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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古典作家曾记载东汉时期马其顿商人来华一事。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不仅据此复原了这些商人所行的路线，还将这条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东地中海地区与中国的陆上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显然反映出丝绸在古代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李希霍芬虽然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却并未将它作为研究重点，而且他认为丝绸之路具有明显的年代局限性。但李希霍芬之后的学者如赫尔曼、赫定等人则直接继承了“丝绸之路”的说法，并推动了这一术语内涵外延的扩大，至今已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海陆交通要道的总称。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 China ）第一卷中提出，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1] 但就其内涵而言，这一至今已经普遍接受、耳熟能详的术语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随着近代以来的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学者们已经将丝绸之路看作是欧亚大陆各古代文明之间交往联系路线的概括性总称。它并非局限于一条或几条陆上商路，而是泛指以丝绸贸易为标志，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中亚、西亚、印度直至欧洲、北非等地的世界性海陆交通网络。这个已然的常识与李希霍芬最初的想法到底有无差异，又有多大差异，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后几卷和私人书信中几乎不再使用“丝绸之路”的说法，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确实放弃了自己创造的这一术语，还是仅仅没有机会再使用而已？果真如此，是否还应当称他为“丝绸之路”一词的首倡者？正是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试图通过他的著述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探讨他对“丝绸之路”的最初定义、使用范围以及这一术语的后续传播等问题。
“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第一卷的第496页，其中说道：“我们通过马利努斯再次发现一条关于早期‘丝绸之路’西段的补充记载，它完全来自马其顿人梅斯（Maes Titianus）的下属的说法。” [2] 从这段简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李希霍芬根据一些马其顿商人的亲身经历确定古代存在一条“丝绸之路”。他所提到的古罗马地理学家马利努斯（Marinus of Tyre，生卒年代约为公元70—130年）首见于另一位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00—170年）的《地理学》（ Geography ），后者在书中引用了前者的所谓去往东方远国“赛里斯”（Seres）的路线。按照马利努斯的最初记载，人们由“极乐群岛”（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通常认为是今日的西属加那利群岛）出发自西向东行进，途中抵达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渡口，再由此地前往一处名为“石塔”（the Stone Tower）的地点。最后由石塔出发可抵达最东端的“赛拉”（Sera），即赛里斯国的首都，这一段的全程大约需要七个月的时间。
马利努斯的作品成为托勒密描述当时已知世界的重要依据，但后者认为自石塔到赛拉的旅途长达七个月的说法实乃夸张。首先，这段路程并非直线前进，极易发生路线偏差；其次，人们也不可能途中不停顿休息，延误耽搁在所难免；再者，需要考虑到沿途地理条件险恶，加之天气状况时有不利，都有可能影响行进速度。当地统治者对旅客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特别是这些马其顿商人就曾得到过本地国王的保护。最后托勒密提到，这条路线是因为商业活动才为人所知。商人们通常只关心盈利，并且出于夸耀的心理而时常故意夸大距离，就连马利努斯本人都不完全相信他们的说法。这些人在长达七个月的旅程中竟未留下任何关于沿途奇闻异事的记载，足以令人怀疑他们的说法是否可信。 [3]
马利努斯和托勒密的记载都成为李希霍芬在现代地图上复原这条古代东西商路的重要史料来源。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利努斯还是托勒密，都没有提到这条东西商路与丝绸贸易的特殊关系。在这两位古代作家的生活年代，即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丝绸已经传入罗马。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文学作品中不乏对于丝绸织物及其产地“赛里斯”的描述， [4] 有学者依据考古发现来推断中国的丝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已传入欧洲，但此说仍有争议。 [5] 尽管这些古人的记载在现代人看来讹误频出，甚至有些荒诞不经，但它们皆可证明当时存在丝绸贸易，以至于引发了罗马人对其远方产地的猎奇心理。但为何马利努斯和托勒密在叙述这条直达产丝之国“赛里斯”的商路时，却完全没有提到丝绸贸易呢？
首先，“赛里斯”一名虽已频繁见于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认定罗马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赛里斯与丝绸的必然联系。记载赛里斯奇闻异事的作家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属于罗马的知识精英。由于地理距离的隔阂，罗马人很难与赛里斯人进行直接接触，只能依赖于以帕提亚人为代表的贸易中间商，这些外族商人对赛里斯国的描述有可能成为罗马上层精英最初了解东方的主要信息来源。从这些作家记载的讹误之处来看，他们很难区分商人们所说的“赛里斯人”究竟是丝绸的最初生产者还是中转贩卖者，以及这个词是专指某一民族还是泛指所有从事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人。 [6] 相比而言，亲自前往外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或水手的说法则更具有参考价值。成书于公元1世纪晚期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是研究古代红海、波斯湾和印度半岛等地航海线路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的作者现已不知其名，但从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应当是一位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其中他特别提到大海可流至已知世界的最北部地区，当地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名为秦奈（Thina），出产棉花、丝线和丝绸等特产，沿陆路途经巴克特里亚可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经恒河运至利穆利凯（Limyrice）。前往此地的道路极难通行。 [7] 这位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提到赛里斯人，只是说丝绸是一座名为“秦奈”的城市的特产。结合现在的地理知识来看，他对于丝绸产地的地理方位认知是正确的，但并未提到当地国家或者居住民族的名称。倘若“赛里斯”已成为罗马人对于丝绸产地约定俗成的说法，为何在该书中不见任何与赛里斯有关的记载？由此推测，“赛里斯”即丝绸产地的说法在当时大概只是一种传闻，这位佚名作者对此可能无所知晓。
