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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关于西域的确切记载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此后，正史中含有西域的内容成为定例。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直在延续，在变化，历朝历代对西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本章之所以集中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是因为这些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与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后）、希腊化世界（最大时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最为接近，甚至重合，因而有可能留下了关于这些曾经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希腊化王国及其城市的记忆或传闻。
汉代以后中国方面关于葱岭之外西域各国的记载，大致以司马迁《大宛列传》为基础。《史记·大宛列传》的资料主要来自张骞归来给汉武帝的报告，是第一手实地考察的结果，可信性、准确性最大。张骞辗转十年抵达中亚腹地之时（约公元前129—前128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显然已不存在，但他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事实上就是原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控制或影响之地，境内的那些著名城市多与原来统治此地的希腊人有关，也可以说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大宛的大致方位在今费尔干纳盆地，是张骞趁匈奴内乱出走之后的第一站。大宛之名应该与希腊人有关。“宛”在《史记·大宛列传》“索隐”中音注为“於袁反”，即“Yuan”。这个“Yuan”有可能来自波斯语或印度梵语中表示希腊人的Yauna、Yavanas或Yona。
大宛原为希腊人统治之地由此可见。大宛国王早就知道中国，欲通而不得，见到汉使来临，自然十分高兴，愿意与汉廷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派向导带张骞去康居。张骞应该到了大宛的都城。遗憾的是，《史记·大宛列传》中多次提到大宛，却没有提到都城的名字，只用“王城”代之。但在《汉书·西域传》中，明确提到大宛的都城是贵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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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个贵山就是那个“王城”，就是大宛国王接待张骞的地方，也就是李广利后来征伐大宛时断其水源的那个国王所在地——宛城。
那么，这个贵山又在何处呢？学界一般认为，贵山就是现在塔吉克斯坦的 苦盏（Khojand，一译俱战提）之名的谐音。考察苦盏所处的位置，它很可能就是或接近于亚历山大在锡尔河（Syr Darya）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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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位于费尔干纳（Fergana）盆地的西端，建于公元前329年，主要是为了防范河对岸的那些斯基泰（Scythia）游牧民族。临河而建似乎也与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的记载暗合。亚历山大攻打的居鲁士城（Cyropolis）也是从城外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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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亚历山大里亚是否就在居鲁士城的基础上重建，史无明确记载，但在其附近则确定无疑。此城应该是一座新城，后来在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公元前305—前281年在位）时得到重建，史称“斯基泰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schata in Scythia）或“斯基泰的安条克”（Antioch in Scyt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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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该城的早期遗址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但希腊化时期的钱币和陶器已经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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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是康居。张骞笔下的康居本是个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行国”，即游牧民族。但此时应该已经定居，有了固定的方位：“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不知当时大宛与康居、大月氏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微妙之处。就张骞的直接目的地而言，大宛王应该直接送他去西（南）
面的大月氏，但却舍近求远，先到大宛西北方向的康居，然后由康居“传致大月氏”。或如余太山先生所言，当时索格底亚那役属康居，故先遣张骞到康居。
后来汉军围攻宛都城时，康居就驰援而来。
两国或为友邦，但未必是“役属”关系。另外，既然康居“南羁事月氏”，那先把张骞送往大月氏的属国，再由其转送大月氏也有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与张骞之时康居的都城所在地可能也有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今日之苦盏即大宛的王城、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所在地，那它西面的最大城市应该就是波斯帝国时期索格底亚那的首府 撒马尔罕（Samarkand，“石头城堡”之意，此城名沿用至今），希腊人称之为 马拉坎达（Maracanda）。张骞提到的康居应来自Maracanda或Samarkand的谐音，或取二者的后半部分发音，他应该是以城代国。
