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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子》被称为“诸子之首”（逢行珪《进〈鬻子〉表》），其作者鬻熊被周文王尊为老师，而且是楚国的实际创建者，可见鬻熊与《鬻子》在历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但由于年代实在太久远，无论是鬻熊，还是他的作品《鬻子》，都笼罩于一团迷雾之中。我们根据有限的史料，对此做一简单梳理。
鬻熊，也写作“粥熊”，“鬻”“粥”二字古代通用，芈姓。梁玉绳《人表考》卷三说：“鬻熊，祝融十二世孙，楚先封鬻，夏、商间因为姓。”鬻熊的先祖最早姓芈，后来封于鬻（所在地不详），故又姓鬻。鬻熊是商末周初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但他是先秦楚国承上启下的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史记·楚世家》记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zhuān xū）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kù）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yù）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楚国的祖先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在帝喾高辛时任火正（负责火的官员），建立了很大功劳，能使光明普照天下，帝喾便赐予他祝融的称号。共工氏叛乱时，帝喾派重黎前去镇压，但重黎没能斩草除根。于是帝喾就在庚寅那一天杀死了重黎，让其弟吴回接替重黎，继续担任火正之职，仍称之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都是母亲腹裂而生。长子叫昆吾。次子叫参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连，季连姓芈，楚国王族就是他的后裔。……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这一家族中道衰落，有的住在中原，有的则流落在蛮夷，无法理清他们的世系。
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有一位叫鬻熊的。鬻熊像儿子（一说“鬻熊子”是“鬻熊先生”的意思，“子”是对鬻熊的尊称）一样侍奉文王，早死。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下了熊狂，熊狂生下了熊绎。熊绎生活于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时功臣的后代，于是就把熊绎封到楚蛮，赐给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芈，住在丹阳（在今河南淅川南，一说在今湖北枝江，一说在今湖北秭归东南）。
从这一记载看，虽然楚王家族最早源出于颛顼帝，是黄帝后裔，但鬻熊之前的若干代先祖已经没落，完全离开了国家政治舞台。到了鬻熊时，这种衰落才有了转机。《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子见文王时，还有一段比较有名的对话：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意林》一）
这一记载与《史记》中的“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有矛盾，我们一般应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关于这一矛盾，学界也有较为圆融的两种解释：第一，严可均认为鬻子高寿，有一百多岁，“蚤（早）卒、蚤（早）终，谓不及受封先卒耳，非不寿之谓也。”（《全上古三代文》卷九）第二，锺肇鹏说：“鬻子九十见文王，文王师事之，由于年龄太大，可能不久就去世了。事文王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楚世家》说他‘早卒’‘早终’，是指事文王的时间很短，而不是说他年纪很轻。”（《鬻子校理·前言》）无论真相如何，鬻子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因此常被后人所引用：“楚丘先生披蓑带索，往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恶将使我老？恶将使我老？意者将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车赴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则死矣，何暇老哉？将使我深计远谋乎？役精神而决嫌疑乎？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韩诗外传》卷十）可见，鬻子的话得到了后人共鸣。
根据现有史料，鬻子的确如他所说，没有建立过“捕虎逐麋”的具体事功，但留下了不少“坐策国事”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保存在《鬻子》一书中。关于鬻子对于周代建立的功劳，我们想引用刘邦与其臣下的一段对话予以概括。刘邦即位的第五年（前202），已经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刘邦要对将士们论功行赏。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给他的食邑最多。很多大臣对此不服，说：“我们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多的打过一百多次仗，少的也经历了数十次战斗，攻破敌人城池，夺取敌人土地，或大或小，都有战功。而萧何没有立过军功，只不过靠舞文弄墨，发发议论，从不上战场，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什么道理？”《史记·萧相国世家》接着记载：
