自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延伸至阿姆河（Amu Darya）中游，再往前，直到希萨尔山（Hissar），将它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分开。 [1]
若想到达此地，对任何人来说，均非易事。就像每一块应许之地一样，它必须努力争取。但是，那些大功告成的人都知道，在历经艰辛之后，你便会看到一片绿谷，通往一望无际的平原，从那里总能望见高山。除非有人想从克什米尔、印度或中国，经由帕米尔山脉，穿过奥克苏斯河（the Oxus）上游流域，夺取巴克特里亚，否则，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像亚历山大那样，翻越世界上最高的关隘——兴都库什山关隘（3000—4000米高），要么像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和帖木儿（Tamerlane）等北方征服者那样，穿过希萨尔山脉（其山峰高达4000—6000米）的“铁门关”（Iron Gates）。或者，从木鹿（Merv，梅尔夫），穿过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 desert），沿着它的大动脉奥克苏斯河而上。
巴克特里亚的绿洲，在古代便以农牧资源丰富而闻名。其炎热的气候和厚厚的黄土导致这里形成了一片天然草原（dasht），春天绿意盎然，夏天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但无论人们是否费心灌溉，除橄榄树外，所有作物在那里都长势良好，年年丰收。
它是波斯帝国阿黑门尼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总督辖区，首府是著名的巴克特拉城（Bactra），该行省便是以首府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强大的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一个发源地，印度的征服者。两个世纪后，它的名称变为吐火罗斯坦（Tokharestan），即中国和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之间神秘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之腹地。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巴克特里亚代表已知世界的极限，位于波斯帝国的东部，是文明的极限。薛西斯大军中一支陌生而又给人深刻印象的队伍就是来自此地。为了征服这个偏远难及的国家，亚历山大不得不在此地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他遇到了罗克珊娜（Roxane），将她变成了自己的王后。巴克特里亚位于中亚腹地，素有“千城”之国、“富有的巴克特里亚”之称，著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aeco-Bactrian Kingdom）便建立于此，其后与中国、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并立于世的贵霜帝国也诞生于此。再后来，它沦为萨珊波斯帝国（Sasanian Empire）的附庸，事实上从当地的历史中消失了。由于巴克特拉、铁尔梅兹（Termez）及其他众多城市的富有招致了诸多草原民族不断入侵，虽然它对倭马亚王朝（Ummayad dynasty）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进行了长期的抵抗，但最终还是被阿拉伯帝国所吞并，因此，它的命运跌宕起伏，通常是黑暗的，有时是辉煌的。不过，蒙古人灾难性的入侵，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即使帖木儿中兴曾使其恢复些往日光辉。
尽管难以到达，但巴克特里亚也是欧亚大草原、索格底亚那和印度世界之间的交通枢纽，穿越喜马拉雅群山、连接伊朗和中国的东西大通道都在此交汇。“此地主要是农牧区，西部没有固定的边界，安全总是难以保证，它是自然赐与的过境和交流之地。” [2]
如今，谁能相信现在分属于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古代巴克特里亚曾是古代世界多元文明汇聚的中心之一？印欧语（伊朗语、希腊语）、阿尔泰语（突厥语、蒙古语）和闪米特语（阿拉伯语），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在此邂逅、碰撞与融合，各种各样的文字（阿拉姆语、伊朗语、希腊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曾在此地使用。这也是一个宗教蓬勃发展的地带，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希腊的多神教和印度的佛教（Buddhism），摩尼教、犹太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在这里共存并相互影响。阿拉伯大征服之后，巴克特里亚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思想中心之一，出现了哈吉姆·铁尔梅兹（Hakim Termezi，意即“铁尔梅兹的圣人”，逊尼派法学家）、苏菲派（Sufism）等。
纵观它的兴衰史，巴克特里亚在新文化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巴克特里亚艺术”的摇篮，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以及后来伊朗的阿黑门尼王朝和草原艺术的共同影响，它也是“希腊—伊朗融合”的希腊化艺术的发源地。贵霜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一种特殊的佛教艺术在这里发展形成。最后，这里还出现了中亚伊斯兰建筑和装饰艺术的主要中心。
自公元前三千年代起，青金石贸易便使巴克特里亚经土库曼尼亚（Turkmenia）与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发生联系，向南则与塞斯坦（Seistan）、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和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接触。灌溉农业突然出现，在巴克特里亚东部（绍图盖，Shortugai）、奥克苏斯河三角洲北端（法鲁卡巴德与达什利，Farukabad，Dashli）和希拉巴德河（Shirabad Darya/Cherabad Daria）流域（萨帕利与贾库坦，Sapalli，Djarkutan）导致了最早的一批定居点的出现。一般认为，这种现象应归因于大河流域（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早已发明了这些灌溉技术。
公元前两千年代末，这个文明消失，继之而起的是一个融游牧和定居农业为一体的社会，其中骑士贵族阶层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社会都在一位居住于大城市巴克特拉/扎瑞亚斯帕（Bactra/Zariaspa）的君主的管辖之下。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塔》（ Avesta ）创作完成，圣书将保护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之功归到巴克特里亚的一位君主名下。有几位作家提及某个“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n Kingdom），但是，对于这个说法，以及亚述国王尼努斯（Ninus）及其妻子塞米拉米丝（Semiramis）在公元前8世纪征服巴克特里亚的传说，许多人并不认可。
公元前545—前540年，居鲁士一世（Cyrus I）将巴克特里亚并入波斯帝国，巴克特里亚由阿黑门尼家族的王室成员统治。在大流士的贝希斯敦（Behistoun）铭文中，它是23个行省中的一个。在《苏萨文献》（ Charters of Susa ）中，巴克特里亚人每年要提供黄金。在希罗多德的《历史》（3.9.3）中，它属于第十二个总督辖区，每年缴纳360塔兰特（约1吨）白银的贡赋。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苏萨（Susa）的浅浮雕上，巴克特里亚人是牵着双峰骆驼，携带着珍贵器皿的形象。
在米底战争（Median Wars）
期间，巴克特里亚人是波斯大帝军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462年，巴克特里亚起兵反抗。公元前4世纪，正是一位巴克特里亚人领导了“行省总督起义”（revolt of the Satraps）。巴克特里亚就像波斯帝国的西伯利亚荒原，是一块殖民区域，波斯大帝为从昔兰尼加（Cyrenaica）或爱奥尼亚（Ionia）迁徙而来的非本地人建立了殖民地。为了对抗亚历山大的军队，巴克特里亚动员了大约三万名骑兵，他们来自强大的贵族阶层。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Bessos）正是依靠这些骑兵的支持篡夺了波斯王位。
在亚历山大到来之际，该地区已经高度发达，拥有巴克特里亚、奥尔诺斯（Aornos，今塔什库尔干，Tashkurgan，或阿尔廷·迪利亚尔·德佩，Altyn Diliar Depe）或德拉普萨卡（Drapsaca，今昆都士，Kunduz）等几个重要城市以及强大领主控制的岩垒要塞。这些情况得到了考古研究的证实，研究表明，在巴克特里亚东部和北部以及奥克苏斯河以北的十余个绿洲中，存在着庞大的灌溉渠系统，以及众多大小不一的城镇。
因此，对巴克特里亚来说，阿黑门尼王朝时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得益于灌溉农业在克孜勒·特佩（Kyzyl Tepe）和塔拉什坎·特佩（Talashkan Tepe）等小型区域首府周边的扩展。该地的定居程度似乎比游牧仍占主导地位的索格底亚那地区要强得多。这一时期的建筑明显受到波斯帝国阿黑门尼王朝的影响，但在金属浮雕、金器和银器加工工艺上，仍可看到草原传统的强烈印记，如著名的“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
马其顿军队对该地区的入侵，以及亚历山大为征服巴克特里亚尤其是索格底亚那而不得不进行的战争，长达三个年头之久（前329—前327年）。它一开始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贝苏斯在撤出奥克苏斯以北之前实施焦土政策，导致巴克特里亚不战而降，贵族背叛并撤到其原领地。但是，不久后爆发的叛乱，以及索格底亚那人（Sogdians）领导并有游牧民族和某些巴克特里亚贵族参与的游击战，招致亚历山大的残酷镇压，镇压的高潮是“地狱纵队”（infernal columns） [3] 组织屠杀了十万多居民。除首府外，所有城市都被摧毁，绿洲也被遗弃。
亚历山大随后建立了十几个军事殖民地。他命令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在这些新定居点安置改编后的士兵，并带走三万名人质以确保当地贵族的忠诚。
在亚历山大继业者的统治下，巴克特里亚通过大量移民希腊人或希腊化人口得以重建，并通过灌溉工程的大力修建得到了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是希腊统治该地区的心脏。在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I）、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os I）和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等著名君主的领导下，它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国力之强大，甚至抵抗住了帕提亚人和企图重新征服它的塞琉古王朝，还将其边界从索格底亚那扩展到印度西北部。
