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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郭实猎的研究，属于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研究的范畴。相关问题在吴义雄所著《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中已有详述，此处不赘。
但有关郭实猎本人的专门研究，尚无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
对郭实猎的介绍，在他生前就大量存在。比如1851年在柏林出版的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郭实猎传》）
[3]
、柯尼斯堡出版的Cosack, C. J.著
Gützlaff und die evangelische Mission in China
（《郭实猎与中国的福音传教事业》）
[4]
等等。在郭氏去世后，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上海用英文出版了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其中郭实猎一节除简述了郭氏的生平外，还罗列了他用英语、德语、荷兰语、暹罗语、日语、汉语撰写的百余种著述的目录，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一批记录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文献相继出现，如1888年出版的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1907年出版的季理斐（D. Mac Gillivray）编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
1807—1907
），
Being the Centu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5]
等等。此类著作大多对郭实猎有所记录，但其主要价值又多体现在文献方面。
1926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将一批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夷馆存放的旧函件及公文底稿抄录回国，并以《达衷集》
之名出版。其中收录了大量郭实猎于“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号航行期间，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港口，与官吏、商人往来的文件，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所未备。自此，国内学界方真正注意到郭实猎其人，相关的研究作品亦开始出现，而早期的研究又主要围绕《达衷集》涉及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一事。
20世纪30年代，郭廷以编纂《近代中国史》，大量使用了《达衷集》和部分清政府官方的文献，大体还原了“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的主要过程。郭廷以引用了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给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的命令，称此次航行是“去试探究竟英国的商务可以逐渐向北推进到什么地方，各地方民人和官府的态度意向如何。但是切不要命人知道他是奉有公司的使命，船上亦不可装运鸦片”，
而“因为这次的航行……中国政府的无能力与无组织处处都表露出来了”。
持论较为公允。但遗憾的是这部《近代中国史》在1949年以后大陆学界的影响却相当有限。
相比之下，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分册的影响则要大得多。该书初版于1946年，但就连范文澜自己也说“这本书的错漏如此之多，补过不遑”。比如，1949年修订版的《中国近代史》依旧称郭实猎为“久居天津的大鸦片商”，
可谓大谬不然。但不容否认，这部颇具时代特征的历史著作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影响了之后数十年的近代史研究。
1953年9月13日《进步日报》刊载了署名为南木的论文《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
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篇直接涉及郭实猎本人的专门文章。该文认为：“一八三二年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航行，是英国侵略者一次有计划的侦查活动……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完成了对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落后，以及各地经济状况，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英国侵略者掌握了这些确实的材料之后，对中国一般情势，自然洞若观火了。因此他们后来不惜公然反对清政府禁烟，来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达到他们渴望已久的目的。”
此文所依靠和引述的文献数量有限，又存留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然而后人在描述“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时常用的“间谍航行”之说，以及郭实猎的“间谍”之名却均源于此，其影响至今犹存。
80年代中期，在萧致治、杨卫东编撰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中，依旧强调郭实猎等人在鸦片战争之前“搜集了大量机密情报”，并为鸦片战争的“确定和规划打下了基础”。不过，这一时期的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传教士群体研究的重要性。1981年和1985年，顾长声先后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与《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两部专著，涉及17世纪到1949年来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军政、文教、慈善事业等诸多方面。《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一书还为郭实猎立有专传。作为80年代较早研究新教传教士的专著，顾先生的作品大量使用外语文献，跳出先前国内学界集中讨论教案的套路，大有开先河的意味，足以嘉惠后学。但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文中所述诸多有关郭氏的重要史实未免失之于略，甚至存在一定的偏差；而文中依旧将郭实猎称为“间谍”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帮凶”