亚历山大曾在此驻跸，酒后刺死好友 克雷塔斯（Creitus）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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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此地建立城堡，驻军设防。城堡有城墙、城门，还有一个大粮仓，储有小米和大麦。这些粮食或从当地居民中征收而来。法国考古学家葛勒耐（Frantz Grenet）认为，希腊人在此地的存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亚历山大开始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第二阶段是欧克拉提德统治时期（Eucratides，约公元前171—前1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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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学者否认希腊人统治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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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张骞抵达康居都城的时间应该离希腊人的撤出并不遥远。他抵达的应该是泽拉夫善河（Zarafshan River）畔的撒马尔罕。如果要从大宛去大月氏，撒马尔罕是必经之地，因为通向大月氏所在地“妫水北”的铁门关（Iron Gate）就位于撒马尔罕以南的希萨尔群山之中。这是古代连通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主要关隘，由此南下，最为便捷。张骞从大宛经康居去大月氏，必然要经过康居的管控之地。所以先到康居，再到大月氏。当然，三地之间能够互相联系，说明彼此之间不仅毗邻接壤，而且关系密切。这或与它们曾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部分有关，也或与它们曾被大月氏借道或征服有关。张骞的这条路线应该与大月氏“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的路线相似。张骞后来抵达的大夏显然不在大宛的西面，而在西南。这里的“西击大夏”实际暗示了西面的康居当时也是巴克特里亚—大夏的一部分。康居“南羁事月氏”当与此有关。
第三站是大月氏。此时的大月氏已经在妫水北定居建都，张骞在此见到大月氏王。但这个都城或王庭位于在何处，什么名称，张骞均未提及。有的学者将《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这个王庭所在地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月氏都城监氏城相等同，提出了多种假设，其中认同度最高的有三个城市：阿姆河北岸的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距离阿姆河之北约120公里的 帕雍·库尔干（Payon Kurgan，西距铁门关12公里）和苏尔汉河（Surkhan Darya）上游、距阿姆河之北也是约120公里的 卡尔恰扬（Khalch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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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下，坎培尔似乎可能性较大。此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南端，与阿富汗隔河相望。此地是亚历山大当年从巴克特拉（Bactra）出发到索格底亚那的渡河之处，现存有希腊驻防军的城堡遗迹，有学者认为它有可能就是 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x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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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人要征服大夏的全部领土，就必须渡河向南；而且要统治阿姆河两岸，选择临河之地作为都城或统治中心也符合常理。或许，此地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之一。大月氏当时位于“妫水北”的王庭如果在此，那张骞也一定是由此渡河去大夏的。但是，当时附近同为希腊军队驻地和阿姆河渡口的还有一处，即铁尔梅兹（Termez）古城。该城在月氏—贵霜时期发展迅速，建有大型的宫殿、城堡、佛教的寺庙。此地离坎培尔仅30公里。从城址的成倍扩大和出土的宫殿遗迹来看，此处作为大月氏王庭所在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至少作为贵霜帝国时期的都城之一是可以肯定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铁尔梅兹城繁盛的同时，坎培尔城却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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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也反映了月氏—贵霜人统治中心的转移。
大夏是张骞西域之行的最后一站。当时的大夏都城是蓝市城。大夏此时虽然已经被大月氏征服，但还是保持了藩属的地位。根据张骞亲眼所见，它“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说明此时大夏不仅失去独立，也失去统一的王权，处于据城自守、分裂割据的局面。虽有都城，但无王庭。所以，张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只好“留岁余”后返回。张骞一定去过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他注意到了大夏人“善贾市”，特别提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在市场上还见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蜀布”。
可见他观察得很仔细、很深入。这个妫水南的大夏实际上就是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此时不复存在，但一些希腊人城市或小城主残留，大概也是可能的。张骞应该是和他们有过接触的。至于这个蓝市城，学界一般认为应该就是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也就是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城（Balkh）所在地。此地确实有古代城堡的遗迹，而且近年在附近的 扎尔伽兰·特佩（Zargaran Tepe）发现了希腊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柱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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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拉作为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至少之一，应该没有疑问。但张骞是否在东返途中，经过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另外一个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遗址呢？此城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化城市，城中有希腊式的体育馆、剧场、柱头、雕塑和造币场，还有希腊语石刻铭文和希腊语文献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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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位于阿姆河与 科克查河（Kokcha）的汇合处，是从大夏通往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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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是从大夏启程“并（傍）南山”而归，古代山区的道路一般都是沿河道而行，张骞沿阿姆河东行经过阿伊·哈努姆是完全可能的。