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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是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思想巨人，四人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但是，世人对唐甄生平行事的了解，远不如其他三人清晰。
唐甄（1630—1704），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据后人考证，唐甄原名唐大陶，在其五十岁左右时，为了躲避清统治者“驱蜀人归蜀”的政策，遂改名为唐甄。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对唐甄生平有简略记载。之中言及“甄性至孝”，塑造了唐甄恪守孝道这一传统美德的士人形象。但是，在唐甄行世的作品中，对父辈先世鲜有介绍。后人据其女婿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这一文献，确定唐甄之父为唐阶泰。又据明末清初巴蜀遗民诗人费经虞《剑阁芳华集》节录的《唐阶泰墓表》的内容，将唐甄的先祖推定为唐瑜；并且指出，达州唐氏家族亦是显宦之家，诗书继世，为官者代不乏人。所以唐甄也是在诗礼簪缨之族中成长的唐氏后人，家族文化对唐甄的影响是巨大的。唐甄之父唐阶泰，是明末理学大师、抗清名臣黄道周的得意门生，有卓识亦有谋略，为当时士人所推崇。唐阶泰传世的诗文极少，但亦有佳句，如《饮杨怒飞小阁》中有：“好山此日何人管，收拾湖天下小楼。”有宋人空疏之致。又如《偶作》中有：“晚年学道无多得，贫贱于今不自惭。”又不失清新直白。唐阶泰为官有操守，不阿附权贵，后隐居不仕，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甄的精神世界。
唐甄为顺治丁酉（1657）举人，为官经历较为简单，担任的最高职务为长子县令，而且任职时间极短，仅十月而终。据《清史稿》载：“选长子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这是唐甄短暂但光耀照人的为官主政经历，他尽最大努力实践了一次“儒者计功”的理想；“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唐甄去官、落魄、潦倒终生的情事，在《潜书》的《食难》诸篇中屡有描述。这样一位“志在权衡天下”的良知之士，襟抱难申，穷厄而著述：“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
唐甄行世的著述以《潜书》为主，后人辑有少许诗文。诗如《清明上河图》《丹青引》等，诗情蕴藉，较为克制。如《广武山看月》：“广武山前月，悲凉万古情。山留百战地，月照一孤城。天远春星淡，沙明玉露清。书生何所事？徒作夜乌鸣。”文如《唐阶泰墓表》等，多为应酬之作。
唐甄最重要的著述《潜书》，是由九十七篇构成的巨制，依其内容，大致是以首篇《辨儒》为纲，论学、论政为两极，结构全书。唐甄在《辨儒》篇中，为全书预设了两条向前掘进的线路，一条是事功，一条是心性。在《辨儒》篇中，唐甄一方面指出“儒者计功”，儒家是追求实际治理效果的学问；另一方面，论及“正心诚意”这一传统命题，启端全书的心性之论。所以，唐甄论学，主要论儒学的经世致用特征与心性之学，这就是《潜书》上篇的主体内容；而在经世思想的统治下，论政构成《潜书》下篇的主体内容。在下篇四十七篇中，从《尚治》篇至《厚本》，涉及劝谏君主、宰相等官吏的任用、富民之术、官吏考核与吏治廉洁、废除太监制度、兵制等诸多国家治理方面的内容。
所以，《潜书》虽然内容繁多，但线索分明，以论实功为大端，次为心性，面目清晰，并无明显的驳杂之感。
唐甄身处明清易代之际，但明亡时唐甄还仅仅是十五六岁的青葱少年，充其量只能算“遗少”，所以易代之变对唐甄的思想冲击并不太大。唐甄完全不像“遗老”一样，用消极避世来对抗易代之变，而是顺应时势，既兴实学，为民造福，又广泛结交明末遗民及民间学人，如沈麟生、顾祖禹、魏禧、钱澄之、朱鹤龄、杨宾、吕潜等；对仕清官员及文人学者，如尤侗尤珍父子、徐秉义、汪琬等，同样唱和交好。唐甄在其最重要的著述《潜书》中，也或多或少论及了与这些人的交往。
唐甄及其思想著述，得到了同时代人及后世的极高评价，魏僖、潘耒、张廷枢、杨宾，以及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章太炎等，均称许推崇唐甄。如杨宾在《唐铸万传》中记载，魏僖在读《潜书》至《五行》篇时，惊呼：“五百年无此文矣！”而且“读竟付梓，而《衡书》始著”，对《潜书》的刊布行世起了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潜书》是数千年中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实乃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评价不可谓不高。