在此期间，巴克特里亚地域扩大，最重要的是，在巴克特里亚东部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创建了一座新都。随后，出现了卡拉埃扎尔（Kala e Zal）和沙赫里瑙（Shahr i Nao）等大城市以及第伯尔金·特佩（Dil’berjine Tepe）和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e Tepe）等较小的城市。在铁尔梅兹和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还建立了军事定居点，以控制河流和要塞，从而保卫达尔班特（Derbent）山口附近的佩昂库尔干（Payon kurgan）等边境点。只有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圣地在阿黑门尼王朝基础上继续发展，而哈伊塔巴德·特佩（Khaytabad Tepe）和贾达夫拉·特佩（Djandavlat Tepe）则是从灰烬中重生。
尽管与地中海世界逐渐疏离，巴克特里亚仍然是活跃的希腊化中心之一，有“阿里亚（Ariana）的明珠”（阿波罗多鲁斯语 [4] ）之称。新占领者发展了城市文明并在这些城市强行推广他们的防御技术和文字。希腊艺术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建筑装饰、雕塑和钱币等方面，其中一些堪称杰作。同时，希腊人也知道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建筑和灌溉技术，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当地传统，以及草原或印度的传统，特别是在宗教领域。
公元前2世纪中叶，因内斗而势衰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迫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放弃了巴克特里亚本土，撤到他们已经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印度西北部。他们的撤离给这些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到来腾出了空间。这些游牧民族先是扎营而居，积累起类似“黄金之丘”（Tillia Tepe）
的宝藏，然后逐渐转为定居。这导致小型设防定居点的激增，以至于斯特拉波和查士丁（Justin）说“巴克特里亚是千城之国”。事实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的不安定因素，某些灌溉区因此被遗弃。
公元前128—前126年，中国使节张骞抵达原来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故地。他后来这样描述“妫水”（奥克苏斯河）以南的大夏（巴克特里亚本土）：“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今费尔干纳）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
上述情况随着月氏五部征服巴克特里亚而告终。五部中的贵霜部征服其他部落后建国，定都卡尔恰扬（Khalchayan）或达尔弗津·特佩。王朝创立者将其权力扩展到兴都库什山脉。他的继任者将王国边界扩展到印度、旁遮普，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国王是迦腻色伽（Kanishka，约公元127—150年），他的王家寺庙位于昆都士以东山脚下的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遗址。
这一时期城镇化获得较大发展。旧的希腊军事定居点变成了城市（铁尔梅兹、达尔弗津·特佩、坎培尔·特佩），新的定居点建立起来，如扎尔·特佩（Zar Tepe）、哈伊拉巴德·特佩（Khairabad Tepe），农业灌溉使得奥克苏斯河谷以及希萨尔、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的高谷地带得以开垦。至此，巴克特里亚的殖民、发展过程才全部完成。
贵霜帝国对外大开国门（公元107年向罗马派遣使节），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铁尔梅兹和巴克特拉似乎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位于帝国中心的巴克特里亚成为印度佛教传播的主要场所，其中巴克特拉、铁尔梅兹（卡拉·特佩）、达尔弗津·特佩（那里也有一个湿婆教派寺庙）或阿尔塔姆（Ayrtam）是最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正是在这里，希腊遗产与草原和伊朗传统相融合，形成了贵霜王朝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前者以鲜明的正面石板雕为特色，后者具有强烈的自由生活气息，以各种形式（片岩雕或彩绘泥塑）繁荣于从印度西北部到希萨尔山的广大地区，并催生了依据阿波罗形象构想的典型佛像。
公元242年，萨珊王朝战胜贵霜王朝，巴克特里亚成为萨珊王朝的保护国，这段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戛然而止。国势衰弱的巴克特里亚无法抵抗来自草原新民族的入侵，这些新民族定居下来并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先是寄多罗人（Kidarites，月氏？），然后是匈尼特人（Chionites，阿拉泰语族群），最后是嚈哒人/白匈奴（Ephtalites/Hiong Nou）。
公元4世纪，巴克特里亚之名逐渐湮没无闻，这片地区改称为吐火罗斯坦（名称来源于其主体民族）。在嚈哒人统治下，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多数城市衰落或消失。进入中世纪（the Middle Ages）后，吐火罗斯坦被分为若干小公国。它们有查干尼安（Chaganian/Chaghaniyan）、
科巴迪安（Kobadian）、库塔尔（Kuttal）、铁尔梅兹、巴克特里亚、昆都士、巴达赫尚（Badakhshan）等。军事贵族“德克汉”（dehkhans）在高高的台地上建造城堡，例如，在卡菲尔卡拉（Kafir Kala）、雅万（Yavan）或基科巴查（Key Kobad Chah），或巴拉里克·特佩（Balalyk Tepe）和奎雍库尔干（Kuyov kurgan）等，这些城堡饰有华丽绘画和雕塑，其风格与印度息息相关。当中国取经人玄奘（Hsuen Tsang）于630年造访该地时，佛教依然很繁荣，寺庙众多，例如，在阿加纳·特佩（Adjina Tepe）的一座寺庙，那里塑造了一尊巨大的涅槃姿态的卧佛像，与巴米扬（Bamiyan）的那些大佛非常相似。
569年，萨珊王朝与突厥人结盟，重新确立了对吐火罗斯坦的统治，然后，大约在625年，吐火罗斯坦落入一股新势力——西突厥汗国（Turkish Kaganate）之手，后者迅速衰落，但仍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
阿拉伯征服者刚刚灭亡了萨珊帝国后便攻打吐火罗斯坦，后者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653年，阿拉伯人就在有五万伊拉克人（Iraqis）居住的木鹿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他们从木鹿发动了几次远征，最终在738年建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这标志着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寿终正寝。
古代史料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以及不了解这一地区的作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和阿里安（Arrian）认为，奥克苏斯河“跨越巴克特里亚”，而索格底亚那的南部边界位于奥克苏斯河以北很远的地方，可能在希萨尔山脉的某个地方。这种说法遭到了斯特拉波、普林尼（Pliny）和托勒密（Caudius Ptolemy）的反对，他们认为奥克苏斯河是巴克特里亚的北部边界，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经常混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总督辖区的位置，给人以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印象。
事实上，在古代，河流很少形成边界，真正的边界是山脉和沙漠。考古遗迹证明，奥克苏斯河两岸的文明和文化高度统一。
对巴克特里亚的最早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中叶。长期以来，巴克特里亚研究完全依赖书面资料（希腊罗马文献和中国文献）以及遗留下来的丰富而引人注目的钱币材料，尤其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统治者发行的钱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遗址的发掘才开启。由于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奥克苏斯河以南地区现在属于阿富汗，而奥克苏斯河以北地区属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项研究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已经高度开发的北部地区（运河、道路、电气化和灌溉有时会破坏某些遗址），已经确定并发掘了大量考古遗址。而在阿富汗，直到现在，只有大城市有道路可通（在1978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前，阿富汗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那些保存很好的古代遗迹，可以说几乎尚未开发。不幸的是，内战对许多考古遗址已经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些遗址遭到严重洗劫，事实上，许多珍贵的钱币和雕塑已流入黑市。
在南部地区，成立于1922年的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在巴克特里亚经历了一些挫折后，将其精力集中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几个佛教或伊斯兰遗址上（巴米扬、贝格拉姆等）。从1960年代起，两个主要遗址被法国考古队发现：贵霜王朝的苏尔赫·科塔尔圣所和希腊式城市阿伊·哈努姆，在巴克特里亚北部和西部进行考古发掘的苏联团队则发现了几个青铜时代的遗址、一座位于第伯尔金·特佩的古城，和具有非凡宝藏的“黄金之丘”。
奥克苏斯河以北的考古研究于1926—1928年在铁尔梅兹和阿尔塔姆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联）科学院的创建以及与主要工作相关的勘探的开展和发掘投入资金的成倍增加，考古研究获得强大的推动。遗憾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取得的成果，均以俄文发表，在冷战背景下很难获得，因而在西方鲜为人知，现在才开始公布。直到最近，学者们在出版相关书籍或文章时才能使用双方的研究成果。
好在自1988年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该国的开放和稳定有利于这项活动的开展。联合考古队已经成立，这加强了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人员与日本（达尔弗津·特佩和卡拉·特佩）、法国（铁尔梅兹和苏尔汉河）和德国（贾库坦，Djarkutan）考古队的联系。联合出版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这将有可能弥补（以前的）延误，并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巴克特里亚对文明的贡献。
（皮埃尔·勒里什撰 孙艳萍译）