此城当时虽然也被希腊人王朝遗弃，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可能还有希腊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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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是东汉时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所记年代下限是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其中《西域传》所记最后的年代是地皇四年（公元23年，“西域因绝”之时）。此时距张骞出使和司马迁《史记》成书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西域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了解范围大为扩大，也更为详细。张骞之时的传闻之国，这时有的与西汉政权建立了明确的外交关系，有的则是汉使或中国商人的亲临之地。西域的信息随之而来。班固撰写《西域传》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他的弟弟班超长期经营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73—102年），他有可能从其弟那里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汉书·西域传》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史记·大宛列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两个重要的国家——罽宾和乌弋山离。
按照班固的记述，罽宾“王治循鲜城”，大致方位在葱岭以南的犍陀罗（Gandhara）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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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超过这一范围，应是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包括今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地区。罽宾的方位也有“克什米尔（Kashmir）说”。此说受到钱币学家 西尼尔（R. C.Senior）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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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克什米尔是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只有一面与犍陀罗地区相通。因此，笔者倾向于将罽宾泛指为犍陀罗地区。当时的汉代使节不可能像现在的地理学家对地域划分那么精细，只是个大致的概念而已。但克什米尔谷地属于大犍陀罗地区的范畴，是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或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控制或影响之地，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循鲜之方位，有学者认为是塔克西拉（Taxila）。
更早有学者认为是喀布尔或 加兹尼（Ghaz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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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取决于罽宾方位的最终确定。如果定位于犍陀罗地区，那塔克西拉就最有可能。此地的斯尔卡普（Sirkap）遗址就有印度—斯基泰人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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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罽宾及其都城都在印度西北部，也就应当在原来印度—希腊人控制的范围之内。
按照《汉书·西域传》，罽宾本是被大月氏驱逐的塞人（Sacas，印度—斯基泰人）所建。但它却有可能与当地的印度—希腊人王国发生关系。他们的钱币就是希腊式钱币的一个变种，“文为骑马，幕为人面”，
与曾经统治此地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的钱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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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罽宾和西汉王朝、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据《汉书》：
自武帝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首先，罽宾与汉廷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但这种关系变化莫测。中国方面积极介入罽宾事务，但往往不得好报，原因就在于其地“绝远”，罽宾有恃无恐。其次，就罽宾本身而言，先是内部发生王位更替，随后又因新王谋害汉使，促成汉使与另一位容屈王子联合，杀其王，夺其地，致使江山易主，罽宾成为汉属国。这三者中只有这位容屈王子阴末赴的身份是个难解之谜。据希腊化史专家塔（W. W. Tarn）的考证，这个“容屈王子”是希腊人城主赫尔迈欧斯（Hermaeus/Hermaios）。理由是：罽宾是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以南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容屈是“Yonaki”的音译，即“希腊城”之意。此城即Alexandriakapisa城。阴末赴是此城国王之子赫尔迈欧斯。乌头劳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在印度西北部称王的塞人斯帕莱利斯（希腊语名Spalyris，佉卢文名Spalahores）。他在钱币上曾自称“国王的兄弟”（αδελφoυ τoυ βασιλεωs）。乌头劳之名当由“αδελφoυ”（adelphou）误译而来。 [21] 若此，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人王国则和中国的汉朝政府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但这只是一种解释，其中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呢？
