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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希腊化”一词指代的是亚历山大远征将希腊文化传播至东方并与东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现象，其空间范畴一般以亚历山大征服所至及其周边地区为界。虽然亚历山大在中亚曾经跨过锡尔河，但他对遥远的中国一无所知。后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曾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里尼（Phryni）扩展， [1] 但二者的具体方位仍然难以确定，指向帕米尔地区甚至更东也有可能。不过，迄今还没有发现希腊人在当地留下的明显痕迹。然而，随着秦汉帝国的崛起，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文明却与希腊化文明首先在中亚相逢。希腊化遗产也就随着汉帝国的经略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延伸拓展，逐渐通过塔里木盆地传入中原内地。政治交往、商业贸易、文化（宗教）传播是其主要途径。之所以能够实现两大文明的沟通，既缘于希腊化文明自身的独特性与生命力，也得益于中国文明广采博收、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性。本卷设立的初衷就是期冀对传入中国境内的希腊化文明遗产进行归纳和总结，厘清它最后与中国文明融为一体的发展脉络。
作为从希腊到中国的这场文化传导接力的最后一棒，中国境内的希腊化文明成分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的特点，研究难度非常大。一方面，中国的空间位置位于“希腊化世界”之外，与希腊化世界产生连接又主要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时间上有两个世纪的先后之差；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联系并非直接的、密集的，而是分散的、缓慢的、渐进式的，二者联系的渠道和领域、交互的方式和过程都极其复杂。因此，要在现存的文献和遗迹中分辨哪些因素与希腊化文明有关以及它们是如何融入中国文明之中，确实比较困难，而要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定性分析更为不易。主要原因是，古代文献对于希腊化文明遗产信息的记载非常有限，且语焉不详，来源庞杂，真伪难辨。幸运的是，20世纪以来的诸多考古发现，为了解中国境内的希腊化文明遗产提供了直接、真实而又丰富的材料，特别是汉唐之际的佛教石窟中蕴藏和保存了许多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和壁画。这些历史遗物遗迹是希腊化文明遗产传入中国的见证，也是我们研究“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东传”这一课题的基础。
中国境内希腊化文明遗产辨析和总结是一项实证性研究，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多学科。为此，本卷汇集了国内外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试图通过全方位的合作，揭示希腊化文明因素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
本卷内容分为四部分。
第一编（第一至三章）是从文献层面梳理传入中国的希腊化文明信息。
张骞凿空西域是中国人首次突破“天下为中”的传统观念，主动沟通世界的开创性壮举。从中国古典文献如《山海经》等来看，中国人此前只能通过辗转间接的渠道获得一些关于域外的二手信息。但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对西域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在丰富度还是真实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并从理念上开始突破华夷之别，逐渐认识到中国之外，甚至数万里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与华夏迥然不同的文明。就希腊化文明而言，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尽管可能不知它的存在，但在实际与域外的交流中已经接触到了这一文明的遗产及其相关信息。本卷第一编即试图通过对中国文献典籍与同时的西方古典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再结合近代以来考古资料的佐证，将汉文记载中与希腊化文明遗产有关的信息辨别总结出来，从而确定中国方面对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认知了解的广度与深度。
《史记》《汉书》《后汉书》是中原王朝的官方正史，其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反映了丝绸之路开通初期中国人对西方的主流认识。《那先比丘经》有汉文和巴利文两种语言版本，可互相对照印证。《大唐西域记》则是唐玄奘亲身经历的实录。相对于同时代同类文献来说，这几部文献的记载是最为可靠的，也是最接近真实历史的。作者对这几部文献的相关部分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分析，并援引大量世界史研究成果和丰富的中亚考古资料，通过谨慎比较和综合性考察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1）丝绸之路开通之时，中亚希腊化王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张骞等人确实感受到了当地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信息，尤其是原来希腊人的王国和城市及其文化，只是他和其他中国使者并未意识到而已。公元前后，整个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但希腊化世界的遗产仍然在东地中海地区延续，驻守西域的班超、甘英和班勇等人还是感受到了希腊化城市、钱币和语言遗产的存在。（2）米南德是唯一在汉译佛经中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腊人国王。他在西方古典作家笔下也有记载。他的钱币上有法轮的标记，他有可能皈依了佛教。佛教借他之名传播佛教的教义，可能也是事出有因。（3）由于在希腊人之后统治中亚、印度的民族大多来自北方草原，他们自身没有带来先进的文化，所以只好采取“拿来主义”，接受和改造了原来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以致于在《大唐西域记》中，还能够看到一些与希腊化遗产有关的信息和遗迹。