丝绸之路出中国之后，穿行在从中亚和印度到地中海地区的广阔的欧亚世界。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商业、文化中心实际上都是从原来的希腊化城市发展而来。另外，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商路网络，其运输的商品绝不仅限于丝绸，商品流动也并非单向度的。丝绸和来自多地的多种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贸易，连同这些贸易所引发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的迁移，也赋予这些希腊化城市以浓厚的商业气息和丝路文化风情。因此，即使在希腊化时代已经结束，丝绸之路开辟之后的数个世纪之内，这一路段的沿线城市仍然同时具有希腊化和丝路文化双重特征。
受汉武帝派遣，张骞曾于公元前139/138—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前115年两度出使西域。他和他率领的使团虽未达到说服大月氏和乌孙与汉结成反匈奴同盟的预期目的，却第一次给中国人带回了关于汉朝以西的欧亚大陆的族群地理、各国国情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知识。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便是根据张骞等外交人员和后来出兵大宛的汉朝军队的报告写成的。这卷书将汉朝以西的国家分为两种类型，把一种描述为“土著”，另一种称作“行国”。用今天的话说，“行国”就是游牧人建立的政权。而在讲述“土著”类型的国家时，除了谈及其农业经济等国情外，还都提到它们拥有很多“城郭”或“城邑”。其实，换句话说，这类国家就是定居的城市文明。被明确指称为“土著”的国家有大宛、大夏、身毒、安息、条枝。
根据《大宛列传》文中关于这些国家地理和历史的描述，结合希腊语、拉丁语等域外语种文献对同期欧亚大陆的同类记载，人们对其地理位置日益达成了大体一致的意见。大夏应该是古代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大体相当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大宛无疑是费尔干纳谷地。这两个地区在张骞到达前夕，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领土，该王国又是一个多世纪之前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的。身毒是指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即印度—希腊人王国控制的核心地区。该王国是由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向印度河流域扩张后发展而来。在张骞抵达大夏前两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赫里奥克勒斯一世（Heliocles Ⅰ）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国王米南德一世（Menander Ⅰ）双双离世。后者把领土拓展至恒河流域，使之达到了王国历史上的最大范围。安息即帕提亚王国，它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同时脱离塞琉古王国。条枝则是塞琉古王国，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遗产当中，它曾是疆域最为广大的一个希腊化王国，统治着整个西亚和中亚地区。但到张骞之时，从伊朗高原到两河流域，塞琉古王国的领土已经被帕提亚蚕食殆尽，只剩下了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叙利亚一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叙利亚王国，帕提亚则转而发展成为当时西亚和中亚范围内新的疆域最大的帝国，因此张骞才会报告说安息“最为大国”。
尽管在费尔干纳、索格底亚那和帕提亚及其征服地区的希腊人政权已被推翻，但这些地区，尤其是城市当中，依然生活着不少希腊人，三地各自的新统治者塞人、大月氏人和阿尔萨息（Arsakidai）王朝也不同程度地和以不同方式延续了希腊化政策。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的国王虽已不复存在，但大月氏人并未直接占领和统治那里，而只是迫使其臣服，当地城市里希腊人口的基层自治政治应仍在继续。可以不无理由地说，张骞在中亚以亲身的所见所闻见证了一个希腊化世界。《大宛列传》里讲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
这一得自张骞报告的简短记录披露了中亚和西亚存在着一个拥有同一种国际通用语和共同文化的“希腊化世界”：各国境内虽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但希腊语的共同语（koine）构成各国使用最普遍的官方行政语言和外交语言，而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至少为各族群精英阶层所奉行和追捧，甚至在有些族群中其传播和影响还不局限于精英。《大宛列传》又将这些国家描述为“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
这种描述也与我们所知的希腊化世界城市众多，商业发达、商路连通，城市中有市场等事实相吻合。
司马迁用“凿空”两字来概括张骞的历史贡献，言约而旨远，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太史公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正是由张骞开启的出使行动，促成了“西北国始通于汉”，汉与中亚和西亚各重要国家自此有了正式的官方外交往来。在这个过程中，“帛”即丝绸也成为一种官方的国际馈赠和支付手段。
古代经济是“嵌入”在社会、政治乃至外交当中的，这种国际馈赠和支付又是在汉帝国的制度框架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汉朝官民到中亚、西亚各国官民之间的丝绸易手无疑也具有某种形式的国际贸易的性质，而这又构成了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的常规化丝绸国际贸易的开端。因此，可以不无理由地说，张骞的出使标志着丝绸之路在官方层面的开通。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丝绸之路”是一个现代名词，有学者也因此质疑它是否真实存在，甚至认为它是现代发明的一个学术神话。不过，如果让我们留意一下发生在欧亚大陆东西端以丝绸为中心的两段故事，我们也许真的不好再怀疑该名词的合理性：一是尚处于匈奴霸权阴影下的西域各国普遍要求汉使像使用钱币一样使用丝绸来支付饮食和交通费用（“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另一是罗马时代留下了一些丝绸商人（sericarii）的墓志铭。或许，“丝绸之路”与其被接受为像学者们通常所认定的几条长期固定不变的路线，不如被理解为几条较为稳定的商业主干道和一系列弹性可变的支线交织而成的商路网络。并且，该名词也不意味着这些商路始终单一地或主要地贩卖丝绸，丝绸贸易及其路线也会随着不同时期各地政治、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但不管怎样，这一商路网络中的各条道路都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路段。事实上，这些条贯通和交织于中亚、近东和欧洲的大小道路在张骞出使之前不仅长久存在，而且早已发展成为成熟的商路系统。张骞之前的一千年间，已有从新疆的昆仑山麓到中原的所谓“玉石之路”存在。张骞的历史作用正是把河西走廊与上述联结中亚、近东和欧洲的商路系统首次在官方层面上关联在了一起。同时，这也意味着，张骞的出使，让一种以丝绸为“名片”的文化与希腊化文化首次在中亚相遇了。
当汉帝国的“文化名片”丝绸成为希腊化世界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种常规的高档奢侈性商品之后，处于“丝绸之路”这一商路网络上的希腊化城市也随之发展成与丝绸贸易及其所带来的多种文化互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重镇。张骞看到和听说的各“土著”国家里的众多城邑，其中大部分，或者至少一部分便是即将发展成丝路重镇的希腊化城市。希腊化文明本身就是一种过度依赖城市生活的文明，希腊文化主要存在于城市当中，农村地区依然强有力地保留着当地的文化传统。星罗棋布的希腊化城市俨然构成了东方本土文化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希腊文化岛屿。查士丁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描述为“那个极其富庶的拥有一千座城市的巴克特里亚帝国”，
其措辞尽管有着强烈的修辞色彩，却仍包含着该国城市数量众多这一“历史内核”。而《大宛列传》报告的大夏正是希腊政权衰微和失去国王后的巴克特里亚，当中讲道的“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善贾市”和“大夏民多，可百馀万”等情况，依然能够透露出这里人口和城市众多，市场（ἀγορά）设施建设完善，交易活跃，城市经济繁荣，城市内部自治，这些小长可能就是那些留守的城市居民推选的管理者，即便它们已落入大月氏人的政治控制之下。
事实上，城市是所有文明的要件之一，但城市对希腊人尤为重要，希腊文明就是一种以城市为国家组织框架的文明。在古希腊语中，最常用的指称城市和国家的名词都是πόλις，当它兼有两种涵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译为“城邦”。在希腊化王国当中，城市虽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然是一个自治的地方行政实体，城邦的政治传统依旧，或者换句话说，仅就内政而言，它依然还是一个“城邦”。为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场所、设施和装饰的市场、剧场、体育馆、神庙等公共建筑以及与此相配合的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也持续地塑造着希腊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希腊的生活方式、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项目被输送到近东、中亚、印度乃至更远的亚洲地区，也主要是通过大批新建希腊化城市和将当地老城改造为希腊化城市才得以实现的。
亚历山大早在远征过程中就开始了建城活动。其实，建立军事殖民城市也是其远征行动的策略之一。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其原因是这片广大的地区原有的城市较少，而随着他向更东地区的日益纵深挺进，遭遇的抵抗也越发强劲，一系列城市的建立无疑为其军队提供了稳扎稳打的军事据点。待他取得胜利之后，这些城市又成了安置留守士兵和退伍老兵的居住地。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和希腊化王国国王们的建城活动则不仅仅限于在这一更东的地带，他们在各自的控制区或帝国的全境之内广建希腊式城市。这些城市有的是完全新建，希腊—马其顿移民或希腊化的其他族裔的移民构成其人口主体；也有的是对当地原有城市进行更名，经常用国王或王室成员的名字来命名。
当一座当地老城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希腊语名称后，希腊式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通常也会在这里落地生根。甚至当地老城未经改名或改造也有可能最终发生不同程度的希腊化。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古老城市无疑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很好例证。在长期固守本土传统的过程中，这些城市也慢慢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塞琉古纪元第143年（公元前169/168年）巴比伦的一篇楔形文字星象日志（第16行）记载道： [5]
lúpu-li-ṭe-e pu-up-pe-e u ép-še-e-tú šá GIM ú-ṣur-tú ia-a-man-nu x [...