首先，不论乌头劳之名是否为文忠的误读，塞人在公元前1世纪进入印度西北部确是事实。根据现有的钱币资料可知，塞人可能分两支进入，一支是中国史书所说的南越悬度进入罽宾地区的塞人，首领是毛伊斯（Maoes，约公元前95/85至前60—前57年在位），他和他的家族统治的地区初期大致在今克什米尔、斯瓦特（Swat）、哈扎拉（Hazara）一带。大约与此同时，另一支塞人从西北方向经喀布尔进入印度河地区，首领是沃诺尼斯（Vonones，公元前85—前65年之间在位），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犍陀罗和旁遮普（Punjap）。他的钱币有个特点，就是与家族成员共同发行，因此，在他的钱币上，他的兄弟、侄子都留下了名字，他们也或是他的副王。 [22] 这个自称国王兄弟的Spalyris的名字首先就出现在沃诺尼斯的钱币上。因此，Spalyris在位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后。这个时间与《汉书·西域传》记述的乌头劳及其子与汉发生关系的时间大致吻合。但这时还有一位同时代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Spaliris在其钱币中也自称国王的兄弟（βασιλεωs αδελφo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沃诺尼斯的钱币上。因此，如果我们认可塔恩等人的“乌头劳—Adelphou”说，那实际上乌头劳对应的国王就多了一个选项。他们中有的也独立称王，如Spaliris就自称“大王”“王中王”。可能正是在沃诺尼斯家族统治时期（下迄约公元前45年），罽宾和汉朝发生了直接的外交关系。 [23] 这与《汉书·西域传》所记“塞王南君罽宾”，“武帝始通罽宾”，还是比较吻合的。
其次，容屈王子阴末赴与赫尔迈欧斯的认同似乎也有可能，后者的希腊语发音（Ἑρμαῖoς）和前者的汉语发音（Yin mo fu）的确有近似之处，但由于汉与罽宾的官方接触主要发生在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期，因此与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hci）确定的赫尔迈欧斯在位年代（约公元前90—前70年
[24]
）似乎不符。但根据钱币资料，赫尔迈欧斯当时是印度西北部统治时间较长、控制区域较大的一个印度—希腊人国王。一般认为，他属于欧克拉提德家族，控制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罗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地区，首府是“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即《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毕试（Kapisa），
今阿富汗的贝格拉姆（Begram）。欧克拉提德发行过一种钱币，正面是国王的胸像，反面是一位戴塔楼状王冠（Turreted crown）的女神坐像，两边的佉卢文铭文是“Kavisiye nagara devata”，即“Kapisa”的城市神（the City-Deity of Ka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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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钱币显然表明了他对该城的占领。此城位于喀布尔以北60多公里，是大犍陀罗地区的一部分，或属于罽宾，或与罽宾为邻。赫尔迈欧斯在位时如果确实还控制着此城，他与罽宾发生交集并控制该地区是有可能的。他的钱币被这批印度—斯基泰人在喀布尔河流域仿制并带到犍陀罗地区应该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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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是帕罗帕米萨代地区最后一位印度—希腊人国王，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容屈王子是位希腊人，那赫尔迈欧斯就是可能的人选之一。不论文忠扶植他还是别的印度—希腊人国王占据罽宾之地，公元前1世纪的中原王朝无疑和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控制下的印度西北部有了直接的接触，只是对于对方的真正身份还不十分了解而已。
乌弋山离是班固提到的丝路南道终端的一个国家，一般认为是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南和伊朗西南部以塞斯坦（Seistan）、坎大哈（Kandahar）为中心的接壤地区，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亚（Arachosia）和塞斯坦。乌弋山离或为塞斯坦都城“Alexandria-Prophthasia”中“Alexandria”的汉文音译。
阿拉科西亚也有一座名为Alexandropolis的通都大邑，是希腊式的城市，应该就是亚历山大在此地建立的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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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西多尔（Isidore）的时代（公元前1世纪末期），它属于帕提亚人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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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弋山离是Alexandria的谐音，这个Alexandropolis更有可能是乌弋山离的来源，因为它更接近于东北方向的罽宾，也是《帕提亚驿程志》中的终点站。在班固看来，此地的钱币比较特殊，“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
其实，这种钱币恰恰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钱币的类型之一，是贵霜无名王（The Nameless King，“Soter Megas”）钱币的基本类型。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中最典型的是“国王头像／骑马的狄奥斯库里兄弟”类型，出现于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约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和狄奥米德斯（Diomedes，约公元前95—前90年在位）的钱币上。这两个国王的统治范围都包括阿拉科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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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国王头像／国王骑马”型，出现在菲罗克塞诺斯（Philoxenos，约公元前100—前95年在位）和希波斯特拉图斯（Hippostratos，约公元前65—前55年在位）的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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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罗克塞诺斯时期统一了包括阿拉科西亚在内的印度西北部。钱币学家西尼尔认为，《汉书·西域传》关于乌弋山离钱币的描述很可能来自菲罗克塞诺斯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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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斯特拉图斯的统治区域在西旁遮普，可以排除。这些钱币类型中，有的发行于汉武帝即位之前或即位后不久，与汉廷和罽宾、乌弋山离频繁交往的时期相距较远，但钱币一旦发行出来，就会长期流通，因此，这种“国王头像／骑马”型钱币有可能被后来的汉使所知，“文为人头，幕为骑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关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事原则，作者范晔（公元398—445年，南朝宋人）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这就是说，只要以前班固记过之事，本传不再赘述。与前不同者才是本传记述的重点。本传的资料来自班超之子班勇。