其次，这些马其顿商人并非第一批横跨欧亚大陆的旅行者。李希霍芬在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即以复数的形式表明马其顿商人转述的路线只是“多条早期丝绸之路”之一（einer der früheren Seidenstrassen）。他也特别强调这条路线并非梅斯等人首次开辟，而是沿用一条之前的古商路，也就是帕提亚人从赛里斯运出丝绸的路线。 [8] 《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的说法也证明秦奈通过海陆两条商路与外界相连。李希霍芬据此补充说，当时人们其实可通过四条道路前往东方赛里斯国，即经过巴克特里亚的“丝绸之路”、经过西藏的贸易路线、海路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前往印度阿萨姆的一条路。其中最后一条路在张骞的时代依旧存在，《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也确认了它的存在。 [9] 李希霍芬虽然也使用诸如“马利努斯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或“梅斯提到的那条古丝绸之路”（die alte Seidenstrasse von Maes）这样的说法， [10] 以单数的形式强调那条因马其顿商人来华而闻名的中西商路，但他实际上更倾向于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复数形式。“无论是把这条路（即马其顿商人来华之路）看作是当时唯一的商路，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路，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11] 多条商路在欧亚大陆内部构成道路网，在向西输送丝绸的过程中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实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亚历山大的远征便已促成东西方交往的扩大，特别是东部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伊朗、中亚乃至印度各希腊化王国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往来。伴随着希腊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了三条主要的东西商路，其中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和黑海，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而下抵达里海，由此转运至黑海。南路通过海路连接印度和埃及。中路主要连接印度与小亚地区。人们可经海陆两路分别抵达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由此跨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西达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再远可至以弗所（Ephesus）。
《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也可证实，在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和西域诸国之间不乏使节往来，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
早在马其顿商人来华之前，葱岭以西的地区就已形成了发达的海陆交通系统，因此他们沿用前人的一条陆上路线前往中国是很正常的事。既然这条马其顿商人来华路线只是当时从事丝绸贸易的商路之一，马利努斯和托勒密在叙述这条路线时并未侧重谈到丝绸贸易也不足为奇。
马利努斯和托勒密的记载显然令李希霍芬意识到，在公元之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同时屹立于欧亚大陆两极之时，曾经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路将东西方两大帝国连接起来。但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古代作家从未有过“丝绸之路”的说法，那么李希霍芬为何会创造出这一名称呢？丝绸在李希霍芬的眼中又具有怎样特殊的含义呢？丝绸并非古代中国对外输出的唯一物品，但它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已有部分蜀布（丝绸？）经蜀地运至印度，
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则推动了丝绸向中亚地区的传播。首先是汉朝朝廷在张骞通西域后逐渐认识到塔里木盆地的战略价值。据《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多次向西域各国遣使，意在扩大汉朝的声威，各使团需携带大量礼物献给各国的王公贵族，其中自然包括作为中国特产的名贵丝绸（帛）。由于汉使人数众多，外国都不再以汉朝礼物为贵，
再加上西域诸国其实更为惧怕邻近的匈奴，汉朝使者若不进献丝绸和不用金钱购买甚至都无法得到饮食供给。
其次，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各地皆善于贸易，但“其地皆无丝漆”。西域交通的畅通有利于中国商队为丝绸贸易开辟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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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还记载道，汉朝使节多借助出使之机私下以丝绸换取西域珍奇物品，以便回到中国后高价卖出以赚取利润。
这些都是丝绸向西输出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样有利的贸易环境下，产自中国的丝绸经过多次转手贸易，最终运至地中海沿岸地区，成为罗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和文人猎奇的对象。丝绸是西方人对于极东之地赛里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印象，“丝绸之路”的名称正符合并沿袭了西方世界自古以来对远东的认知和想象。