公民按照希腊式样［举行了］了游行和祭礼（？）［……
当中的 pu-li-ṭe-e 和 pu-up-pe-e 分别是直接借用的希腊语名词πολῖται和πομπή。后者意即希腊宗教中的游行。πολῖται则由πόλις“城邦”而来，其“公民”的涵义指的就是城邦的成员，因而它在此处所指并非所有巴比伦的居民，而仅限于按城邦制度组织起来的人，即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城市居民。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上出现的希腊语人名基本上属于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和公元前161年之后。这些名字的拥有者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巴比伦人，其中很多人的父亲都只有巴比伦当地的名字。巴比伦出土的希腊语铭文也显示了希腊化的扩大需要时间的积累：除一篇希腊语铭文来自马其顿统治之初外，其他铭文都来自较晚的年代，绝大多数属于帕提亚时代。
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75年，这时巴比伦尼亚在帕提亚帝国统治之下已有二百余年之久。而由希腊—马其顿人到帕提亚人的政权易手并没有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化进程的终止。在乌鲁克的伽莱乌斯（Gareus）神庙中发现的一则年代为公元110年的希腊语铭文，记录的是“多拉麦奈人共同体”（τὸ κοινὸν τῶνΔολλαμηνῶν）鉴于阿尔特米多罗斯（Artemidoros，一译“阿尔忒米多罗斯”）向伽莱乌斯神奉献土地的虔敬行为授予给他各项荣誉的法令。铭文提到了阿尔特米多罗斯及其父亲都同时拥有希腊语名字和当地的闪米特语名字：“狄奥盖奈斯之子阿尔特米多罗斯，又名图派奥斯之子敏那奈奥斯”（ἈρτεμίδωροςΔιογένους ὁ ἐπικαλούμενος Μινναναιος Τουφαιου）。
[6]
双重名字标志了一个人身上承载的双重文化传统。作为当地神的伽莱乌斯接受的也不乏希腊宗教的崇拜方式。另外，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多拉麦奈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古城尼尼微附近的一个地区。
那里的居民选择用来称呼自己全体的κοινόν“共同体”一词，实则是希腊人对自己超越城邦规模的政治组织的通常称谓。从遣词造句和风格上看，铭文使用的是非常地道的希腊语。生活在北方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多拉麦奈人，能够采用如此希腊的方式在南方著名的苏美尔古城乌鲁克发布自己的铭文，这一情况说明，在帕提亚帝国统治了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化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以外的当地人社群中也有发生。
两河流域和与之相邻的叙利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那里的诸多城市也因此发展成了丝路上的重镇，而在丝绸之路开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些城市又是希腊化城市。城市间的经济和人员互动甚至可以是跨帝国的，这也与传统的希腊城邦关系模式一致。底格里斯河和卡伦河交汇处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是印度洋商路的波斯湾分支航线的终点，又是前往叙利亚地区的帕尔米拉（Palmyra）的两河流域商路的起点，帕尔米拉则是这条海陆地联运的“香料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继续通往地中海地区的最重要的转运站之一，那里曾发现一般认为来自中国的丝绸织物残片。两地都曾属塞琉古王国。帕尔米拉是当地原有的自新石器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居民点，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发展起来的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前身是亚历山大和安条克五世（约公元前172—前161年）先后建造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ia）和安条克城（Antiocheia），两城均被洪水冲毁。该城最后由安条克七世任命的总督叙斯帕奥西奈斯（Spaosines，Hyspaosines或Spasines）重建，并因而得名Charax Spasinou。 [7] 以之为首都，领土包括两河最下游和波斯湾最内部地区的王国，也因此被称为卡拉科尼（Characene/Charakene）王国。它还有另外一个语源不能被最终确定的国名美塞尼（Mesene）。在帕提亚时代的大多数时候，该王国都是帕提亚帝国的属国。卡拉克斯城的希腊人伊西多尔（Isidoros Charakenos）曾受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之命，写过一部《帕提亚驿程志》（Σταθμοί Παρθικοί， Partian Stations ，一译“帕提亚道里志”），向奥古斯都提供帕提亚境内的道路交通情报。从现存的该书的一份提要文本来看，当中记录的正是丝绸之路干道的帕提亚路段。
另一部记录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经商指南《厄立特里亚航海记》（Περίπλους τῆς Ἐρυθρᾶς Θαλάσσης，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最有可能出自一名比伊西多尔大约晚一代的罗马埃及的希腊商人之手。书中讲道，波斯湾最里面有一官方指定的商栈，名叫阿波洛戈斯（Apologos），位于“斯帕西努·卡拉克斯境内和幼发拉底河畔”。
与这一路上商栈衔接的海上港口，则是同样由卡拉科尼王国控制下的巴林岛。它们一起承担着由波斯湾到两河流域的海陆丝绸之路之间繁忙的联运任务。巴林岛当时的希腊语地名Tylos（泰奥弗拉斯托斯、波利比乌斯、阿里安、托勒密、斯泰法诺斯：Tylos；斯特拉波、斯泰法诺斯：Tyros；普林尼：Tyrus），正是苏美尔语Dilmun和阿卡德语Tilmun“迪尔蒙”的希腊化形式（中间经历了阿拉米语）。而在苏美尔时代，迪尔蒙就是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海上贸易的重要补给口岸。这里出土的两则希腊语铭文里含有κυβερνήτης（“舵手，领航员，船长”）一词，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作：
Αβιδισταρας
Αβδαιου
κυβερνήτης
4 ..ΚΡΛ[‧]ΕΙΙ
χαῖρε. [8]
阿比狄斯塔拉斯，阿比戴奥斯之子，舵手……安息。
这是一篇墓碑铭文，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最初发表该铭文的让·马尔西莱—若拜尔（Jean Marcillet-Jaubert）指出，头两行出现的人名都是闪米特人名都带有ʽbd“仆人”这一词根，第一行的人名Αβιδισταρας还带有两河流域的女神伊什塔尔（Ishtar）的神名。从其本人的名字和父名来看，这位墓主人有可能是来自巴比伦尼亚或更远的两河流域乃至西亚某地的人，但最有可能就是巴林岛当地人。其墓志铭采用希腊语书写，暗示了他拥有较深的希腊化背景和较广的国际贸易生涯。
另一篇铭文的年代被发表者认定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到公元130/140年间，更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铭文缺失的文字较多，但发表者皮埃尔—路易·伽提埃（Pierre-Louis Gatier）、皮埃尔·隆巴尔（Pierre Lombard）和哈利德·M.阿尔—辛迪（Khalid M.Al-Sindi）对它的复原看起来颇为合理，如下：
[––– ]ος προστά-
[της––– ἐπιδ]οὺς τὴν θύ-
[ραν––– σὺν–– ]δότωι κυ-
4 [βερνήτηι––– ]σωθέντος
[––– ].
