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我国流传最广的民间爱情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影响广泛久远，深受各族人民喜爱，几乎各种艺术形式都曾以此题材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千百年来，不同领域的梁祝文化创作与民间梁祝故事传达出的精神，已深深渗入民众生活，与相关的遗物遗迹、民俗遗风等，共同累积成深厚的梁祝文化宝库。

梁祝传说源远流长。学界普遍认为，传说相关的信息最早见载于唐地理志书《十道志》。宋以后，梁祝传说常见于方志、庙记、碑记、文人笔记、文艺作品等文献，戏曲作为传播梁祝故事的重要载体，对传说流布与变异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入20世纪，广播、影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的助推，不断赋予这个古老传说以新的时代内容。

梁祝传说起源地、起源时间及梁祝身份等命题，虽为不同时期的学者关注，然提出的观点较为粗浅。截至清代，系统的梁祝学术研究并未出现。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梁祝文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以后，伴随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才逐步进入学者视野。

近百年梁祝文化研究，其成果大致可归结为四个不同层面：

其一，追溯传说的渊源、阐述故事的发展历程。

其二，资料的收集与发掘。主要集中于历史文献、民间故事、歌谣、说唱与地方戏曲等梁祝传说作品的收集整理，考证源头。

其三，梁祝传说作品的本体研究。主要从文艺学角度切入，包括人物特征、艺术特点、创作成就、思想价值、审美情趣等。

其四，拓展性研究。从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挖掘梁祝传说的艺术价值与成就，如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研究梁祝文化遗产，或借用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等。

就20世纪以后的梁祝文化研究与创作而言，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四”运动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初，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平民文学研究之风渐开，民间文艺开始登上“大雅之堂” 。在钱南扬等学者倡导下，梁祝文艺作品的收集整理与文化研究迈入学术殿堂并逐渐展现光芒。1926年12月，北大《国学门月刊》第3期发表钱南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冯沅君《祝英台的歌》。与当时现代文艺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整体状况同步，梁祝文化研究聚焦于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传说起源的初步考证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祝文艺作品汇集、整理与故事源头考证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1930年1月，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92期发表钱南扬《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启示，得到学术界积极响应；1930年2月《民俗》（第93—95期合刊）专题刊发“祝英台故事专号”，含钱南扬《祝英台唱本叙录》（录唱本21种）等，计十六篇文章。193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订刘复、李家瑞等《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一批梁祝曲艺及民间小戏作品。其他代表性文章有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宁波梁祝庙墓现状》《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关于祝英台故事的戏曲》《祝英台故事的歌曲》《祝英台唱本叙录》、顾颉刚《华山畿与祝英台》、冯贞群《宁波历代志乘中之祝英台故事》、马太玄《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清水县志中的祝英台故事》、容肇祖《祝英台故事集序》、刘万章《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谢云声《祝英台非上虞人考》《闽南传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张清水《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林培庐《潮州梁祝故事的歌谣》《潮州民间传说的梁祝》等。继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以后，北平《晨报》副刊《学园》、上海《时事新报》与《青年界》、《东南日报》副刊《民俗》与《民间》、杭州《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与《妇女与儿童》月刊、宁波《民俗旬刊》、绍兴《民俗周刊》及河北《定县秧歌选》等，陆续刊登梁祝传说故事、歌谣、戏曲及理论研究文章，形成梁祝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

尤其重视通俗文艺对民众的影响力，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属于俗文化范畴的梁祝传说备受关注，梁祝文化研究在当时的氛围下形成第二次高潮。

这一阶段，针对梁祝传说主题思想，出现不同观点。雨晨《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北京《新民报》，1950年9月8日）、龚纯《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北京《新民报》副刊《新戏剧》，1950年9月18日、25日）等，对梁祝传说主题基本持否定态度。同时，亦有不同意见者，如何其芳《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人民日报》“人民文艺”第92期，1951年3月18日），明确表达反对否定梁祝作品思想内容的观点。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收集、记录、刊行地方戏及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其后，梁祝素材被改编成30多个剧种的剧本，各地多见演出。1951年10月，上海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编排《梁祝哀史》赴京参加国庆会演。1952年，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上，同现越剧、川剧、京剧梁祝戏，产生较强烈反响。舒天一发表《应该严肃对待剧本改编和演出工作——评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北京《新民报》，1952年8月25日），批判矛头直指改编京剧梁祝作品。随后，阿英《关于川剧<柳荫记>》（《光明日报》，1952年12月17日）、马少波《论川剧<柳荫记>的现实主义精神》（《光明日报》，1952年12月23日）、黄裳《梁祝杂记》（《西厢记与白蛇传》，平明出版社，1953）等，均对改编本梁祝剧目予以好评，“左”倾观再次遭遇质疑与批判。最终，肯定梁祝剧目艺术与思想成就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

