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王阳明的父亲说王阳明，想要成为圣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首先要有施展抱负的平台。王阳明年龄大了，自己意识到老用自由之意志、独立之境界的思想也不行，还得按照主流走。于是，他就开始参加“高考”。
弘治三年（1490年），王阳明19岁。是年，王阳明的爷爷祖父竹轩公去世，王阳明的爸爸龙山公从京师回余姚为父治丧。出殡之后，竹轩公被葬于余姚东边的穴湖山。龙山公在墓旁搭一草庐，为父亲守丧。在此期间，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以备应举考试。阳明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搜取经史子集读之，常常读到深夜，打下了后来能够旁征博引的文史基础。
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令他弟弟、妹婿们大为叹服，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了：大哥已游心举业之外，所以我辈不及！王阳明本是个爱开玩笑、滑稽幽默的人，突然变得严谨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每说一句都深思熟虑，他的弟弟、妹婿们觉得奇怪，王阳明郑重地跟他们说：“我过去太随便了，失之于放逸，以后将收心内视，知过必改。”在阳明的影响下，他们也开始变得谨言慎行。
弘治五年（1492年），21岁的王阳明参加浙江省乡试，得中举人，获得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
弘治六年（1493年），22岁的王阳明在会试中失败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锻炼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
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的父亲一再打圆场说：“小儿无才，哪能在诸位大人面前班门弄斧。”王阳明很是看不惯他们官场虚与委蛇那一套，拿起笔来就写，一挥而就，诸位大人异口同声地说：“天才！天才！此子明年必中！”然而这帮“人精”都在心中核计：“此子若入朝为官，日后必然会瞧不起我们。”
弘治九年（1496年），25岁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果然又落榜了。别人落榜后感到痛苦、羞愧，王阳明却说：“人们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这句话很快在“圈内”传开了，很多人都很佩服王阳明的格局和良好的心态。
会试落第之后，王阳明的父亲看王阳明身体状态不好，就送王阳明回到余姚老家休养一段时间，王阳明回到老家后心情大好，开办了“龙泉诗社”，整日赋诗作乐。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26岁。是年，他再赴京城。
当时，边患频发，朝廷缺少将才，王阳明跃跃欲试。早期侠客梦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凡兵家秘籍，莫不精究。
他认为朝廷武举制度，仅选拔骑射搏击之士，网罗张飞式人才而已，而不能选拔出有韬略的统帅，收获不了诸葛亮式的人才。王阳明当时对兵法的研究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每遇宾宴，则将果核列阵以为戏。他本人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积累，日后竟大有用场，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罕见的能够立下赫赫军功的儒生。
《司马法》是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最早、对王阳明影响最大的兵法。这本书主要讲部队的队伍建设和治兵的原理。只有治好兵，才能用好兵。他留下的成果在现在可以看见的是对《武经七书》做的评语。《武经七书》是当时武举考试的必读教材。
王阳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死了以后，皇上给他的封号是“上柱国”。“柱国”就是国家的柱石，“上柱国”是武将死了以后最高的荣誉衔。给他盖棺论定的帽子是武官，说明了王阳明在大明官僚谱系里面是作为一个武官而存活的。当时就文人用兵而言，没有一个人超过王阳明。横来竖去，他的一生是一场独立战争。他把自己从一只家兔子变成一头荒原狼，甩脱各种羁绊和束缚。当然甩脱得有本事，不能光喊口号。
弘治十二年（1499年），28岁的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次一举成功，考中进士并且名列前茅。王阳明考取进士后，观政
工部，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朝廷派他前往河南浚县，让他主持建造威宁伯王越
的坟墓。
王阳明非常崇拜王越的兵法，所以当他来到浚县后，立即向王越的后人询问王越的兵法。王越的后人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的兵法告诉他。王阳明很快便将兵法应用到了建造坟墓中。他用民工演练编伍，这样一来，管理就轻松多了。闲暇之时，他还会推演诸葛亮的八卦阵，以锻炼自己排兵布阵的能力。还在巡查各守镇时发现了问题，写出《陈言边务疏》。
在此期间，王阳明为了练习骑射偏要骑马，结果摔了下来，还吐了血。看来他在“骑”上并没有多么沉溺，此前所谓“溺于骑射”主要功夫下在“射”上了。
他“观政”观得脚踏实地，明白了许多“规矩”“掌故”“不成文法”，但心体已经有光的他没有兴趣沉浸在官场学里。
对想发财的人来说，工部是好地方，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想的是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人。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了：出现了灾异，朝廷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王阳明豪情满怀地上了《陈言边务疏》。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疏，是跨界发声，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按部就班往上“挨”。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阳明适合也希望走这条路。他还天真地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常理正道人所共见，不得通行的根源是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道理。
弘治十三年（1500年），王阳明29岁。是年六月，他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格局和平台都是“国家级”的了。
阳明刚刚中进士后，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边地的幻想，很快清醒地看到世事难为，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出隐退心，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归去，然而又不真回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倒是名士气味很足。这个时期，他学习王维的画，画了一些山水画，书法也大有进步，其生活方式颇有江南名士的风格。他多次赞美唐伯虎的画是神品。