从这种复原来看，该铭文应该是一篇献祭铭文，内容很可能是προστάτη由于某人安全获救而向某神献祭以示感谢神恩，铭文最后一行或第一行原本应该出现有ἀνέθηκεν“奉献”一词。κυβερνήτης（铭文中当为与格形式）意即“舵手”“领航员”或“船长”，σὺν...-δότωι κυβερνήτηι一语或可理解为上述那人获救时与他在一起，或可理解为他与προστάτης一起向神献祭。无论哪种理解，似乎均可断定，那人是在他的船上获救的。希腊语中προστάτης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在这里它最有可能指两种人的一种。一种可能它是一种官职名称。在希腊或希腊化世界一些城邦当中，议事会主席、体育馆的主管官员或神庙管理者等都有以προστάτης冠名的情况。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当时的狄洛斯（Tylos）在设立以该称命名的官职一事上无疑移植了希腊城邦的传统。另一种可能就是它在此处具有“保护人”“担保人”“赞助人”一类的涵义，用以指称为获救人或κυβερνήτης提供支持或保护的人士。当然，两种可能或许并不彼此排他：προστάτης就是具有管理船只职能的官员，或者服务于海运的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因而具有与官方常规性接洽的社会背景。铭文中这位προστάτης的名字只保留下来了其第二变格法词尾，因而无法判断其名字词干的所属语言。κυβερνήτης的名字保留了-δότωι，这是一个希腊语中常见的含有神名的名字的后半部分（与格形式），构成这类名字的前半部分理论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位神的名字，例如Διόδοτος，Ἡρόδοτος，Ἰσίδοτος。希腊语的名字意味着这位κυβερνήτης或是一位希腊人，或是一位希腊化的当地人或外地人。鉴于他与προστάτης的关系，再加上铭文本身就是用希腊语写的这一点，我们或可推知προστάτης也是一位至少具有希腊化背景的人。
尽管该铭文记录献祭详情的部分已毁，但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可以推想，προστάτης有可能是向孪生兄弟神狄奥斯库里（Dioskouroi）奉献的祭品。这种推想主要是联系巴林岛出土的另一篇献祭铭文考虑的结果。这篇铭文直接提到了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建城者和卡拉科尼王国的创立者叙斯帕奥西奈斯（铭文中用该名的更能精确再现其伊朗语词源的转写形式Hyspaosines，也与其钱币上的形式一致），因而极具历史价值，其年代被较为确切地断定在公元前140—前124年间。其全文为：
Ὑπὲρ βασιλέως Ὑσπαοσίνου
καὶ βασιλίσσης Θαλασσίας，
τὸν ναὸνΔιοσκόροις Σωτῆρσι
4 Κη[φισό]δωρος στρατηγὸς
Τύλου καὶ τῶν Νήσων
εὐχήν.
狄洛斯及群岛总督凯菲索多罗斯为国王叙斯帕奥西奈斯和王后塔拉西娅丝向拯救者狄奥斯库罗伊奉献此神庙作为祭品。
στρατηγὸς字面的意思是“将军，统帅”，但按照希腊化传统，它这里应是总督的头衔。他有一个非常地道的希腊语名字。王后的名字Θαλασσία也是希腊语的，是由θάλασσα“海”一词派生而来的女名，尽管比较罕见（相应的男名倒是常见）。受到献祭的神灵是被合称为“狄奥斯库里”的卡斯托尔（Kastor）和波吕丢凯斯（Polydeukes），是航海和水手的保护神。该铭文也沿用希腊传统，将他们称为Σωτῆρες“拯救者”。
从这一点来看，上一则为了感恩某人被救的献祭铭文也理应是献给这两位被奉为“拯救者”的神灵的。
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作为海陆丝绸之路联运重镇的地位和它所保持的强固的希腊化传统，在中国古代史书关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却在抵达条支后中途折返的记载中也能窥见一二。有更多的理由使我们相信，甘英到达的条支应是以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为首都的卡拉科尼王国。
首先，甘英是越过悬度（帕米尔高原），经由乌弋山离（又名“排特”）即亚历山大里亚·普罗普塔西亚（Alexandreia Prophthasia），抵达的条支，乃至“临大海”。由这个位于伊朗高原东南部的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关键性地理坐标的路线描述，决定了他到达的“临大海”的条支只可能是位于两河注入波斯湾的入海口附近的卡拉克斯·斯帕西诺，该城之前的名称恰为Antiocheia“安条克城”，“条支”被公认为在语音上与此地名堪同，而上述行进方向和路线上遇到的第一个拥有“安条克城”之名的国都也只有卡拉克斯·斯帕西诺。
并且，《魏略·西戎传》说：“前世又谬以为（条支）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
这一记述又与卡拉科尼是帕提亚帝国的属国且位于其西部边疆的南端的事实相吻合。当然，“前世”认为“条支强于安息”的认识，其实也不为错，因为《史记》《汉书》中所记的“条枝”或“条支”，还是张骞时代的以叙利亚境内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城为首都的塞琉古王国。但在二百多年后甘英的时代，这个叙利亚的安条克早已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了，无论如何也无法被描述为“役属”于安息和“号为安息西界”。而且，如果甘英到达的是叙利亚的安条克城，那他岂不是已经到达了大秦？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和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们建城时多以国王或王室成员名字命名的习惯造成了很多城市重名，对于首次西进如此遥远的汉朝使节来讲，将同名的不同城市弄混实属正常，况且原来的“条枝”已变成“大秦”的一部分而不复存在。
另外，卡拉科尼与帕提亚一样，尽管已经不再属于塞琉古王国，但一直保持着塞琉古纪年，卡拉克斯·斯帕西诺之前的名称“安条克城”应该也不会被轻易忘记，既然它显得更具声望。事实上，在巴林岛出土的一篇年代属于公元前118/117年的墓志铭中，墓主人称自己即为“亚历山大里亚人”（Ἀλεξανδρεύς），这个亚历山大里亚更可能就是所谓“红海岸边的亚历山大里亚”，即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墓主人看来更愿意使用得自名气更大的建城者名字的地名来称呼自己的籍贯。而卡拉克斯·斯帕西诺恐怕又是甘英所走路线上他听说的第一个安条克城，这个安条克城又足够远到恰在安息之西，从而使他相信它就是之前史书所言的“条支”，甘英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条支“役属”于安息。
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说法，当甘英到达这个“条支”后：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此处的“安息西界船人”，应该就是我们前面看到活跃在狄洛斯即巴林岛上的那种κυβερνήτης。从铭文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与官方有利益关联。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动用唬人的修辞来劝阻甘英继续前往大秦了。事实上，汉廷方面并非没有洞悉安息官方阻挠大秦与汉之间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以保持自己中间商地位及巨大利润的动机。
甘英很可能也并不是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听说有从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向西北通往罗马境内的佩特拉和帕尔米拉的路（《后汉书·西域传》描述条支“唯西北隅通陆道”一句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安息西界船人”十有八九故意向他隐瞒了这条路线。甘英的中途放弃，更可能是考虑到直通大秦的外交和经济收益抵不上得罪安息这个距离更近的帝国会给汉朝在西域的存在带来的某种潜在的不利，而不是畏惧远途海上航程的艰险。而在帕提亚所掌控的国际贸易和过境贸易当中，卡拉科尼这个位置优越的属国，无疑又获得了得自海陆两方面的更多的利润，那里的κυβερνήτης（船长、舵手或领航员）即“安息西界船人”自然会更积极地阻止甘英与大秦取得联系，试图阻断活跃于印度洋商路西端的另一支线即红海支线上的罗马商人从汉朝官方那里获得直接丝绸贸易的商机。他们的这种变相的市场竞争行为在短期内无疑成功了。
对于甘英被劝阻一事，《晋书·四夷列传》的记述有一定的不同。除了没有提及前往大秦的海路航程以及相应的食物准备之外，当中关于“海中”的说法与《后汉纪》和《后汉书》所记有一个可见的差异：
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对比之下，《后汉纪》和《后汉书》提供的“海水广大”这种关于路途遥远的描述固然可以构成促使甘英放弃渡海打算的理由，但“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与“数有死亡者”除非被当作并列关系的两个分句来理解，否则它们之间无法建立起因果联系，即或大海中远航容易令人“思土恋慕”，但“思土恋慕”不会导致航行者“数有死亡”。《晋书》给出的说法似乎倒是更有逻辑性一些：海中有引发人们思慕的东西，导致航海者心怀悲伤。另一方面，《晋书》与前两书在措辞上又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这暗示着它的史料来源与前两者依据的史料都源于某一共同的讲述。这种讲述最初肯定来自甘英，但在后续传播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变异，而这种变异主要表现在若干细节的省略、文字的重组和语义的曲解。
