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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已将《会典》及《实录》诸书所载的税目的种类与其输纳区域的分配各项略事分析了，至此时我们一定便会发以下的疑问：一、究竟这些各种不同的税目是否对一般田土所赋的税项？二、如果它们原本并不是真正对一般田土所课的项目，那为什么它们会归入田赋项来？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便应追求各项税目的意义，它们的课税客体和它们的来源，以及其发展的历史等。不过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仅能得到一些关于几项较为重要的税目的记载。
在进行分析这些税目以前，我们还应先将田赋的意义弄个明白。所谓田赋可以有广狭两义之分。从广义说来，凡随同田赋正项缴纳的税物，亦未尝不可以归入田赋之中。故一切附加的杂项（不管永久的或暂时的）都可当作田赋的一部分看待。但从狭义说来，只有对一般普通田地所赋的标准品物，才算是真正的田赋。我们研究田赋的人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后面一种狭义的解释，真正的通常的田赋的项目。狭义的田赋，在明代为麦米两项。麦是在夏天，米是在秋天收的，故叫麦作夏税，米作秋粮
。此其表现于田土者，亦有夏秋两地之分，如《宿州志》云：“平坡宜麦为夏地，高阜宜粟为秋地。”
又《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夏税多产于地，秋粮多产于田。”
我们既知夏税为麦，秋粮为米，再进而求几项其他税目的本质和历史：
甲 丝、绵花、绵花绒、丝绵、土苎、麻、苎麻、枣子、绢、农桑丝折绢、农桑丝折米、绵花绒折米、枣子易米、枣株课米、苎布、麻布。
上列各项中，丝是对种桑的地而课的；绵及绵花绒是对种绵花的地而课的（丝绵，即丝与绵的合称，亦出于种桑地或种绵花地）；苎麻及土苎是对种麻或苎的地而课的；枣子是对种枣的地而课的
。至于绢、麻布、苎布等项或则为科罚之项，或则为折纳的物品（这即所谓“折色”，例如原本是该科丝若干两，今制定若干两折合为绢一匹，以绢上纳。农桑丝折绢的名称就是从此而来。如所谓枣子易米，也就是折纳的物品：盖原来规定缴纳的物品是枣子，今改为纳米，故曰“易米”）。今更将以上各项税目分别论其历史的来源如下：
考太祖洪武元年杨思义为户部尚书，请令民间皆种桑麻。农民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多种一倍（即种桑、麻、木绵各一亩），田多者以是为比例。惰者有罚：不种桑者使出绢一匹，不种麻者使出麻布一匹，不种木绵者使出绵布一匹
。可见这里的绢、麻布及绵布等项都是罚款的性质。不过桑、麻、木绵的课种在最初是一种强制的手段，即凡有田过五亩者，无不须种桑、麻、木绵，这是明初的劝农政策。当时（洪武元年）奏定的科征则例是：麻每亩征八两，木绵每亩四两，栽桑者俟四年以后有收成，始征收其税。洪武四年又令各府州县官劝谕农民仍将种过桑麻等项田亩，科丝绵等项
。可见丝绵麻等项，其课税客体是种桑，或种木绵，或种麻的地，而非一般的田地，故丝绵麻等课亦非一般的田赋。
关于枣子的科征，我们从下面两个记载可以知道一斑。洪武二十五年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枣二百株
。及二十七年三月庚戌课民树枣及桑、木绵等
[1]
。
以上各项课征的方法，或则按亩征收，或按所植物的株数，或以若干株折合一亩为标准（在初时规定每亩必须种若干株）
。在前面我们已说过，桑枣各项的课种本来是政府的一种劝农政策。但其后也许这个功令废弛，也许是赋税制度混乱的结果，于是往往是没有种桑株枣株的地，也要照旧输纳桑课枣课等