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的前言部分指出，他写作此书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归纳自罗马时代起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的丝绸运至罗马，不仅满足了贵族们追求奢侈昂贵物品的欲望，也激发了罗马人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早期罗马作家对赛里斯国的记载虽然看似离奇，却是古罗马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罗马人对已知世界最东端的初步探索。与托勒密同时期的罗马作家如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和波路克斯（Pollux）已经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丝线来源于动物而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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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后汉书》的记载来看，班超在公元1世纪末逐渐安定西域诸国，特别是战胜疏勒继而打通塔里木盆地的南道。
由此可以推测，因为塔里木盆地此时政局稳定且交通畅通，丝绸贸易蓬勃开展，家蚕吐丝等常识很可能被外国商人所获悉并辗转传播至罗马。丝绸贸易所带来的不仅是物品的流通交换，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促进思想观念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这些关于丝绸或者赛里斯的奇闻异事客观上都有助于开拓罗马人的眼界，打破因地理距离隔阂所造成的知识闭塞。李希霍芬将丝绸看作是西方世界最早接触和了解中国的重要推动力，支撑东西方之间的交流长达一百年之久，直到中国在西汉末年失去西域的控制权，中西交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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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rmann）也强调了丝绸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古代世界的交往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样物品像丝绸那样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仍旧彼此陌生的两大文化圈，即中国和古希腊罗马，正因它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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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贸易推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养蚕业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更远的欧洲地区的传播。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载的“东国公主传蚕种”的故事以及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寺院遗址发现的木版画向后人揭示了蚕种西传于阗国的艰难过程，以及当地养蚕业在王室庇护下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文献中也有关于蚕种西传的类似记载。普罗柯比（Procopius）首先提到两个从东方塞林达国（Serinda）来的僧人在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首次将蚕种引进拜占庭帝国，稍晚的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则讲述了一个从赛里斯国来的波斯人巧妙地将蚕茧藏在手杖里带回故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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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则轶事共同反映出丝绸在古代塔里木盆地乃至西方国家受到欢迎，但因为中间商垄断贸易等缘故而数量稀少。当地统治者遂千方百计求取蚕种，继而推动了养蚕技艺的西传。从这个角度上看，丝绸贸易为早期西方地理学科和纺织业的发展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因此李希霍芬将丝绸有别于其他贸易商品而加以特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李希霍芬虽然在《中国》一书中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含义，但他仅仅是在叙述汉代中国的对外交通时提到它几次，在该书的后几卷以及其他私人书信中则不再使用这一术语。他在1877年曾以“直至公元2世纪时期的中亚丝绸之路”（Über die zentralasiatischen Seidenstrassen bis zum 2. Jahrhundert n. Chr.）为题做过一场专题报告，并在其中详细地谈到了丝绸在欧亚大陆东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即便如此，“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仅作为题目而出现。 [17] 这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由于李希霍芬并未对“丝绸之路”一词进行任何定义或解释，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中尝试寻找线索。有学者已经观察到李希霍芬其实更愿使用类似于“交通”（Verkehr）、“道路”（Strassen）、“主干道”（Hauptstrassen）或“贸易路线”（Handelsstrassen）等说法来描述横贯欧亚大陆的多条贸易路线。 [18] 这种现象表明，“丝绸之路”只是他用来叙述这些路线的诸多说法之一，并不是他的研究重点。
倘若李希霍芬只是偶尔以“丝绸之路”一词代指汉代中西商路，这就说明这条路线对他而言，意义不仅限于丝绸贸易。李希霍芬在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曾提到，马利努斯的记载是对“早期丝绸之路西段”的补充说明，而他在本书中则完全侧重于考证从巴克特里亚到中国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线路，即“丝绸之路”的东段。这表明他虽然承认完整的“丝绸之路”应当如马利努斯所言从西端的极乐群岛直至东端的赛里斯，但他着重研究的只是其中自中亚和印度出发前往中国的这一部分路线。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序言部分即说明，自己希望借助此书凸显出中亚地区作为交通要道和多元文化汇合之地的枢纽地位。他还提到本书对中亚的历史地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绘制了中亚的地图。 [19] 《中国》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即集中于对中国和中亚关系的研究，中亚地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希霍芬所注目的“中亚”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地图上西及里海、东抵中国、南到阿富汗、北至俄罗斯的内陆地区，而是南抵青藏高原、北至阿尔泰山、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分水岭、东至兴安岭山脉的广袤地带，从地图上看实际就是现在的中国新疆，以及延伸至蒙古高原的中国北方地区。 [20] 位居其中的塔里木盆地正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21] 虽然地处亚洲腹地且四面环山，但塔里木盆地并未与外界完全隔离，相反却借助几条穿越周围高山的通道而成为欧亚大陆自古以来民族大迁徙的重要舞台。民族迁徙带来贸易的繁荣和文化的融合，塔里木盆地也因之成为中国产品向西输出的重要中转站。李希霍芬认为托勒密所描述的赛里斯国其实并非中国内陆地区，而是地处西北方向的塔里木盆地。 [22] “丝绸之路”的存在实际上被他用来证明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交通史上所起到的重要枢纽作用。