张绪山敏锐地指出，“安息西界船人”关于“海中有思慕之物”的说法，实际上是古代希腊的塞壬（Seiren，复数Seirenes）神话。这种猜测不无道理。卡拉科尼当时有着一种大众性的希腊化社会环境，尤其是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波斯湾支线终点的贸易重镇狄洛斯即巴林岛在其管辖之下，关乎海洋航行和海港的希腊文化因素无疑会更加受到重视：既然作为航海救难神的狄奥斯库里兄弟在这里拥有神庙，并能够得到具有某种官方背景的人士的尊奉和崇拜，那么作为希腊神话中最常规性的海难制造者的塞壬难道不会经常被κυβερνήται即“安息西界船人”们挂在嘴边吗？在希腊文学中可以见到，塞壬们的甜美歌声会令听见的人快乐，心神游离，变得无知，失忆，萌生死亡的欲念，从而招致海难的厄运。 [9] 这种关于塞壬们用歌声迷惑航行者的描述，与“思慕之物”的说法比较吻合。塞壬也被赋予了悼亡者的形象。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在演到海伦获知丈夫墨涅拉俄斯已死的传闻时，让她唱道：“哦，巨大痛苦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我该怎样地痛哭呢？或是该带着眼泪、挽歌和哀悼去见哪位缪斯呢？哎！哎！长着翅膀的少女们，大地的童贞的女儿们，塞壬们啊，请你们带着利比亚笛子、排箫和竖琴来出席我的哭悼，用泪水匹配我不幸的哀嚎，用不幸陪伴不幸，用悲歌唱和悲歌，请你们送来与挽歌相和谐的缪斯的歌曲。” [10] 不能不说，欧里庇得斯的这段戏文与“往者莫不悲怀”一句也有相当的契合。并且，“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这样一句虚拟式的条件句，又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奥德赛》12.42-43两行讲道，听到塞壬歌声的人“无法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和孩子在身边欢乐”。 [11] 这些情况提示我们，那个劝止甘英的“安息西界船人”也许对希腊文学并不陌生，对像荷马、欧里庇得斯这样著名诗人的作品应当更为熟悉，尤其是涉及到关乎航行安全的海上精灵塞壬的诗句可能更是其耳熟能详的名句。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他在向甘英讲述塞壬神话时背诵了这些诗行，这应该距离事实也不会太远。
在甘英抵达卡拉科尼的三十多年以后，那里的国王任命的管理巴林岛（狄洛斯）的总督是一位帕尔米拉人。当时的帕尔米拉刚接待过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巡访，哈德良除了用自己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为“哈德良奈·帕尔米拉”（Hadriane Palmyra）外，还授予了它自治市的地位。这座曾在塞琉古王国治下为沙漠商队提供饮水的叙利亚小镇，在落入罗马帝国之后发展成为一座举足轻重的丝路贸易中心。帕尔米拉人也淋漓尽致地在丝绸之路上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商业行动力和管理才华，甚至能够凭借自身能力供职于外邦和其他城市。公元131年，驻在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帕尔米拉商人群体在祖国的市场为那位担任狄洛斯总督的同胞树立了雕像，雕像底座上的双语铭文记录了这段故事。其中的希腊语铭文要比帕尔米拉阿拉米语铭文保存得更为完好，大意如下：
此像为亚莱奥斯，他是奈布扎巴多斯之子，萨拉马拉托斯之孙，阿卡达诺斯之曾孙，哈德良奈·帕尔米拉人，担任狄洛斯人（Thilouanoi）的总督，由斯帕西努·卡拉克斯国王麦海尔达特（Meherdat）任命。此像作为授予他的荣誉，由在斯帕西努·卡拉克斯的商人所立。442年克珊狄科斯月。
这位帕尔米拉人及其之前三代祖先的名字均属闪米特语，卡拉科尼国王则拥有波斯语的名字（Μεερεδατης的经典的希腊语转写形式为Μιθριδάτης），但都被赋予了地道的希腊语词尾和变格。铭文在使用希腊语书写的同时，还采用了塞琉古纪年和马其顿立法，这也是希腊化传统的顽固留存，尽管当时马上就要到塞琉古王国灭亡的两百周年。事实上，麦海尔达特正是在此像此碑刻立的公元131年这一年才获得的卡拉科尼的王位，他出身帕提亚王室，与当时的帕提亚国王沃洛加塞斯三世（Vologases III，公元110—147年）是兄弟。之前的卡拉科尼一直由叙斯帕奥西奈斯的后裔统治。公元前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吞并了卡拉科尼，当时臣服于他的当地国王阿塔姆拜洛斯七世（Attambelos VII，公元113/114—116/117年）。第二年图拉真病逝，新即位的哈德良主动放弃了图拉真占领的包括卡拉科尼在内的两河流域。从此时一直到麦海尔达特上台这段时期的卡拉科尼的政治史并不清楚，但正是他在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称王的前两年，帕尔米拉获得了“哈德良奈”即“哈德良城”的新名称。
商队贸易给帕尔米拉人带来了财富和更为奢华的生活。领导或服务于商人和商队，为之提供便利、帮助或保护的各类人士自然也受到了商人、商队甚或城市的答谢和称颂，荣誉授予的方式是为恩主立像和在雕像底座上刻写奉献铭文。铭文通常用希腊语和作为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帕尔米拉语书写，这是当地的两种通用语言。拉丁语从来都没有在帕尔米拉获得广泛使用，它主要局限在军队圈子之内。帕尔米拉市场四周的柱子和作为城市主街的“大柱廊”的柱子上特意装配的石托架承放了大量的这种荣誉雕像。不过，雕像的放置场所还不止本城，帕尔米拉人有时也会在商路沿线的其他城市为某位有过贡献的人士树立雕像。
下面我们会看到一篇较长的雕像奉献铭文讲到，一位“虔敬而爱国”的帕尔米拉人索阿多斯（Soados）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城邦为之树立七尊雕像的殊荣，其中四尊立在城市当中一事在另外两篇年代分别为公元132年和公元144年的铭文中也被提到，另有三尊则被立在两河丝路沿线的贸易重镇斯帕西努·卡拉克斯、沃洛加西亚斯（Vologasias）和根那埃（Gennäe，今Umm el-‘Amad）。这篇铭文正是在最后这一地点发现的。其希腊语版本的纪年残缺，但由阿拉米语版本可知立像时间是在塞琉古纪年457年，即公元145年，这一年距离汉文史籍中记载的自称为大秦王安敦使节的罗马商人到达汉朝还有21年。这批罗马商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分支，即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出红海，横渡印度洋，经由印度，在今天的越南北部（日南郡）登陆后前往洛阳。同样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另一位罗马商人也在他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记录了“金洲”（Χρυσῆ）即中南半岛之北就是出产羊毛、丝（νῆμα）和“赛里斯布”（τὸ ὀθόνιον τὸΣηρικὸν）的“秦”（原文仅出现属格Θινός和宾格Θῖνα，可知词干为Θιν-），尽管他说这些货物是从该国名为“秦奈”（Θῖναι）的最大的城市由陆路经由巴克特拉（Baktra）贩运到印度沿海的，巴克特拉也正坐落在张骞曾经到达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张骞当年在该地区的市场上见到了由印度转运而来的蜀布和邛竹杖。不管怎样，在“大秦王安敦”的年代，帕尔米拉和亚历山大里亚，与遥远的秦奈（洛阳）一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都从高档奢侈品丝绸当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不菲的利润。“安敦”这一汉译显然来自其拉丁语名字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中的Antoninus，而这一名字又袭用自其叔父兼养父的前任皇帝安敦尼的名字Titus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Pius中的一个。正是这位安东尼（安敦）及其养父前任皇帝哈德良，曾经写信表彰过被帕尔米拉授予了树立七尊雕像殊荣的索阿多斯。而嘉奖他的铭文也透露了发生在丝绸之路一个路段上的关涉到商人、商队、商路、商栈、城市、皇帝、总督、城邦、公民的一系列故事，尽管由于书写程式的原因，这些故事没有被展开来讲述：
（457）年……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授予索阿多斯（Soados）荣誉。索阿多斯系波利亚戴斯（Boliades）之子，索阿多斯之孙，泰米萨姆索斯（Thaimisamsos）之曾孙。他虔敬并热爱祖国，在很多重大时刻他真挚而热诚地帮助商人、商队和在沃洛加西亚斯（Vologesias）的公民。这些已经在神哈德良及其子最神圣的皇帝安敦尼的来信中得到了见证，同样在普布利奇优斯·马尔凯卢斯（Publicius Macellus）的公告和他及继任的各执政官级别总督的来信中得到了见证。他被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当时的各商队和各位公民以投票决定和立像的方式授予了荣誉。在曾经因接连持续的善心受过祖国表彰的公民当中，目前只有他被议事会和人民大会认定为值得由公款出资在城邦广场的柱子上为他树立四尊雕像，另在斯帕西努·卡拉克斯、沃洛盖西亚斯和在根那埃（Gennäe）的商队客栈为他树立三尊雕像。他还在沃洛加西亚斯建造并奉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神庙。鉴于其诚信和慷慨，他被委以各种权能……
