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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亲自规划建立了第一座以他之名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此后他在中亚、印度又建立了十几个乃至数十个类似的城市。他的后继者步其后尘，也同样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建立了大小不等、类型各异的数百个城市。三大希腊化王国中，塞琉古王国建城最多，也最集中，主要分布于它统治的腹地：两河流域—叙利亚和远东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地区。
公元前128年，来自中国西汉王朝的使者张骞来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城市众多，大宛有七十余城，大夏也有城邑，还听闻西面的安息也有数百城。
在西方古典作家的笔下，亚历山大建城早有记载，虽不详细，但有迹可循，对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城市数目之多，更是惊叹不已，称其为“千城之国”。
中西记载的吻合证实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建城事实的存在，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些城市的存在。最著名的希腊式城市遗址就是今阿富汗东北方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它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以坎培尔·特佩、塔赫特—伊·桑金和埃尔克—卡拉和吉奥尔—卡拉（属古代木鹿）为代表的诸多希腊化城市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史家所记载的这些城市的存在，而且也证明，这些城市并没有被历史的风尘湮没，其中的一部分在丝绸之路后，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有的甚至发展成了著名的丝路重镇。像亚历山大曾经驻跸过的马拉坎达（即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今阿富汗的贝格拉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坎大哈（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巴尔赫（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巴克特拉），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印度—希腊人王国的都城之一），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塞琉古一世建立），波斯湾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亚历山大始建）、叙利亚的安条克（塞琉古一世建立），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建立）等，都是后来丝路的商贸和文化中心，有的甚至是政治中心。由此可见，希腊化城市与后来丝路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城市既是文明的标志，也是文明的集中地。可以说，没有城市的国家，像游牧民族国家（中国史书中的“行国”），可能存在，但有城市的国家才有可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得到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希腊化文明尤其如此。由于希腊—马其顿人在他们创立的希腊化世界中，只是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他们要有效管理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如此广袤的多民族地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广建希腊人的殖民地或城市，以此来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作为文化辐射的中心，作为使当地人希腊化的融合之地。因此，在希腊化世界事实上就出现两个貌似分离、互不兼容的世界，一个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当地人的世界，一个是以乡村为生存基础的当地人的世界。当然，并非是说希腊化的影响不会触及到乡村，至少官方的希腊语指令、带有国王头像和希腊神、希腊语铭文的希腊化钱币还是会对城市之外的乡村社会传递希腊化的信息。然而，希腊式城市的大量存在是希腊化世界特有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化文明实则希腊式城市文明。虽然希腊化城市的主人或主体居民有可能因希腊化王国的灭亡而改变，但城市本身以及本身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倏然消失的。
也正是这种城市及其文化遗产的延续，才使得它们首先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城市继续存在，它们的文化遗产也可能或者与当地新来的民族所带来的文化再度融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展延伸，丝路商旅、使者、僧人的流动而被带到更为遥远的地方，不论方向如何。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及其信息之所以能够传到中国的中原之地，也正是借助于丝绸之路强大而持久的文化传播能力。因此，希腊化城市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就成为本卷的研究主旨。之所以将城市列于与其并称“三大遗产”的钱币、艺术之前，就是因为城市是它们二者和其他遗产延续、传播、交流、融合、演化的起点和基础。
