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3）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代。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引导下，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体育工作再次恢复起步，足球工作随着时代的步伐走上了稳健发展和逐步振兴之路。

一、调整足球政策

为了尽快恢复中国足球运动水平，促进足球运动新的发展，国家体委等部门对足球工作着手改革，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以引导。

1979年4月19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体委《关于提高中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提出的对足球工作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据此，国家体委开始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足球工作进行改革：1.发展群众足球，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大力普及足球运动。2.抓好重点地区的足球运动，将当时开展得好的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广州、武汉、长春、青岛、石家庄、重庆、南京、昆明、西安、延边、梅县等16个地区作为开展足球运动的重点地区。3.组建国家青年队。4.积极进行足球国际交流。5.大力加强足球科研工作。6.举办国际足球邀请赛。7.兴建足球训练中心。8.加强足球运动的宣传。

随后全国各地尤其是足球重点地区成立足球管理机构，加强对本地区足球运动的管理。1980年天津市政府批准成立全市足球领导小组，并恢复市足球协会，聘请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为足协名誉主席。上海市、北京市、大连市等也成立领导机构，加强对本地区足球运动的管理和指导。

1979年11月国家体委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广泛开展青少年足球活动，大力培养后备力量，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打好基础的问题，强调要首先抓好16个足球运动重点地区的工作，设立萌芽杯、幼苗杯、希望杯青少年竞赛体系。

二、足球管理体制改革

1979年国家体委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改选了中国足协的领导成员。中国足协名誉主席廖承志给会议写信，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我国足球运动尽快搞上去。

为了促进足球运动的发展，足球管理体制也需要改革，足球管理体制开始向实体化过渡。

1986年国家体委为加强对足球工作的统一管理，成立足球办公室，袁伟民出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集中精力对足球训练、竞赛、科研、外事、国家队等业务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为了与国外足球接轨，中国足协实体化逐渐提上日程。1990年国家体委颁发《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撤销，将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过渡给中国足协，于是中国足协成为唯一对全国足球运动进行管理的组织机构。1991年中国足协正式确定为实体化机构，尽管本质上仍是国家体委领导下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与真正的行业民间性的社会组织还有本质区别，但中国足协是体育系统第一个转变为社团性质的行业协会。

三、足球国际交流和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地位

要改变中国足球运动的现状，促使足球运动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必须要提升中国足球的地位包括国际地位。为学习国外的足球运动技术，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的技术水平，我国积极开展足球国际交流活动。

1977年和1978年，北京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国际足球邀请赛，两年内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足球队来华访问，同时国家足球队和省、市、部队足球队出访40个国家和地区。

如1977年6月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参赛队有亚非美三大洲12个队，有伊朗队、几内亚队、中国二队、摩洛哥队、日本队、中国青年队、朝鲜队、埃塞俄比亚队、墨西哥队、扎伊尔队等，中国青年队获得冠军。

1977年9月，拥有世界级球星贝利、贝肯鲍尔、基纳利亚、阿尔巴托的美国宇宙队来华访问。同年中国队访问美洲，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汤巴、旧金山等地，与美国国家队、宇宙队、罗迪斯队进行了5场比赛。接着，中国队在牙买加和墨西哥进行了5场比赛。1978年中国队远赴南美洲，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三国的国家队进行足球比赛。

来源：公开资料

随着中国足球队与国外交流的增多，中国足球在世界足球中的地位逐渐被认可，继1974年亚洲足球联合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为其正式成员后，1979年10月16日，国际足球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同时要求台湾的足球协会改名为中华台北足球协会，以后不得使用“中华民国”的任何标志。1980年7月7日，国际足球联合会第42届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国际足球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合法地位。

随着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地位的恢复，中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性质由原来较多的友谊赛向正式比赛迈进，中国足球队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足球比赛和活动。

四、重视足球人才培养

（一）加强和重视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在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显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队踢得也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邓小平同志还说：“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以及其他领导人眼光看得远，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样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为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国家相关部门开始着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加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1980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颁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积极开展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