希腊语铭文中使用的πόλις（“城邦”）、πολεῖται（“公民”）、ἡ βουλὴκαὶ ὁ δῆμος（“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公款”的“公”δημόσιος（意即“人民的”）给人们的印象是，帕尔米拉不仅是个希腊式的城市，而且是个民主制的城邦。事实也是如此，帕尔米拉政治制度上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正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发生的，也是在它发展为一个丝路重镇的时代发生的。甚至希腊政治制度的某些名词也被直接照搬进入了帕尔米拉阿拉米语当中：bwlʾ=βουλή，dms或dmws=δῆμος，ʾrkwnyʾ=ἄρχοντες“执政官”，grmṭws=γραμματεύς“书记员”，hgmnʾ或hygmwnʾ=ἡγεμών“领导”，ʾsṭrṭwmʾ=στράτευμα“军队”。当然，希腊化只是帕尔米拉社会的一个方面，阿拉米语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在帕尔米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另外，作为一个丝路重镇，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帕尔米拉自然也是一个文化荟萃之地。帕尔米拉人的审美取向也不止朝西，朝向地中海，他们还有向东，向其他方向看的趣味。异国情调，像在诸多商路城市中一样，在富庶的帕尔米拉也是受到喜爱和追捧的对象。丝绸显然是富含这种情调的一种商品。帕尔米拉人不仅会转运它，同时也会自己享用它。帕尔米拉墓葬里出土的丝绸残片即为明证。帕尔米拉的西墓地的七座塔墓中发现了两千多片织物残片，属于五百多件织物，年代在公元前9年到公元2世纪中期。织物的纺织材料包括当地出产的亚麻、大麻、羊毛、驼绒以及外地的丝、棉等。这些织物被裁成布块，大多数用于干尸的裹尸布的外层，尤其是被裹覆在头、手和脚部位，少数则被折叠放置在干尸身旁。当中大约有一百件为丝绸织物。技术分析表明，它们绝大多数系用家蚕（ Bombyx mori ）丝织成。其中大约80%完全为中国制造。一小部分是在中国织成后又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或中亚某地添加了刺绣。另有九片则用家蚕丝与羊毛、亚麻等各种纤维线混合织成，它们连同四片全丝织物，是在帕尔米拉当地或其附近地区织造的。这几件全丝织物采用了中国经面织法，而非西方传统的纬面织法。在当地加工的丝绸织物当中，还有一件是用中国丝织成而用腓尼基紫色染料（murex）染成的。 [12] 在中国制造的丝绸织物当中有两个残片还带有汉字铭文，能确切识别出来者，在一个上面的是至少出现四次的“明”字和出现一次的“太”字，另一个上面的是“寿”字、“年”字、出现三次的“子”字和出现四次的“孙”字。这些用字和从语境中推知的它们可能构成的用语，恰与新疆多地出土的多件汉代丝绸织物上的用字和用语一致。 [13] 还有一件汉代织锦上带有希腊化的采摘葡萄的题材图案。 [14] 除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的家蚕丝外，丝织物中还有少量的以野蚕丝为原材料，以往学者对这些野蚕丝的来源并无定论。2022年的一份检测结果表明，其原材料为来自印度的印度柞蚕（ Antheraea mylitta ）丝。 [15]
对帕尔米拉出土的丝绸的技术检测和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讲到的经由印度转运至东部罗马帝国“秦”的出口商品中不仅有成品丝绸，也包括丝线和生丝。 [16] 而《魏略·西戎传》则讲到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戴克里先的限价法令中也对拆丝工的工资有两项规定， [17] 这种工作很可能就是《魏略》记载的大秦拆解中国丝绸重织的第一道工序。事实上，也许很难排除帕尔米拉当地的丝绸织物制造所用的原材料当中含有一定数量从中国制造的丝绸成品拆来的丝线。无论情况是怎样的，帕尔米拉墓葬出土的丝绸织物在原材料来源、产地和再加工地点、制造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多样性，都诉说了帕尔米拉人的多元审美取向和追求新奇的生活情趣。不过，在这一切当中，“中国风”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无论是吹拂着帕尔米拉出土丝绸的“中国风”，还是甘英从卡拉克斯·斯帕西诺带回的变了形的用歌声制造海难的美丽的塞壬神话，在行进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眼里和耳中，恐怕都不会觉得有多新鲜和惊奇：丝绸是他们白天路上奔波或大海航行时最需要精心守护的宝货和财源，神话则在暮色降临后构成他们在酒馆与当地朋友推杯换盏，在客栈与各地同行促膝夜话时的谈资。而对于商队和商船来说，他们每天清晨最需要离开的就是城市或港口（也是城市），但城市和港口又是黄昏时分他们心中最期盼立刻到达的一天的归宿。只有在城市和港口，他们的货物和财宝才能免于路匪或海盗的劫夺，得以安全的暂存，他们才能得到休整、体力恢复和食物、水源等多方面的补给。当然，他们也不会忘了去逛街、购物和欣赏当地各色各样的“西洋景”。而且，或许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西洋景”：他们有着奇特的装束或外貌，他们也会带来新鲜货或者本地没有的新奇的小玩意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就在这种城市间包括商人在内的各类人员流动和相遇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文化间的互动也在悄然发酵：或照搬，或借用，或改造，或并列，或重组，或珠联璧合，或水乳交融，当然也不排除相互对立，甚至冲突，激烈的冲突。
上面我们已与张骞和甘英两个最伟大的汉使为伴，从两个角度出发对公元前后各一个半世纪古代中亚和西亚世界的城市作了一番浮光掠影式的观察：我们先是观看了张骞为我们展示的他在开通丝绸之路的旅程中所了解到的希腊化世界整体的政治形势和城市状况，又追随甘英到达了波斯湾的两河入海口，对纵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丝路两端的两个国际大都市（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和帕尔米拉）做了某些近距离抽样调查。这样的观察尽管粗略，但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公元前4世纪晚期以来中国以西的古代世界的城市时需要重视的若干认识维度。
首先，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巨变和张骞出使西域引发的蝶震，构成了来自经度方向上的两种重塑欧亚世界的历史动力。丝绸之路是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开通的，希腊化时代虽然在欧亚各地陆续结束了，但希腊化本身并未完结，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与希腊化并行甚至携手延续发展的。可以说，丝绸之路是穿行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丝绸之路，而希腊化世界也变成了一个被丝绸商人往返穿梭的希腊化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众多的城市同时具备了双重的属性，它们既是希腊化城市，又是丝路城市。
其次，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明，是一种城市小共同体自治和大帝国统筹管理相结合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以希腊人是否掌握和保有帝国政权为限制，希腊人并不过分在意帝国的统治者是否是希腊人，他们更在意的是统治者是否能继续原有的帝国管理方式和自己城市的自治是否能够不受触动。这种模式的城市文明具有传染性，以至于诸多非希腊人口的城市也采取了希腊城邦式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形式。
再次，丝绸之路是一个国际和平的贸易物流网络，它依赖一系列设施完善的商栈、城市和港口为商贸活动以及商旅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和便利，依赖大范围帝国体系维护境内路段的路政、交通安全和相对稳定。希腊化城市能够很好地承担这个功能：公民自治的政治体制能够为商贸活动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外来商人也能够在城内找到满意的接待住所，获得充足的给养补充。希腊化城市之间包括商人在内的多种人员的交往和友谊甚至可以是跨帝国的。这既是古典希腊城邦外交传统的延续，也部分地得益于帝国对这种传统的包容。帝国的道路和驿站等设施的修建、维护和治安保障，既利于商旅，也是将众多城市和广大乡村整合为一个经济体的手段。城市间的互动也从城邦式自治和帝国一体化的奇妙结合中获得了助推。
复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是跨国的，希腊化文明是一种超越地区政权的国际性文明，希腊化城市之间的若干交往可以跨越国界，一系列成为丝路重镇的希腊化城市也不出意外地发展成了古代国际性的大都市。这是古代经济全球性的一种体现，也是这种全球性的一种结果。当然，古代经济是原始的，但原始的不代表缺乏全球性，否则罗马的老普林尼也不会慨叹说：“按最小数计算，印度、赛里斯人和阿拉伯半岛每年从我们的帝国夺走一亿塞斯特斯（sesterces）。” [18] 只不过，古代全球性的实现方式与近现代不同。商路上的分段贸易和多段的中间商贸易是其主要实现方式，但同一商队或商船贯穿某一路线的长途贸易也是其并不罕见的实现方式。而支持这种古代全球性贸易的要件之一，就是商路和航线沿途众多的国际性城市和港口。海陆丝绸之路上这种性质的城市和港口，很多都是希腊化或具有希腊化历史经历的城市。
又次，希腊化世界丝路沿线的城市和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或拥有希腊化传统的城市，在提供贸易便利的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遇的场域。希腊文化对其他文化通常并不加以排斥，相反，它始终与各地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着不同形式的互动。事实上，希腊化文化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果。而当经过的商路具备了丝绸之路的属性后，一个城市内的文化互动也像绸缎的刺绣一样，当中被刺入了和被绣上了伴着丝绸和其他新商品而来的新文化、新风尚、新价值观和新的审美情趣。
最后，城市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的人口成分和来源通常不会是固态单一的，最小、最次要的城市也会构成它所在小区域内的一个中心，也会从其周边农村地区不断地吸引人口，更遑论国际大都市人口的多族群性和移民的多元性了。城市的文化也因此是包容的，甚至那种文化样貌初看起来仿佛是单一的小城市，其具体的文化内容都不可能是单一来源的。城市的文化组成和组成方式也是动态的，有文化元素的流入，也有文化项目的流失；有文化基因的层累，也有文化传统的漂移；有文化记忆的叠加，也有文化失忆的介入。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也经历了这一切，诸多城市经历的希腊化时代和（或）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化，在城市后续的发展史上或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化作了传统中的一股涓滴细流，或者变成了一种隐性的文化基因，或者仅仅作为深埋于考古底层中的遗迹而被历史彻底遗忘。
