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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开国以前的田赋科则，大约在什一与什二之间。其行于山东者为十取其二，《明史稿·列传八·韩林儿》云：“至正十八年（1358）毛贵破济南，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官民田十取其二。”
行于西蜀的赋率，是十取其一，《明史稿·列传九·明玉珍》云：“至正二十二年，建国号西夏，定赋程额，以十分取一为则，蜀人悉便安之。”据《明史稿》及《明史·食货志》所载，太祖为吴王，在至正二十四年，赋税亦是十取一。万历中余士奇、谢存仁等修纂的《都门县志》亦说：“国初赋税，率用什一之法。”
明初浙西嘉兴、湖州、杭州诸府田赋甚重，官民田亩税有至二三石者；而浙东赋极轻，如处州府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七县，皆亩税一升。而青田以刘伯温故止征一半。《明史稿·列传一八·刘基传》云：“洪武改元，太祖即皇帝位，……令处州定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又《明史》卷一八三《周经传》所载略同。刘辰《国初事迹》亦载：“刘基言：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艰。太祖曰：刘基有功于我国家，本县田亩，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刘基之心。”但万历赖汝霖等纂修的浙江的《景宁县志》第三《民政》，说处州府以刘基故轻赋，并不实（页六）。此系一面过激之词，未可过信。至于浙西赋重的由来，据说是至正末杨宪以一亩作两亩所致。《明史稿·列传一七·杨宪》载：“召为司农卿，时浙西经乱，新附民未复业，宪独以地膏腴，民多蓄积，亩加为二倍，增其赋，额既定，遂不能减，民怨苦次骨。”
总之，明初各地的赋率及赋额，多仍宋元以来之旧，而因近事量为增减。即以处州府而论，《明史稿·列传一六·胡深》云：“至正二十二年会改中书分省为浙东行中书省，以深为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时山寇窃发，人情未固，深捕诛渠率，广募健儿，得兵万余人，量加田赋，以资军食；盐税旧二十取一，至是倍之。深请得如旧。”又《明史稿·列传一八·章溢》云：“处（州）多山而少田，军需不足，胡深奏免杂赋，行省复有所科，溢奏罢之。……处州粮旧额一万三千石有奇，军兴加至十倍，溢言丞相奏之，诏从其旧。”至天顺间（1457—1464）以至明末（十七世纪中叶）处州府额征税粮皆为六万四千石（参看明万寿堂刊《大明一统志》卷四四，及崇祯刊潘光祖汇辑《舆图备考全书》）。虽较十余万石已减少，但视最初旧额一万三千石之数已远过之了。
（原载天津《益世报》1937年2月21日，“史学”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