高帝（刘邦）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这段话翻译为：“汉高祖刘邦问诸将：‘诸位知道打猎的事情吗？’诸将回答：‘知道。’刘邦又问：‘你们知道猎狗的作用吗？’诸将答道：‘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赶扑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而能够发现野兽踪迹向猎狗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猎人。如今你们诸位只是能够追赶扑杀野兽，不过是有功的猎狗而已。至于萧何，他能够发现野兽踪迹，指示追赶方向，是有功的猎人。”“功狗”自然不如“功人”，具体攻城略地的将军自然不如发号施令的萧何。
鬻子虽然没有立下具体的事功，但他“坐策国事”，也为西周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然，周成王也不会再去追念他的功劳，立他的曾孙熊绎为诸侯。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楚国刚刚建国时的情况。周成王追念鬻熊的功劳，于是封其曾孙熊绎为子爵，正式建立楚国。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立国之初，不仅地处蛮荒，而且极为贫穷，在举行祭祀时，因一无所有，只好跑到相邻的鄀国偷盗一头小牛做祭品。后来，周成王在岐阳（岐山的南边，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举行诸侯大会时，熊绎作为低等诸侯，也赶来参会。关于熊绎在大会期间的待遇，《国语·晋语八》是这样记载的：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qí）阳，楚为荆蛮，置茅
（jué），设望表，与鲜卑守燎（liáo），故不与盟。
在这次大会上，由于熊绎的地位低下，而且还被视为蛮夷，于是就被安排去做三件事情：一是置茅
，也即把茅草捆树立在祭坛前，然后把酒浇灌在茅草捆上，让酒慢慢渗下，象征神灵饮用了这些酒。二是设望表，就是设置标杆，以标出所要祭祀的山川的方位。三是到了晚上，熊绎就与另外一位少数民族鲜卑（一作“鲜牟”）族的首领一起蹲在外面看守篝火。由于地位低下，自始至终，熊绎都没能正式参加其他公、侯的正式会盟。
熊绎大概还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了周王朝分派给自己的这些带有服务性质的工作，但如此低等的待遇，对熊绎及其后人的心理刺激应该是相当大的。在这之后，熊绎就带领楚人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艰苦创业，但楚人从未忘记这次岐阳之会上的糟心待遇，所以到了熊绎四世孙熊渠时，就公开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既然周王朝视我为蛮夷，那么我就以蛮夷的态度去对待周王朝，于是“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熊渠竟然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王，在称号上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这无疑是对周天子的一种羞辱性报复。后来熊渠担心周厉王的讨伐，又取消了儿子们的王号。到了楚武王熊通的时候，楚国进一步强大，熊通便公开威胁周王朝：“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公开向周王朝讨要尊号，遭到周王朝的拒绝后，熊通极为愤怒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周王朝不给尊号，那就自立尊号，于是熊通自称为王，从此之后的楚君一直以“王”为号。到了楚庄王时，更是发生了问鼎周王朝的事件：“楚王问鼎小大轻重，（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楚庄王问鼎周室，表现出对周王朝权威的极大蔑视。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鬻子在楚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没有鬻子，一个延续数百年、影响极为深远的楚国就不可能出现。正因为如此，《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夔国是楚国的同姓国，因为不祭祀先祖祝融与近祖鬻子，便被灭国。另外，自鬻熊之后，楚国王族皆以“鬻熊”的名字“熊”为氏，由此可见鬻子在楚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鬻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道家，《四库全书》《百子全书》把它列为杂家，今本《鬻子》又被一些学者视为小说家（见锺肇鹏《鬻子校理》），可见该书的思想较为丰富，或者说较为驳杂，并非专主一家。当然，如果《鬻子》确实反映了鬻熊的言行，那么对于周初之人，也无某一家可主，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为它定性为哪一家。我们这里较为全面、也较为简单地介绍一下鬻子的主要思想。
首先，我们谈鬻子的哲学思想。
第一，重视大道。
先秦的所有思想家，无不重视大道。据说在舜、禹时代，人们就提出了“道”这一概念，《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动荡不安，道心精微难明；要做到精诚专一，切实施行中庸之道。”后来的理学家认为这十六个字是由圣人一脉相传的道统心法。
鬻子同样重视大道：
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
鬻子说：“如果君子不参与别人的国务谋划，就不用说了；如果参与别人的国务谋划，那么不遵循大道是行不通的。”“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先秦，人们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鬻子明确要求事无大小，必须遵循规律施行。
要说明的是，鬻子虽然重道，但在具体论述中，对“道”的定位有一定的混乱之处，《汤政汤治天下理第七》说：“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鬻子一方面把大道置于谋划国事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又把“道”摆在天、地、别、义、教之后，这与后来的道家把道置于天地之先的观点有一定差异。
