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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曾在《治史三书》中说到过民国时期的史学四大家。他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这“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是说四大家的共性；又说“风格各异”，当是说四大家在治史风格上又各有个性。四大家的治学，“各异”在哪里？严先生没有展开论说。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想：有一个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即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的教学工作，在文史方面写过很多种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还发表过不少引导学生和职业青年学习历史的文章。换言之，吕先生特别重视文史教育，在文史教学和文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他与其他三位先生的一个不同点。
吕先生自二十二岁起就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最初任教的是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其后由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生没有离开过课堂的讲台。他先后任教过的学校有：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8）、南通国文专修科（1909）、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安徽大学（1932）、常州青云中学、常州辅华中学（1942、194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52）等。他讲授过的课目，最多的当然是历史与国文，此外还有地理、文字学、商业经济等。编著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涉及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好几个门类，其中尤以历史教科书为最多。
吕先生编撰并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目前能找到的共有九种：（1）《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历史教授书》 （六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 ，（2）《高等小学校用 新法历史参考书》 （六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3）《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 （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4）《高中本国史》 （二册，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 ，（5）《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 （二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6）《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7）《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 （四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 ，（8）《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 （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版） ，（9）《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 （四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等。 据李永圻先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4年所记，“先生编著的《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此书至今尚未找到。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此外，还有为青年学生自修学史而编著的《白话本国史》、为光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而编写的《吕著中国通史》，以及用于历史教学的各种油印教科书，总计有十五六种。 《白话本国史》全称《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其编著就是为了提供给学生和职业青年自学中国史之用。此外，还有当年学校的油印讲义，以及几种由当年学生记录成册的讲义，现在经过整理出版成书的，也有四种：（1）《本国史（元至民国）》（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本国史讲义，黄永年记），（2）《中国文化史》（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课程讲义，黄永年记），（3）《中国近百年史概论》（1942、1943年任教常州辅华中学［今常州市第三中学］的油印讲稿），（4）《本国史复习大略》（1944、1945年在常州郊外湟里［今常州埠头］博文中学“中国史讲座”油印讲义）。 吕先生以一己之力，在研究和著述学术著作之外，还编写了这么多历史教科书、参考书，这在同时代的史学家里，是很罕见的。这些文史教科书，近年来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各出版社已有多次的重印和再版。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就是上文所列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 （下文简称《中国通史》） 。
这部《中国通史》，原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上册初版于1934年2月，下册初版于同年的8月。此书在当时颇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十多年间曾一再再版重印。如上册在1946年9月已加印到第七十九版，1948年5月又有修正本的第二十版；下册在1941年6月加印到第五十八版，1948年10月又有修正本的第八十二版等。《中国通史》上起远古社会，下止1930年代。1947年，应出版社的要求，吕先生对《中国通史》做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和增补。 此次增补而新版的封面与版权页上，在书名之前都标有“修正本”三字。目前所能找到的“修正本”，有1947年12月第七十九版和1948年10月第八十二版，而1947年5月的第一百版，还是按初版重印。 增补集中在该书的现代史部分，在第十九章“日本的侵略东北”之后，增加了“全面抗战的前夕”“抗战建国的经过（一）（二）（三）（四）”“战时外交与国际合作”等六个章节，用来补写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一段史事，原“国民政府的政治”以下的三个章节，也有不少修订和增补，年代的下限延伸到1946年。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选用的就是这个修正本。