当代对唐甄思想进行总结、研究的学人与成果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唐甄的社会治理思想，如“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等观念，被国家一再倡扬。这都表明，唐甄的治理思想在当代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
唐甄服膺儒家学说，思接亚圣孟子，这在《辨儒》《尊孟》《宗孟》诸篇中，有全面的阐述。但是，唐甄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受晚明“经世”思潮的强烈影响，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潜书》的第一篇《辨儒》篇，唐甄对儒家思想重事功、重实绩的一面，进行了细腻的挖掘。唐甄明确指出，“儒者计功”，儒家学说重视有用于社会，儒者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发展，就有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一为道德心性，一为经世事功。儒家经历宋明理学这一阶段的发展之后，过于强调心性修养的弊端，已经为明末士人所深恶。唐甄作为有深识的一代思想者，更对儒学发展的这一弊端深有洞察。所以，唐甄的纠偏之举，就是极度张扬儒学重事功、实用的一面，强化儒学的实际效用，这成为了唐甄思想的底色。唐甄认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唐甄反对简单、机械的心性修养，反对僵死、无用的对圣贤经典的阅读，他认为“树功”，才是儒家之道：“若儒者不言功，则舜不必服有苗，汤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弃不必丰谷，益不必辟原隰，皋陶不必理兵刑，龙不必怀宾客远人，吕望不必奇谋，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荀况不必言兵。”如果圣人只追求“圣言”，只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只追求自我保全，那圣人“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
唐甄服膺孟子之学，这是因为，从内在肌理来说，孟子的思想深契唐甄“儒者计功”的主张。孟子之学，“计功”的特征极为鲜明。孟子的核心思想，如“仁政”，其主体内容，都关乎民生百业、国家治理这样的事功层面；《孟子》全书，几乎可视为儒者的“事功”教科书。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千古名言，即能说明这一点：“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相似的表述，《孟子》一书出现了三次，足见孟子对与老百姓日用生活相关的事，关注度有多高！不无暗合之处的是，在《潜书》中，唐甄将自己任长子县令时，推行种桑养蚕、改善百姓生活的亲身经历也作了详细描述，并且也在《潜书》中多次提及。
朱熹论及读《论语》《孟子》之法时曾言：“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所谓“事实”，作“事功”来理解并无不妥。唐甄服膺孟氏之学，完全可视为孟子的“事实”特征在他心中激起了回响，加以晚明经世风潮的熏染，唐甄便在《潜书》中将自己的经世情怀不遗余力加以彰显。所以，《潜书》的整体基调，便呈现出厚重的济世色彩。《潜书》上、下两篇，不管是论学，还是论政，都围绕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理想而展开，这是《潜书》的核心思想。
《潜书》中论及儒家经世特征的篇目，随读随见。如在《潜书》的上篇中，《有为》篇，就论述了人要有作为、有事功的道理，并且批评二程与朱熹长于内心修养、忽于对外事功的不足。又如《良功》篇，明言：“专执身心，乃大失矣。”人如果只讲身心修养，而于社会治理一无所知，这样做是人生的大失误。再如《去名》篇，主张人要去除虚名，求实功，如果一个国家“无非窃名之人，无非败德之人”，“其害大矣”。正如前文已经言及，《潜书》下篇四十七篇，全为言实功之篇什，所以，完全可以说唐甄是“务实”的启蒙思想家。