班勇子承父业，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至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两度进入西域。他对葱岭之外西域各国情况的了解程度可能不如其父，但还是补充了不少新的见闻，尤其是甘英带回的关于大秦、安息、条支的资料。
公元1、2世纪之交，西域的政治格局与公元前1世纪相比已经大为改观。其一，东地中海的塞琉古王国和埃及托勒密王国（Ptolemic Kingdom）都被罗马（Rome）吞并。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一线成了罗马帝国与帕提亚（Parthia，安息）帝国的相持之地。其二，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人、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建立的小王国被来自巴克特里亚的贵霜人（大月氏五翖侯之一，后统一其他四部，国号贵霜）所取代。罗马、帕提亚、贵霜成为欧亚大陆和汉代中国比肩并立的三大帝国。除汉帝国之外，帕提亚、贵霜（Kushan）和罗马帝国都包括了以前希腊化王国的属地。因此，有关的信息在《后汉书》中还是有所体现。
比如，它提到“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条支首次出现于《史记·大宛列传》，位于安息以西。当时安息以西只有塞琉古王国，所以，将条支视为塞琉古王国都城安条克（Antioch/Antiocheia）的谐音也比较合理。这时作为塞琉古王国转称的“条支”国已不存在，它的国土或归于安息，或归于罗马，但作为城市的“条支”（安条克）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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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地以远的四万里外诸国，只能是东地中海沿岸国家。这些都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范围之内。他们不远万里，前来贡献，自然带来当地的出产。
至于“皆来归服，遣使贡献”的所谓“远国蒙奇、兜勒”，
学界说法颇多。争论集中于两点：一是蒙奇、兜勒是一国还是二国，二是它或它们位于何方。《后汉书·和殇帝纪》说是二国。多数学者同意此说。主张一国者认为蒙奇、兜勒应是Macedonia的对音，即马其顿。二国实为二区，是马其顿境内的两个地区（杨共乐）。
主张二国者说法较多，有“马其顿、推罗（Tyre）”说（林梅村）；
有“马尔吉亚那（Margiana）和大夏（吐火罗，Tukhara）”说（余太山）；
有“濛池、怛罗斯（Taras/Taraz）”说（Joh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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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勒还有“色雷斯（Thrace）”说（莫任南）。
如果依据马其顿、推罗、色雷斯等说，它们就有可能是所谓的四万里之远国。但若依从他说，则是指中国西域周边地区的国家。据《后汉书·和殇帝纪》，这二国曾“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就其请求内附，并接受表示臣属、封国的金印紫绶而言，它们应离中国不远。否则，如何内附？葱岭之外，汉代有记载的被“授印绶”的西域国家仅罽宾一例。
但罽宾与汉西域都护辖地是近邻，由汉使扶立。以此而论，蒙奇、兜勒应是周边小国，在中国政治势力影响范围之内。因此，其方位不可能远在地中海地区。有的学者以“远国”作为“蒙奇、兜勒”为“马其顿、推罗、色雷斯”的依据，但“远国之说”值得探讨。且不说本传并未明确说这二国是在“海濒四万里之外”，就是所谓的“远国”也不一定就是在条支、安息以远。《汉书·西域传》中把汉帝国近邻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都列入“绝远”之国。
可见，远国的概念是相对于中原而言，汉帝国辖地之外的葱岭以西以南，大概都属“远国”。这些远国大多都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范围之内。
本传关于安息的记述中，有一个甘英西行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被安息西界船人劝阻的故事，学界颇为重视。这是汉代中国使者西行的极限。尽管关于这个“条支”的方位还不确定，但位于安息以西、临海无疑。所谓“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
可为证。甘英西行之时（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的安条克只是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个大城市或首府而已，已非独立之国。传文称“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这反映的恰恰是一个临海城市的地理位置，非深入其地，难以有如此详细的描述。甘英应该亲临过此城。
据斯特拉波（Strabo），奥龙特斯河上的安条克城（Antioch on the Orontes）是一个海滨城市，奥龙特斯河沿城而过，向南流向大海。出海口附近有一个港口城市，也名为塞琉西亚（Seleucia）。此城距出海口40 stadia（1 stadion约合185米），约7.4公里，距安条克城120 stadia，约22.2公里，从海口溯流而上到安条克，也就一天的航程。安条克城由“胜利者”（Nicator）塞琉古一世首建，后来发展为四城之都（tetrapolis），由四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内墙和共同的外墙。这就意味着，城市有不同的街区，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它是国王的王宫所在地，在地位或规模上与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上的塞琉西亚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相差无几。 [34]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安条克的主城区在奥龙特斯河东岸的台地上，包括河中心的小岛。罗马时代虽几经扩大重建，但总的格局没有变化。小岛上的宫殿始建于塞琉古一世时期还是罗马帝国时代，难以确定。岛上有该城唯一的竞技场。公元115年大地震时，图拉真（Trajan）皇帝曾从附近的一个屋子逃到竞技场避难， [35] 可见此时岛上还有宫殿存在。三座桥跨河而过，将小岛与主城区连接起来。 [36] 安条克地区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冬季多雨，夏季干旱，空气湿润，年平均气温在15—20摄氏度之间，有利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奥龙特斯河的右岸是肥沃的阿穆克（Amuk）平原，种植小麦、大麦、橄榄和葡萄，橄榄油、葡萄酒也就成了此地的特产。此地也是动物的乐园，出产狮子、老虎、鹿、鸵鸟和犎牛（humped oxen）。 [37]
