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四卷《从阿波罗到佛陀》终于完成，确有如释重负之感。原因是，这一卷在申报课题时设想得很完满，至少是顺理成章。但在实际实施之初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主要有二：其一，对于希腊艺术东渐和犍陀罗艺术诞生之间的关系，团队内部需要形成共识；其二，如何在历史背景之下研究艺术的发展，在艺术现象背后发现内在的历史联系和规律，对于由两种专业背景组成的团队成员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幸赖及时的调整和现有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不懈努力，这些问题最后都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在此，谨向本卷的各位作者、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犍陀罗艺术是本卷的核心。它既是希印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和希腊化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得益于丝绸之路东传，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演变。本卷的内容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其中，犍陀罗艺术与希腊、罗马抑或希腊化文化的关系是本卷讨论的重点。

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界已有共识，即与希腊、罗马艺术或以希腊艺术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有关。这个观点最早由法国的考古学家A. 福歇提出，他从1905年起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和论文集《佛教艺术的起源》。 ^[1] 根据在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地的多年考察，福歇认定以古代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是这一艺术的起源地，故将其命名为“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这样的发现和结论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尽管也有来自“印度本土起源论”的反对和“罗马起源论”的挑战，但最终还是“希腊起源说”，或者折中一点，“希腊—罗马起源说”占了上风。关于这一争论，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在中国——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希腊》（《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中已经有所归纳综述。

其实，在我刚刚涉足希腊化文化研究时，也在思考犍陀罗艺术的归属问题。它与希腊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属于希腊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的佛教艺术又是如何与地中海的希腊艺术联系起来的？对我而言，这些都是难解之谜。在当时有限的资料条件下，因为触目所及都是类似说法，也就形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即犍陀罗艺术的本质是以希腊艺术之形表达佛教之精神，是亚历山大东征与印度—希腊人统治印度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直接结果。这样的观点在1993年的《公元前希印文化关系初探》（《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已有所提及：

犍陀罗艺术是希腊人在印度留下的最大遗产与标志。其基本特征是：以佛教为主题，以佛陀为中心人物，以希腊雕塑造型艺术为表现形式，以某些希腊神为创作原型。希腊人到来前，佛教无佛像崇拜。早期佛教纪念物上仅以脚印、菩提树、空王座等象征符号表示佛陀的存在。但到了公元前1世纪，具有希腊特征的佛陀像似乎出现了，这显然与希腊人有关。犍陀罗地区在阿育王时，佛教已经在流行，这时是印度—希腊人的统治重心。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两个民族的了解沟通大大加深。希腊人熟悉了当地的佛教，有的可能像米南德王那样成了佛教徒，印度人则耳濡目染希腊式的城市、建筑、装饰、钱币、语言，并由此熟悉了希腊的神。这种了解沟通是两种宗教、艺术结合的基础。我们不知是希腊艺术家受印度佛教徒之请，还是他们本身就是佛教徒而主动投身于这种创作，但若没有对佛教精神的领悟，他们是不会用他们民族的神阿波罗去表现印度佛教的精神领袖乔达摩·悉达多（Siddhattha Gotama）的，而且即使创作出来也不会被印度佛教徒接受。

犍陀罗艺术属宗教艺术。它的出现与当时的宗教混合主义倾向也是分不开的。既然希腊的神可与印度的神等同，当需要用一位神的形象体现佛陀时，希腊艺术家们自然就想到本民族的神，而且制作这样的神像正是他们的艺术特长。同时由宗教混合主义导致的一神论倾向也促使佛陀的神化、形体化。由于希腊化世界各地宗教混合程度的加深，当时在埃及、西亚乃至印度都出现了一神论倾向。东地中海秘教的盛行与印度教中巴克提思想（Bhakti，对一位精神导师或人格神的虔诚崇拜）的出现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在这种宗教气氛下，不论是印度的还是希腊人佛教徒都感到有必要把作为教主的佛看作最高的神，对他加以崇拜，从而获得恩赐。对希腊人而言，神人同形同性，最高的神也即最完美的人，希腊的阿波罗神就是佛陀的理想替身。佛陀由人到神，再由抽象神到具体人的过程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从此，有关佛的一切故事都成为希腊雕塑家的题材，希腊式的建筑风格、服饰、人物形象都运用于这些题材的雕塑之中，犍陀罗艺术从而诞生。