与中亚的开放形成鲜明对立的则是作为丝绸之路一端起点的中国。李希霍芬将中华文明的特性归结为封闭性和独立性，而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因中亚一带高山阻隔而得以独立发展，但也因之与外界相隔离。他在书中声称，尽管这种封闭隔离的特性保护中华文明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被入侵的异族文明所同化，成为古代文明至今唯一的留存，实际上却弊大于利，阻碍了中华文明吸收外族文化的优良成果。 [23] 李希霍芬的这些负面评价显然是片面的，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他所谓的“中国文化需要更高级文化进行改造”的说法，无非就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行为辩护。他批评中国人对外封闭保守，缺少向外探索和求知的动力，却并不知晓中国历朝史料中皆有关于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记载。他本人作为一位服务于普鲁士帝国在华侵略政策的学者，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遇到当地官民的质疑和阻挠也是平常之事，并不能作为中国对外保守的证据。这些都是李希霍芬本人的狭隘偏见。但我们从中也能观察到他对于一条商路的研究并不仅限于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路线考证，而是更为关注自然地理条件对当地社会政治环境所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直观地表现为同一条路线沿途各地的交通开放程度各不相同。这些引申的评价和思考实际上属于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的范畴，与作为贸易物的丝绸没有任何关联。这或许令他更愿意省略作为限定词的“丝绸”一词，只称呼以“道路”或“贸易路线”。
另一个问题是，丝绸贸易并不仅限于两汉的几百年间，为何李希霍芬只是在叙述汉代中外交通史时提到“丝绸之路”呢？李希霍芬在有限几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还加上“早期”（früh）、“古老”（alt）这样的形容词来强调它的年代性。结合《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来看，两汉时期途经塔里木盆地的路线确实具有时代局限性，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是它的起始，东汉顺帝时“乌孙、葱岭以西遂绝”则是它的年代下限，其间随着中原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三绝三通”。这也很可能是李希霍芬后来不再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他倾向于认为“丝绸之路”是由多条道路所构成的道路网，但马利努斯和托勒密所记载的那条马其顿商人来华路线无疑是其中史料最为确凿的路线，至塔里木盆地时即是《汉书》和《后汉书》中所描述的南北两道。这条线路自东汉末年起已逐渐失去作用，因政权更迭和自然环境变迁而改道甚至废弃，因此这条“早期丝绸之路”在他看来仅存在于两汉的几百年间。 [24]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李希霍芬对于中西商路的认知远远超过两汉的上下限。在全书的第十章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李希霍芬系统地梳理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上古时期直至他生活的年代即晚清的中西海陆交通史。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沃（Daniel C. Waugh）所言，李希霍芬虽然很少直接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但他所关注的正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影响。 [25] 从横向上看，汉代的早期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接触和了解；纵向上看，丝绸贸易成为古代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主要推动力，在汉代古道荒废之后又形成了其他路线，而中亚（含塔里木盆地）地区长期以来都是联结东西重要交通枢纽。“丝绸之路”虽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一术语本身在《中国》一书中的使用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
虽然李希霍芬本人对于“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相当谨慎，但这一说法并未随着他的迟疑而湮没无闻。李希霍芬于1905年秋辞世之后，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赫尔曼首先在191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的专著，使“丝绸之路”的说法逐渐为人所知。从全书的内容来看，赫尔曼结合《史记》和《汉书》中有关塔里木盆地地区的记载，以马其顿商人来华路线为出发点，全面而严谨地考证了汉代途经塔里木盆地地区的路线。他在书中并未直接说明以丝绸之路为题的原因，但李希霍芬对他的深刻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赫尔曼在梳理学术史时不可避免地提到李希霍芬的贡献。他将《中国》一书第一卷中关于古代亚洲商路的描写称为“卓越的描述”（eine meisterhafte Schilderung）。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柏林地理学会以“丝绸之路”为题所做的报告，在他看来则是首次细致地探讨亚洲内部的交通联系，特别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道路。 [26] 赫尔曼在直接沿用“丝绸之路”一名的同时，也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义。“丝绸之路的名称，正如人们所见，最早是由李希霍芬所使用，用于描述那条在公元前114—公元127年之间因丝绸贸易而连接中国与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诸国，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中亚交通路线。”他在注释中提到这一具体定义并非来源于《中国》一书，而是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讲座。赫尔曼认为这条路线的西端可进一步延伸至叙利亚。虽然叙利亚与中国之间并未产生任何直接的联系，但它是中国丝绸的一个主要销售地，特别是在途经中亚和伊朗的贸易路线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7]