这些文献和考古结论显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关于条支的记载有所接近。据《史记》，条支“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据《汉书》，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汉书》虽与《史记》雷同，或许照搬而来，但也说明信息来源没有变化，而且这些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出产等在一般情况下，短期内不会发生突变。《后汉书》的描述最为详细，且和该城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比较相似。安条克依山沿河而建，最初的城小一些，周长仅有7.5公里，但后来城区扩大，周回40里也有可能。
[38]
河中有小岛，岛上有王宫，有桥通对岸陆地，也与“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有暗合之处，“土地暑湿”与当地的地中海气候显然有关。当地的动物新加了“师子、犀牛、犎牛、孔雀”，不知是野生还是驯养。这些似乎都是古代印度的特产。《汉书·西域传》中的“罽宾”“乌弋山离”篇，本传的“天竺”篇中都有所记载。
此处信息混淆也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新加的信息是如此详细、具体，一定来源于转述者的亲身观察或耳闻。甘英有可能到达了条支城。此时的安条克城虽然早已不是塞琉古王国的都城，但它还是罗马叙利亚行省的首府，称其为条支国城也有情可原。他所面临的西海应该是地中海。
该城“波斯湾—条支”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时的波斯湾确实可以看作安息的西界。此西海也就只能是波斯湾及其以西的大海了。更为重要的是《后汉书·西域传》提供了一条丝路南道向西南方向的延长线，即自乌弋山离（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尽管古代马行一日与人行一日有多大区别不详，但人行的代步工具也可能是马。这个资料的关键词是“西南行”。乌弋山离，前文已知是在现在的坎大哈一带，由此西南行的终点只能是波斯湾。《汉书·西域传》也说，乌弋山离“西与犂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但又说乌弋山离“绝远，汉使希至。……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可见，班固之时，对条支的大致位置还是了解的，但如何抵达语焉不详。《后汉书》的材料来自班勇，那至少在班超、班勇父子的时代，他们已经获悉了抵达条支的路线。这是否与甘英西行大秦的实际路线一致，不得而知。不过，如果这个“西南马行百余日”可至的“条支”确实是在波斯湾，那甘英原计划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再经陆路到大秦（犂鞬）也有可能。这一线相对于伊朗高原的北线，可能要艰难一些。但亚历山大当年从与印度回军时，就是派他的部将克拉特鲁斯（Craterus）带领一部和大象经阿拉科西亚、德兰吉亚那（Drangiana）、卡尔马尼亚（Carmania）抵达波斯湾。 [39] 后来到中亚、印度宣示主权的塞琉古王国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 Megas，公元前223—前187年）也是由此路返回两河地区的。由此可见，从坎大哈经伊朗南部到波斯湾的道路一直存在并且可行。甘英去时走此道也是可能的。但伊西多尔的《帕提亚驿程志》根本就没有提到这条路，可能在当时被视为畏途，或许是他忽略了这条路。由乌弋山离到波斯湾，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绕道而行：由此北上，沿伊朗高原北缘的丝路主干道向西到塞琉西亚，再南下波斯湾。
如果认定条支即Antioch或Antiocheia的谐音，那在波斯湾的诸国城国中，应该就有一个安条克城或国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此地历史上真还出现过一座名为“安条克”的城市，不过那座城建于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之交，而且存在时间不长，不到百年就被毁并重建易名了。这座城市可能就是普林尼（Pliny）提到的波斯湾的Charax城。它位于底格里斯河与Karun河的汇合处，建在一块人造台地之上，根据拉丁原文，此城（或两河之间）有二罗马里宽。
[40]
一罗马里一般折合1481米，二罗马里就是2962米，接近3公里，折合汉里也就约7.2里。
但长度多少，没有提到，因此周长无从计算，与“周回四十余里”是否相符也就难以确定。希尔（Hill）引用索马（Soma）的意见，把这二罗马里视为周长，从而认为此城太小，符合此条件的应是附近的苏萨城。
[41]
“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普林尼《自然史》的译者（H. Rackham）认为这个数据应该修订为3英里或6英里。
[42]
若此，以宽度为3英里计算，再加上一个同样的宽度和比此更长的两个长度，那么周长就至少在12英里即19公里以上，这与周回40里就比较接近了。此城原是亚历山大所建，主要是为了安置已被毁掉的都林（Durine）皇城的居民和那些伤残的马其顿人。此城以他命名，称为亚历山大里亚，但马其顿人的聚居区则特别以他的出生地Palla城命名为Pellaeum。此城后来毁于河水的冲击，曾被叙利亚的第五个国王重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Antioch）。
[43]
“条支”之说或可来源于此。
此城后来再次被毁，安条克七世（公元前138—前129年）死后，原来此地的总督，当时的阿拉伯人国王斯帕欧希尼斯（Spaosines）将其重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Charax Spaosinou”，即“Spaosines之城”。他还为城市修了防护堤，抬高了相邻的土地，其长为6英里，宽稍短一些。 [44] 如果甘英抵达的是这座城市，那此城的周长已经大大超过了“周回四十余里”范围。当然，这些数据都是模糊的估计，只有参考价值，不能当作实数。但有两个疑点需要注意。其一，《后汉书》中的“条支国城在山上”，显然是一个山城，但这个城自始至终都在人工建造的台地上修建，充其量是个土丘而已，地形地貌难以吻合。其二，此城早已易名，距甘英抵安息西界之时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此时该城是否还有Antioch之名，已不可考。因此，波斯湾“条支”之说，又略显证据不足。
此外，就甘英出使的目的地而言，从叙利亚的安条克到大秦（不论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还是意大利本土的罗马）
，都要比波斯湾—红海—尼罗河—地中海线要便捷得多。而且，既然出使大秦，总归是要见大秦王，这时的罗马还是唯一的都城，因此，如果甘英对大秦的方位和抵达大秦都城的路线有所了解，那他很可能选择陆路，直达叙利亚的安条克城。由此可出海直航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他在此偶尔碰见“安息西界船人”也有可能。《魏略·西戎传》说，条支被安息“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
[45]
尽管此时叙利亚及其安条克城都在罗马的管辖之下，但如果甘英对此并不知晓，误认当地为安息西界，称当地的船人为“安息西界船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此条支是指叙利亚的安条克城，甘英抵达地中海边说可以成立。当然，甘英功亏一篑，大秦在望却望而却步，确实遗憾。但无论如何，甘英西行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丝绸之路延伸至东地中海地区的证明。不论我们将他所抵达的“条支”归于何处，波斯湾和叙利亚都是原来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地区。
