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辽、西夏、金分别是以契丹、党项、女真为主体民族，于10—13世纪在北部中国建立的王朝，历时达三百多年，同五代、两宋对峙，是中国封建政权从分裂走向统一及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

一定历史时期里，人们衣、食、住、行风俗和文化的形成，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出自鲜卑别支，与鲜卑是“异种同类”。契丹本为库莫奚一部，4世纪从库莫奚分离出来，借“朝献”“岁贡”等方式同北魏进行贸易活动，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隋、唐时期，契丹逐渐强大起来，并时常同唐朝发生冲突。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即汗位。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契丹国，后改号大辽，又曾一度改复契丹、大辽，历史上统称辽朝。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为金所灭，凡历九帝，共存在二百一十年。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至中亚，重建政权，史称西辽。1218年，西辽为蒙古所灭。

辽国境内，除契丹外，还有汉、奚、渤海、女真等族。辽朝疆域辽阔，“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辽史·太祖本纪下》）。即东临今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河北霸州、雄安一带。境内有平原、草原、沙漠、戈壁、高山等各种地形、地貌，地域偏北，纬度较高，冬季气候严寒。

女真的历史更为久远，它的先世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其后裔，两汉时称挹娄，北魏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其中以粟末、黑水两部最为强大。女真是五代时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的。10—12世纪间，生女真的完颜部落联盟不断发展壮大。12世纪初，由于女真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不堪契丹人的统治压迫，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先揭开反辽斗争的序幕。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在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称帝，建元收国，国号大金。金朝从1115年阿保机建国，到哀宗天兴三年（1234）被宋、蒙联合攻灭，先后历九帝，共存在一百二十年。

金国境内的民族除女真外，还有汉、契丹、奚、渤海等。金朝的疆域，北起外兴安岭，南与宋朝接界，东濒大海，西与西夏为邻，其版图约为同时期南宋的两倍。金国也有各种地形、地貌，大片的原始森林与河湖，是女真人从事渔猎的好场所；一望无际的平原，则为农耕、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政权。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就开始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称为析支的地方活动。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最强大的拓跋部首领率部降附唐朝。唐僖宗时，党项人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升任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治今陕西靖边）、绥（治今陕西绥德）、银（治今陕西米脂）、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静州（治今陕西米脂境）等地，赐姓李，进爵夏国公，为夏国得号之始。传至李继迁时，归附辽朝，被封为夏国王。宋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其子元昊嗣位，于景祐五年（1038）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又称白上国。在汉文古文献中，一般称西夏，又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自元昊起，共历十代，于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时一百九十年。如果从1032年元昊即位算起，则为一百九十六年。

西夏境内，除了党项之外，还有吐蕃、回鹘、蒙古及汉人等。西夏的疆域，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南接萧关（今甘肃环县），北抵大漠。包括今甘肃、宁夏大部地区及内蒙古、陕西、青海的部分地区。西夏境内，有山地、高原、河湖、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生态，具备发展畜牧、狩猎和农业的自然条件。

契丹、女真、党项及分别由他们建立的辽、金、西夏王朝，其衣、食、住、行文化，既有近似之处，又存在许多差异。

契丹、女真、党项从广义上说，都属北方民族。辽、金、西夏地处北方，同南方相比，冬季漫长而寒冷，无霜期短，干旱少雨，农作物种类偏少，粮食产量较低，而畜牧业则很发达。这样的自然环境，无疑会对辽、金、西夏的经济发展和衣、食、住、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契丹、女真、党项的饮食，最初较为简易、粗放。契丹、党项是游牧民族，他们的饮食以肉食和乳品为主，谷物食品所占比重较小。女真则是农耕兼渔猎、畜牧的民族，以粮食食品为主，兼食肉、乳。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受汉人的影响，辽、金、西夏的粮食食品比重逐渐增加，其加工制作也渐趋精细。他们早期的谷物食品，多为炒米、炒面之类，以后则有了蒸饼（馒头）、馒头（后来的包子）、点心等面食和米饭等，特别是女真人的饮食，后来已同汉人没有多大区别。

饮茶，向来是北方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肉、乳在北方民族饮食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蔬菜和水果的产量、品种不多，人们以饮茶助消化就显得格外重要。唐、五代以来，茶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各阶层人饮茶成风，茶道大行。到了宋代，茶叶生产和加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饮茶之风盛行，茶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名目越来越多，有所谓点茶、分茶、斗茶等。由于生存需要和受唐、宋人饮茶之风影响，辽、金、西夏各族人饮茶蔚然成风。如金朝初年，仅有少数上层统治者饮茶，并被看成是接受汉文化的儒雅表现；及至后来，饮茶逐渐在各阶层中流行起来，以至“上下竞啜，农民犹甚，市井茶肆相属”（《金史·食货志四》）。由此不难看出金国饮茶风气的盛行。

契丹、女真、党项的传统服饰，同中原汉人有很大区别。华夏汉族服饰的最明显特点，归纳起来是：宽衣、博带，右衽。即肥大的衣服、宽大的衣带，衣襟右开。而北方民族的服饰即所谓“胡服”则大多是：窄袖，左衽，束带，着靴。这种“胡服”风俗的形成，是与北方天气冷、多风沙及他们的骑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北方民族的发式，大都将其头发剃去一部分，即所谓的“髡发”“剃发”。契丹人的典型装束，为圆领窄袖长袍，左衽，腰系带，足穿靴，髡发。女真人标志性的装束，是由巾（幞头）、盘领衣、带、乌皮靴组成，衣服左衽；发式为辫发。党项人的典型着装，则是毡帽，窄袖衫，皮靴。党项服饰与诸多北方民族稍异者，为右衽。这可能是因其开国皇帝元昊在称帝之初，就宣布“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宋史·外国列传一·夏国传上》），因此服饰为右衽。党项人的发式为秃发。辽、金、西夏的官服，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契丹、女真、党项的服饰发式，都各自逐渐趋于汉化；同时，他们的服饰，也对境内汉人及两宋产生了某些影响。

契丹、女真、党项的住所也有异同。契丹、党项原本都是游牧民族，车马为家，居无定所，车帐、穹庐、毡帐就是他们的住所。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或者从原住地迁往内地，他们开始定居，有了草房、板屋、砖瓦结构的建筑。女真则较早就从事农业生产，有固定的住所，屋中以火炕取暖。直到现代的东北农村，依然如此。此外，辽、金都设五京，其建筑多仿中原都城制度。

辽、金、西夏的行旅，由于北方盛产马、牛、驴、骡、骆驼等大牲畜，它们成为陆路交通的主要承担者。西夏的“浑脱”，则是最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水上交通工具。

纵观辽、金、西夏的衣、食、住、行诸方面，契丹、女真、党项既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汉人及其他民族的风尚和文化。同时，契丹、女真、党项的衣、食、住、行文化，对汉人及其他族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金、西夏各族人民为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缔造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