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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初两税之本色，各书皆以秋粮之本色为米，殆无异词。若夏税之本色为何物，则各书所载殊不一致，粗分之约有以下五说：
（一）农桑丝说
《古今治平略》、《考古类编》、《明书》诸书主之
，如《治平略》云：
……夏税农桑丝也，以植桑者本农，而蚕事以夏始登故也。
（二）丝绵说 《三才汇编》主之，《田赋考》云：
初制……曰夏税，以丝绵……
（三）布说 亦见《三才汇编》，《田赋总论》云：
明……布缕在夏，粟米在秋……
（四）钞说 其说见《闽书》：
……夏税征钞，秋税征米……
（五）麦说 《明史稿》、《明史》及《学庵类稿》诸书主之。《学庵类稿》云：
二税夏麦秋米，楚、粤米夏熟者，夏税兼收米。其收绵、布、丝、绢、银、钞、钱，皆准米、麦。……
《明史稿》及《明史》亦谓：
两税……大略以米麦为主。
但《明史稿》则以为“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者，是在洪武九年；而《明史》则以为在洪武十七年。
以上各说，究以何说为合，今请分别论之：
（一）农桑丝非夏税本色之证
考明初令天下农民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为差。惰者有罚：不种桑者使出绢一匹，不种麻者使出麻布一匹，不种木绵者使出绵布一匹。洪武元年（1368）奏准桑麻科征之额：麻每亩八两，木绵每亩四两，栽桑者四年以后有成，始征其租
。《明史》与《明史稿》均谓此即农桑丝绢所由起。由此可知农桑丝乃种桑之课，与夏税之课于土田者判为两事，更求其论据如下：
（甲）农桑丝为户税，夏税乃田赋。何瑭《均徭私论》云：
唐法有田则有租，即国朝田土纳税粮之意也。有身则有庸，即国朝户丁当差役之意也。有户则有调，即国朝农桑丝绢之意也。
由此可知夏税与农桑丝绢之不同，即唐代租与调之别。洪懋德《丁粮或问》亦云：
敢问桑丝之税奚从起也？曰：此所谓户税也。
亦可为证。又黄暐《蓬窗类纪》云：
今之夏秋二税，即古所谓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农桑丝绢即古所谓布缕之征，唐之所谓调……
均可见农桑丝绢为户税，与夏税之课于寻常土田者迥乎不同。
（乙）农桑丝税率与两税税率不同。《明史》卷七八《赋役》云：“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此与上揭：“桑麻科征之额：麻每亩八两，木绵每亩四两，栽桑者四年以后有成，始征其租”之记载，截然为两事。亦可为农桑丝非夏税之证。
今更自现存明刊各地方志考之，均以两税与农桑丝分别记载，又可见农桑丝决非夏税也。（例如《和州府志》分粮目为五：曰夏麦，曰农桑丝，曰秋粮米，曰马草，曰马驴站银，是也。）
再就《万历会典》卷二四至二五“税粮一至二”所载洪武、弘治、万历三朝天下各地实征税粮之数分析，知洪武间夏税名目仅包括米麦、绢、钱钞三大项，而尚无农桑丝一项名目，至弘治时夏税中始有农桑零丝与农桑丝折绢等项。故疑洪武时之绢即相当于弘万间之桑丝折绢等项。洪武时绢之输纳几遍全国，唯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等六布政司（时贵州布政司尚未置立），庐州、淮安、扬州、安庆等四府，及滁、和两州无之。弘治以后农桑丝折绢之输纳，亦几遍全国，唯弘治时四川、云南、贵州等三布政司，隆庆、太平二府，及保安、滁两州无之。万历时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五布政司，太平府，与延庆（即前隆庆府）、保安两州亦不输纳农桑丝折绢。但夏麦则为各地同输，于此又可见农桑丝非夏税之本位，明矣！
然《治平略》诸书以农桑丝为夏税者，亦自有故。考《雷州府志》云：
田有夏秋二米，起于宋。天禧四年（1020）颁示天下劝农桑官，令所在州邑，农出秋粮，桑出夏税，其制遂定。明初有农桑绢，命天下农民率栽桑、麻、木绵，其不种者制之罚。寻照桑株起科纳绢，久之分派于米。
又《松江府志》查丝绵折绢之故，亦谓农桑丝折绢始于金元，明沿而未改云云
。可见桑出夏税之制，宋代曾行之，金元时亦有桑丝折绢之税。说者以农桑丝为夏税，当亦自有所本。