唐甄的“儒者计功”思想，更应该置入明清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明清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明代中晚期社会形态已经发展成为“庶民社会”，“庶民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传统知识精英，即传统的“士”已经庶民化，士、庶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士人对庶民价值观念的认同度加深，特别是士人与商人之间的互动，成为新的时代风尚。唐甄在《潜书》中，不仅详细载述自己的经商经历，而且，当有人指责自己身为士人而从事商人渔利的行为时，唐甄坦言：“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虽然唐甄并无过高的商业天赋，其经商活动均以失败告终，但唐甄在价值观念上认同商人获利的合理性。这种思想观念转变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能被低估，因为这种观念的转变，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发生转变的实质性力量。事实证明，晚明社会的经济形态确实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一点已成公论，但士人在精神世界对商人价值的认同，成为促成晚明经济形态发生新变的重要力量，并未得到有深度的关注。唐甄及其《潜书》，就是体现这种时代转变的最好标本。当代人阅读理解《潜书》，不仅仅要看到他对儒家思想中重功用因素的倡扬，更要看到这种倡扬背后深蕴的时代新变内涵。
唐甄主张“儒者计功”，追求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理想，同时对传统的心、性问题，也在《潜书》中作了阐发。例如，在首篇《辨儒》中，唐甄在“儒者计功”的论述之后，马上转入“正心诚意”的讨论，指出：“正心诚意，学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人正心诚意，则为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义，毋诈而主诚。”对“正心诚意”这一儒家的传统治心命题，从利、义、诈、诚等方面，作了传统的解释。
此处，须明言者，唐甄论心与性，同样服从、服务于他事功的理论立场，这是唐甄心性论的独特之处。正如在《宗孟》中，唐甄在论及人性、孟子的“四端说”之后说：“学由自得，则得为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直探性体，总摄无外，更无疑误。”将仁、义、礼、智与实功等同，持论新异。
同时，也必须看到，唐甄心性论的论述思路，与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仁政”这一政治思想的推演路径有相似之处。唐甄虽然不主张性善论，他主张万物具性，人性物性相通，然后以此为基础，再嫁接孟子的“四端”说，最后推进到具体的政事等“计功”层面。这样一来，为什么唐甄在《辨儒》篇之后，紧接着在结构上安排了《尊孟》《宗孟》两篇，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唐甄在《潜书》中，多次将孟子的尽性与“四德”进行关联，在人性、“四德”、人心之间，建立完美的联系，将人性至“四德”再到人心的论述逻辑一次又一次演绎，也能理解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唐甄对孟子的尊敬，也不仅仅是因为前述已经论及的孟子的思想深契唐甄“儒者计功”的主张，同时也是因为孟子心性论的推演思路，影响着唐甄本人对心性的论述。
唐甄论心性，大多数时候，都是将心、性分开而论之。当然，唐甄对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有参酌，所以，心性并论亦时时可见。所以心、性、心性在唐甄那里，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分而论之与合而论之，所指基本相同，均是唐甄的心性论。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心的作用，在于对心的使用：“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之则小成，大用之则大成，变用之则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则不清；不可使如凝胶，胶凝则不并。”然后，唐甄将心之动，归向于儒家的忠信、忠恕等目标：“心之动也，有爱恶是非之用，有忠信仁义之道。”