犍陀罗艺术的诞生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从本质上讲，它不只是一次艺术变革，而且是一场宗教革命。它是以崇拜偶像为特征的大乘佛教的先声，并随着它的形成传播而发展、演变。

至于犍陀罗艺术产生的时间，众说纷纭，争论的范围在公元前1世纪到贵霜时期，甚至在贵霜之后。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公元前1世纪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它与希腊化世界后期宗教发展趋势相吻合，与希腊人印度化，开始皈依佛教的背景相适应，而且有在阿富汗比马兰村（Bimaran）发现的圣物盒（relic casket）上的佛陀立像为证。 ^[2] 虽然犍陀罗艺术的辉煌期在公元之后的贵霜时期，罗马时代的艺术风格对它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笔者同意西方史学家塔恩的意见：把犍陀罗艺术定于希腊人的消失和希腊影响在印度的结束之后是不可能的。争论的焦点不在风格、石雕，而在于一种思想观念的起源。 ^[3] 犍陀罗艺术就是希、印两个民族宗教观、艺术观结合的产物。

如果我不注明此文发表的时间，可能读者还以为这就是现在本卷的观点，但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一是个人的看法由朦胧、从众变得比较清晰，也有了一些所谓的“己见”；二是诸多国内外艺术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本卷的写作，带来了学界最新的研究信息和他们最新的研究心得。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本卷的主编之一、第二编两章的撰写者、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彼得·斯图尔特（Peter Stewart）教授。斯图尔特的专业是罗马艺术史。正是出于对犍陀罗艺术中的罗马艺术因素的研究兴趣，他才转向了这一个课题的研究，并在英国申请了两项基金会资助，主持了名为“犍陀罗联系”（Gandhara Connections）的国际合作项目。我和斯图尔特教授的相识，始于2016年4月在英国雷丁大学举行的第一次“中亚希腊化”国际会议，当时我就想邀请他参与本项目。但对于这么一位世界名校的著名学者，我还是不敢抱有过多的期望。随着联系越来越多，我尝试向他发出了邀请。没有想到他当即回复，表示同意承担子课题负责人的重任。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合作。

斯图尔特的加盟，使得第四子课题能够在国际知名专家指导下推进，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啊！从此第四子课题的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进入了快车道。他完全同意我们最初的设想，也同意我关于希腊和罗马艺术及其与希腊化艺术关系的基本观点。我们达成了共识：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属于广义上的希腊化艺术范畴，因此，后来的罗马人带来的艺术也属于希腊化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犍陀罗艺术起源于希腊艺术还是罗马艺术，都与希腊化艺术有关。而且他在强调罗马艺术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不否认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时期的希腊化艺术及其遗产对犍陀罗艺术起源、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关于希腊罗马艺术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不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而是后者借用、改造了前者。这种观点与我们整个项目的文明互动互鉴、互惠互利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总之，学术观点的认同和包容，使得我们的合作十分顺利，且富有成效。他两次来南开，或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和项目的工作会议，我也应邀参加了2019年他主办的以“犍陀罗艺术的全球联系”（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āran Art）为主题的第三次项目学术研讨会。 ^[4] 现在第四卷中由他撰写的两章（赵家田译），就是他对于犍陀罗艺术起源的回应。

本人的视野、观点也在这些年的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中有所扩大、深化。第一，不再把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单向地、大而化之地归于希腊，而是改为：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塞琉古王国与印度的联系，孔雀王朝时期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传播，尤其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存在及其在印度的扩张，印度—希腊人在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希印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印度—希腊人对佛教文化的认同和对佛教本身的皈依，加之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对印度—希腊人希腊化遗产的接受（如继续发行有王像和神像的钱币），甚至存在于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艺术流派，都有可能推动以阿波罗为佛陀原型的、具象化的新佛教艺术的诞生，因此，犍陀罗艺术的希腊起源说可以成立。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贵霜时期，由于海上丝路的开通，一部分希腊人或希腊化的罗马人，或者希腊化的罗马艺术品通过海路（或者陆路）来到了印度，从而激发了犍陀罗艺术的二次发展或首次繁荣。我们在哈达看到的此时的佛像和其他佛教人物形象比之前更接近于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有的佛教装饰，如小爱神肩扛花纲的图案显然来自罗马帝国初期的石棺图案，佛陀的服饰上也可看出罗马托加（toga）的影子。因此，罗马艺术的影响也是真实的、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但如前所述，它仍然属于希腊化艺术的范畴。

