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卷是本系列的第二卷，与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究其原因，与研究对象希腊化城市与丝路重镇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有关。

本人对希腊化城市的关注始于硕士学位论文《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尽管当时研究水平极其有限，资料十分缺乏，但还是接触了一些比较新的国外研究成果，现在仍然历历在目的就是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981）和他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一分册（1984）。其中对希腊化城市的整体概况和最新发掘的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的介绍，使我第一次对这类城市有了一些印象。在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中，又不断了解到，希腊化时期的诸多文化成就和名人巨擘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些新建的希腊化城市，于是便萌生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念头。

毕业后我便开始全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无论如何，还是二手材料居多。1992年我的第一篇关于希腊化城市的文章《论“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化运动》（《城市史研究》总第7辑，全文见附录一）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写成并发表的。若干年后，我再次关注这个课题，是与研究方向的调整有关。我感到，关于希腊化文化本身的研究，自己还是底气不足，主要是文化现象过于宽泛，我过去把它分为六大类（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宗教、自然科学），其中各自还可分为许多小类。我自觉缺乏解读这些零散的、深奥的文献资料的能力，所以还是转向宏观一点的希腊化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互动，切入点就是丝绸之路，正是它的开通，沟通了中国、希腊两大文明的源流。这时，一个早就被希腊人遗弃的城市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前面提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它无疑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希腊化的城市，但其中也有很多东方式的建筑遗迹，或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说明远东之地希腊化城市的多元特征。这就有了《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全文见附录二）一文的发表。但严格说来，这些文章虽然主要依据考古资料，但并非直接使用考古报告，而是从发掘者的一般介绍中获取信息，因此，前面的所谓“研究”只是纸上谈兵。

真正对希腊化城市遗址有了亲身感受，是在2014年的乌兹别克斯坦和2017年的伊朗两次实地考察。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乌考古队领队勒里什（Pierre Leriche）教授（后来应邀担任本项目第二子课题负责人和本卷主编之一）的邀请下，我参加了他主办的“世界文化体系中的阿姆河文明”国际学术会议，并考察了铁尔梅兹周围的多处希腊化城市遗址，包括铁尔梅兹老城和坎培尔·特佩遗址。这两座城市都是希腊人所建，或许与亚历山大有关，至今发掘出土的有城堡、渡口哨所遗迹。站在坎培尔·特佩遗址高地，不远处的阿姆河尽在眼中。这就是亚历山大渡过的奥克苏斯河（the Oxus），希腊人所谓的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分界线。但实际上，古代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控制的地盘远不止于此，一度包括远至锡尔河的索格底亚那之地。

此行我还去了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遗址。此地在亚历山大时期名为马拉坎达，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曾在此驻留。当地还可见到当年希腊人的城堡、马厩以及各种希腊式陶器、钱币。伊朗之行在来自伊朗德黑兰大学、与我合作研究的博士后哈米德礼萨·帕沙·扎努斯（Hamidreza Pasha Zanous）的精心安排下，非常顺利，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几乎走遍了伊朗的主要古代城市和文化遗址。其中埃克巴坦纳遗址给人印象深刻，虽然现在保留的是帕提亚时期的城址，但出土物中的希腊化特征非常明显，如希腊式钱币等。此地是亚历山大两次亲临之地，最后一次是他的密友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病死于此地之时。我看到了他为纪念亡友专门雕刻的石狮，可惜残损严重，只有大致的轮廓而已。在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遗址，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赫拉克勒斯石雕像。这是公元前148年塞琉古王朝为纪念从帕提亚人手中收复失地而作。

本来我们后面还有计划去塔吉克斯坦看苦盏（Khojand，“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塔赫特—伊·桑金遗址，去巴基斯坦看塔克西拉遗址，去阿富汗看阿伊·哈努姆遗址、贝格拉姆遗址，还有土耳其、约旦、伊拉克、埃及等地希腊化和丝路城市遗址，竟然都因长期肆虐的疫情不得不暂时作罢。但疫情前的2019年9月末10月初，我们组织了研究团队的二访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得力于勒里什教授的帮助。这次有徐晓旭教授、董波教授、陈晓露副教授、庞霄骁博士、李毅铭博士等几位成员前往，比我第一次去的地方还多，主要是获取了希腊化时期、贵霜时期城市遗址的第一手直观印象。这些对于本卷研究的深入和扩展无疑大有裨益。

本卷成员近年来都在希腊化城市的研究领域颇有收获。勒里什教授虽然年届八十高龄，仍然在铁尔梅兹坚持考古发掘，并在项目实施期间，两度来南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介绍他在中亚希腊化城市研究方面的成果。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勒纳（Jeffrey Lerner）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远东希腊化史研究专家，现任伊朗伊斯法罕大学的助理教授哈米德礼萨·帕沙·扎努斯则因其特殊的学术背景、语言基础，在帕提亚和萨珊时期希腊化城市和丝路城市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们的加入无疑有助于本卷的研究水平接近国际一流。孙艳萍、张琳、李毅铭三位同学的高水平翻译更是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让中文读者轻松分享，可谓锦上添花，令人欣慰。徐晓旭教授作为本卷主编之一，不仅参与了本子课题的撰写组织工作，而且发挥其特有的古典语言优势，利用铭文资料，在波斯湾丝路城市与贸易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邵大路、王潇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希腊化城市的个案研究或区域研究，如两河流域到叙利亚一线的塞琉西亚、杜拉·欧罗普斯、帕尔米拉、安条克等。庞霄骁、齐小艳、高克冰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与希腊化城市，尤其是与由希腊化城市转型而来的丝路重镇有关。汪世超博士也是致力于城市史的研究。这样的学术训练为他们成功完成承担的章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邵大路和庞霄骁作为本卷的协编，还做了诸多编订整理工作。

正是在各位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第二卷的研究任务。但遗憾之处仍然很多，不仅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希腊化城市和丝路遗址没能够实地考察，而且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也存有疏漏欠缺、各编各章立论深度不一等问题。这些只能俟后加以补救了。

杨巨平
2024年8月23日改定 6EFSxNbpQjjkgjCGPEZNB/eLgzW6LCYrOyHlBWVPT/pznK2TUXOVnt3pQjcYGR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