本卷正文分为两大部分四编十三章。正文之前，设一总论，由本卷主编皮埃尔·勒里什教授和徐晓旭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构成。
勒里什教授是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参与过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和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等遗址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以后，致力于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的希腊化和贵霜城市遗址的发掘近三十年，对当地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历史文化的演变极为熟悉。他所撰写的《古代巴克特里亚史概略》对该地从文明起源、波斯帝国到阿拉伯人到来之前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回顾，特别突出了希腊化时期和贵霜时期该地希腊化城市的兴衰变迁，对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的希腊化城市和丝路重镇的研究提供了广阔且深入的时代背景。
笔者的《丝绸之路与希腊化城市》一文从张骞出使西域见闻中的诸国城市入手，分析了希腊化城市的基本特征，并以波斯湾地区的卡拉克斯和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两座城市为例，说明了希腊化城市向丝路城市转化的原因、背景和途径。通过对巴林、帕尔米拉地区新出土铭文的解读分析，首次向学界揭示了海陆丝路贸易在这些地区的汇合和发展，“一个城市、两个故事”模式的提出就是试图对希腊化城市向丝路城市转型演变的基本路径做出比较形象的概括。
本卷第一编着力于从整体上展现从地中海到中亚和印度这一广阔世界中希腊化城市建立的历史，重点关注位于港口、商路要冲等战略位置的希腊化城市的定位，探索丝路重镇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希腊化城市的营建传统是由亚历山大开启的，他之后各地的历代希腊化统治者更是掀起了一场绵延不绝、波澜壮阔的建城运动。第一、二章从不同的地理空间着手，详实考察了亚历山大、他的继业者及其所建立的安提柯王朝、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的建城活动：第一章描绘的是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图景，第二章则论述了发生在希腊化远东地区即中亚和印度的建城活动。第三章论述了阿塔卢斯王朝统治时期的帕加马王国的建城活动。鉴于有关中亚和西北印度希腊化城市的史料的特点，第四章在宏观考察这两个地区希腊化城市整体历史的背景下，聚焦于由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之后又由它扩张发展出来的印度—希腊人王国（Indo-Greek Kingdoms）中原有及新建的希腊化城市的发展状况。
第二编包括第五和第六章，采用综合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式揭示了希腊化城市的总体特征及其历史演变进程。第五章第一节对希腊化城市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它们有新建的希腊城市（polis）、重建与重新命名的旧城市、军事殖民地（katoikiai）三种不同的类型；再现了希腊化城市的希腊式市政制度和城市布局、建筑等文化面貌。紧接着，第六章从希腊化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商路变动和文化交流等影响变量出发，追踪了希腊化城市的多方面变迁。其中特别关注到了仿希腊化城市这种新城市类型的出现、部分城市向沙漠商旅城市的转化，还从中国史书的记载当中解读了张骞“凿空”所见的希腊化城市。
第三编是对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希腊化城市到丝路城市发展进程的重建。第七章考察了月氏、贵霜时期的希腊式城市遗存，除了原有的希腊化城市外，还对新建或改建城市中的希腊化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八章对帕提亚帝国境内主要的希腊化城市进行了总体论述，并对帕提亚城市的希腊化建筑因素给予了特别解析。第九章聚焦于索格底亚那，对希腊化文化影响下的该地区原有城市、希腊化时期和后希腊化时期的新建城市的希腊化特征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呈现了以城市为载体的希腊化元素传入该地区以及之后发展消融的进程。第十、十一章关注的是罗马的东方。第十章描述和分析了小亚细亚和“黎凡特”这两个希腊化开始较早、程度更深地区的希腊式城市的发展。第十一章的主题是罗马—埃及地区的希腊式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亚历山大里亚和红海地区的港口城市作了逐一而又不失整体性的考察。
第四编的重点是公元3—7世纪希腊式城市与古代晚期丝路重镇的历史演变。第十二章以佩特拉和帕尔米拉、杜拉·欧罗普斯为重点研究对象，呈现了这一时期内东地中海地区希腊化—丝路城市的变迁，分析并阐释了商旅路线的转变和商旅城市的兴衰之间的相关性，之后又追踪了罗马—拜占庭时期（公元330—717年）原希腊城市的历史走向。第十三章以比沙普尔和泰西封为例，回顾了希腊化遗产对萨珊波斯帝国城市的影响，展现了城市建设中伊朗、希腊和罗马风格的融合。
最后的附录中，杨巨平教授提供了他早年发表的关于希腊化城市的两篇文章（修订版），可作为阅读参考。
（徐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