（二）设立足球项目学校

1、为了让更多儿童青少年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各地将一些足球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设立为足球项目学校，并委派专人对这些足球学校给予辅导、核查和验收，对于开展不好的学校，取消其足球学校的称号。

北京市体委联合北京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指导北京中小学足球活动的开展，设立了足球传统项目学校。截至1982年，北京全市确定了59所足球传统项目学校，另外各区又分设30所，这样北京一共有89所足球项目学校。这些学校分别建立了班级，年级和校级足球队。至此北京市校级足球队有394个，业余足球运动员5000余人。

北京市体委派专人进行辅导、核查和验收，还从体育院校、工厂等单位聘请一些足球运动专家、教练到中小学辅导足球运动，推广徐福生的《少年儿童足球技术训练法》。

天津市对于有固定教练员、运动员、训练场地和训练时间的中小学校，授予“足球运动传统学校”称号，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河西区土城小学，多年在一块长80米，宽30米的小场地上进行训练，培养了不少足球后备力量，“足坛三兄弟”——左树声、左树发、左树起自幼受训于这所学校。天津还注重推广“五人制”小足球赛。

1980年底，武汉有156所学校列为“足球运动传统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坚持常年训练，培养了一批后备人才。

2、组织各种青少年足球比赛，培养青少年的足球兴趣。足球竞赛活动的开展有效促进学生对足球的兴趣，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开展。因此各地纷纷组织各种青少年足球竞赛，提升学生的“足球欲”，促使更多的学生爱上足球运动。

北京市体委各种足球比赛，如“80年代三好杯”、“新兴杯”、“六一杯”、足球传统学校学生杯、业余体校甲乙丙组联赛等，每次比赛都有近百个小足球队参加。如三里屯二小，13岁的中锋杨庆久，1982年在全市比赛中一人射入31个球，在全国比赛中又独进19个球，被评为全市“优秀小射手”。

上海市在小学生中建立起一套多层次、多形式的比赛制度，有一年一度的“雷锋杯”、“雏鹰杯”、“九龄童杯”、“苗苗杯”等比赛，仅1985年，全市少年比赛达1万余场。1986年8月，上海组织全市中学生暑假足球大赛，200多所中学，355支足球队，468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广州市成立足球办公室，统筹全市的小足球运动，举办小足球运动竞赛，包括足球学校赛、五羊杯选拔赛和分级赛。对于足球网点学校，广州市注重教师、训练、场地、器材的落实，保障足球网点校的开展。青少年学生的业余足球开展活跃，街头巷尾经常有小足球队对垒，后来的足球健将，如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麦超、郭亿军等，都曾是那时街头的“小球王”。

沈阳市广泛利用社会资助开展足球运动，一些大工厂为足球活动拨款，提供器材，中小学和业余体校足球队不断增多，1982年坚持训练的中小学足球队员达到5000人。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足球活动，如举办“六一杯”赛、“三好杯”赛等。

武汉市成立足球办公室，向中小学增发了3万个小足球，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夏令营、冬令营和技术讲座，逐步建立起一支200人的以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主的教练队伍，层层衔接对各年龄组的小足球队进行系统训练，举办各年级组足球比赛，常年进行“三好杯”赛、“长江杯”赛、“希望杯”赛、“萌芽杯”赛等。1980年底，武汉市有156所学校列为“足球运动传统学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坚持常年训练。

大连市关注幼儿早期足球运动，从幼儿开始就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的足球兴趣。1980年大连市的270所幼儿园，大部分都设立了幼儿足球课程，开展小足球活动。1980年6月举行首届幼儿足球表演赛，全市有150所幼儿园的5200名幼儿参加。全市共有中小学500余所，几乎每个学校都开展小足球活动，每天下午15:30到18:00是全市各中小学开展足球活动的时间。

这些儿童青少年足球活动的开展，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中形成了较为浓厚的足球氛围，使更多的青少年儿童爱上足球运动，其中“五人制”小足球更为流行。