第二，承认万物不停运动变化及质量互变规律。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承认万物在不停地运动变化，而且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质量互变规律。鬻子也是如此。《列子·天瑞》记载：
粥熊曰：“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凡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俟至后知。”
鬻子认为，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永不停止，就连天地也在悄悄地移动。事物在那里减少了，而在这里就增多了；在这里成就了，而在那里就亏损了。这些现象生生灭灭，相互转化衔接，在事物慢慢变化期间，人们无法察觉它的变化，……等到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人们才能知道。鬻子说的“密移”类似今天说的量变，他说的“至”类似今天说的质变。这段话中的“天地密移”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多数古人认为天动而地静，大地是不动的，而鬻子则认为大地也是移动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超前的。
鬻子承认并重视万物的变化，但进入政治领域里，他没有贯彻这一哲学观，反而认定：“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其道若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贵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万物在变，但黄帝至舜、禹的政治制度却不可以变，只有坚守这些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一政治观与他的哲学观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第三，具有某种程度的命定论。《列子·力命》记载：“鬻熊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鬻熊对文王说：“长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是人力所能增加的；短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不是人力所能减损的，任何算计谋划对于生命的长短来说，都是无可奈何的。”鬻子认为人们在自然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但鬻子的命定论是不彻底的，他一边认为人在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当圣王在位时，可以“使民富且寿”（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引）。这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我们谈鬻子的政治思想。
鬻子对治国的方略，有一个总体概括，《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说：“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鬻子强调大道、和谐、诚信、仁爱是帝王治国的四大利器。具体讲，鬻子的治国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本思想。
《贵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说：“昔之帝王，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民，而功最于吏，福归于君。”帝王之所以能够做事明智，靠的是官吏；官吏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靠的是民众。一切事业的成功，靠的都是民众的力量，官吏的功劳，君主的幸福，无不是出自民众之力。鬻子的这一观念，与后来的君主养育百姓的观念刚好相反，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先声。
第二，爱护民众。
既然民为邦本，自然就应该爱护民众。这一点在《鬻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粥子对曰：“……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鬻子教诲周成王说：作为君主，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护百姓。在爱民的问题上，鬻子还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要求统治者在民众没有提出任何诉求的情况下，就能够自觉地满足民众的需求。这一观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第三，反对世袭，任贤使能，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官员选举制度。
在我们所看到的史料中，第一位在理论上明确反对世袭制度的大概要数鬻子了。他说：“夫国者，卿相无世，贤者有之。”（《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鬻子主张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卿相都不能世袭，只有那些贤良的人才能获取卿相的职位。由此可见，鬻子重视的是贤人，而不是贵族身份。鬻子不仅重视贤人，而且提出了以民意为基础的官员选举制度。《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说：
民者，贤、不肖之杖也，……士民与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察吏于民，然后随。……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撰卿相矣。