。此时在输纳方面有种种变迁：第一，在输纳的物品上观察是趋向于折色方面，如桑丝改为折绢，枣子改为易米
；最后则改为折银（此点从后面所举的福建及泗州的例子便可见一二）。第二，从输纳的方法与手续上观察，大都趋向于由阖乡或阖县的田土分摊，与夏税或秋粮混征。我们仅举一个最详尽的例子，以作说明，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
明朝令……民于在官旷地种桑，每亩四十株，科丝五钱，每丝一斤四两，折绢一匹，长三丈有余。乃有司苟且具文，奉行不虔，遂变而征银，每匹一两六钱，水脚一钱八分，俱于通县丁粮办纳，非旧制也。
从上例有可注意的两事：1.本来是按株数科丝的税，后来改为折绢，由折绢更改而为征银；2.本来是科于桑株的税，后来因原定的税额无着，改由通县丁粮内办纳。这种演变的趋势，我们在明代中叶以后各地方志内都可以看得到。
乙 税丝、鱼课、椒课、茶课。
税丝有两个意义：其一，即上节所说的农桑丝，它的比较正确而详尽的名称叫做“夏税丝”；其二，是指向渔户所课的丝，因为渔网用丝之故。后一项税丝后来也折收银。由此亦可见各项税课都有用银折纳的趋势
。鱼课，亦是向渔户征收的税。明初尝设河泊所官，收渔户的鱼油翎鳔等项，后来改折麻铁铜漆诸物；或折米，就叫作“鱼课米”；或折钞，就叫做“鱼课钞”。嗣又革河泊所官，令州县代办。亦于人户丁粮内带征
。椒课、茶课都是杂赋的项目，它们大都按株数起科。起初多征本色（如征“椒”、征“茶”各若干斤是），到了后来，或则折米，或则折钞，最后亦折银
[2]
。皆可证明各项杂税归并于丁粮中及以银折纳的趋势。
但若我们更进一步研究，则知：除了杂赋合并于丁粮以外，并且丁赋亦有归并于田粮办纳的趋势，而田赋中夏税又有归并于秋粮中征纳的趋势。关于丁归于田的历史甚为复杂，非本文范围所可及，今仅就夏税并于秋粮一事言之。明代两税，秋粮远重于夏税（兼指税率及税额而言）
。例如万历间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内所云，除了驿传、马役、驿递、水夫、户口盐钞等项混入秋粮以外，又如京库折丝绢、南京库农桑折丝绢、起运马草等类，此旧征之于山地者，而今亦混于秋粮中矣
。
又如《无锡县志·田赋》云：
桑丝绵绢，后俱并入秋粮夏麦内征收，最后则惟存秋粮米一项，而不复有夏麦名色矣。
这种趋势，在广东、浙江各地亦可以看得到
。大约夏税混合于秋粮这一个趋势的发展，是与各地的均粮或均则运动同时并进的。所谓均粮运动，最简单说来，就是将往日各种不同的田地税率今改为简单化：如昔日夏税与秋粮的税率各有数十则者，今但均为一则或数则。这种运动，在明代中叶各地均已盛行。它的施行的结果，大半就是夏税与秋粮的合并，不再分开。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应另有专文去讨论，这里不必细说。
丙 几项其他税目的内容：零丝、零丝绵、改科绢、人丁丝折绢、秋租钞、山租钞、牛租、租钞、差拨马。
在前面我们已经将几项较为普遍的税目的内容，并其与田赋正项的关系发挥了一二。今更将几项其他比较少见的税目的意义解释一下：
零丝
凡以丝织绢，所剩余下来不足制绢的丝，就叫做零丝，或“余丝”。“零丝绵”的意义仿此
。
改科绢
在广东有所谓改科田的名目。所谓改科田，就是因为官民各种田地的科则不一样，凡由轻则改重则，或反此者，就叫做改科田
。所谓“改科绢”，或即为改科田所出的绢；或即因为原来是科某项税物的，今改科绢，故名。书之以俟将来再考。
人丁丝折绢
乃丁赋之一种，亦名“丁力丝折绢”，或“人丁丝绢”
。
秋租钞
就是官有田地出租与人民所得来的钞。福建诸地有此，广东无之
。
山租钞
官山租税所得来之钞。《会典》所载只江西及池州府有之。但今据广东及南直隶江阴县诸志亦有此项
。
牛租