随着希腊化王国的消失，希腊化时代的结束，尽管中国方面对远到地中海的大西域地区的了解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而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清晰，但有关原来希腊化王国及其城市的信息还是越来越少，这不是史家的疏忽，而是历史的必然，说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已经完全融入了其他文明之中。但历史不会中断，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些古老的丝路国家和城市的延续吗？
（杨巨平）
[1]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4页。关于这个贵山城的来历，学界有一种新观点，可供参考：康居部落从锡尔河下游向南迁移时，发生分裂，分别归属于萨迦联盟和月氏。归属月氏的这一部分就是贵霜部落，他们征服了费尔干纳，建立新都，依其王室取名贵山（Kueishan）。也许那个约公元前130年南下阿姆河（Amu Darya）的大月氏就是这个贵霜部落。见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 I, Lancaster, PA: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 p. 11.
[2] 关于此城的建立，阿里安记载得最为详细，见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4.1.3-4, 4.4.1,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 r, 4.3.1-4.
[4] Appian, Roman History , 11.57,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erace Whi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关于此城的基本史料、综合研究和结论，详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 252-255.
[6]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4.8-9; 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y of Alexander , 8.1.19-8.2.12,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7] 详见Frantz Grenet, “Samarqand i. History and Archeology,”last updated: July 20, 2002;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samarqand-i; Frantz Grenet, “Maracanda/Samarkand, une métropole pré-mongole. Sources écrites et archéologi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 2004/5 (59e année), pp. 1056-1058; https://www.cairn.info/revue-annales-2004-5-page-1043.htm. 参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 pp. 255-260. 2014年9月，笔者到撒马尔罕阿弗拉西亚卜（Afrasiyab）遗址考察，看到了希腊人的城堡遗址及其模拟复原图，以及一些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和希腊式的陶制器皿、高脚杯。这些遗址和遗物证明了希腊—马其顿人在此地的长期存在。
[8] 参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 pp. 255-260.
[9] 详见C.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 Turnhout:Brepols, 2007, pp. 191-200. 本杰明认为卡尔恰扬最有可能是监氏城。
[10] 此城仅在托勒密的《地理志》中提到，且说是在索格底亚那（Sogdiana），因此关于它的定位说法不一。（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 6.12,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Luther Stevenson, New York, 1932, the Dover edition, 1991.）近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古城遗址发掘的勒里什（Pierre Leriche）认为，坎培尔·特佩可能就是这个“阿姆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f the Oxus）。见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3.
[11] 详见Pierre Leriche and Shakir Pidaev, “Termez in Antiquity,”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pp. 179-211. 也可见Pierre Leriche,“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 ibid , pp. 137, 146.
[12] 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pp. 131-132.
[13] 详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 Vol. 246 (Jan. 1982), pp. 148-159; Frank L. Holt, Lost World of the Golden King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p. 118-120.
[14] 勒里什认为此城远离贸易大道，不能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所以希腊人放弃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 pp. 143-144.）此说值得商榷。从现在的道路系统看，确实远离主干道，但在古代可能并非如此。希腊人不会选择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以及东都的所在地。后来的月氏—贵霜人没有在此建都，大概与他们的统治重心在巴克特里亚中西部和阿姆河以北有关。
[15] Jeffrey Lerner, “The Eastern Baktria under Da Yuezhi Hegemony,” in Vidula Jayaswal, ed., Glory of the Kushans: Recent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12, pp. 79-86.
[16] A. F. P. Huls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 Leiden: E. J. Brill, 1979, p. 104 (n. 203).
[17]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 I, pp. 9, 29.