则显示出该文尚未摆脱前一时代的影响。
进入90年代，研究西学东传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著作相继出现。1994年以后，国内先后出版了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等著作。1997年黄时鉴整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由中华书局出版。黄先生在该书导言中除了对该刊的出版情况、编纂内容、编纂宗旨进行了考订，还指出郭实猎创办该刊的宗旨是“鉴于中国人仍然妄自尊大……需要谨慎巧妙地展示西方的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并且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俾以维护在华洋人的利益，发展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陈力丹1999年发表的《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
则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论述，都与郭实猎有关。上述著作和文献在向人们展示郭实猎等传教士的著作、进一步梳理近代中西交流史的同时，也似乎标志着，华语学界对近代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已经抛开了简单的帝国主义侵华叙事，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旧世纪之交，华语学界有关近代传教士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迅速地丰富了起来。不但大量西文回忆录、研究成果被翻译为中文，相关的中文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一现象在有关郭实猎的研究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这部出版于2000年的专著，在大量使用西人游记和华语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新教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在有关郭实猎的部分，他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的过程以及郭实猎在其间的主要活动，认为“如果否认郭士立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沿海的十多次航行具有宗教上的目的，那将是不公允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郭士立也相当明确地赋予他的航行活动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目的”，“郭士立通过这次航行，制造了一种以强硬手段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舆论”。吴先生同时也注意到，郭实猎“来到中国没有几年，就完全堕落为鸦片贩子的同路人”。
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同时，已关注到郭实猎其人的复杂性。
此后，除“阿美士德勋爵”号的航行之外，郭实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陆续进入学界的视线，相关研究成果涉及医药传教、慈善事业、教育、贸易、鸦片战争等多个领域，
而其中价值较高者集中在有关“汉会”的研究，以及对郭氏著作的述评。
关于“汉会”的研究，吴义雄在《郭士立与福汉会》
一文中以《福汉会调查备忘录》等新文献为基础，梳理了汉会从建立、兴起到爆出丑闻以及后来联合调查的整个过程。他认为早在1838年，郭实猎就“开始宣传利用中国信徒到五口以外的地区传教，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而汉会正是郭实猎迈向新目标—到中国内地传教这一新观念付诸实践的结果。吴先生认为郭实猎公布的汉会的数字“无疑含有较大的水分”，“福汉会作为一个传教组织，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传播的正常结果，而是郭士立个人的意志和想象的产物。郭士立对福汉会内部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显然认为，可以容忍他的信徒道德上的瑕疵，大胆地加以利用。而郭士立这种作风，也被广东沿海寻求生计的游民所利用，可谓相得益彰”。但同时，这个传教组织在新教传教史上的影响又是不容忽视的。
同年，苏精在《郭实腊与其他传教士的紧张关系》
一文中，依靠伦敦会和美部会的相关档案，系统梳理了从1847年伦敦会传教士柯理兰（John Fullerton Cleland）对汉会的质疑开始，到郭实猎去世这段时间，传教界对汉会所产生的怀疑及有关郭实猎的一系列争议。该文与上述吴义雄之文各有侧重，而又能相互补充，基本还原了汉会自兴起而至丑闻爆发后迅速解体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苏精在文中引用伦敦会档案所存马礼逊的信件，称郭实猎的性格“热诚有余而孤僻不群，任性执拗而倔强自负”。又指出，“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不是只有少数弟兄对他不满，竟是传教界相当普遍的现象”，进一步揭示了郭实猎其人的复杂性格和处境。
在郭实猎著作的评介方面，吴义雄于2008年发表的《〈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一文，在简要介绍郭实猎所著《中国简史》等文的同时，指出郭实猎反复强调中国历史的“单一性与停滞性”。2009年阚红柳在《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
一文中，则认为“以郭实腊为代表的19世纪传教士，将清代君主放在世界领域内，进行研究和分析，他们的清代君主观念因此沾染了时代的风采，而传输宗教，则是传教士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同年，熊月之发表《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
一文，主要介绍了《贸易通志》一书的内容、版本和叙述特点。