以上的认识维度告诉我们，对希腊化世界的研究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书写“一个城市的两个故事”（two tales of a city）的时候了，正如我们从卡拉克斯·斯帕西努和帕尔米拉“两个城市的一个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中窥见的。毋庸置疑，以往对希腊化城市已有丰富的研究问世，甚至还有科恩（Getzel M.Cohen）凭一己之力编写的多卷本指南，对欧亚世界所有希腊化城市的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等全面信息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汇编（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丝绸之路的研究也由来已久，到近几年又发生了最大规模的井喷。在这个领域当中，长期占据主导的是中西交通史的学术传统，以有限的文献记载为对象的考据构成其主流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更早的历史时期，问题讨论经常性地聚焦于对某个国名、族称、地名或称谓的审音勘同。这种方法尽管在早期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单纯地比对语音而不考虑历史情境，其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认识依然在原地止步不前。当然，稍后考古资料的使用对这种方法造成的僵局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补救，尤其是对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的研究，但孤立碎化的研究局面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扭转。当前，一些学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的中西交通史方法的局限，从而尝试从全球史的路径来观察丝绸之路。这种方法论的转向业已展现了一定的突破性。然而，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相当广的空间内所处的希腊化历史情境仍未被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如国际上的希腊化研究至今未能充分关注到其中的丝绸之路的内容一样。这个时空内的古代城市的希腊化和丝绸之路属性也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揭示。正是由于面对着这种问题的召唤，我们决心尝试合作书写一部能够展示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希腊化世界的城市和这些城市在后希腊化时代的古代时段发展全景的历史。
（徐晓旭）
[1] 按照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说法，阿姆河是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分界线，锡尔河是索格底亚那和游牧民族萨迦（Sacae）的分界线（Strabo, 11.8.8, 11.11.2）。本文作者曾在《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国》一文中对巴克特里亚的地理位置作过详细的分析。这里他显然把巴克特里亚视为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地区，北面以希萨尔山、南面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参见P.Leriche,“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1-153.——译者注
[2] A.Foucher, La Vieille Route de l’Inde de Bactres à Taxila , Vol.1, Paris: Les Editions d’art et d’histoire, 1942, p.83.
[3] “地狱纵队”原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杜罗（Louis Turreau）将军在旺代（Vendée）地区采取的消灭保王党人的行动。据估计，仅1794年1月至3月便有16000—40000名居民被杀害。作者在这里用“地狱纵队”可能是指代亚历山大的种族屠杀政策。参见Nicolas Delahaye et Pierre-Marie Gaborit, Les 12 Colonnes infernales de Turreau , Cholet: Editions Pays & terroirs, 1995, p.53.——译者注
[4] 语出Strabo, Geography , 11.11.1,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 of Artemita），历史学家，帕提亚帝国希腊城市阿尔特米塔的希腊人，活跃于公元前130—前87年，著有《帕提亚史》（ Parthia ），已佚。——译者注
[5] A.Sachs and H.Hunger, 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II: Diaries from 261 B.C.to 165 B.C. ,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9, pp.470-471, No.-168, Obv.’A15.
[6] I.Estremo Oriente No.140.
[7] Pliny, Natural History , 6.31.138-140.
[8] Pierre-Louis Gatier, Pierre Lombard and Khalid M.Al-Sindi,“Greek Inscriptions from Bahrain,” Arabia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 Wiley, 13 (2), 2002, pp.223-233, Inscription 3=Jean Marcillet-Jaubert,“Stèle funéraire du Musée de Bahrein,” Syria , T.67, Fasc.3/4, 1990, pp.665-673.
[9] Homeros, Odysseia , 12.39-44; Ploutarchos, Moralia , 745D.
[10] Euripides, Helene , 164-174.关于塞壬的功能，尤其是悼亡功能，请参见王以欣：《塞壬的起源、形象与功能》，《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第10—19页。
[11] Homeros, Odysseia , 12.42-43.
[12] Cynthia Finlayson,“The Women of Palmyra-Textile Workshop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ilk Trade in Roman Syria”，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Symposium Proceedings , 2002, pp.385-397; Marta Żuchowska,“From China to Palmyra: The Value of Silk”， Światowit , ΧI (LII)/A (2013), pp.133-154; Kasper Gronlund Evers, Worlds apart Trading Together: The Organisation of Long-Distance Trade between Rome and India in Antiquity , Oxford: Archaeopress Publishing Ltd., 2017, pp.62-63; Berit Hilderbrandt,“Silk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in Berit Hilderbrandt and Carole Gillis, eds., Silk: Trade and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s between Rome and China in Antiquity , Oxford and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7, pp.71-93; Berit Hilderbrandt,“The Terminology of Silks in Texts of the Roman Empire: Qualities, Origins, Products, and Uses,” Acta Via Serica , 6 (2021), pp.117-140.
[1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in Andreas Schmidt-Colinet et al., hrsg., 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Neue und alte Funde ,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0, S.58-78; 苗荟萃、赵丰：《汉代铭文锦图文研究》，《丝绸》2021年第10期，第75—80页。
[14] Marta Żuchowska,“‘Grape Picking’Silk from Palmyra.A Han Dynasty Chinese Textile with a Hellenistic Decoration Motif,” Światowit , ΧII (LIII)/A (2014), pp.143-162.
[15] Boyoung Lee, Elisabete Pires, A.Mark Pollard and James S.O.McCullagh,“Species Identifcation of Silks by Protein Mass Spectrometry Reveals Evidence of Wild Silk Use in Antiquity,” Scientifc Reports , 12 (2022), p.4579.
[16] Periplous tes Erythras Thalasses , 39, 49, 56, 64.
[17] Edict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 , ΧΧIII.2, ΧΧIV.13.
[18] Pliny, Natural History , 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