其时，众学者就梁祝传说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及不同题材作品间的关系等作过探讨，有从作品思想内容、艺术创作等方面进行探讨、评价的，也有阐论梁祝传说渊源与传承的，较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又见深入。代表性文章如张恨水《关于梁祝文字的来源》（《光明日报》，1952年12月17日）、豪雨《话说梁祝故事》（《新民报晚刊》，1953年1月30日、31日）、荛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人民文学》，1953年第2期）、严敦易《古典文学中的梁祝故事》（《人民文学》，1953年第12期）等。

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桑弧、黄沙导演，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影片上映后，不仅国内好评如潮，国外亦备受瞩目。

梁祝传说文本收集整理工作引起重视。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纵横追索，汇集诸多梁祝说唱艺术作品代表作；钱南扬《梁祝戏剧辑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钩沉辑佚，收集整理一批元至清代古典梁祝戏曲剧目。

以梁祝传说为题材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成果颇丰。如张恨水《梁山伯与祝英台》（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起连载）、赵清阁《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等；1959年，何占豪、陈刚创作了享誉全球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围绕梁祝传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各地掀起激烈的起源地论争，梁祝作品的收集整理、艺术创作与梁祝文化研究出现第三次高潮。

梁祝传说起源地点成为学者关注焦点，争议颇多，如浙江说（又分宁波、杭州、绍兴说）、江苏宜兴说、河南汝南说、山东济宁说等。

梁祝题材的作品收集整理及研究成果卓有成效。1984年，文化部、民族委员会、中国民协等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倡议，得到积极响应。通过全国范围的文化普查，诸多流散于民间的梁祝文艺作品得以发现。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收录大量梁祝传说作品，如《辽宁卷》（1994）收录《梁山伯为什么这么傻》；《浙江卷》（1997）收录《祝英台打赌》《梁祝结发》《三世不团圆》《蝴蝶勿采马兰花》《蝴蝶墓与蝴蝶碑》；《江苏卷》（1998）收录《梁山伯与祝英台》《蝴蝶不采马兰花》《英台化蚕》；《福建卷》（1998）收录《马文才与梁祝双状元》《梁山伯与祝英台》《杉木和合》《祝英台的红裙变映山红》；《安徽卷》（2008）收录《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等。其后，梁祝文艺作品、史料汇编、学术成果等综合性图书不断涌现。如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中华书局，1999—2000）、《梁祝文库》（中华书局，2007），涵盖面广，主题丰富。2003、2004年，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宜兴市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宜兴梁祝文化·论文集》，阐释传说与其地渊源；山东、河南等地相继发表系列文章，论证梁祝传说与其地有关；2006年，陶玮选编、钱南扬等著《名家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录一批梁祝文化研究成果。

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再次成为热点。如顾志坤《梁山伯与祝英台》（南京出版社，1995），俞为民新编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郑士有、胡蝶《梁祝传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等。此外，梁祝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的新创作亦取得不菲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梁祝文化研究开始迈入新平台，学者研究视野从国内拓展到国外、从文艺本体拓展到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异彩纷呈。

从地域上说，既有对新挖掘的少数民族梁祝传说的考证研究，又有对境外梁祝文艺作品的介绍探讨。如赵景深《牯岭祝英台山歌》（《民间文学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王志冲《略论朝鲜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上海民研会年会论文选》，1984）、雷阵鸣《畲族叙事长歌<仙伯英台>刍议》（《浙江省民间文学上虞年会论文集》，1986）、刘保元《略论流传于瑶族民间的梁祝故事》（《江浙沪梁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7）、佚名《梁山伯与祝英台》（《〔台湾〕电影欣赏》总第66期，1993）、过竹《独具特色的苗族梁祝传说》（《南方民族文化探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及孔远志《梁祝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境外梁祝题材与研究成果引起国内梁祝学者瞩目，如高丽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等，日本、韩国研究成果不时见于学术刊物或各类梁祝学术会议。

从内容来说，既见对梁祝故事发生、传播与流变的研究，又见从表演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视角的综合性探讨，拓增了梁祝文化研究理论深度。如陆全《梁祝故事探源》（《团结报》，1984年5月19日）、章立挥与高义龙《袁雪芬在电影<梁祝>中的表演艺术》（《袁雪芬的艺术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贺学军《论民间四大传说的总体特征》（《民间文艺季刊》，1984第4期）、定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双蝶节》（《风俗》创刊号，1985年6月）、诸焕灿《试谈梁祝故事的起源与变异》（《浙江省民间文学上虞年会论文集》，1986）、陈秋强《论“梁祝”其人其事的真伪》（《浙江省民间文学上虞年会论文》集，1986）、莫高《浙江梁祝传说流变考察记》（《江浙沪梁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7）、罗永麟《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2期）、谭先达《梁祝传说的渊源演变考》（《谭先达民间文学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等。

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潮激起梁祝传说起源地论争，促进梁祝文化内涵研究深入同时，也提升了多地旅游资源的开发热度。

