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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题目的解释有两种。
第一，逢行珪注：“撰，具也。吏者，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于良吏也。贤者举之，不贤者不预。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传行者。乙次于甲，以此明政之次也。”按照逢行珪的解释，题目的断句应为：“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撰（xuǎn）吏，选拔官吏。撰，同“选”，选择，选拔。五帝，说法不一，一说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说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贤君。传政，可以流传后世的政治措施。乙，次于甲，以标明政治措施的先后次序。那么翻译下来就是：“选拔合适的官吏，是五帝三王可以传之后世的善政。乙编第五。”关于“乙第五”，逢行珪《鬻子·序》说：“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鬻子》虽不预焚烧，编秩由此残缺。……篇或错乱，文多遗阙。”意思是，由于秦朝暴乱，《鬻子》虽然未被烧毁，但已经残缺不全，篇章秩序也已混乱，无法恢复原貌。我们也只能按照残篇的次序进行译注与解读。
第二，锺肇鹏《鬻子校理·前言》认为：“《四库提要》说：‘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的确是在古书中无此体例。我认为今传逢注《鬻子》是一本隋唐以前随手摘录的抄本。摘抄者案自己所需的节录摘抄。其中如‘五帝三王’甲、乙第几等均系抄录所加，用甲、乙第几以示区别。……并不是说‘明政’治国的先后次序。”锺先生认为“撰吏”才是题目，其后的文字为抄录者所随意加上去的，所以他把“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这一题目直接改为“撰吏”。其下各篇题目均如此处理，而且对篇章次序也做了调整。但锺先生对抄录者加入的这些文字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虽然锺先生的推测有道理，但为了保持《鬻子》残书原貌，我们仍然使用原题目，按照原书篇章次序予以译注与解读。
政曰 （1） ：君子不与人谋之 （2） ，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 （3） 。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 （4） ；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5） ；能必信 （6） ，而不能必见信。君子非人者 （7） ，不出之于辞 （8） ，而施之于行 （9） 。故非非者行是 （10） ，恶恶者行善 （11） ，而道谕人 （12） 。
（1）政：指政治典籍。明人宋濂怀疑“政”为人名，是鬻子的弟子：“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不然，何有称‘昔者文王有问于鬻子’云？”（《诸子辩》）。
（2）与：参与。人：别人。根据本段文意，这里说的“人”主要指君主。谋之：谋划治国事务。之，代指国家事务。
（3）非道无由：除了大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无由，无从，没有办法。什么是“道”？见“解读一”。
（4）必见受：肯定会被别人接受。见，被。见“解读二”。
（5）必入：肯定会被别人接纳。入，接受，接纳。
（6）信：诚实。下一句的“信”为信任的意思。
（7）非人者：批评别人的方法。非，批评。
（8）不出之于辞：不表现在言辞上。也即不使用言辞对别人进行直接的指责。不用言辞直接批评别人的目的，见“解读三”。
（9）而施之于行：而是用自己的行为去纠正对方。也即为对方做出表率。
（10）故非非者行是：所以那些能够批评错误的君子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第一个“非”是批评的意思，第二个“非”是错误的意思。是，正确。
（11）恶（wù）恶（è）者行善：讨厌恶行的君子才能做出善良的事情。第一个“恶”是讨厌的意思，第二个“恶”指恶人、恶行。
（12）谕人：使别人知道，使别人明白。人，《百子全书》本、《鬻子校理》本作“矣”。
政治典籍上说：如果君子不参与别人的国务谋划，就不用说了；如果参与别人的国务谋划，那么不遵循大道是行不通的。因此君子在为别人出谋划策时，肯定能够遵循大道，然而不能使别人一定接受；肯定能够竭尽忠心，然而不能使别人一定接纳；肯定能够做到诚实无欺，然而不能使别人一定信任。君子批评别人的方法，不是把批评表现在言辞上，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纠正对方。所以只有那些能够批评错误的君子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讨厌恶行的君子才能做出善良的事情，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够使别人明白大道了。
一
《汉书·艺文志》把《鬻子》列为道家，道家自然重道，所以本段说：“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道”是道家思想中的最高概念，也是这一学派被称为道家的原因所在。那么“道”究竟是什么呢？
数十年来的学界对“道”的解释有不小分歧，主要观点有：（一）“道”是精神性的、能够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道家为唯心主义者。（二）“道”是细微物质性的、能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道家为唯物主义者。（三）以上两派在承认“道”是产生万物根源（或物质的或精神的）的同时，也都承认“道”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由于这些学者赋予“道”可以直接生养万物的功能，所以这些解释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而我们认为，“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宇宙间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先秦，思想家们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道家所讲的规律同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所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道家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不必苛求。