与今日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今日通用的教科书，都可以称之为“教本”或“考本”，而吕先生写的这部《中国通史》，虽然也用作高中历史课的教科书，但它可称为历史学习的“读本”。什么是历史学习的“教本”“考本”与“读本”呢？大体说来，“教本”“考本”主要是用作历史教学和考试的依据；而“读本”虽然也可用作“教本”和“考本”，但相对而言，又多了一层历史学习的拓展阅读和参考资料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不能做绝对的理解，只是就其主要特征和差异来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有“教本”“考本”与“读本”的区分，实在与历史学习上的特殊性有关。学过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许多在“教本”“考本”或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历史知识，其实都还不能太确定，有许多并不能成为定论，并不能“一锤定音”。然而，为了顾及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编写给中小学生的历史“教本”和“考本”，就不得不将不太确定的，写得确定一些；不甚清晰的，写得清晰一些；不能“定论”“定音”的，则往往下了“定论”“定音”式的论断。而另一方面，在对史事的存疑、质疑上，则多有省略或淡化。吕先生的这部著述，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高中学生，他们的历史知识已有一定的积累，文史的素养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在编写上就可以“教本”兼有“读本”的属性。有些该存疑、质疑的地方，就可以径直地向读者说明；有些虽经过精细的考证，但也告诉学生“不能径作为事实” （例言，第3页。下引《中国通史》均引自本书，仅注页码） 。这种情况，在“教本”或“考本”上是看不到的，而在“读本”上却成为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本书的上古史一段说汉族的由来，吕先生就坦言：
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毋宁阙疑了。 （第22页）
写黄帝与炎帝的阪泉、涿鹿之战，也明说此事“未可断定”：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者多以为一地。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 （第26页）
虽然是“未可断定”，又说“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 （第26页） 。这里，吕先生在存疑、质疑之中，仍分辨出存信、可信的史事真相，这就与一味的疑古大不相同。同样，写尧、舜、禹的禅让，也说史籍上的记载“颇多可疑之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读出史事的真相：
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 （第33页）
又如，“教本”“考本”中叙历史的制度，总是写得比较“实”。而吕先生却叫读者注意它“虚”的一面。如中古史“隋唐的社会”一章，涉及晋朝户调式、北魏均田令和唐朝的租庸调法，吕先生在陈述这些制度的内容之后，又说：
此等制度果能尽力推行，亦足使农人都有田可种，而且无甚贫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无实的措施，敌不过社会上自古相沿的习惯。所以民间的兼并如故。而史称“开元之世”，其兼并，且过于汉代成、哀之时。授田之法，既已有名无实…… （第235页）
其实，文本上的制度，总是偏于理想、偏于规整，而实施上却常常是有名无实，或大打折扣。又如“宋的制度和社会”一章，说到当时的“商税”：
商税，起于唐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就很难言之了。 （第281—282页）
古人说“读书不受古人欺”。明白了文本的记载不同于实际的施行，明白这里的差距——甚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你就不能照着文本去推想史实，不会照着所“说”去推想所“做”。读了吕先生的这些论述，你就不会掉入史书中的这些“陷阱”。这是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优于现在通用的各种“教本”“考本”的地方。
历史学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已经学过的历史知识，并不能视为学习上的完成式，不能以学过为满足、以学过而止步；即使是正确的历史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非常繁复的，简单的一句概说式的陈述，实在包含了很多具体的事和人。用作“教本”“考本”的教科书，只能陈述史事的大概，而不能做太深入、太细化的探究；它往往会强调史事中的某些侧面，而不能顾全其他方面、顾全史事的复杂性。这样的处理，当然也有它的理由。 吕先生在写给初中生用的教科书上，也强调：“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见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版，“编辑者言”第1页。 但是，强调了某些方面，也就意味着忽略，甚至有意回避、遮蔽了其他方面。因此，读史者该有一种“学无止境”的观念，即以前的学习都还是未完成的，有些需要补充，有些需要纠偏。比如，写汉代的“轻徭薄赋”，今日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都是这样写的：
汉初统治集团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文帝、景帝在位期间，经济得到了明显恢复，社会稳定，史称“文景之治”。 《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这是现在常见的“标准”写法。但读吕先生关于汉初的“赋税”情形，你会有新的认知：
汉朝的赋税……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 （前155） ，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一是算赋，亦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个，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个，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 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所以武帝令人民提早，生子三岁，即出口钱，人民就有生子不举的。一是力役。照汉朝法律，年纪到二十三岁，就要傅之“畴官”。景帝又提早三年，令人民二十始傅。 （第119页）
将这两段阅读比对，后者不仅写出了“赋税”的种类及如何实施，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史事的另一个面相：虽是“轻徭薄赋”，而汉代的百姓生活仍是很艰苦的。这就给我们的历史学习起到一种补充、纠偏的作用。 同样，本书中古史的“隋唐的社会”一章，写唐之贞观之治：一方面肯定“当时，海内有富庶安乐的气象，大约不是虚诬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然而这亦不过总计一国的财富，有所增加，无衣无食的人，或者减少些，至于贫富的不均，有资本的人对于穷人的剥削，则还是依然如故”（第234页）。
又如，关于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今日所用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