希腊化艺术本身的起源、发展以及后来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演化，也是本卷重点探讨的内容。在子课题负责人之一、本卷执行主编董波教授的指导下，徐朗、余琛瑱、汪璐、张龙海几位博士承担了具体的撰写工作。

董波教授多年来从事艺术史研究，学术底蕴深厚，又兼任所在单位学报的编辑，对于全书内容的调整补充、文字表述和图片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超常的心血和精力。

余琛瑱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艺术史，相关内容的撰写自然非他莫属。他在希腊留学多年，有天时地利之便，利用了诸多国内难见的外文资料。徐朗博士撰写了希腊古典艺术向希腊化艺术转化、过渡的有关章节。汪璐博士对犍陀罗艺术后期的发展及其在中亚的传播和演变作了梳理。张龙海则深入分析了提利亚·特佩出土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揭示了中亚草原丝路艺术与希腊化艺术的密切联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捷克考古学家斯坦科博士的参与。我与他以文会友，多次在德国、英国、乌兹别克斯坦、捷克的学术会议上相见。他欣然应邀参与本项目，并提供了自己新近出版的专著《希腊神在东方》供本课题编译使用。此书图文并茂，对所有希腊化时期传入中亚甚至印度的希腊神（含罗马化的或与其他地方神混合的神）逐一作了描述，勾勒出一幅浩浩荡荡的希腊神在中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流传、演化的图景。编译者赵团团博士撷其精华，将其汇编为《“希腊化远东地区”的希腊神图像及其演变》一章。

总之，希腊化艺术与犍陀罗艺术的关系、犍陀罗艺术在丝路的东传是本卷的重点，但希腊化艺术与包括草原游牧民族艺术在内的东方各地艺术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也在本卷中得到了相应的关注。本卷和其他各卷一样，既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也是专题性的个案研究，各部分、各章节既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各自的重点，甚至个别观点和材料解读的不同也在所难免，这是特别需要读者理解的。

杨巨平
2024年6月5日改定

[1] Alfred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1905, 1918 and 1922; A. Foucher,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and other Essays in Indian and Central-Asian Archaeology , Paris: Paul Geuthner, 1914.

[2] 同时发现的还有阿泽斯二世（Azes II，约公元前35/30—前12/公元10年）的四枚钱币。即使是后人仿造（约公元60年），也不能否认一个成熟的佛陀艺术形象肯定会有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因此，佛陀形象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斯基泰人时期就已经出现。参见Elizabeth Errington and Joe Cribb with Maggie Claringbull, eds.,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of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p. 186-192. 【补注】此前学界以第一位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公元前85—前60年）钱币上的疑似佛陀坐像作为佛陀形象出现的例证。但其说争议较大。“佛陀说”见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399-404.“国王坐姿说”见Elizabeth Errington and Joe Cribb with Maggie Claringbull, eds., The Crossroads of Asia:Transformation of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 pp. 47,63；［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艺术》，陆水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6—98页。“完全否定说”见 J.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79-80；［英］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三卷本），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95页。在我看来，坐姿说可能更为合理。即使不是佛陀，他的坐姿还是对后来的佛陀坐像提供了模仿借鉴的可能。

[3]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 pp. 395-396.

[4] 发言稿后来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Juping Yang, “The Sinic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Some Graeco-Buddhist Gods in China,” in Wannaporn Rienjang and Peter Stewart, eds., The Global Connections of Gandhāran Art.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the Gandhāra Connections Project , University of Oxford, 18th-19th March, 2019, Oxford:Archaeopress Publishing Ltd., 2020, pp. 23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