其次，赫尔曼对李希霍芬在中亚研究上的贡献虽不乏敬仰之情，但他并不盲信前人的结论，而是以史料为依据进行严谨考证。他认为李希霍芬所使用的资料特别是地图多有不准确的地方，以至于后者对丝绸之路沿途重要地点的定位不时出现偏差，例如李希霍芬曾错将汉代的玉门关等同于明代修建的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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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希霍芬本人无法直接阅读中文一手史料，只能依靠西方汉学家的翻译，这也使他的路线考证不够精确。赫尔曼实际上也需依靠翻译方能阅读中国古籍，但他仍然敏锐地发现了李希霍芬在复原路线时的可争议之处。例如，李希霍芬曾提到汉代塔里木盆地共有南北两道可供通行，其中南道是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向塔里木盆地前进的路线。由于北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匈奴控制，商旅们最初也是沿南道而行。他甚至认为直到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和西域交通中断之前，这条南道都是人们最常使用的路线。
[29]
但赫尔曼持有相反的看法。首先南道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这是比北道匈奴威胁更难克服的困难。
其次是汉朝对北道的占领并非如李希霍芬所言始自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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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早在李广利伐大宛时即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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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赫尔曼还观察到，两汉时期主管西域的行政机构皆驻地在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北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后汉书·西域传》提到从敦煌西出阳关和玉门关向北行千余里可达伊吾（即今日哈密），由此继续北上一千二百里抵达车师前部高昌壁，自此再向北五百里即可到达车师后部金满城。这些地方不仅是西域的门户要地，伊吾及其北面的柳中更是“膏腴之地”，故而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这些记载都可用来质疑李希霍芬独以南道为重的说法。
赫尔曼随后在1938年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古代的丝国和西藏》（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他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公元前114—公元127年之间，也就是如他所言“古代人直接进行丝绸贸易的年代”，即中国的两汉时期。 [32] 尽管赫尔曼声称李希霍芬的著作问世已有60年之久，需要依据最新的材料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将“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延续至叙利亚地区，但他并未突破李希霍芬在时间上作出的限定。赫尔曼显然直接接受了“丝绸之路”的说法，“通往中国的中亚丝绸之路”（die zentralasiatische Seidenstrasse nach China）即是此书一章的标题，也是赫尔曼的研究重点。他首先指出，从石塔到终点站“塞拉”的路途不可能如马利努斯所言需耗时七个月，而路程计算错误很可能源于沿途不同地区使用不同计量单位所造成的换算讹误。托勒密文中使用的计量单位是“雪尼”（Schoinos），但赫尔曼认为人们行经幼发拉底河至巴克特里亚一段很可能使用伊朗的计量单位“帕拉萨奇”（Parasange），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则更可能使用中国的计量单位“里”。 [33] 赫尔曼尝试推测正确的距离数，并以此为基础而重新定位沿途地名，但他的结论与李希霍芬的说法大相径庭。例如，他将马利努斯提到的重要中转站“石塔”定位为今日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的达鲁特库尔干（Daraut-Kurgan），与此相距不远的一处地方名城（hormeterion）则是疏勒。托勒密提到的古代地名中，“伊赛顿斯基泰”（Issedon Skythica）是龟兹，而“伊赛顿塞里卡”（Issedon serica）则是鄯善。 [34] 尽管托勒密将终点站塞拉描述为“大城”（metropolis），但赫尔曼并不认同李希霍芬将它定位于西汉首都长安的说法，而是将其定位于凉州（今称武威）。 [35] 赫尔曼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对李希霍芬的继承、质疑和修正，他以“丝绸之路”为标题和研究对象的作品也在当时引起了西方地理学界的关注。 [36]
另一位为传播“丝绸之路”概念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赫定于1889年前往柏林求学，遂成为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之一。从李希霍芬致赫定的书信来看，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始终关心赫定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并对后者已有的考察成果特别是地图绘制表现出足够的赞赏和鼓励。李希霍芬屡次提醒赫定，塔里木盆地仍旧是当前德国乃至欧洲地理学界的一处空白领域，当地考古的丰硕成果更使他看好这片地区的研究价值。与此同时他也告诫赫定，一位优秀的地理学家不应当只关注于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更着眼于自然背后的人类历史。他曾殷切地希望塔里木盆地的自然地理考察能够迅速地帮助人们发现当地史前文化的遗存，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都足以令人开拓新的历史视角。他甚至还担心英国在西藏地区的暴力行径和沙俄在远东的威胁会危及塔里木盆地的考察环境。 [37] 赫定于1936年将他在中国特别是新疆的见闻出版成书，题名即为《丝绸之路》。他自称前往新疆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亲眼目睹“丝绸之路”的风采，因为其中也有一些他并不熟悉的路段。