在此基础上，我国逐步建立了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固定赛制，每年举办全国青年足球联赛和全国足球重点地区少年冠军赛，按三个年龄组进行，12岁以下组参加“萌芽杯”比赛，14岁以下组参加“幼苗杯”比赛，16岁以下组参加“希望杯”比赛。同时还设立全国业余体校少年足球赛和全国业余体校足球邀请赛。1980年首次举办了小学生“萌芽杯”和中学生“希望杯”足球比赛。当时要求各城市须有30所以上学校参赛，每个城市的冠军队入围全国比赛，当年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声势浩大。

（三）研讨男子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和训练，提出有效的培养方案

1、1981年12月，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足球训练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未来足球训练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会上，一些优秀足球队做了重点发言，16个足球重点地区总结了两年来开展足球运动的经验以及规划落实的情况。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到会介绍了国家女排的训练经验，足球借鉴学习。会议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完善训练体系，下大功夫加强基础建设，同时迅速提高各级代表队的训练水平。会议指出，队伍的管理、训练思想的革新、训练方法的改进、训练计划的制订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会议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定了“振奋精神，勤学苦练，坚持‘三从一大’，狠抓运动中的技术，积极培养勇于拼搏、能攻善守的全面型运动员”的训练指导思想。

2、1985年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回顾和总结了1982年以来全国各级球队的训练和比赛情况，会议认为，近几年国家队虽几次可望“冲出亚洲”，但最终受挫，然而国家青年队少年队的水平提高明显。会议总结了八个足球重点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东、湖北、辽宁、八一）的足球队发展情况。讨论和确定了1986—1990年足球工作计划，确定今后足球训练的任务和要求。

会议提出的加强训练工作的措施和关于队伍管理教育的建议是：1.训练方针是“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2.训练原则是“训练与比赛紧密结合，在近似实战条件下，把技术战术、身体和心理等要素的训练有机结合，同步进行”。3.训练的指导思想是“振奋精神，勤学苦练，坚持‘三从一大’，狠抓运动中的技术，积极培养勇于拼搏、能攻善守的全面型运动员”。4.各优秀足球队全年应保持10—11个月连续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全年要达到280个训练日（含比赛），不得少于800个训练时（含比赛），青年队及女子足球队要高于800个训练时。5.严格训练计划和课堂纪律。6.积极提高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业务理论知识，要有计划地设置业务课（运动生理、心理、保健和足球专业知识等），并注意积累训练和业务资料。7.必须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各队不能孤立地抓一线队。总教练或一线队主教练，必须把预备队 （二队） 、青年队、少年队的训练和选材统一起来，制定总的训练规划。8.对教练员的业务工作提出要求，应处理好训练与竞赛的关系，要加强对球队的管理。

（四）开展足球竞赛

1976年之后，足球的各种竞赛活动也逐渐恢复并丰富起来。到1978年，因十年动乱而停办十二年的全国足球甲乙级联赛和青少年足球比赛全面恢复，并逐步建立了全国成年、青年、少年较系统的竞赛制度。1977年参加全国青年足球联赛和全国少年足球分区赛的球队有68支。1978年举办了20单位的小学生足球赛，全国业余体校足球赛。1979年举办中学生“三好杯”赛。1980年举办十六个重点城市的青少年足球赛，业余体校“跃进杯”赛。到八十年代，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逐渐形成固定的赛制，每年举办全国青年足球联赛，足球重点地区的少年冠军赛，12岁以下设“萌芽杯”赛、14岁以下设“幼苗杯”赛，16岁以下设“希望杯”赛。另设两项业余体校足球队参加的全国业余体校少年足球赛和全国业余体校足球邀请赛。这些赛事的设置，不仅恢复了1957年以来形成的甲级、乙级、青年、少年四级竞赛体系，而且有所扩大和发展。同时，竞赛开始实行升降级制度，并增加甲乙级队联赛的比赛场次，使球队得到更多的锻炼，有利于提升竞技水平，也吸引更多人关注足球。

这一时期在培养足球人才方面，各地也在不断摸索足球人才培养的可持续问题。如北京实行四级运动员培训机制，即建立市体工队足球班、市体校足球运动班，区县足球运动班和足球传统中小学校的四级培训机制。天津建立足球重点学校——业余体校——市体校市——集训队四级训练网，系统培养足球运动员，等等。