以围绕“申遗”论争最为激烈的浙江宁波、江苏宜兴为例，两地关于梁祝起源地论争由来已久、长期持续且影响深远。浙江宁波：举办江、浙、沪梁祝学术研讨会、梁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梁祝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研讨会；成立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开展梁祝文化节、中国梁祝婚俗节、梁祝爱情节、“梁祝杯”戏曲大奖赛、“梁祝万人相亲会”，举行“梁祝之夜”“梁祝奔月”邮票、《梁祝文库》首发式等活动；参与越剧电视剧《梁祝》拍摄；开办“中国梁祝文化网”；与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俱乐部签订合作协议，邀请日本梁祝学者考察寻访，首发日文版《梁祝的传说》；建成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等等。江苏宜兴：修复英台书院、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等梁祝文化遗址；拍摄“访英台故里”“梁台故里情悠悠”等专题片；发行梁祝人物明信片、“观蝶”邮票与纪念封；成立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出版《宜兴民间文学大观》《梁山伯与祝英台》《四世奇缘》《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宜兴梁祝文化·论文集》等；启动梁祝传说申报世界“非遗”，与多地达成联合“申遗”备忘录；梁祝传说列入国家第一批“非遗”名录；获得“中国梁山伯祝英台之乡”称号；建成华夏梁祝文化陈列馆，等等。

继昆曲、古琴等相继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围绕梁祝文化“申遗”，多地在谁最具申报资格上展开争夺，各不相让。2003年10月，国家邮政总局在浙江宁波、杭州、绍兴，江苏宜兴，河南驻马店，山东济宁，同时举行梁祝邮票发行仪式。

据目前情势，就梁祝传说起源地论争影响而言，浙江宁波说排在首位，其次为江苏宜兴说，至于山东、河南等地说影响则相对较弱。可以说，较长时期内，在梁祝传说“申遗”工作中，浙江宁波一直在努力唱主角、挑大梁。

2006年5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梁祝传说以四省六地（江苏省宜兴市，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绍兴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合作申报方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总体观照，20世纪以后，梁祝文化研究在占有新资料基础上，朝着综合性、系统性方向发展。梁祝传说文献收集与整理、故事发生与演变研究、民俗研究等诸方面均引起学者关注，钱南扬、顾颉刚、严敦易、路工等资深学者专题性研究产生过较深影响；各种纯文学本体性研究不乏筚路蓝缕与提纲挈领之作；作为梁祝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梁祝戏曲研究，沿此轨迹逐步深入；与传说有关的梁祝墓冢、祝英台读书处、梁山伯庙、梁祝碑等证物征集与遗迹挖掘、梁祝身份考证等，取得丰硕成果。

研究表明，至迟不晚于南宋，梁祝传说已流传至海外。目前，梁祝传说不仅见于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欧洲亦具知名度。

随着研究领域拓展与学术品位提升，梁祝文化研究方向与重点出现新变化。常见的区域性与跨国界学术交流，将梁祝文化研究推向更为广阔的国际视域。如今，国内各类梁祝文化研究学术交流会上，常见境外学者参与。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梁祝传说究竟起源于何地尚无定论，梁祝传说起源于何时亦存在分歧；梁祝传说申报“世遗”目标尚未达成。

梁祝文化研究进行了上百年，为何最重要命题（传说起源时间与地点）仍未解决？客观上讲，梁祝传说所涉文献十分庞杂，各类模糊不清甚至互相矛盾的线索比比皆是，增加了考证难度；主观上说，与众多学者对核心命题的分析研判出现偏差有关，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梁祝当作历史真实人物爬梳剔抉，苦苦探寻其出处与本源；二是混淆梁祝传说的源与流，或颠倒源流本末，试图通过方志、文人笔记、民间传说或梁祝文化遗迹的考古发掘寻求证据突破；三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或进行功利性研究，片面强调对某地有利观点，对别地梁祝文化遗产视而不见；四是对史籍断章取义、错释谬判，误入旁途。

可以说，百年梁祝文化研究，在传说起源时间与地点命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关键节点没有打通。

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着重对梁祝传说起源命题展开系统研究，就梁祝传说相关人物、遗迹、故事起源地点与时间、重要情节的出现等，进行多方位考证，创新观点同时，注重学术纠偏：以祝英台考证为突破口，考证出其非人名而是地名后，对与之紧密关联的“碧鲜庵”“祝英台读书处”等展开考证；还原梁山伯来由真相后，再揭示梁山伯庙、“祝英台故宅”、马文才等背后的秘密；探求梁祝同冢、同学、化蝶等主要情节出现之本原及其对传说起源产生之影响；就学界争无定论的【祝英台近】词（曲）牌、“华山畿”故事、《金楼子》《十道志》是否关联传说起源等争议命题，提出全新观点，力图清扫学术障碍；揭秘与传说起源直接相关的“祝英台读书处”石刻，明确传说起源上限不早于公元872年；提出宜兴为梁祝传说真正发源地；对梁祝传说流变进行整体观照与梳理。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虽考证提出梁祝传说源于江苏宜兴，并不排斥他地对故事衍变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今后梁祝传说申请世界“非遗”过程中，笔者仍一贯倡导多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