据天启姚宗文纂修浙江《慈溪县志》第三卷“永乐十年秋粮”项下载：“官牛十八头，租米四十七石五斗”，可见牛租米就是农民借用官牛所出的米。又据《会典》所载，弘万两年输牛租米谷者只山东、江西、顺天府、扬州府四处。今据《扬州府志》所载，牛租米一项只所属高邮州有之
。又福建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及福宁州宁德县均有牛租米
。广东《仁化县志》税课门内及浙江《赤城新志》秋粮项下均有牛租钞一项
。以上牛租米、牛租钞等项，至后来亦多办纳于田赋中。
租钞、赁钞
指租官民房窑地等所出的钞而言，本为杂课，但浙江赤城的租钞、赁钞，亦皆列入秋粮项下
。
差拨马
据《四川总志》所载万历六年所纳的差拨马（《会典》作“差发马”）五匹，乃系盐井卫递年征解行都司给军骑操之用。可见这不过是属于卫所的“物料采办”，与田赋并不发生关系
。
由以上的探讨，我们可得以下的结论：明代夏税的物品是以麦为正项，秋粮以米为正项。《万历会典》所载的税粮的项目，不过是仅将所有与田赋正项一同输纳的物品登记下来，其中有极大部分不应列入田赋项下，至少它们在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一般田地所征收的物品。它们可以分作以下数大类：1.或则为对特种田土所征收的物品，与一般的田地之赋无关，如农桑丝、地亩绵花绒等项；2.或则是杂项课程（与田赋原本漠不相关的），如鱼课钞、茶课钞等项；3.或则为以上两类的折纳物品（即“折色”），如鱼课米、农桑丝折米等项；4.或则为土贡，如红花、瑶人粗布等项；5.或则为某地方的“岁办”、“额办”、“坐办”、“杂办”之属
，如差拨马等项。以上各项本来与田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在后来因为种种机缘大半混入田赋内征收。其原因概括说来约有两个：1.由于改折上的关系。如田赋正项本为米麦（米麦即名“本色”），今因某种原因（如荒旱水灾歉收，或运输便利等），改以他项折纳（即名“折色”）。例如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会典》上所载税目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类折纳的性质的。此外又得以米去折纳他项课程，如鱼课在最初是纳鱼油翎鳔等项，今以米去折纳之；这就是鱼课米的由来。枣子易米亦属于此类。由于这一种折纳的行为，就使田赋与它们逐渐发生关系（注意：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如田赋与它们的关系愈密切，则以米麦折纳他项税色的事情便日更频繁）。2.由于税法紊乱的结果。例如往日某项固定的税收，因制度破坏而归于无着落，于是因利乘便改归阖县丁田（特别是田）分摊。由此言之，《会典》的记载，不过就是以上两种趋势在时代上的反映。又从各项税目输纳地域的分配看来，南方税项之多远过于北方，这也足以表明明代南方田赋问题是比北方的复杂。
不过我们应注意，《会典》所载，仅限于洪武弘治万历三年，未可视作历代的普遍的情形，例如关于各项税目的输纳地区的分配，各地方志里所载的便往往与《会典》不一样，由此可知。
我们明白了《会典》所记录的真正内容及其代表性的程度以后，我们才不致误将一切杂项的税目当作田赋的正项看待，并且我们可以更正《明史·食货志》若干处的错误。
（原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5）
[1] 《明史·太祖本纪》，及本页注 e 引《怀庆府志》。
[2] 参看弘治（湖广）《衡山县志》卷二《课程》及前第10页注 d 洪武（湖广）《永州府图志》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