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梁祝传说研究是宁邦的博士论文选题，他在2007年完成毕业论文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期间还以此为课题申报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2005年选题的确定到今天他的首部研究成果《梁祝传说源流研究》的出版，前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始终围绕着这一课题搜集材料，作深入研究。二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但他的这部《梁祝传说源流研究》的出版，对于已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梁祝文化研究来说是推进了一大步。

宁邦对梁祝传说的研究从选题的确立到具体撰写，直至今天正式出版，其过程我都了解，他能在历史悠久、学者众多、成果丰硕的梁祝传说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取得卓越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三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学术思维上敢于标新立异，不受前人成见的影响和束缚。梁祝传说研究始自20世纪初，迄今已进行了一百多年，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累累，而且民间和有关地区的文化部门为了弘扬乡土文化，也搜集和挖掘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显然，若是沿着前人的思维模式进行研究，梁祝传说研究无论是理论观点上，还是资料的发掘上，都已很难能有突破和创新了。而宁邦在学术思维上作出了创新。在梁祝传说中，对祝英台的研究是核心内容，迄今几乎所有的梁祝传说研究都是把祝英台作为人名来研究，而宁邦不受前人成见的影响和局限。他对现有的梁祝传说材料作了研读后，发现目前所见到的梁祝传说文献资料中，“祝英台”最早的出处是唐李蠙的《题善权寺石壁》诗并序，其中谓武帝“赎祝英台产”兴建了善权寺。此后在南宋史能之等编撰的《咸淳毗陵志》中也有载，谓齐建元二年（480），以“祝英台故宅”建广教禅院。后来在梁祝传说中，多据此将“祝英台产”“祝英台故宅”说成是女子祝英台的家产或宅第。“祝英台”也就成了一个女子的人名。迄今几乎所有研究梁祝传说的学者也都沿袭了明清以来的成见，将“祝英台”作为人名来探究。而宁邦不受前人成见的影响，对此提出了疑义：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家产不可能归于女性名下，而且，若寺院是由女子（祝英台）的故宅改建而成的，也不可能被史志记载下来。因此，他认为，将“祝英台产”“祝英台故宅”说成是女子祝英台的家产或宅第不合常理，将“祝英台产”“祝英台故宅”中的“祝英台”视为人名，也是缺乏依据的。另外，在梁祝传说中有“祝英台读书处”一说，传为女子祝英台的读书地，对此他也提出了疑义，各地遗存的名人读书台或读书处中的名人，皆为历史名人，史志有载；而“祝英台读书处”之“祝英台”，并非历史名人，只是传说中人，而且为女子之名，由是怀疑“祝英台读书处”之“祝英台”也非人名。正是由于在学术思维上作出了创新，不受前人成见的影响和局限，对“祝英台产”“祝英台故宅”“祝英台读书处”中的“祝英台”一词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便选择从解开祝英台的身世之谜切入，考证并提出了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是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封禅所筑的祭坛的见解。

宁邦提出的祝英台是地名不是人名这一新的见解，颠覆了迄今几乎所有研究梁祝传说的学者及一般民众对梁祝传说的认知，而祝英台是地名不是人名这一新的见解也为梁祝传说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因此，这就为他的梁祝传说研究的创新奠定了基础，虽然面对的是前人研究过的材料，但他能够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如关于词（曲）牌【祝英台近】是近词还是慢词的疑案，自明代以来历有不同的解释，至今未有定论，成为“悬案”。由于考证了祝英台为地名后，也就廓清了词曲研究史上的这一“悬案”，【祝英台近】之“近”是“接近”“临近”之义，而非“近词”与“慢词”之“近”。他在研究期间发表的论文中，对梁祝传说的起源地、起源时间、梁祝的身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已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人信服，迄今尚未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