在《尊孟》篇中，唐甄对孟子“养气而不动心”的涵养功夫，作了阐释，指出：“任天下之重亦然。气大则心定，心定则才足，固历险成功之道也。”依照唐甄的论述逻辑，“不动心”，也是心的使用方式，不动心则心定，心定然后可以任天下之重。唐甄从心的运用出发，又将论锋指向了实功这个方向。
在《潜书》中，唐甄有较多篇目论及王阳明及其心学，如《法王》《虚受》《知行》等篇。唐甄给予了王阳明极高的评价，认为：“阳明子有圣人之学，有圣人之才，自孟子而后，无能及之者。”唐甄借助对阳明心学的评述，来表达自己有关“心”之用的看法。唐甄认为，忠、恕这样的品质，都是在“心”上用功，心才是本质，忠、恕是心之用的外化。而王阳明所倡扬的“良知”，究其实质，也是心之用的某种方式，只要是人，均可以让心做这样的运动。当然，唐甄对王阳明也有批评。在《虚受》篇中，他就指出王阳明“傲”，不虚心，究其实，傲，也是心的运用方式之一种。
唐甄对心的修养、心与欲望等，在《潜书》上篇的论学部分，有较多论及。如在《格定》篇中，唐甄指出：“君失其道，听命于臣；心失其道，受役于物。”而心，总容易受制于外物，受役于欲望。在《格定》篇中，唐甄总结出心有十疾：“尊则亢，卑则委，富则骄，贫则隘，乐则散，忧则结，平则懦，怒则溃，恶则狠，爱则溺。”“十疾”之说，不是唐甄的高明之见，唐甄独具只眼的是，他认为世间最可怕的是君子之欲，这样的欲望，“挟理而处，挟义而行。岂惟人不能辨，亦且不能自辨。是学也者，藏欲之薮也。君子之欲，虽与小人之欲不同，以此治心，同归于灭心；以此治世，同归于乱世”。君子的欲望因披着合理的外衣而隐蔽，不要说一般人难于发现，就是君子本人，也认为这种欲望是正当的，而这正是君子之欲的可怕之处；这种欲望是可以堂而皇之地破坏正常的治理秩序的，是唐甄所倡举的“实功”的大敌。
修心是唐甄不可回避的主题，《居心》篇中的安居其心，《敬修》篇中的修养敬畏之心，《七十》篇中的“心归于寂”，《恒悦》篇中的保持内心的空明与愉悦，等等，都是修心主题。唐甄论修心的篇什不在少数，其修心之目的，最终均指向了国家治理这样的实功层面。
唐甄对人性的论述，在《宗孟》《性才》《性功》《充原》等篇中，较为集中，尤以《性才》《性功》篇为最。
《性才》与《性功》篇，其实讨论的是同一个主题，即人性的作用、功用。在《性才》篇的篇首，唐甄直言：“世知性德，不知性才。”唐甄对问题的看法，总有超拔于流俗之处。人性被人反复讨论，“人人言性，不见性功”，但到最后，空谈人性者居多，对人性的实际作用的关注却越来越少。《性才》篇矩步于孟子“四德”说之后，将尽性与尽“四德”完美对接：“古之能尽性者，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正因为唐甄是从仁、义、礼、智“四德”来论“尽性”的，所以，诸如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这样的人，虽然也有治国之能，但并非能尽性之人。唐甄认为：“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明有光。著火于烛，置之堂中，四隅上下，无在不彻，皆明所及，非别有所假而为光。”人人都有人性，人性都有功用，就像是火就能产生光明，照亮世界，这是如此自然的事情，尧、舜之所以能“庶职无旷，庶政无阙，乃可以成功”，就是因为尧、舜能尽人性，让人性的火光亮起来，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实功”。
在《性功》篇中，唐甄更是补充、丰富了人性要发挥其功能的观点。唐甄将人性与其功能的关系，比喻成编织精美的丝带：“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此处的修身即修性，用丝带割裂之喻，来说明人性与其功用浑然一体，极为生动。同时，唐甄分论儒、释、道三家：“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只有儒家具有治世的品质，能产生实际的功用：“儒惟治世，故仁育，义安，礼顺，智周，天地山河，万物百姓，即所成性，离之无以尽性。”这与《辨儒》篇的宗旨，是前后一贯的。唐甄有强烈的事功意识与济世情怀，所以，他极反感空无的个人心性修养：“但明己性，无救于世，可为学人，不可为大人；可为一职官，不可为天下官。”这可能就是唐甄的感人之处：一介书生，穷困一生但“有救于世”的初心从未有变，深重的家国意识从未有变！