在单独以“丝绸之路”为题的一章中，赫定认为作为丝绸原产地的中国从未有过“丝绸之路”的说法，相反他们称从陕西、甘肃至长城西段尽头嘉峪关的路线为“御道”（The Emperor’s Road）。他认为这里提到的“皇帝”即汉武帝。在赫定看来，汉武帝开拓西域和促进中西交通往来的功绩并不仅限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还包括他因汗血马争端而派遣李广利讨伐大宛，以及西扩秦长城并设置防御守卫。从嘉峪关至喀什的路线直至今日仍沿用《汉书》的说法而被称为“天山南道”。当然赫定也承认“丝绸之路”的说法是无可非议的，经这条商路而从中国运出的所有产品中，名贵的丝绸无论是在贸易范围还是影响力上都是居于首位的。赫定在文中明确指出，李希霍芬不仅首次在正文中提出“丝绸之路”一词，还以“马利努斯的丝绸之路”为题而命名了书中附录的一幅地图，在他之后则是赫尔曼首次将“丝绸之路”一词用于一本书的标题。赫定大致梳理了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并估算其全长（东起今日甘肃省的瓜州，西至黎巴嫩境内的推罗）约为一万公里。尽管最初的汉代“丝绸之路”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赫定不失时机地强调了它的当代意义：现代人可沿着古道修建直抵欧洲的汽车公路，继续追随古人的脚步而开创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多军事要地，自古至今战乱不断，但客观环境的恶劣并未阻挡商人们受高额利润驱使而进行远途贸易的勇气和决心。赫定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现代的东方完全有可能重开一条丝绸之路，而他的这部著作以及他游历各地宣讲东方考察见闻的活动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丝绸之路”一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38]
与赫定一同参加1926—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同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1939年出版的七卷本新疆考古报告的第一卷中更为广泛地使用了“丝绸之路”的说法。贝格曼在此指出，奇货可居的心理和高额的商业利润刺激着中国的商人们和冒险家们沿着多条道路向西行进，而这些道路今日即被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中国向外出口的最主要产品。他承认李希霍芬是这一术语的首创者，但他认为“丝绸之路”一词是一个复数概念，泛指古代连接中国与西方的多条商路。相比于李希霍芬在文中不时强调中亚地区的中转枢纽作用，贝格曼则注目于这条路线的空间长度，东至西汉首都长安，西抵叙利亚的安条克，全长近七千公里。 [39] 同样使用“丝绸之路”复数形式的还有著名的古典学家沃明顿（A. H. Warmington）。他在1928年出版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商业》一书中使用了“silk-routes”一词来泛指东西方之间的海陆商路，但并没有对这个术语进行任何解释。 [40] 上述列举的这些专著虽然都或多或少与“丝绸之路”有关，但在当时并未加速这一概念的传播，它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随着译著的传播和公共媒体的宣传而逐渐成为大众常识，而传入中国、日本等地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 [41]
时至今日，任何一位涉猎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都会自觉地承认李希霍芬的贡献，但“丝绸之路”一词如今无论是在空间、时间还是内涵上都已与他最初的想法相去甚远。今日的“丝绸之路”早已突破了两汉的时间限制，上可追溯先秦，下及明清乃至近代，成为数千年来中外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它在空间上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条特定的线路，而是从海陆两个方向形成覆盖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的道路系统，按照地理环境的不同还可再细分为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等。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也成为当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依据。例如，目前有学者依据新疆等地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印欧人遗存而考证“丝绸之前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 before Silk），也就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欧亚大陆北部零星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the Steppe Silk Road）。 [42] 随着大量古代贸易物品的出土，后人也多仿效李希霍芬的方法，以一条路线上的主要运输物品为其命名，例如“丝瓷之路”“茶叶之路”“青金石之路”等。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跨越千年的各条古代商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友谊长存的重要历史依据，如今则有力地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合作。
总的来说，李希霍芬当初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还是较为狭义的，仅仅是一条繁盛于两汉时期的中西陆上商路。“丝绸之路”也并非《中国》一书的研究重点。然而，他敏锐地观察到这条路线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迄今为止的丝路研究所证明的，居其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因丝绸贸易的畅通而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居中的塔里木盆地及中亚地区则成为多元文化融合和传播的要地。“丝绸之路”的说法不仅直接被李希霍芬之后的一代学者认可和接受，而且沿用至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代名词。
Abstract: Some ancient Roman authors have recorded that certain Macedonian merchants had ever travelled to China. Supported by these references, German geographe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has not only recovered the ancient route, but also named it as the “Silk Road”,which referred to a Eurasian transcontinental land route connecting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ea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term clearly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ilk in the ancient east-west overland trade. Richthofen was no doubt the first man to use the term “Silk Road”;however, he seemed to abandon it in his later studies. It was the scholars after him, for example, Albert Herrmann and Sven Hedin, who wrote this word directly in their books and brought it into more general use. The term“Silk Road” is nowadays a general concept describing the ancient Eurasian transcontinental land and sea routes.