（五）积极参加国际足球比赛

在这一时期，中国足球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比赛。国家队、青年队、少年队先后参加亚洲杯、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国际比赛。国家男队在1978年第八届亚运会足球比赛上取得第三名的成绩，1980年参加新加坡第22届奥运会足球亚洲区预选赛。1988年取得东亚区唯一进军汉城奥运会的资格，打入第24届汉城奥运会足球决赛，实现了一次“冲出亚洲”的夙愿。国家青年男队1982年取得亚洲青年杯赛亚军，继而1983年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1984至1985年国家青年男队参加第24届亚洲青年锦标赛，以不败战绩夺得冠军，继而参加1985年在苏联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决赛。国家少年男队1985年和1989年两次打入世界少年足球锦标赛决赛圈。中国女子足球队在1986年第6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上获得冠军，1988年广州国际足联女子足球锦标赛第四名，1989年香港第七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再夺得冠军。

（六）发展女子足球运动 （见第七章）

（七）关注群众足球运动，多方面培养足球人才。

1979年的《关于提高中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强调指出，群众运动是足球运动的广阔天地，推动足球运动在群众中的开展，可以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多方面地培养足球人才。

北京市注重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足球队，如北京起重机厂有23支足球队，业余运动员500人。北京农村的足球运动也获得一定发展，农民足球比赛也有所开展。天津市设立多所业余足球体校，这些业余足球体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足球人才，如张业福、李学俊、张亚男、吕洪样、陈金刚、左树声等。上海注重群众足球比赛，上海市足球协会有专人负责业余足球运动，协调各种足球竞赛的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足球比赛经常举行，其中规模最大、赛时最长、参赛队最多的陈毅杯足球赛，参赛群众来自各行各业。活跃的足球环境，激励我国第一个足球民间组织——东华足球会在沉寂多年之后于1982年1月28日恢复。

大连市体委1983年末召开全市足球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足球运动改革的方向是力求使足球运动群众化、经常化和社会化，发动社会，调动各系统、各部门的力量，通力协办足球，积极提倡群众自办足球。提出了1984—1990年把大连市建成“足球城”的设想。北京市实行四级运动员培训机制，即建立市体工队足球班、市体校足球运动班，区县足球运动班和足球传统中小学校的四级培训机制。天津着手建立足球重点学校——业余体校——市体校——集训队的四级训练网，系统培养足球运动员，等等。

（八）推行足球运动社会化

打破体委过分集中办专业球队的单一和僵化局面，采用灵活合作的方式，由企业出资赞助，共同办队，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第一个与广州市体委合办广州白云队，其它地方纷纷效仿，到1980年代中期，赞助冠名的球队有广东万宝队，辽宁东药队，天津海鸥队，北京雪花队等等，参加全国足球联赛的男女足球队都不同程度得到了企业冠名赞助，给足球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动力，同时也改善了球队的训练和比赛条件，球员也从中提高了个人收入和待遇。不仅球队与企业合作，而且企业也与中国足协合作共建国家队，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按照规定，国家足球队在正式比赛上不能为企业冠名，而企业又以冠名为赞助的首要条件，但国家队又受制于财政经费的不足，为解决这一困境，1988年广州奇星药厂经与中国足协协商，决定与中国足协共建中国女子足球队，开启了企业共建各级国家队的先河。到1980年代后期，企业赞助形式更加多样化，经常化和商业化，不仅赞助冠名球队，而且也赞助冠名各种比赛，如1986-1987年全国甲级队足球联赛由香港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赞助，冠名“金利来杯”，1988年由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赞助，冠名“厦工杯”。地方各级体委与当地企业合作，各种冠名的“杯赛”纷纷涌现。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足球社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成为必然，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就顺势而生，职业足球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为1993年专业足球队转制为职业和半职业足球俱乐部开启职业足球联赛酝酿了比较成熟的条件。 XlGJtw7E+6r8UP3ewrUPDCsggw0XyOkGv30KTeg6uynjRY/ZwNjZAq1XuuVAJU99