第二编（第四至七章）是从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境内带有希腊化元素的文物的综合研究。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量中亚物品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其中蕴含的希腊化文明因素也随之传入，首先接受其影响的就是在地理上临近中亚的中国新疆地区。同时，不同时代丝绸之路的东方端点，如汉代的长安、洛阳，北魏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隋唐的长安，也往往成为具有希腊化文明因素的遗物和遗迹的汇集之地。在百年来的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尽管这些来自西域的文物在年代、形态上千差万别，但我们仍可通过考古学方法复原出它们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具体过程、特征与模式。事实上，这些文物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十分丰富，从出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前辈学人也曾经进行过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关注视角的不同，研究手段和能力的限制，前人的许多工作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境内出土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文物的收集和描述上，对其内在的深层次文化含义往往难以深入分析、挖掘。本卷第二编首次将这些艺术品放在希腊化文明遗产东渐这一大背景下讨论，选取实物资料不求多而全，而是以有无代表性、有无多元文化内涵为取舍标准。如新疆出土的希腊风格艺术品、汉代有翼神兽石雕和西王母图像、大同北朝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固原北周李贤墓的鎏金银壶等，就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第三编（第八至十章）是两位国外艺术史学者执笔的对新疆地区出土毛织品的希腊化因素的个案研究。
这些毛织品前文或有论及，但由于侧重点和视角不同，两位国外艺术史专家的专题研究还是体现了特殊的深度和视野。他们分别以新疆地区出土的 营盘罽袍，山普拉、楼兰及扎滚鲁克的外来毛织品，米兰壁画为研究对象，从产地或创作灵感上深入分析了其中的人物形象、艺术风格上的希腊化渊源，尤其是其中明显的罗马因素。罗马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广义上，罗马文化也属于希腊化文化的范畴。罗马艺术也是如此，也属于希腊化艺术的范畴。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这些毛织品和壁画上的罗马因素正好反映了希腊化艺术从地中海到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第四编（第十一至十四章）是对犍陀罗艺术东传及其汉化过程的集中展现。
犍陀罗艺术是希腊化艺术与佛教精神结合的产物。随着佛教东渐入华并在中国大地生根结果，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化文明成分也随之到来并被改造转化，与中国文明融为一体。这些希腊化成分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转化，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尼科、阿特拉斯等希腊神话人物转化而来的佛、护法金刚、飞天、力士等，与中国文化再次交融，完成了最后的汉化进程；二是希腊艺术风格与表现技法被应用到佛教艺术作品中，如用明暗处理法增强平面壁画的立体感，用叙事性图像中分幅的方式表现连续性情节与场景，用写实性的技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外貌、身材比例等；三是希腊的爱奥尼亚与科林斯式柱头、葡萄纹、棕榈纹图案等，进入中国后与本土纹样重新搭配组合，成为后者视觉空间装饰的有机组成部分。毋庸置疑，这些希腊化文明成分进入中国的渠道是极其复杂的，传播过程中也多与波斯、中亚、印度及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等其他文化因素混杂在一起，难分彼此，其承载的宗教内涵也经历过多次混同或转化。最后三章从考古、艺术尤其是图像学的角度，对新疆、敦煌、云冈三地佛教艺术中的希腊化元素进行了由表及里、追本溯源的分析，力求再现它们在希腊化艺术—犍陀罗艺术—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所经历的演变，并指出，尽管这些希腊化元素已经与汉地佛教艺术融为一体，但在汉唐之际的佛教石窟艺术中仍然可辨可见。它们就是从希腊到中国的见证。
（陈晓露）
[1] Strabo, Geography , 11.11.1,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