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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少吏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12—426页。
为了充分阐明明代粮长制度的特征，有追溯它的渊源的必要。在明代以前，主持乡一级和乡以下各级——如村、社等级的财务人员，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所转变的，可以概括地分为两个时期来说：从秦汉至唐代中叶（大致以“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为转折点），基本上是属于“乡官”的类型；自唐末至元末，这一批征收赋役的乡、村、里、社人员便逐渐下降为近于衙门的“差役”了。两者的主要区别：“乡官”是有官秩和俸给的正规公务人员；后者则仅为由公家佥点的职役，是无给制的，其身份和地位都远赶不上前者。
两汉的乡村组织，多承袭秦制。乡官中有“有秩”和“啬夫”，他们的职掌同为“听狱讼，收赋税”
。凡五千户的大乡，设“有秩”一人，由郡委任，其秩：岁俸百石；小乡设“啬夫”一人，由县委任，大约相当于岁俸“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之秩”
。两晋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每乡亦设啬夫一人；其户数较多的乡，又添置吏、史、佐员数不等
。他们多系有给职，有免除徭役的权利。下逮唐代初年，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置里正一人，职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
可见仍不失为“官人”的身份。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代表我国早期封建主义社会的“乡官制”时期，他们的职位较高，权力较大。虽唐睿宗（710—712）时已有不肯当乡职的人，然究竟尚未成为长期的普遍现象。
《日知录集释》卷八《乡亭之职》：“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旧唐书·王鉷传》：“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后世派富户为粮长，亦未免蹈覆辙。
成瓘：《篛园日札》卷六《乡官乡吏之治》，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95页。
但这种情形，至唐末便大不相同了：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诏每县据人贫富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可见人已多不愿任乡职，故非佥派不可。自是以后，乡职渐成为“至困至贱”的“差役”，至两宋而更甚。当时“保正副、耆户长，仅执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
。两宋对于掌催征之保正、户长等役的改革，和对于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继行募役制，最后行义田助役制，然终无补于事，且愈改愈弊，从此乡职与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
。这是随伴着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
金的坊里正是雇役，元的则是差役（华山：《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第43页）。
金代夫头、队首（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始定村社的编制，凡五十家立一社。至元二十八年颁布《至元新格》，令社长专司劝农；里长（即乡长）、村主首，督催差税。明清学者对此多备极赞扬，以为元世祖鉴于宋代役法之失，故加以改革，可见他是重视农桑的
。近人更有说村社制有类于“地方自治”的。其实我们应当注意，村社制原不过是用蒙古及诸部族军士来监视汉农民的一种手法，所以《至元新格》颁布的第二年，便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其真正用意可见。元代对于农业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没有能够真正提高乡政人员的地位，不过利用他们来作榨取农民的工具罢了。当时催征勒索最利害的，就是衙门里面的一班吏胥，因为基层行政实权根本便操纵在他们的手里（参看本书第16页注①）。因此上述两宋时代对役法的各种改革办法，无不一一在元代——特别是元中叶以后，照样翻版。
吕思勉：《燕石续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相反地，朱元璋还在起义斗争的进行过程中，已在占领地区内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的关于筹措财源的方法——如屯田、盐、钱币诸方面，且都获得一定的成绩。粮长制的雏形也是在元末、明开国以前便具备了的。宋濂撰《行中书省王公墓志铭》记云：
辛丑（宋龙凤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分〔江南行中书〕省于婺〔州〕，以控制东浙。公（王恺）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华，婺剧邑，役民无艺。公令民自实田，请都（方仲按《萧山县志》云：“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以粮多者为正里长，寡者为副。正，则以一家二家充；副，则合四、二至七、八而止。通验其粮而均赋之。有〔粮〕一斗者役一日。贱与贵皆无苟免者。
由此可知一种与朋充粮长制相通的佥役办法，早在粮长制正式施行十年之前已在浙东金华县试办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时的里长可以看作粮长的前身，日后的粮长制可以说是这次经验的推广。
洪武元年二月均工夫，三年七月均工夫图册。
又在粮长制实施的前一年，朱元璋接受了浦江郑沂的建议，令各处递运官物的船只，由民户中佥取税粮较多、资力优厚之户来主持供应
。而运输工作，正是明初粮长各项任务中最繁重的一种（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既然运输任务已派给粮多之户，如果再将征收任务也派给他们，那么，粮长最主要的任务可说是已经全部都包进去了。果然，后一年粮长制便正式施行。
总之，明初的粮长虽与“有秩有禄”的秦汉乡官不尽相同，但他的官派头是不小的；他虽然仍不免和宋元时的“职役”性质相近，可是他的场面究竟大得多了。我们只须将明初每一个粮长所管领的税户的平均数字约达9，000户之多这种情形（见本书第87页）来与宋代都保正所管理的亦不过250户，元代社长所管理的仅为50户诸事实互相比较，便不难看出粮长的权力是多么的扩大了。明太祖大力扶植粮长的理由，留待下一节详述。本节的剩余篇幅，我要用来谈一谈明代以后粮长制的演变概况。
粮长制在清初已衰替，但在康熙年间有些地方仍保留着这个制度的名称（见本书第83—84页）。究竟何时完全消灭，尚难确定。所应注意的，这一制度的残余直至清末和民国还是存在的。例如里甲制或其变相的制度便顽强地延续下来，各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另一方面，一批专吃钱粮饭的人员如所谓“粮书”、“册手”等也相继养成了：他们世代相传，俨然具有专业化的性质，他们把田赋征册收藏起来，视为枕中秘宝，不肯示人，州县政府催征田赋时非倚靠他们不可。他们盘踞征收机关，虽驱之不去——这种情形恰与明代中年以后大户皆不肯当粮长的状况正相反。因此，有许多地方尽管对于田赋的征收已订下了官收官解的制度，但实际上仍须仰赖粮书或里甲人员等。于是各种半公半私的征收组织又相继出现，名目甚多，如江苏无锡的图正，武进的社老，河南的乡董、庄首，河北的村长、练总，湖南的都总、甲首，和四川的粮堆子、推首等，都可视作粮长的变种，其阶级成分亦比明代更为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