[1] 最近有一位德国学者马提亚斯·默滕斯（Matthias Mertens）指出，在李希霍芬之前曾有多人在作品中用过“丝绸之路”一词，其中李希霍芬的老师李特尔（Carl Ritter）早在1838年便已使用了“Seidenstrasse”一词。（M. Mertens, “Did Richthofen Really Coin the ‘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 Vol. 17, 2019, pp. 1-9.）但在李希霍芬之前，“丝绸之路”一词并未在学术界引起重要的反响。李希霍芬不仅为“丝绸之路”一词提供了更精确的定义，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这个词语的传播。即便“丝绸之路”一词并非他首创，他在丝绸之路概念史上所起到的承前启后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2]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Einleitender Teil, Berlin: Reimer, 1877, p. 496.
[3] Ptolemy, Geography , 1.11,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1-72.
[4] 罗马帝国早期的作家如维吉尔（Vergil）、斯特拉波（Strabo）、塞涅卡（Seneca）和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等人皆提到赛里斯人从树叶上采集羊毛，继而纺织成丝。老普林尼称，当地人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随后由女子完成纺线和织布的工序。Pliny, Natural History , 6.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另可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10、14页。
[5] 从现今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中亚乌拉尔山一带出土的中国中原地区玉石制品能够证明这条路线曾存在于公元前12世纪晚期，而在稍晚的欧洲铁器时代的墓葬中也有丝绸织物的遗存。具体可参见H. W. Haussig, Die Geschichte Zentralasiens und der Seidenstrasse in vorislamischer Zeit ,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3, p. 12; H. Uhlig, Die Seidenstrasse , Bergisch Gladbach: Lübbe, 1993, p. 8; A. Dihle, Antike und Orient , Heidelberg: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84, pp. 201-202; I. Good, “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 Antiquity , Vol. 69 (1995), pp. 959-968. 但也有学者对铁器时代丝绸织物即传入欧洲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具体可见Lise. B. Jorgensen, “The Question of Prehistoric Silks in Europe,” Antiquity , Vol. 87, No. 336 (2013), pp. 581-588. 早期丝绸传入欧洲的最重要考古依据是公元前6世纪德国凯尔特贵族墓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阿尔克迈翁家族墓地西帕利特墓中的纺织物残迹，最新的科学检测却表明这两处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品里面并没有丝的成分。但这样的结果不能完全否定希腊人使用丝的可能性，由于草原商路确切存在，零星的中国丝绸传入希腊也是很有可能的。支持后一说法的文献可参见C. Margariti, S. Protopapas and V. Orphanou, “Recent Analyse of the Excavated Textile Find from Grave 35 HTR73, Kerameikos Cemetery, Athens, Gree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 Vol.38, No. 3 (2011), pp. 522-527; 李永斌：《中国丝绸最早何时传入古代希腊》，《光明日报》2018年7月2日。
[6] 例如公元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赛里斯人住在塔比斯（Thabis）和陶鲁斯（Taurus）两座高山中间，以擅长贸易而闻名，在他们以东则是印度人和斯基泰人。译文参见F. E. Romer: Pomponius Mela ’ 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 118. 老普林尼曾提到，有一位名叫拉切斯（Rachias）的锡兰岛（Ceylon，今称斯里兰卡）使者称其父曾去过赛里斯国。据他说，赛里斯人居于爱摩都斯山（Emodus）以外的地区，因善于经商而闻名。他们身材高大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具体可参见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 6.88.老普林尼的描述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中国人的外貌特征，李希霍芬则认为梅拉所说的只是居住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从事丝绸贩卖的一个不知名民族。具体参见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476.
[7] 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0-91.
[8]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 496, 500.
[9]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 500, 507.
[10]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500; Daniel C. Waugh, “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 , Vol. 5/1 (2007), p. 4.
[11]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500.
[1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4页。按照德国学者赫尔曼的统计，张骞去世（公元前114年）后不久，中国每年可派出多达12支的商队前往塔里木盆地（主要是汉朝控制下的南道，也包括居住在伊塞克湖沿岸、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各民族），每队大约百人，驮畜不计其数。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10，p. 3.
[13]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 6.26.6,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关于波路克斯的记载，亦可参见A. Dihle, Antike und Orient , p. 213.
[14]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403.
[15]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 p. 1.