[18] A. Wylie,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Vol. 10 (1881), p. 34.
[19] 马歇尔把塞人（Sakas），即印度—斯基泰人的地层确定为第四层和第三、二层（与印度—帕提亚人混合），时间定为公元前90—公元25年。关于斯尔卡普遗址的详情，见John Marshall, Taxila , Vol. 1, Structural Rema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pp. 112-216.［英］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I》，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313页。
[20] 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类型并非完全统一，但“国王骑马／希腊保护神”型比较普遍、典型，详见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 II, “Maues”, p. 5 (Nos. 22.1-23.1)；“Azilises”, pp. 7-10 (Nos. 31.1T-37.14T), 13-26 (Nos. 50.1T-60.2); “Vonones Group”, pp. 27-30 (Nos. 65.1T-75.1); “Azes”, pp. 33-118 (Nos. 80.10-125.10). 李铁生：《古中亚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13—128页。
[21] 关于乌头劳和阴末赴的身份认同，在塔恩之前，已有多种说法，但塔恩仅接受了Von Gutschmid和A. Wylie的意见，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塔恩的认同遭到印度裔学者纳拉因（A. K. Narain）的否定，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这二人的身份提出自己的认同。对此，笔者在《西域研究》发表的《两汉中印关系考》（2013年第4期，第1—12页）也有提及。本文依据新的钱币资料对二者的身份认同作了补充论证。塔恩和纳拉因以及其他前人的观点详见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469-473, 418, 339-343;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7, pp. 154-155.
[22] 这里主要采用了西尼尔的新观点。详见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I, pp. 13 (map 2), 25, 39-43, 45; Vol. II, pp. 27-30 (Vonones Group: issue 65-75).
[23] 有关这几位国王的钱币、铭文及在位年代，详见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 II, pp. 27, 29-30 (Nos. 65, 69-73); Vol. IV, 2006, pp. xxxix, xl (table a7).
[24] 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 Catalogue raisonné ,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1, p. 453.
[25]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 plate IV.8; Osmund Bopearachchi, Ma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 p. 216, pl. 22 (Eucratides I, 24).
[26]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 I, p. 43.
[27] 见G. M. Cohen, T 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 pp. 255-260.
[28] Isidore, Parthian Stations , 19, the Greek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Wilfred H.Schoff, London, 1914.
[29] 见Osmund Bopearachchi, Ma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 pl. 16-19 (Eucratides I, 1-2, 4-9), pl. 45 (Diomedes, 1-7), p. 453. 所引国王名为与正文一致，采用英文译名。原文为法文译名，拼写稍有不同。以下皆同。
[30] O. Bopearachchi, Ma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 pl. 43-44(Philoxenos, 1-9), 64-65 (Hippostratos, 3-7); p. 453.
[31]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 Vol.Ⅰ, pp. 9, 19.
[32] 《后汉书·西域传》称其“条支国城”就如实反映了这一变化。详见《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8页。关于条支国或条支城的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国内目前多以孙毓棠和余太山二者的意见为主。二人都认定条支是安条克（Antioch）的谐音，但这个条支到底是在波斯湾（Characene，孙毓棠），还是在叙利亚（Syria，余太山），各持一说。详见龚缨晏：《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8期，第19—28页；孙毓棠：《条支》，《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7—80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113页注276。“Characene说”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得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支持。孙毓棠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国外有学者甚至将条支城的范围扩大为包括Characene、Susiana，甚至有可能也包括法尔斯省在内的波斯湾以东地区。见John E.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 – China to Roma,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 new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Vol. I, CA: San Bernardino, 2015, pp. 227-230.
[33] John E. 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 – China to Roma,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 Vol. I, pp. 132-134.
[34] 参见Strabo, Geography , 16.2.4-7.
[35]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 68.25.5,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arnest Cary,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5. 有关讨论详见C.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643-647.
[36] C.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 fig. 11.
[37] C.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 pp. 15-23.
[38] C. Downey ,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 pp. 78-79, figs.10, 11.
[39]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6.17.3.
[40] Pliny, Natural History , 6.31.138,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1] 参见John E. 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 – China to Roma,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 Vol. I, p. 230.
[42] Pliny, Natural History , 6.31.138 n. a (p. 442).
[43] Pliny, Natural History , 6.31.138-139.
[44] Pliny, Natural History , 6.31.139. 普林尼特别说明阿拉伯人国王Spaosines并非塞琉古七世的总督，但《牛津古典辞书》第四版坚持这一说法。参见Simon Hornblower,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esene”(p. 936).
[45]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页。叙利亚的安条克此前也确实偶尔被安息人短暂占领，如卡莱战役（公元前53年）之后的公元前40—前39年。 C.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 , pp. 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