鬻子指出，民众是贤人与不贤人的评判者。民众赞成的人，明君就要提拔重用他；民众痛恨的人，明君就要废弃他。要通过民众去考察官吏的好坏，然后君主听从民众的意见。民众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然而可以让他们来选取官吏，他们一定会选取自己最为爱戴的人做官吏。因此，如果有十人爱戴某人，那么此人就可以做管理十人的官吏；如果有一百人爱戴某人，那么此人就可以做管理一百人的官吏；如果有一千人爱戴某人，那么此人就可以做管理一千人的官吏；如果有一万人爱戴某人，那么此人就可以做管理一万人的官吏。那些可以做管理一万人的官吏，就可以被选拔为卿相了。这种民主选举制度，即使放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仍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政治制度。
第四，君主要善于纳谏。
一位君主要想治理好整个天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纳谏，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上禹政第六》记载：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教寡人以狱讼者，挥鞀。”
大禹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利用五种乐器的声音来听取民众的意见。他在宫门外悬挂着钟、鼓、大铃、磬，同时还放置了小鼓，用这五种乐器的声音等待天下的贤士来提出建议。大禹还在悬挂钟鼓的架子上雕刻着铭文，铭文说：“能够用大道来教诲我的人，可以敲鼓；能够用正义来教诲我的人，可以敲钟；能够用具体办事方法来教诲我的人，可以摇动大铃；能够告诉我一些忧患之事的人，可以敲磬；能够教诲我如何处理狱讼案件的人，可以挥动小鼓。”鬻子这里虽然只是复述了大禹的做法，但无疑他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在中国古代，是否善于纳谏，已经成为判断一个君主是否贤良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五，反对战争。
鬻子认为：“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阋，不私相杀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判断一个君主是否圣明，就看他是否能够保证天下安定太平。鬻子认为，圣王在位的时候，天下百姓不会因为打仗的事情而死亡。此时的诸侯不会私自相互进攻，而百姓也不会私下相互争斗，不会私自相互杀害。所以说圣王在位的时候，百姓就可以避免战争这种死亡的原因，而获得一条生路。
第六，鼓励发展生产，节约用度。
鬻子重视发展生产，他说：“妇人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矣。”（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圣王在位的时候，妇女可以安心纺织人们所要穿的衣服，男子可以安心种植人们所要食用的粮食，那么百姓就不会受冻挨饿了；圣王在恰当的时候使用民力，而使用民力时也非常有节制，那么百姓就不会患上各种疾病了。
第七，主张慎罚。
《慎诛鲁周公第六》说：“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失有罪。无有无罪而见诛，无有有功而不赏。戒之！封！诛赏之慎焉。’”本段提出的“与杀不辜，宁失有罪”，是一个非常古老、也极具爱心的执法理念，《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所谓“不经”，就是不按常理做事的罪人。如果说《大禹谟》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的话，那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有类似记载：“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就是说，从大禹时起，人们就认同这一观念，然而在现实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滥杀无辜的事件，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最后，我们谈鬻子的个人处世原则。
第一，守柔。
守柔思想源远流长，远在鬻子之前的大禹时代，就提出了“柔克”（《尚书·洪范》）这一概念。后来的老子更是以守柔而闻名：“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生活时代处于二者之间的鬻子同样赞成这一观念。《列子·黄帝》记载：“粥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鬻子认为，要想刚健，必须用柔和来维护它；要想强大，必须用柔弱来保护它。使用刚强的手段，可以战胜力量不如自己的人，一旦遇到力量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遭殃；使用柔弱的手段可以战胜力量超过自己的人，柔弱的力量不可估量。
第二，淡泊名利。
《列子·杨朱》记载：“鬻子曰：‘去名者无忧。’”为什么“去名无忧”呢？《列子·说符》有一个解释：“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避开名与利，就是避开争夺与灾祸。这一思想属于典型的道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庄子就认为圣人的标志之一就是“无名”（《庄子·逍遥游》）。
第三，对于别人的错误，不要恶言相向，而要用实际行动为对方做出榜样。
鬻子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即使能够按照大道做事，但未必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恶恶者行善，而道谕人。”（《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即使别人错了，君子批评别人的方法，不是把批评表现在言辞上，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去纠正对方。所以只有那些能够批评错误的君子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讨厌恶行的君子才能做出善良的事情，这样自然而然就使别人明白大道了。
第四，提醒人们要有自知之明。