[16] 李希霍芬和斯坦因都认为普罗柯比提到的“塞林达”即是于阗。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550.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第142页注释3。
[17] Daniel C. Waugh, “Richthofen’s ‘Silk Roads’: 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 , Vol. 5/1 (2007), p. 13, n. 9.
[18] Daniel C. Waugh, “Richthofen’s ‘Silk Roads’: 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 , Vol. 5/1 (2007), pp. 9-10.
[19]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reface, p. 14.
[20]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7.
[21]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7. 现代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其名著《中亚》中首先将“中亚”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名词。他将中亚的地理范围具体界定为“南至阿尔泰山南侧，北至喜马拉雅山系北侧斜坡”，但并未确定其东西边界。有关中亚的定义，参见Alexander von Humboldt, L’ Asie-Centrale , Vol. 1, German translation by Wilheim Mahlmann, Berlin:Klemann, 1844, pp. 3-4, 610.
[22]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479. 赫尔曼认为罗马作家梅拉和老普林尼所提到的“赛里斯人”并非中国人，而是生活在今日伊塞克湖沿岸的古代游牧民族，即中国史籍中提到的塞人、月氏人和乌孙人。汉帝国和乌孙因和亲而关系良好，故而丝绸也时常由乌孙传到西方。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Lucius Florus）称赛里斯人使团曾长途跋涉觐见奥古斯都，老普林尼所称赛里斯人因铁器而闻名等说法也符合生活于塔里木盆地的民族。具体可参考Lucius Annaeus Florus,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 2.3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 34.145,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 Leipzig: K. F. Koehlers Antiquarium, 1938, pp. 33-34.
[23]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 395-398.
[24] 李希霍芬提到，在他生活的年代，商旅们皆由肃州经哈密至吐鲁番，再沿天山南麓经库车和阿克苏前往喀什和叶尔羌河，是为当代南道，也就是汉代北道故地。当代的北道是沿天山北麓经乌鲁木齐至伊犁。具体可参见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460-462.
[25] Daniel C. Waugh, “Richthofen’s ‘Silk Roads’: 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 The Silk Road , Vol. 5/1 (2007), p. 7.
[26]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 p. 1, n. 1, p. 13.
[27]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 p. 10.
[28]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495.
[29]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 462, 483, 495.
[30]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p. 462-463. 李希霍芬认为汉朝首先开发罗布泊地区，在沙州至楼兰的沿途屯田殖民。此地以北的地区则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行。从玉门关到吐鲁番的道路是公元1—5年间才首次开通的。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且末成为南北两路的分岔点，由此出发向南的路线途径于阗抵达莎车（叶尔羌河一带），再由此向西翻越葱岭。他认为史籍中频繁出现楼兰、于阗、若羌等地，说明当时的交通主要经过这些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地区。由且末向西北可达乌垒城，也就是汉代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经历了艰苦战斗方才开通由乌垒城前往喀什的道路。
[31] 《史记》记载，李广利第一次征讨大宛失败正是因为缺少饮食供给，士卒多因饥饿而死。当他第二次出征时，“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李广利的军队兵分两路，所到之处西域小国纷纷提供饮食，只有一个叫仑头的地方除外，最终汉军在围攻数日后破城。此处提到的“仑头”在《汉书·李广利传》亦作“轮台”，轮台位于车师以西千余里，向东可至捷枝、渠犁。赫尔曼认为仑头或轮台在今日库车以东不远处，从地理位置上看则处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因此李广利“自此向西，平行至宛城”，实际上已经沿北道的西段部分而行。相关史料可参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7页；《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第2701页；《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12—3913页；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 p. 120。
[32]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 p. 1.
[33]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 p. 91.
[34]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 pp. 117, 122. 李希霍芬将“伊赛顿赛里卡”定位为和田，即汉代的于阗国。它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绿洲中较早发展出丝绸文化的地区，因此其名中带有“赛里卡（Serica）”一词。具体参见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Vol. 1, p. 488. 斯坦因认为“东国公主传蚕种”的传说和木版画证实了李希霍芬的推测，详见［英］奥雷尔·斯坦因：《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巫新华等译，第142页。
[35]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 pp. 123-124.
[36] M. Aurel Stein, Serindia , Oxford: Clarendon, 1921, p. 1236.
[37] Sven Hedin, Meister und Schüler ,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33, pp. 83, 95, 102, 124, 129,143-144.
[38] Sven Hedin, Die Seidenstrasse , Leipzig: Brockhaus, 1936, pp. 196-198.
[39]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VII, no. 1) , Stockholm: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p. 39-40, 49.
[40] E. H.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41] Susan Whitfield, “Was there a Silk Road?” Asian Medicine , Vol. 3 (2007), pp. 201-213.
[42] Victor H. Mair, Jane Hickman and Colin Renfrew, eds., 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 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