其次，宁邦能在传统研究领域里超越前人，取得成就，还得益于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采用了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梁祝文化所涉及的学科众多，如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考据学、金石学等多个学科，如他对“祝英台”之名的考探，就是采用了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在《三国志·吴书》《晋书》《建康实录》《六朝事迹编类》《云麓漫钞》《郝氏续后汉书》《说郛》《谭菀醍醐》《天中记》《荆溪外纪》《（乾隆）江南通志》《六艺之一录》及宜兴历代方志等史籍中查阅到了有关东吴末帝孙皓封禅的记载，便对孙皓封禅事与祝英台的关系作了考证。他先是考证了孙皓封禅的原因，宜兴离墨山先后出现了“大石自立”和“石室”两大祥瑞，有预示孙吴国运昌隆之意，这便引发了孙皓在宜兴离墨山筑坛封禅。后又依据中国古代帝王的封禅制推断，古代帝王筑坛封禅，常于封禅处地下室纳入精美玉器，古制称“玉检”，因“英”有“似玉美石”之义，故后人将孙皓封禅所筑的祭坛称为“祝英台”之“英”，与封禅制中的“玉检”有关。为了考证孙皓封禅事与祝英台的关系，他还到实地作考察，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研究。

又如他在考证“碧鲜庵”“碧藓岩”与“祝英台读书处”的关系时，借鉴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碧鲜庵”本称“碧藓岩”，是唐李蠙刻其奏疏和唐懿宗批复、诗并序及“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的一块巨岩，最初岩石上所刻的主体部分应是李蠙的奏疏和唐懿宗批复、诗并序等近千个小字，“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只是指引人们读小字的标志。随着岁月的流逝，经年累月，“碧藓岩”上的小字部分逐渐风化磨灭，后人看到的只是“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因此，就把“碧藓岩”讹传成“祝英台读书处”了。又因宜兴方言中“岩”与“庵”发音均作“ān”；而且“庵”在古汉语中为多音字，一读作“yǎn”，一读作“ān”，读作“yǎn”时，作“植物茂密”解，这样“碧鲜庵”与“碧藓岩”的指义完全相同了；而“庵”读作“ān”时，一指与佛教有关的建筑，尤指女性佛家弟子修行之地，如庵堂、尼姑庵；一指宅堂、居所或书斋等，如“编草结庵，不违凉暑”之“庵”，正出于“庵”字义可指居所、庵堂或书斋等，故“碧鲜庵”被附会为女子祝英台读书处。正是采用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清晰地梳理了“碧藓岩”“碧鲜庵”“祝英台读书处”之间的衍变过程和复杂关系，对“碧鲜庵”“祝英台读书处”的内涵和长期以来所产生的歧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第三，宁邦无功利、“玩”学问的治学态度，是他能够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原因。宁邦在博士毕业后，就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他所在的单位并非文化事业单位，与学术无关，无科研要求。而他研究梁祝传说，完全是出于“玩”，对学术研究的爱好和兴趣，没有评职称、评奖等功利目的，由于没有功利目的，因此，不需要急于发表成果，可以凭着自己的志趣尽兴地“玩”，对同一个选题作深入研究，不断充实材料，修正认识，如他考证了“祝英台”本是东吴末帝孙皓封禅所建的祭坛，先是认为“祝英台”之“英”与封禅制的“玉检”有关；后又从清徐于室、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中发现了一则有关“祝英台”的材料，其中谓“英台”为“古之英豪歃血会盟之所”，通过对“祝英台”衍变过程的进一步研究，修正了前面的认识，认识到将“英”解释为“古之英豪”似更为合理。又如为了补充材料和验证自己的一些新见，他曾多次前往梁祝传说的发源地宜兴作田野调查。经过近二十年的精心打磨，今天宁邦将他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供大家“玩”，我想读者一定能从他的这部论著中“玩”出新意来，对梁祝传说有一些全新的认识。

以上是我对宁邦从事梁祝传说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所作的总结，也以此作为本书的序言。

俞为民
癸卯中秋于温州大罗山麓五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