《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二》说：“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那些不贤良的愚昧之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不贤良的愚昧之人，但别人依然认为他不贤良、愚昧。这段话客观上提醒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自己被自己蒙蔽了。
《鬻子》一书只是一些残卷，其表达的思想体系有失完整与系统。然而就在这些残卷之中，依然闪耀着许多思想的亮点，如大地在移动、反对贵族世袭、官员选拔制度等，无不显示了数千年之前中国古人的智慧。
关于《鬻子》，《汉书·艺文志》记载：“《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这就是说，在汉代，人们可以看到鬻子的作品有两部：一是《鬻子》，共二十二篇，班固把它归入道家，认为是鬻子所作；二是《鬻子说》十九篇，班固把它归入小说家，并明确指出该书为“后世所加”，即为后人所托名编撰的。
说《鬻子》为鬻熊亲撰，无论从时代背景看，还是从《鬻子》行文风格看，似不可能。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历史事实：
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
刘勰按照时间顺序，把《鬻子》列为诸子之首，接着是《老子》。但他同时又认为，是后人根据鬻子的言行传说，“录为《鬻子》”。也就是说，《鬻子》非鬻熊亲撰。那么这部《鬻子》究竟是否可以列为诸子之首，学界则见智见仁，给出了不同看法。如刘勰、逢行珪等人就认为《鬻子》当之无愧是诸子之首，而锺肇鹏对此提出质疑：“既然《鬻子》并非鬻熊之作，乃后人掇拾‘余文遗事’编成的，当然就鬻熊的年代来说他是殷商晚期的人，时代很古，但编成《鬻子》书的时代则可能很晚，也许在《老子》《墨子》《孟子》《管子》之后，因此说‘子目肇始’于《鬻子》是难以成立的。”（《鬻子校理·前言》）
既然《鬻子》不太可能是鬻熊亲撰，那么《鬻子》究竟成书于何时，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出自鬻熊弟子政之手，宋濂说：“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黄氏疑为战国处士所托，则非也。序称熊见文王时，年已九十。其书颇及三监、曲阜时事，盖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诸子辩》）第二种说法，刘勰认为《鬻子》是后人根据鬻子的言行传说而撰写，但没有指明时代。第三种说法，黄震认为“此必战国处士假托之辞”（《黄氏日抄》卷五十五）。第四种说法，《四库全书·提要》则怀疑《鬻子》出自唐代：“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
说《鬻子》出自鬻熊弟子政之手，自然不可信，因为在《鬻子》中，“政”明显不是人名，而是指“古代政典”。贾谊《新书·修政语下》记载：“周文王问于鬻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于其民也何如？’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于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这段话中的“政”明显是指政典而言。如说出自唐人伪作，也难服人。对此锺肇鹏反驳说：“第一，要是唐代好事者依仿贾谊《新书》所引《鬻子》，造为赝书，则应将《新书》所引内容包罗其中，才足以证明其真实性。而今本《鬻子》中则《新书·修政语》下所引七条，无一相合。《提要》说这是作伪者‘有意回避’。既有意作伪，为何要‘回避’呢？这一‘回避’，岂不更暴露出是‘伪’而非‘真’吗？第二，今本《鬻子》文字与唐初编的《群书治要》及《意林》所引《鬻子》大部分相合。要是唐人作伪，为何把唐代编的书抄进去，不加‘回避’，反而要‘有心回避’汉初贾谊的书呢？”（《鬻子校理·前言》）
总之，关于《鬻子》的流传情况，可以说是笼罩于迷雾之中。我们综合各种史料与前人的看法，认为鬻熊作为一位著名的政论家，作为强大的楚国的先祖，的确会留下一些言行传说，这些传说亦虚亦实，真假参半。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就把这些传说记录下来，形成《鬻子》一书，这就是《汉书·艺文志》里记录的《鬻子》与《鬻子说》。可惜的是，这些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遗失，仅仅留下一些残卷。到了唐代，逢行珪就把自家保存的《鬻子》残卷献给朝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鬻子》。
今本《鬻子》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道藏》本、《观古堂》本等，这些版本都是出自逢行珪献给朝廷的《鬻子》，因此各版本文字大同小异。我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考《百子全书》本、锺肇鹏先生的《鬻子校理》本（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对各本不同之处，择善而从，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四库全书》本后面附有《鬻子》佚文，锺肇鹏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数条佚文。我们的这本《鬻子》后面的佚文则以锺先生收集的佚文为蓝本，加以注释与翻译。
《鬻子》的最早注本是唐代逢行珪的注本，这是我们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锺肇鹏先生的《鬻子校理》对《鬻子》的整理与注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我们注译三全本《鬻子》的重要参考书。我们在写作本书时，不仅有“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而且还增加了“解读”部分，对有关思想与事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补充，对《鬻子》书中的一些思想矛盾之处，也做了相应的诠释。
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再加上《鬻子》一书的残缺，我们的译注与解读会有许多不到位之处，甚至会出现一些误读、误解，希望尊敬的读者不吝指教。
张景 张松辉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