二
看到本段讲的“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这一段话，就使我们自然想到《庄子·外物》中的论述：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庄子》说：“身外的事情是自己所无法把握得住的，因此贤臣关龙逢被杀害，比干被剖心，箕子被迫装疯卖傻，而奸臣恶来也同样死于非命，暴君夏桀和商纣也同样身败国亡。每一位君主都希望臣下能够效忠于自己，然而忠心耿耿的臣下未必就能够得到君主的信任，因此伍子胥被赐死后抛尸江中，苌弘被流放到蜀地后剖腹而死，蜀人把苌弘的血珍藏起来，三年之后这些血化为碧玉。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孝顺自己，然而竭尽孝心的儿女未必就能够得到父母的怜爱，因此孝顺的孝己因后母迫害而忧愁至死，曾参因父母虐待而悲哀终身。”
关于“外物不可必”的观点，我们十分赞成。宋人许棐《樵谈》说：“耕尧田者有水虑，耕汤田者有旱忧，耕心田者无忧无虑，日日丰年。”帝尧、商汤都是圣君，然而生活在如此美好的时代，尚且有水旱之忧。既然身外的事情无法把握，我们就去把握身内的事物，也即许棐说的“耕心田”。所谓“耕心田”，无非就是修德、读书而已。对此，曾国藩也深有体会，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二十九日《致诸弟》的信中说：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曾国藩家书》卷一）
这段话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肺腑之言。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提高自身的修养，至于身外之事，一概付诸命运与机遇，不必放在心里。
三
本段还说：“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于行。”这里说的“人”，根据上下文，主要指君主，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批评原则运用到其他人身上。鬻子提醒人们，君子作为臣下，不要用语言去直接批评君主，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君主的反感，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纠正、提醒君主。《论语·宪问》记载：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便直言直行；国家政治昏暗时，便行为正直，讲话要谦卑，不可太直率。”这可以说是一位饱经政治风霜者的经验之谈。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远离封建制度的严酷统治，但在处理人与人、下级与上级关系时，孔子的告诫依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至于如何用行动去纠正、提醒君主的错误，我们举两例。第一例，《吕氏春秋·具备》记载：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
鲁君委派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去治理亶父（又作“单父”，今山东单县），宓子贱担心鲁君听信他人谗言，从而干涉、打乱自己治理亶父的计划，于是在向鲁君辞行的时候，请求鲁君派两位亲信官员随自己一起去亶父。到了亶父以后，亶父的官员都来参见，宓子贱就让那两位同来的官员书写文书。两位官员刚一提笔，宓子贱就从旁边不停地摇动他们的胳膊。这两位官员无法把字写好，宓子贱就为此大发雷霆。两位官员十分为难，便请求辞官回去。宓子贱说：“你们连字都写不好，那就赶快回去吧！”两位官员回去后就把此事汇报给鲁君，鲁君听了长叹一声，感慨说：“宓子贱是用这个方法来劝谏我呀！我扰乱宓子贱的治理，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这样的事情一定有过好多次了。如果没有你们两位，我几乎又要犯错误了！”于是就派自己最信任的人到亶父，对宓子贱说：“从今以后，亶父不再属于我所有了，而是归您所有了。凡是有利于亶父的事情，您决定了就办吧！”这就是“掣肘”一词的由来。
虽然鲁君多次干扰宓子贱的治理计划，但宓子贱并没有直接批评鲁君，而是用自己的行为做出暗示，“而道谕矣”，鲁君自然而然也就明白了正确的管理方法。第二例，《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刘邦即位的第六年，每隔五天就去朝见父亲太公一次，见面时，使用的是一般百姓家的父子礼节。太公家令（官名。负责太公家务）就对太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位君主。如今皇上虽然是您的儿子，但他是千万民众的君主；您虽然是皇上的父亲，但还属于臣下。怎么能让君主拜见臣下呢！这样做会使皇上失去应有的威严和尊贵。”后来高祖再来朝见太公时，太公就拿着扫帚，在门口迎接，然后倒退着行走以示谦恭。高祖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赶忙下车搀扶着太公。太公解释说：“皇帝是万民的君主，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而破坏天下的纲纪呢！”于是高祖就尊奉太公为太上皇。高祖心里很赞成家令讲的这些话，于是就赏赐给他五百斤黄金。
太公家令也没有直接批评刘邦没有尊奉太公为太上皇的行为，而是让太公用自己的具体行为，提醒刘邦用两全之策妥善地处理好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礼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