又自上引《雷州府志》文中末数语观之，知农桑丝绢之输纳，初为强制的性质——盖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田多者以是为差，不种者有罚（见前）。则是凡有田过五亩者无不须纳农桑丝绢也。此为明初之劝农桑政策。大约其后因感困难而不能实行，故改为照桑株起科纳绢，即凡不植桑之田地可不必纳农桑丝绢矣。至云久之分派于粮，则为后来税法紊乱之结果。此其嬗变之迹，《福建·杂课》所载，最为详尽：
农桑绢……明朝洪武初令民有不种桑、麻与木绵者罚之布帛。后又令民于在官旷地种桑，每亩四十株，科（原作料字，疑误）丝五钱，每丝一斤四两，折绢一匹，长三丈有余。乃有司苟且其文，奉行不虔，遂变而征银，每匹一两六钱，水脚一钱八分，俱于通县丁粮办纳，非旧制也。
又洪懋德《丁粮或问》亦曰：
……桑丝之税……所谓户税也。昔者元尝课民以桑，劝民勤也，而因为之税。后则惰民之为甲首者，不桑不绩，而分派于粮，图苟且之易征，有司亦从而徇之，故今田一也，税其粮重矣，而又税以无桑之丝、无人之丁……
由此可知税法紊乱之结果，无桑之丝，亦分派于田土使负担之。《无锡县志·田赋》云：
桑丝绵绢，后俱并入秋粮夏麦内征收，最后则惟存秋粮米一项，而不复有夏麦名色矣。
又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云：
如京库折丝绢，南京库农桑折丝绢、起运马草等类，此旧征之于山地者，而今亦混于秋粮中矣。
又可见明代中叶以后，农桑丝不但并入夏麦内带征，且有时并入秋粮内带征也。
由上可知农桑丝之被误称为夏税，其原因有二：
（甲）农桑丝在宋时确是称为夏税；（乙）明代中叶以后，农桑丝混入夏税或秋粮内带征。
（二）丝绵非夏税本色之证 按丝绵非夏税本色，已可从上一节知之，今不复再加论列。
（三）布非夏税本色之证 《太祖实录》云：
（洪武三年九月）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上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征米如故。
《钦定续通考》按语因谓：
自古布缕有征，明初二税，但有绢而无布……当时（即洪武三年九月）输布者惟松江一郡，其后虽有折布之令，以非通制，故不偏举耳。
更自《会典》卷二四至二五“税粮”考之，知洪武一朝，各地确无有输布者，及至弘治、万历两朝夏税之输布者亦不过江西、湖广、贵州，及常州府四地。亦可为布非夏税本色之证。
（四）钞非夏税本色之证 按《闽书》所载，似专指福建一地而言。故不必细论。若自《会典》分析，则知洪武时夏税输钱钞者仅福建、江西、浙江三布政司，弘治、万历时输钞者亦仅福建、江西、浙江、广西等四布政司及苏州、松江、大名三府而已。亦可见钞之非夏税也。
（五）麦为夏税本色之证 约有如下之证据：
（甲）自《会典》洪、弘、万三朝税粮考之，各地所输夏税无不有麦之一项，且自现存之明刊本地方志观之，多亦作夏税麦。又散见于明各帝《实录》之夏税之折纳，亦多以麦为标准。如《实录》洪武九年四月：
命户部，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余处令民以银钞绢代输今年租税。户部奏：每银一两，钱一千文，钞十贯，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分之二。绵苎布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
此可见银、钱、钞、绢、布均仅为代输之税物，其价值均以米麦为标准，是则米、麦为本色，银、钱、钞、绢、布为折色可知。盖若银、钱、钞、绢、布亦为本色，则何必谓为“代输”？又何必一以米麦之值为标准乎？
（乙）考之《实录》、《明史》诸书，米麦歉收及输运困难时，许以银、钱、钞、绢、布等物代输，其事例甚多，不必枚举。如《实录》宣德五年（1430）九月：
免山西绛州稷山县夏税。稷山县奏：宣德三年春旱，宿麦不收，所逋夏税未纳，今民艰食，上司征税甚急，乞赐矜怜。上命行在户部除其税。
亦可证明夏税是以麦缴纳，否则只以宿麦不收，而全免夏税，岂不无谓？
再观于太祖御制《大诰》云
麦方吊旗，而催夏税。秋税谷秧方节，早催秋税。
而《明律集解附例》亦明白规定：
夏税，夏月所收小麦；秋粮，秋成所收粮米。
则夏税本色之为麦，更断断无疑矣。
（原载《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