1919 年1月，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但英、美等操纵的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正义要求，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人们郁积已久的愤怒，各界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斥责这一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这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 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20页。
读完这一段陈述之后，我们不妨再参阅吕先生在本书中的叙述：
八年 （1919） 1 月18日，欧洲和会在巴黎开幕，我国亦派代表参与。先是七年1月间，美总统威尔逊曾提出和平条件十四条，中有外交公开、减缩军备、组织国际联盟等项。各国都认为议和的基本条件。所以我国对于和会，当时颇抱热望。曾做成希望条件，和《取消对日二十五条条约》，和《换文的陈述书》，一并提出。各国说：“这不是和会权力所及。当俟国际联盟的行政部能行使权力时，请其注意。”
时英、美、法、意、日五国，别组所谓最高会议。一切事情，颇为其所垄断。关于山东问题，我国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而日本则主张德国无条件让与日本，相持不决。到4月24日，最高会议开会，招我国代表出席。威尔逊朗诵英、法两国和日本的《秘密换文》。又诵《中日条约》和《换文》的大要。问为什么有这条约？我国代表说：“是出于强迫。”威尔逊又问：“七年9月，欧战将停，日本决不能再压迫中国，为什么还有欣然同意的换文？”这消息传到我国，舆情大为激昂。于是有5月4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举。风声所播，到处学校罢课，商店罢市，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政府乃 于6月初10日，将三人罢免。 时曹为交通部长，章为驻日公使，陆为币制局总裁。 是之谓“五四运动”。 （第545—547页）
经过这样的递进阅读，你是不是对有关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史事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你是不是能体会到原先已学过、考过的历史知识，其实还是未完成的，还有许多被忽视的，或有意无意被遮蔽的史事，需要补充和完善？这种补充、完善，或者改正、纠偏，不仅是为了获得史事的真相，也是为评估史事的意义及影响，提供切实的基础。倘若我们对史事的了解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那怎么可能对史事的影响以及它对我们的意义做出确切的评价呢？这也是吕先生的这部书优于各种“教本”“考本”的地方。
此外，课堂上的“教本”，是要教师讲解的，教师不做讲解，单靠阅读“教本”，即使你能读诵得滚瓜烂熟，而文字之外的其他信息是读不出的。所以，“教本”总要由教师阐释、疏通，并不适宜学生用作自学；倘若把教师所阐释、疏通的内容一一写出，那就是“读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读本”更多的是为学生的自学而编撰的。如上所述，吕先生的这部书更多是一种“读本”的性质，所以书中阐释、疏通的内容，可说是比比皆是。比如，本书写到“昭王溺于汉水”，就特地说明：
《史记·周本纪》独作“卒于江上”，乃因汉亦南方之水。南方之水，古人有时用“江”字为其通称。 （第47页）
写到“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时，又加注说明：
黄河在今山、陕两省之间，古人谓之西河。自此折而东行，谓之南河。更折向东北，则谓之东河。 （第31页）
写秦始皇收天下之兵器，聚之于咸阳，“铸作钟
和十二个金人”，也加说明：
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 （第88页）
写汉代的商人，特地指出汉时的商人，“实有工业家在内。因为其时制造和贩卖不分，所以通称为商人。如煮盐、制铁的人便是” （第105页） 。
其他，如讲宋代因行签差之法而调查民众资产，以及借官卖以省漕运时，特地解释了“手实”“推排”“推割”“入边”“入中”“虚估”等名词含义。东洋、西洋之界线，历代所谓“西域”不同含义等，书中都有特别的说明。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历史学习所需要的阐释或疏通，不仅是一些专业的知识，也有许多历史中“微妙”的变化，许多史事表象下的“内情”，都需要“读本”帮助读者“读出”“读懂”。而由史学名家编撰的教科书，其对史事的阐释，更是独具只眼——从“习见之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代前言，第8页。 比如，从史籍及其记载的不同，看出东、西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
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重轻之列。这是世运变迁，各地方均逐渐发达之故。 （第45页）
又如，从乘车到骑马的变化，看出古代文化的传播和疆域的开拓：
古代交通多乘车；即战阵，亦以车战为主力。战国以后，则骑马的渐多；战阵上，亦渐用骑兵和步兵。这因古代交通只及于平地，而战国时开拓渐及于山地之故。当时汉族多居平地，所谓夷、蛮、戎、狄，则多居山地。开拓渐及于山地，即是杂居的异族和我国民族同化的证据。 （第67—68页）
至于史事间的因果关系，史事的成败得失，吕先生的评述也都中允、冷静而不偏于义愤。如叙林则徐查办禁烟，“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 （第398页） 。观此可知当时的禁烟如此之难，而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说清初的中俄交涉失败，都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 （第373页） 。“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 （第414页） 如何会想到立国于欧洲的俄国会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至于无税通商，关税和财政的关系，应允之后无可挽回等等，都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近代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实在是中西文化、国情上的差异所造成，怪不得哪一个人，也怪不得哪一件事。这类中允、客观而又冷静的评述，书中甚多，读者如能细细阅读，一定能获得不少启发和帮助。这又是吕先生的这部书优于一般的“教本”“考本”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的租界，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停办。次年8月，先生便携了家眷回到常州的旧居，在城郊的青云、辅华两所中学里任教。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正好在这时就读于青云中学的高二，这一学年，他听了吕先生讲授的本国史、国文、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四门课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吕先生“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9、140页。 “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 黄永年：《治学浅谈》，《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黄先生能在高二时就听到名师、名家的授课，那是何等幸运的机遇；但“三生有幸”的事，那是“可遇而不可期”！名师、名家或不可遇，但名师、名家的著述仍在，且随时可以阅读。如此，读吕先生的这部著述，无异于“有幸”聆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历史课。这就是我们今日仍要重印，并向读者推荐这部《中国通史》的原因。
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