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阳明30岁，这一年他奉命去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他的人道情怀使他力排众议，伸张正义，对重囚“多所平反”。
他在巡视一个牢狱时，发现狱吏把给囚犯的饭剩余一部分用来养猪，王阳明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要纠察此事。我写以王阳明为题材的电视剧就拿这个开头的。王阳明经查后了解到狱吏克扣犯人的口粮去养猪，把猪卖了赚钱，然后大家平分。
王阳明命令把猪都杀了，先拿给犯人吃，后拿给管教吃。犯人们自然一片欢呼。这个行为给王阳明带来很好的口碑，得到了美誉。王阳明晚年回忆此事又有些后悔，他认为当时把好声名全归了自己，把原先那个主印官置于何地？最后他总结一句话：“终是不学之过。”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自己太年轻，学的东西太少，不知道里面微妙的东西。
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31岁。是年春天，他审查完江北囚徒之后，前往道教名山茅山游玩。王阳明从茅山下来之后，又前往位于青阳县西南方的九华山游玩。
他在九华山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王阳明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道士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度化，比单纯的傻瓜难度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阳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炼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周的《太极图说》被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这两位大儒与道家相通，所以这个道士说他们两个是好秀才，也暗示王阳明应该当这样的好秀才。
阳明又转悠了许多地方，如池州青山等。游玩后他回京复命，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当官刚刚干了3年多，就不想干了。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上疏回家养病。
身体不好、仕途无趣、文人无益，导致他情绪低落。他路过秀水县，拜会了在三塔寺闭修的芳上人，受他的影响，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他自然并不总枯守古洞中，而是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持续化地想“离世远去”，大隐息声，但是现实的矛盾不能忽略，自然又犹豫不决，不忍心丢下奶奶和父亲。他幼读孔孟之书，长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他虽有桀骜不驯的个性，但善良温情，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涯的事情。
他的养生功和神仙术并没有治好他的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养病去了。休养一段时间后，他心情清爽起来，又开始热爱生活了。
在虎跑寺中，王阳明听闻有一禅僧已经坐关三年，终日闭目静坐，不发一语，不视一物。
王阳明来到禅僧面前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受惊不已，立刻起身和王阳明说话。王阳明问了他家里的状况。
和尚答回答说：“我出家的时候就剩母亲一人，现在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
王阳明问：“你坐了三年，你想念你的母亲吗？”
和尚回答说：“怎能不想念！”
于是，王阳明说：“你既然想念，虽然终日不说话，心中已自说着；虽然终日不视，心中自看着了。”
禅僧听闻王阳明这番话，心中一惊，幡然醒悟，合掌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说：“照顾和孝敬父母是人的天性，岂能断灭？你不能不起念，便是真性发现。你虽然终日呆坐，心中挂念的事情没有去做，你的心如何能安？俗语云：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甚人。”
王阳明的话还没有说完，禅僧便不禁大哭起来，对王阳明更是感激不已。他对王阳明说：“你说得对，小僧明早便归家看我的老母。”
王阳明英才天纵，跨行兼修儒、释、道、兵法、文学、书法、骑射等，想起一出是一出地换着样儿“舞弄”、实验着不同人生境界。
王阳明结束西湖疗养之后，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
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33岁，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陆偁聘去参加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他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
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佬们，他要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读书人“提”出来。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不可则止”正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内涵的，但是在大一统家天下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
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不遇可行其道之君，最后退回老家教书育人去了。孟子强调得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
阳明的心学就是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逻辑。
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才大放异彩。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阳明能提出心学是一路努力“养”出来的。
孔子开启的中国文教传统唯重教养，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那么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人君之心“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像阳明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是因为明中叶的自由度比明初大多了。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为打击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或在永乐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阳明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跌进去的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