《潜书》下篇论政，如《尚治》《富民》《考功》《为政》《格君》《任相》《省官》《制禄》《更币》《用贤》等篇，涉及君臣关系、官吏任用、俸禄制度等治理的传统命题，旧解出新意，唐甄独到的见解也不少。读者在阅读《潜书》的过程中，会随时遇见，此处不再赘引累述，仅择一二处独绝之论，以显唐甄识见之高。
唐甄在论政时，对太监这一丑陋的制度抨击甚力，从《贱奴》篇开始，历《丑奴》《去奴》《耻奴》诸篇，集中论述太监制度的危害，主张彻底废除。人所共识，太监之制，就其本质而论，摧残的是人性。唐甄就认为，太监有“四不似”：不似人身、不似人面、不似人声、不似人情。孟子曾与告子有著名的“性犹杞柳”之辩：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戕贼杞柳而为桮棬，与戕贼人而为太监，与戕贼人以为仁义，其实都是摧残本性之行，毁灭的是人自然而然的天性，非全性尽性之行。而唐甄一直主张，不能尽其性，便不能全其功，违性之行，则“小人必逞，君子必灾，家必内败，天下必亡”。唐甄对这种行为，是极为反感的。
唐甄喜言“用兵”，对用兵作战颇感兴趣，他在“论政”时，从《全学》篇开始，一直到《止杀》《厚本》诸篇，所谈论的主题，都与“用兵”有关。唐甄认为：“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这既是对始自孙子的兵学思想的继承，又是唐甄“计功”理想的外显。在所有治国实务中，还有比军事更为“急务”的吗？所以，在《全学》篇中，唐甄说：“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主张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知兵”这一成分。在《审知》篇中，唐甄说：“若用兵之道，非身在军中，虽上智如隔障别色。故曰：‘百闻不如一见。’”主张要真正懂得用兵，得在军中淬炼用兵技能。在《两权》篇中，唐甄说：“自固之计有三：地、食、法是也。”指出要打好仗，得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粮食、严明的法纪，等等。整体而言，唐甄言“用兵”，有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色彩；毕竟，唐甄并无治军经历，所言皆为间接经验，给人泛论之感。但唐甄在自己的著作中花大量篇幅来强调用军治兵的重要，是值得敬佩而且有价值的。
以上所述，是唐甄“论政”的特色处。
唐甄之文，质朴少文饰，这与其“务实”的思想追求密切相关。唐甄为文，胜在思辨；新见雄论，如珠如玉，时有迸现。唐甄之文，写的都是真性情，其实干精神、忧国情怀，成为其作品最打动人的内质，非徒饰华词的浅薄之什可比！
《潜书》今存版本有：一、康熙刻本。有《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以前者为佳，后者无潘耒序及事略。二、清光绪九年中江李氏刻本。三、清光绪三十一年邓氏刻本。四、清光绪三十二年山东全省官印书局钤印本。五、清末大经纶书局石印本。其中康熙刻本为后来诸刻本、石印本之祖本。今人整理本有：一、中华书局1955年整理本，并搜集唐氏诗文作为附录，1963年增订第二版。此本以康熙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李氏刻本为参校本。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潜书注》，并附录相关资料。此本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并改正个别误字等，附录有所补充。三、岳麓书社2011年《潜书校释》，并附录相关资料。此本以清光绪李氏刻本为底本，以中华增订本为校本。四、新疆青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潜书》文白对照本。按照体例要求，此次整理以中华书局增订本为底本，并校以清康熙刻本等；注释、翻译部分对既有成果亦有借鉴，如对唐甄引述的《诗经》中诗句的翻译就参考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的译文；引述的《老子》中的语句的翻译参考了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的译文，等等，在书中不再一一注明，此处一并致谢。限于本人学力与识见，本书定有错讹不当之处，恳望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何山石
2024年6月2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