宋莉华在2010年出版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中，设专章讨论了郭实猎的小说作品。她认为“宗教信仰的传播不仅依赖军舰和商船的支持，而且传教士们也常常因时、因地、因势地自觉变换身份与角色，以实现改宗信仰、土地征服和利益获取的共同目标。郭实腊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的小说正是他的多重身份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他们显然已不仅仅作为纯文学文本而存在，将之作为19世纪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文化形态加以考察意义重大”。又称郭实猎的小说作品“带着先验的文化取向，以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参考系”，把中国“排斥在欧洲科学、艺术和商业发展的主流之外，成为需要欧洲关注、重构甚至挽救的对象”。而郭实猎的作品事实上已构成了19世纪殖民扩张这一全球性历史进程中“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
该书在文后附录中还列出了郭实猎部分著作的提要。
2013年庄钦永在《“镀金鸟笼”里的呐喊：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
中，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讨论了郭实猎试图冲破中国对外封锁，实现平等对话的努力。他认为《是非略论》“实实在在是一本政治小说……它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广州十三行外商，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商馆散商对清廷单口贸易体制、《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等的抱怨与不满。在小说中，我们感受到郭实猎强烈的反清政治思想”。
2015年庄钦永在新加坡出版《“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一书。该书上编用新发现的《大英国统志》（利兹本）与原有的《大英国统志》（燕京本）进行比较，讨论了两书撰写的时代背景、版本、内容、互文性的创作技巧以及书中记录的可靠性等问题，并证明了最早的一部英国历史的中文著作并非1881年由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译自马士·米尔纳（Thomas Milner）的《大英国志》，而是郭实猎作于1839年的《大英国统志》（利兹本）。此书下编则是庄钦永校注的《大英国统志》（燕京本）和《大英国统志》（利兹本）。此类文本的研究无疑为系统地理解郭实猎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西文研究领域，最早系统研究郭实猎的著作是赫尔曼·施莱特用德文撰写的《郭实猎的在华传教事业》（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
。该书以时间为序列，实际上是一部郭实猎的传记。由于使用了大量的西文档案与书信材料，该书以及施莱特于1976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在中国的传教士郭士立和他的本土背景》（
Der China-Missionar Karl Gützlaff und seine Heimatbasis
）
[6]
披露了大量极富参考价值的史料和史实。因受时代的限制，施莱特未能使用英国的差会档案、外交档案，以及相应的中文文献，他的许多论述也自然会因此而显得有些隔膜。此外，施莱特修习的专业为神学，所以他在解读史料时的角度和立场，也与一般的历史学者有所不同。1958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著《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
[7]
，用一章的篇幅对郭实猎的生平和在华活动作了简要的介绍，并着重强调了郭实猎矛盾复杂的经历和行为动机。
在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方面，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于1929年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 [8] ；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于1974年主编的论文集《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 [9] 和慕瑞·鲁宾斯坦（Murray A. Rubinstein）于1996年出版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1807—1840》（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 [10] 。以上三部著作较为详尽地研究了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华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也涉及到一些郭实猎的信息。此外，Hartmut Walravens在2001年出版《诺依曼与郭实猎：19世纪的两位德籍中国通》（ Karl Friedrich Neumann und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Zwei deutsche Chinakundige im 19. Jahrhundert ） [11] ，对郭实猎的生平作过传记式的梳理。孔正滔（Thoralf Klein）于2005年编集论文集《郭实猎与东亚的基督教：一位跨文化的传教士》（ Karl Gützlaff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 [12] 以跨文化视角解读郭实猎在东亚的活动。
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一直致力于郭实猎的研究，并陆续有论文发表，至2008年最终形成专著《打开中国：郭实猎与1827—1852年间的中西关系》 [13] 。该书行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郭实猎在华26年间的主要活动，是第一部郭实猎的英文传记，因此受到西方学界广泛的重视和引用。不过，鲁书罗列的档案文献虽然丰富，但她对事实的掌握和分析却未能超越施莱特在1946年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不少论断，甚至建立在施莱特原有的推测之上，却未能注释明晰。该书也很少使用汉语一手文献，造成偏差在所难免。
这也正反映出目前学界对郭实猎研究的现状及问题。尽管学界对于郭实猎创办的期刊、翻译作品等文化活动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没有人对郭实猎的档案资料进行过高质量的完整梳理。在施莱特以后的研究常依赖二手论述，不但未能厘清郭氏的性格特征、行事风格和他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情况，而且对于一些基本的事实，譬如郭氏的中文名究竟应该是郭实猎、郭实腊抑或是郭士立都没能考证清楚。这便为笔者后续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更好地解读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交流史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